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之旅-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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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我好动又好奇，从小见到任何新事物，总是缠着大人东问西问，不到弄个明白不休，最后总是换来白眼。再若是看到能动的机械，就有一种难以抗拒的诱惑，驱使着我非把它拆开不可，这也是我惹祸上身，常常挨打的根本原因之一。好在拆多了，经验丰富，家中的东西一坏，我总能修好。更妙的是，每次修完了，准会多出几个零件来。
记得最令我困惑的，是个上发条的老式留声机，不论我怎样拆了又装，装了又拆，始终找不到机器里面那个唱歌的“小人”。直到有一次，我偶然发现把唱针插在火柴盒上，划过唱片上的回纹，火柴盒居然也能发出声音来。我才知道唱片的纹路并不平滑，使得唱针振动，声音是盒子共鸣所发生的。
我的修理技术得到肯定，是因为一个德国制的闹钟不走了，店家说不能修。我便彻底把它解体，发现原来是动力发条断了，那种发条是钢制的，弹性极强。我想尽了办法，胶不上，黏不住。最后只好学铁匠，把剩下较长的一半发条，丢在厨房的“煤球”炉子里，等到烧得通红，将一端搥得叠回来，再钩住固定的柱子。终于，钟给修好了。只是有一个缺点，一天要上两次发条才行。
父亲有支四五口径的手枪，无意中被我发现了。花了些功夫，我能很熟练地把它分解、还原，而且经常上油、保养。我常幻想，如果遇到强盗，有枪在手岂不威风？于是我将子弹上膛，并把保险扣上。这些“技术”完全是我自己摸索出来的，而使用枪的“观念”却丝毫没有。有一天我正偷偷地把玩，突然被妹妹发现了，她叫着说：
“我告爸爸去，说你在玩枪！”
我吓了一跳，下意识地把枪对着她，恐吓她说：
“你敢告？我先打你！”
“你不敢。”
我为了吓她，便扣着扳机说：
“我开枪啰！”
“你开吧！”她毫不在乎。
我一扣扳机，保险闩着，扣不动，我便拨开保险钮。这时心里突然一动，为什么上了保险呢？再把枪膛拉开，一颗子弹平躺在膛中！
剎时，我浑身上下直冒冷汗，手脚发软，竟然滑倒在地上。妹妹以为我在陪她玩，自己装死，带着胜利的微笑走了。自此以后，我一见到枪就心惊胆跳。
前面提过，我自己动手做“油印机”，做反射式“放映机”，还设计过玩具水枪以及很多有趣的机械。可是当时社会环境配合不上，父亲认为只有读书重要，这些雕虫小技会“玩物丧志”，在家中绝对禁止。
有一次我做得太过火了，那是在初三，我学会了装收音机。但由于台湾是戒严地区，所有的通讯器材都受到军事管制，有钱也无处可买。我发现父亲汽车里有个直流式真空管收音机，从来没有人用过，于是我偷偷地把能拆的零件都拆了下来。一面参考书本，一面动手，将之改装成一部“交流式超外差五管收音机”。
靠着这五只真空管，我做了不少电子实验，那一阵子对电子简直入了迷，见到任何电器都想要，得不到便偷，包括宫家也是我偷窃的对象之一。每天不管去哪里，总会带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回来。
我发现“矿石耳机”并不需要“天线”，那时我所能找到的耳机，都是电磁式的，一片铁片下面是个感应线圈绕着的磁蕊。当直流电通过感应线圈时，磁蕊便会产生磁力线，使铁片振动。空中的电磁波是交流的，矿石具有整波的功能，能将空中的电波分割成为直流半波，立即可以收听。
当然，除了耳机外，还有选台、天线、音量增益等问题。但是我对矿石耳机有兴趣，唯一的目的是希望做一台超小型的收音机，以便上课时偷听。矿石耳机不论怎样设计，因为音量小，分频都不理想。而我所用的器材都是军事报废品，经常不是这里坏便是那里失灵。最可恶的也就是这种“不可测”的因素，非常浪费时间及精力。
有几次，我猜想是耳机坏了，便把耳机拆了下来。那里面的线圈比头发还要细，一不小心，线一断，可就真正报废了。拆了几次，技术熟了，我认为耳机虽小，里面的空间还可以充分应用，便设法把矿石固定在耳机里。
这种小工程可大不易，首先是矿石的灵敏度不稳，良好的接触点非常难选。终于我用两个小弹簧解决了，再要把小弹簧及矿石装进耳机的空隙里，真有如骆驼穿针！差不多忙了一个多月，我锲而不舍，最后成功了，一只耳机，外加一根下垂的短短天线，就可以收听距离最近的广播电台！
完成后，我拿到学校去“现宝”，同学们争着把玩，一不小心，把那根脆弱不堪的天线给弄断了！那时的挫折感，简直不能以言语来形容。完了！再做一个？我实在没有耐心，而且也没有足够的材料了。
无意中，我把已经坏了的耳机放近耳边，没想到竟然还有音乐声！不错，果然是电台播放的音乐！为什么天线断了还收听得到呢？为了要找出原因，我又把它拆开，原因没找到，只是再还原时，耳机却彻彻底底的报销了。
我实在太忙了，没有再做第二个，其实不用天线的理由很简单，电磁线圈本身就有电感，只要离电台近，就会有足够的电力推动耳机。很可能我当时所做的耳机，是世界上最小的收音机。天下所谓的发明，不也就是排列组合出来的吗？
不久，我的房间变成了“实验室”，为了要试验“磁场”，我把偷来的电线围绕在墙壁四周，通以电流。由于没有电流负载观念，一接电，就把家里的保险丝烧断了。
因为天天修保险丝，我发现到家中电源一根是火线，一根是地线。我用一支很长的钢筋，深深地埋进地里，作为自己的地线，再接上家电的火线，另成一个回路。这一来，不论我怎样用电，电表始终不动。有时两根电线的负载处冒起青白色的火弧，家里的电灯就一明一暗有如鬼火，接下去就传来父亲大骂电力公司的吼声。
这些实验叫我又兴奋、又害怕，由于我曾被电击过多次，深知那种痛苦。为了防止家人无意中撞进来，我便在房门的把手上，贴了二片铜片，各接上电源。只有我知道，在铜片之外的位置比较安全，摸到铜片准会被电击。
我从来没有想到这会有什么后果，只认为这样就不会有人进来了。一天，我放学回家，突然见到房门洞开，屋子里干干净净的，所有偷来的宝贝、多时的心血，全部失踪。当然免不了还挨了顿狠打，连一向温柔的阿香也对我怒目相视。
玩够了，也玩怕了，我对电的兴趣消失了，从此再也没有去想它。
到了考虑未来前途的当儿，这些情景也都点点浮上心头。是否该学机械？电子？为了什么？这些在我经验里，摸摸就会了，还用得着学四年吗？此外，在当年除了好奇之外，我只是利用这些“技术”来制造自己所需要的“工具”，再应用工具做我喜爱的事物。重要的是后者而非前者，那我去学技术做什么？
所以，我决定不学理工，农、医科则是连想都不曾想过。剩下来的，只有我真心喜爱的音乐、美术、文学三科，一时之间“鱼与熊掌”难以取舍。
考虑再三，我认为画画不用学，大自然的一切都是我的老师，只要有鉴赏力，我可以自画自学。文学也是一样，或许写作需要些技巧，可是在学校从来没有一个老师教我如何作文。每次上作文课，老师只是出个题目，便由各人埋头去写。最后本子发下来，上面几个红笔圈圈，加上一个分数，了不起有两句不痛不痒的评语。这又代表了什么？那有什么可学？又学得到什么？
记得毛姆着的《一生必读之十大名著》中，说到作品成败的关键，并非文字的写作技巧，而是生活的体验。生活体验是无人可教的，我只要用心体会就是。
只有音乐，那是令我感到陌生的世界，“她”超然于生活经历之外，是一种不食人间烟火的、抽象的、绝对的精神境界。区区几个音符，就可以让我热情奔放或是心酸凄楚，好象在宇宙的某一个地方，有个力量操纵着，一切感受都由不得己。
人的生理结构很微妙，听觉的功能或许不是最强的，但却随时可以提供外在的一些动静状况，好提醒视觉去观察。我们可以闭上眼睛，拒绝看任何东西，却无法阻止声音侵入我们的耳朵。不仅如此，听觉中枢还直接连通反应中枢，以致人对声音特别敏感。
动物生存的威胁常来自环境的变化，或者是其它生物的攻击。这些情况经常会产生震动，发出音波，所以动物便发展出听觉，以利于生存。又由于音波的传送比较不受地形及环境的影响，所以由声音辨识出是求偶或是警兆，远比视觉来得容易。人类承袭了动物的生理结构，对声音的感受直接了当，并能毫无保留地传输到大脑的神经中枢，瞬间导致人的感知。
宇宙中时时刻刻都有各种能量的变化，以致声波充斥在空气中，无休无止地传播着。有的声音需要听觉辨别，以作利害的判断；有的则无关紧要，对我们毫无威胁。为什么在这些变化中，人能够下意识地随时作出正确有效的分辨呢？
听觉中枢有种功能，就是当某一系列声音一再重复时，“感觉阀”会自动提高，使听觉神经不受其干扰。而变化不断的声波代表着新发生的状况，其感觉阀低，故能保持敏锐的感受，立刻被听觉察知。
于是，音乐家出现了，他们利用声音直接撼动人心的力量，选择了能使大脑细胞产生共振的谐和音，使人在音乐中得到共鸣的感受。又由于“感觉阀”的生理结构，所以必须加上各种变化。然而太多的变化又会让人分神，故变化中要有规律，使人容易熟悉，产生亲切感。所谓亲切感，实际上就是大脑神经已经有了导通的神经通路。因为已经导通，所以电阻低，意识中枢的电势就很容易流经该区。
人对事物的兴趣，就是指意识导向阻力最低的有利状态；人对事物的了解，则是该事物与自己相关的信息。有些事物虽然了解得很透彻，却不见得能引起兴趣，因为一成不变的信道，又会提高感觉阀。好的音乐都有适度的变化，既符合规律性，又能维持感觉阀的灵敏度。从对音乐的分析，我发现它与人性有绝对的关系。
我不敢说当年就是这样想，但有一点却是千真万确，我认定由音乐可以了解人性。基于自己的遭遇，我急欲追求对人性的认知，所以，我决定学音乐。
同时，除了探索人性外，我还想学一些创造的方法。从小我就被逼着思考，全靠自己解决问题，长年累月下来，养成了用脑筋的习惯。习惯养成后，思考变成了一种“反应”，脑筋动得很快。有了这个长处，我发现自己什么都能学，而且学得又快又好。但是，模仿是一回事，每到想创造些什么时，脑中却是汪洋一片，无从下手。
我直觉地认为，绘画只是模仿大自然，文学也不过描述人间事物，只有音乐完全是创造。所以一定有一种“创造的方法”，否则如何把那些无机的音符，组织成为动人心魄，歌之泣之的“天籁”？
音乐属于文组，因此我选择了高三戊班，专攻文科。
台中一中的师资比我在台北所见的要好，也可能是进了高三，远离了家庭纠纷和无谓的烦恼，所以开始注意到老师的素质。
比如说一位姓王的历史老师，他讲课时常把自己的看法与书本上的观点相互分析、比较。记得最清楚的一件历史公案，是历史课本上说汉朝王莽“礼贤下士，布衣终生”是“伪善”，王老师批评说：
“什么是‘伪善’？在人前和人后，在过去和现在表现得不一样，这叫做‘伪’；如果有一个人的‘善行’是‘伪’，当然是‘伪善’。而王莽‘礼贤下士，布衣终生’，这句话分明是说，他在人前人后，一辈子从生到死都是这样，怎能叫伪善呢？”大家听了，都觉得有理，王老师继续说：
“不论是什么人，要人人赞美是不可能的，我们要有判断力，不能盲目相信史书，因为史书只是少数人的记述……”
这些话对我的帮助非常大，个人行为的可信与否，应以终生的表现为依归，不必在意别人一时的批评。记得母亲也常常用这个观念来教导我，但是我觉得很难做到，因为我对自己没有信心，不知道怎样才算正确。
还有国文老师，他把上课的气氛弄得很轻松，常常讲解些课外的题目，帮助我们了解课文。尤其在作文时，他从来不出题目，任凭各人发挥。同学若写不出什么，画个大押，他也不以为忤。但遇有值得夸赞的文章，他一定提出来讲评一番。
一中的自由学风很盛，我们宿舍里有一位同学，在床头挂了个“钟摆”，每天埋首研究“自由落体”，不幸他后来被家人强迫进了医学院。还有甲组一位同学杨维哲，他把大学里有关数学的课程全都自修完毕，常为人所津津乐道。
不记得是什么时候，有一天，几个同学上气不接下气地跑进来，说在台中戏院隔壁楼上有几个美国人，他们一边往楼下撒钞票，一边对捡钱的人拍照。同学们无不愤然，爱钱本是人的天性，美国人怎么能自以为有钱，便利用人性的弱点，拍照侮辱中国人。
一传十，十传百，没有多久，几乎全宿舍的同学都被惊动了。事不宜迟，大伙不约而同地，都往市区跑。
谁知一到校门口，就有位教官等在那里，把着大门。仗着人多，同学们开始起哄，有位同学向教官解释了经过，然后大声问：
“我们读书是为了什么？ 难道眼睁睁地看外国人侮辱我们？”
同学们一阵叫好，教官想了想，说：
“好，要去我们一起去，排好队，一切听我指挥。”
同学们立刻响应，自动排好队伍，准备出发。
正要走时，又有同学跑回来，说事情已经解决，几个老美被警察请走了。
幸而没有闹成大事，但是过不多久，那位教官却被调走了。
另外一次，是“刘自然事件”爆发，全国哗然，同学们也群情激愤。起因是一个美国人在台湾杀了人，结果美军当局却使用“治外法权”，硬判杀人的美军无罪。
在我以往的印象中，美国人都是些自命财大气粗的暴发户，胳膊上老“挂”着一个身材娇小、打扮怪异的廉价吧女，吊儿郎当的到处招摇。
当时台湾的观光业并不发达，在台的“老美”实际上只是些待遇不高的水兵。但因用的是美金，台湾生活程度又低，所以其享受骄人，每每令国人自惭形秽。
我们原是自尊自信的民族，有自己的价值观念。只因目前国力衰弱了，需要美国盟友的协助。但这并不表示我们就应该牺牲自己的基本信念，丧失国家的主权。人会死，国会亡，江山也会易容，但没有任何人甘为人之奴。
同学们知道学校绝不容许大家去惹事，便打算偷偷地与其它学校联络，约好时间，准备一同上街游行。
我们还在商议中，有位外号“小教官”的教官，深夜把我叫去，劈口就说：
“你不要把台北的那一套给我带到台中来，我不是好惹的！”
我猜是为了刘自然事件，故作不懂，问道：
“我把台北哪一套带到台中来了？ 请教官讲明白一点。”
“你想来闹学潮，是不是？”这是当时司空见惯的“白色”管教公式，小教官先把“黑帽子”给我扣上。
我一听，满腔怒火都激发了。从小到大，老是碰到各种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