沉重的记忆--读人·岁月·生活-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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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　颐书屋品茗
　　最初听说爱伦堡，还是在“文革”初期的少年时代。当时的大批判经常提起他的小说《解冻》，斥之为“苏修”“反斯大林”的代表作，是株大名鼎鼎的“大毒草”，以致“解冻”后来一直成为“某种思潮”的代称。但几年后，他的《人·岁月·生活》中文节译本却在一些青年中“热烈地”悄悄流传。“热烈”，是因其在圈内争相传阅，无缘“传阅”者甚至以听“传说”为快；“悄悄”，是不能公开阅读，若被告发，则会受到迫害，所以读此书要冒相当的风险。这个节译本原是“文革”中为“大批判”作为“反面教材”而翻译出版的“内部发行”本，发行量极少，只有相当级别的“高干”才能读到。主事者可能根本没有想到，此时一些青年对“文革”的热情早已冷却，甚至已深有“幻灭”之感，这本书对他们却起了一定的思想启蒙作用，反使他们从中对“当代”西方文化有了些许了解。几十年后的今天终于读到公开发行的全译本（海南出版社1999年版），往事、今事一齐涌上心头，确令人有种说不出的感慨。
　　生于一八九一年的爱伦堡少年时代即参加了社会民主党的地下工作，同时开始文学创作，十七岁入狱，十九岁到巴黎深造。十月革命后，他参加苏维埃政府的工作，后以记者的身分长期外驻西欧，与西欧文化界关系既深且远，甚至成为苏联与西方文化关系中一条重要的“纽带”。这部一百四十万字的回忆录写于六十年代，作者详叙了从记事时起到五十年代中自己经历的人与事，大到两次世界大战、世界革命，小至周围一些同事的个人嗜好。他的特殊经历，使他与当时俄苏和西方的政治活动家、作家、艺术家等大量精英人物都有或深或浅的交往，而与文化艺术界人物的交往更多、更深，书中所着笔墨更多。他有种特殊的才能，对每个人的描写无论着笔或多或少，或粗或细，都栩栩如生，格外传神。慢慢读来，一幅生动丰富的二十世纪前半叶欧洲文化界的历史图景在我们面前缓缓展开，使人有身临其境之感，真切感受到当时的时代、社会氛围，甚至可以从中看到欧洲一代知识分子心灵、精神的发育史。更有意义的是，在某种程度上也可成为深受俄国精神影响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一面镜子，使我们对自身的认识更加深刻。
　　一
　　左倾，无疑是那个时代人文知识分子的主调。第一次世界大战给欧洲知识分子造成了巨大的精神创伤，作为战地记者，爱伦堡亲眼看到了现代化战争的残酷：“死亡是机械式的。”看到双方的战士奋不顾身，英勇作战，互相残杀，他感叹道：“这些人大部分是好人，真诚地相信他们正在保卫祖国、自由、人类的尊严；然而他们却不过是一台巨型机器上极小的零件罢了。”（上卷，第177页）
　　对于欧洲和俄国知识分子来说，“一战”成为美好的“昨日的世界”和“可怕的今天”之间的分水岭。在精神上，许多知识分子也陷入狂热之中，他们以近于迷狂的语言宣扬“爱国主义”、民族主义，鼓吹对敌国的仇恨和战争，提倡极具蛊惑性的英雄主义，对群众的激情起了火上浇油的作用。只有罗曼·罗兰等少数知识分子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虽成为众矢之的，被责骂为胆小鬼、失败主义者、堕落、叛徒、内奸、民族的敌人……但仍与这种煽动战争、仇恨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进行斗争。其实，罗曼·罗兰等人才是真正的英雄，而这种理性的英雄主义最为难得。只有经过巨大的浩劫之后，普遍的狂热才会渐渐冷却，理性的声音才能被社会听见、接受，反战、和平终于成为普遍的情绪和愿望。然而，精神的深创巨痛并不因战争的结束而平复，旧的价值、观念悚然轰毁，人们在精神的虚无中痛苦彷徨，热切地追求新价值、新世界。
　　十月革命，填补了他们价值的虚空，给他们带来新的希望，同时给平淡无味的生活带来强烈刺激，使他们在令人沮丧的现实中看到理想之光。对那些艺术家和人文知识分子而言，俄国革命更具浪漫色彩，因为他们天生无拘无束，不愿受任何体制、习俗和种种规范的束缚，对任何“体制”都抱有反感，抨击体制、权力、金钱……对个性的压抑。推翻旧体制的俄国革命使他们空前兴奋起来，以为迎来了一个没有“体制”、自由自在的新时代。
　　一九一八年五月一日，莫斯科全城都用未来派和至上派的油画装饰起来，全城都画满了抽象派的色块，“在红场上出现的不是学院派的画家，而是未来主义者、立体主义者、至上主义者”。（上卷，第273页）“左翼艺术”发出了“第一号命令”，虽然到处都是饥饿与寒冷，但到处都有人在朗颂诗歌，“这不是诗歌节，而是整整一个诗歌的时代”。各种流派不胜枚举，共产主义未来派、形象派、无产阶级文化派、表现派、费定斯特派、无物体派、现在派、阿克泰派……（上卷，第365页）生活本身似乎已成为“艺术”，一群群浪漫文人已经进入亢奋状态。十月革命后不久，爱伦堡作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的“外交信使”重返西方，发现谈论俄国革命一时间成为欧洲知识界的时髦，文学艺术中的未来派、超现实主义、结构主义……都从中汲取灵感，发表一通又一通关于社会革命、文学和艺术革命（包括内容与形式）的宣言，歌颂这场革命。这时“他们之中有许多人盼望暴风雨，但暴风雨对于他们说来只是一种抽象的概念：对于一部分人说来是启示录中的世界末日，对于另一部分人说来是一场戏剧演出”。（中卷，第131页）甚至在上流社会的沙龙里，赞美“俄罗斯的实验”也成了一种时髦，“对苏维埃的一切都加以赞美的冒牌绅士获得了‘布尔什维赞’的绰号”，一位网球运动员也对爱伦堡说：“听说你们已经废除了钞票。这好极啦！我痛恨计算开支……”（中卷，第92页）
　　此时，无论是俄国还是西方的这些充满浪漫情怀的知识分子当然不会想到，几年后所有这些诸如超现实、未来主义、抽象派、立体派、现代派……等各种艺术流派在苏联和今后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将被作为“资产阶级腐朽观念”的表现而被彻底消灭！只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才是惟一“正确”、因此成为惟一存在的艺术流派。他们没有想到，旧体制被推翻之后，建立的是一个更加严格、精确、将每一个人都作为这部精密的国家机器上的一个被设计、安放好的齿轮和螺丝钉。
　　从少年时代起就卷入反对沙皇革命斗争的爱伦堡对革命的热烈赞颂自不待言，他对“革命”的理解颇具代表性。当他不久因公从西欧重返莫斯科时，不禁大吃一惊。因为他出国时正是物质极度匮乏，但普天下“星期六义务劳动”的军事共产主义的最后几周，此次回来已是“新经济政策”时期。“新经济政策”使工厂立即恢复生产，经济充满活力，原来空空如也的商店现在商品琳琅满目，应有尽有，人们的生活迅速摆脱极端贫困的战时状态，对此，爱伦堡却大惑不解，极为反感！他讥讽地写道：“肚子不仅恢复了自己的权利，而且还受到推崇”，“莫斯科人吃胖了，脸上露出了笑容”。他感到人们因此开始追求物质享受，丧失了不久前革命所产生的浪漫精神和崇高理想；“新经济政策”造成了贫富差别，并产生了新的暴富阶层——“耐普曼”……他失望地感到这些“同我久远的童年时代一样”，因此“常常觉得新经济政策是一种令人不安的丑恶现象”。“叶赛宁称之为‘酒馆的’莫斯科正在以一种病态的冲动胡闹，这像是上个世纪加利福尼亚的淘金狂和贬值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气质的一种混合物”。总之，“一片白雪怜悯地覆盖着一切。当解冻的天气刚一来到，地面就暴露出来了。新经济政策时期，市侩习气使我们大为震惊，有时甚至令人感到绝望，那时我们也太天真了，不明白改造人远比改变管理国家的制度困难得多”。（中卷，第63—67页）
　　几十年后的历史证明，苏联以后的种种灾难和悲剧，在很大程度上恰恰是因为放弃了“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的核心是实行市场经济，因此使社会物质极大丰富，人们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但从浪漫主义或道德理想主义的角度出发，则会更多地看到它的种种“丑恶现象”和负面作用，因为它仅是一种“正常”（因此不够“崇高”）的社会。这种平平常常的社会格外不适合爱伦堡这类浪漫性格的知识分子，他们无法接受社会经过“革命”后总要平静、恢复常态的现实，因此甚至感到“绝望”，他们渴望、需要的是每天都充满刺激、一浪高过一浪的“盛大的节日”，他们自己往往衣食无虞（有人其实格外重视自己的利益）却将刚刚告别饥饿因而食欲旺盛的百姓讥之为没有人文精神、道德理想，只知道“推崇肚子”，认为社会鼓励并提供致富机会是使人“唯利是图”的堕落……而他们的理想是用一种崇高的道德原则“改造人”、创造一个“完美无缺的社会”。其实，不少巨大的历史悲剧和灾难正是这种要创造一个完美无缺的乌托邦世界造成的。而肯定人的欲望、承认人的权利的社会所要求的“道德基础”可能最低、最不崇高最无理想、最平常乃至最平庸，生活日复一日没有大起大落的刺激，缺乏激情和浪漫，并且不乏种种丑恶现象。这种社会或许不是“理想”的，虽然没有多少激动人心的事件和英雄豪杰，但却是灾难可能最少也最小、大多数人都能平平安安“过日子”的正常社会。对某些知识分子来说，这种生活可能非常乏味，缺乏精神的魅力。因此，他们热情宣扬、鼓吹要用一种“理想原则”来改造人，塑造一个理想的社会。极而言之，许多巨大的罪恶恰恰因之而成，如此塑造出的将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世界。但这种思想的精神魅力确难抗拒，对知识分子更具诱惑，甚至成为“知识分子的鸦片”，所以对此要格外警惕。
　　法西斯主义是在此“价值轰毁”中兴起的另一个极端思潮，也吸引了不少对旧世界强烈不满、追求浪漫的知识分子和劳苦大众。在法西斯主义从产生到强大的二三十年代，爱伦堡一直常驻西欧，在德、意、法等国之间来来往往，可说亲眼看到了法西斯主义从初兴到攫取权力的全过程。
　　二十年代的欧洲，经济经过战争的重创一直没有恢复，危机四伏，社会矛盾重重。爱伦堡来到柏林看到的是满目疮痍，人们颓败不堪，是一个充满动乱和绝望情绪的悲观世界。这时的通货膨胀达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天文数字，一个鸡蛋价钱高达四十亿马克，一根鞋带比从前拥有两千双鞋的豪华商店还贵，一本书的价钱比从前有几百台机器的印刷厂还要高……到一九二三年秋，一美元竟能兑四十亿马克，而后就数以兆计，马克完全崩溃。爱伦堡曾与人一同到一个旧军官的家中做客，没想到谈话不久主人的两个女儿竟赤身裸体地开始跳舞，“母亲用满怀期望的目光望着外国客人：也许，他们会喜欢自己的女儿，并且用美元付钞，如果付马克那就太糟了，明天早晨它又会贬值。这位可敬的妈妈叹口气说：‘这难道是生活？这是世界末日……’”（中卷，第5页）城市贫民和工人更似乎时时都准备暴动，知识分子不是悲观失望就是怒气冲冲，不少人用诗歌、画笔代替枪炮、炸弹进行歇斯底里大发作，不少浪漫知识分子因“新经济政策”也对俄国革命失望。“《行动》杂志的诗人们写道，实行新经济政策之后，他们再也不相信俄罗斯了，德国人将要向世界表明，什么才是真正的革命。一个诗人说：“首先应当在各国同时杀掉一千万人，这是最低数字……”（中卷，第9页）在意大利，他一次次看到黑衫党的暴行和规模越来越大的游行，那些法西斯党徒相信“他们的领袖正在引导意大利走向繁荣、社会正义并摆脱国际资本”。（中卷，第83页）他还听到墨索里尼在一次阅兵式上的演说：“法西斯主义的和无产阶级的意大利，前进！……”（中卷，第257页）作为记者，他多次参加德国纳粹在缭绕着浓浓劣质烟味的啤酒馆、咖啡馆的聚会，发现许多激烈的发言者都是工人，这点使他感到“难以忍受的痛苦”，“当然，我先前就知道在纳粹分子中有不少工人，但是在报上看到这一点是一回事，亲眼看到却是另一回事。难道你能说那个上了岁数的工人是法西斯分子？”（中卷，第200页）在纳粹的选票中，工人选票占了相当大一部分，而“他们之所以投票拥护纳粹分子是因为他们憎恨资本主义”。（中卷，第198页）宣传、鼓动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和种族优秀论是法西斯主义吸引人的另一个主要手段，在战败的德国，则更易煽动民众的极端情绪，使反对者理性的声音被狂热淹没。对法西斯制造的领袖崇拜如何使个人跪倒在领袖脚下丧失了思考能力，爱伦堡也有生动的描述与深刻的分析。
　　经济长期萧条，贪污腐败严重，贫富差别加大，政治动荡不安，旧的价值体系突然轰毁……这种危机四伏的社会条件，使法西斯主义宣传的极端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爱国主义，对国际资本的反对，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对公平、正义的抽象呼唤，以“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的名义、在领袖崇拜的同时又将“人民”变成完全否定个人的抽象概念等等，无不十分“公正”“正义”，也因此确具极强的吸引力与煽动性。这一切，终使法西斯主义突然成为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强大的社会运动，最终给人类带来空前的浩劫。这一沉痛的历史教训，万勿轻忘。
　　《人·岁月·生活》反映出一战后欧洲知识分子心路历程，他们的彷徨、探索，对理想的追求和最后的结果，的确引人深思。如俄、德一些浪漫文人对“新经济政策”的反感、反对尤其值得反复回味！以抽象的公平、平等、正义、道德、人民、集体等等为号召最易打动人心，因此一方面容易成为野心家的工具，而另一方面，使那些充满真诚的理想抱负和强烈的正义感的人们，更认为不择手段彻底贯彻这些原则理所当然。后者的悲剧在于实际是“做恶”还自以为“行善”，因此做出种种骇人听闻的暴行时没有任何道德障碍。结果与其初衷相反，必然造成一个更不公、不义、不道德、否定个人实际也就否定了人民的社会。当然，在平稳正常的工作中，种种“极端”思想通常只能“蜗居”社会边缘，危害有限，它们对社会的批判甚至有助于人们对社会弊病的认识，有助于社会的改进，而浪漫主义勿宁说是对心灵、精神的有益补充。然而在社会转型矛盾尖锐时期或动荡不安、危机严重时刻，种种极端思想和这类浪漫主义顿成最具吸引力的主流思潮，形成迷狂的风暴，一切更为理性的其他声音都被它压倒，造成巨大的灾难。
　　二
　　作为驻外记者，爱伦堡当然经常返国，但从三十年代中期起，国内的许多新情况使他茫然不解，甚至痛苦不堪。对“未来世界”充满幻想的真诚，使不少人对“斯大林时代”的种种罪恶不是视而不见就是找出种种为之“解脱”的理由。对此，身处其中的爱伦堡也不例外。
　　一九三五年他回国在克里姆林宫参加出席斯达汉诺夫工作者大会，第一次看到了狂热的个人崇拜。斯大林出现时全体起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