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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章

智慧之旅-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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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人人皆醉之际,到底有没有独醒的孤魂,在旁观的立场,透视这场剧变的前因后果?尽管今天世人已被感染,众口铄金,聚息成风。但是只要人类不毁灭,总会有痛定思痛,反省检讨的一天。在现实的人生,主流与非主流之间,也是一场意识型态之争。好在人人都有自我表达之自由,这不正是自由的原意吗?
  一般说来,知识可以分为两类,一是思维、判断的方式,另一种则是工作、生存的工具。很不幸的,前一种方式,从小学到大学,由课本到课堂,我素未得闻。至于生存的工具,想要评估究竟学到了多少,唯一的方法是用金钱及地位来衡量。
  于是,每年由各大学流出来的大量知识分子,在精心的规划下,无一不是唯利是图,唯我是尊的菁英。不喻可知,这种社会所导致的结果,必然是笑贫不笑娼。从乐观的角度来看,国家富强了,社会繁荣了。但是集中了天下所有最精密的机具,创造了空前绝后的财富与资产,却不表示这个社会上的人,就具备了思维判断的能力。这些财富与资产,充其量只能满足人生物质上的需求,难道人生仅仅是物质就能满足的吗?
  少数人为了保存既得利益,但求一时的偏安,不顾千秋万世的民族基业,这才是真正的病因所在。人人为己,事事循私,争权夺利,贪赃枉法,只要个人行为不会影响改变到社会现状的,都能畅所欲为。倘若有人为了国家利益,痛砭时弊,那怕是小有微言,也不能见容于当局,被视为异端而抱憾终生。
  要求人人都做圣贤是不可能的,但是人失去了见贤思齐的机会,则是可悲的。人生有如航行在汪洋中的扁舟,没有导航,得不到指引,扁舟会飘流到何方呢?当然,争权夺利本为人生百态之一,贪图荣华富贵也不算大错。只是如果稍稍在良知中,供奉一尊神佛,存一点做人做事的道理,下一代就还有新生的希望!
  我们学校里人事倾轧,文斗武斗之丑态,日有所闻。有两位女教授曾在教务处大打出手,事后黑函满天飞,很多无辜的同学都受到株连。
  有一次农化系一位品学兼优的同学,只因看不惯这种乱象,气愤不过,在黑板上写了几个对某女教授不敬的文字。立即有大批警总人员来校,把他抓走,严刑拷问了三天。回来以后,他一句话也不说,埋头苦读英文,最后逃往美国,不知所终。
  我们农艺系的师资最差,好的人材不是留在大陆,便是进了美援机构“农业复兴委员会”,再不然就是在台大任教。我们的系主任,背景很硬,手段很高,只是肚中无货,忌才弄权。高年级同学一提到他,个个摇头不语。
  当时系里有位张文材助教,写了一篇论文,题目是<钴六十对水稻诱变的研究>。系主任明白地告诉他,按照学校规定,论文不能私自发表,只要系主任加以否决,这篇论文便成为一张废纸。如果能将此论文以系主任的名义发表,基于互惠的立场,他还有升为讲师的希望。
  张文材当时走头无路,碍于客观环境,只得欣然同意。结果,敝系主任因为这篇论文,成了国家“原子能委员会”的委员。代表我国参加在巴黎举行的“国际原子能和平应用会议”,并在会中宣读该论文。
  事后系主任名利双收,贵人多忘事,张文材仍做了多年助教。此事全校上下无人不知,可是谁也不敢仗义直言。不仅如此,系主任甚至利用职权,将同学的毕业论文汇集成册。以其个人名义出版,名为《稻作学》。凡是上课的学生必须向他本人订购该书,如果大名未列入订购名单,那稻作学一科绝对保证重修。
  我是到了二年级才有缘领教,最初实在是没有钱买他的课本,加上又不愿屈服在重修的胁迫下,所以一直拒买。同学们一再好心地劝我,都认为我是螳臂当车,为了一本书断送前途,实在不值得。
  话虽有理,但是这个不值得,那样也不必要,人生究竟要妥协到什么地步呢?考虑再三,最后我还是屈服了。因为我上课时间很少,为了消耗精力,经常办活动、请公假,既知山有虎,何必偏向虎山行?我嘴巴虽硬,其实很怕留级,白天还好,夜间一入梦,总是被考试急得冷汗淋漓,最后只好忍痛登记买了一本。为了那一本一百五十元的“圣经”,我足足吃了好几个月的苦头,不免恨他入骨。
  系主任上课才是今古奇谭,他先悠闲地坐下,慢慢打开他那须臾不离的皮包,准备祭出法宝。第一招我们称之为“招魂摄魄”,是一对一的验明正身。大约前后需要十分多钟。那种慢动作很像电影上的特写镜头,他很仔细地戴上老花眼镜,用手指尖移向点名册上,认清楚了名册上的人名。然后再用“超级慢动作”取下老花眼镜,先向同学们扫瞄一遍,这才激活他那没几个人听得懂的“湖南官话”语音系统,一个字一个字地“唱”出来。同学们一半靠猜,一半靠别人的提示,才知道这支“歌名”是自己。
  这时,同学们一定要站起来,大声地答应:“是”,系主任仔细鉴赏老大一会儿,像是疼爱多年未见的小孙子一般。然后“嗯”的一声,点点头,戴上老花眼睛,再点第二个。如果那位同学不在,他会千篇一律地拉长了尾音,混着浓而重的鼻音问:
  “啊?到哪里克(‘去’发‘克’音)啊?”
  如果没人答腔,他会以同样的腔调说:
  “啊!冇来啊!”
  然后在他专用的点名册上“用力”地记上一笔。不论是公假、病假、事假,他同样地说:“啊!冇来啊!”同样“用力”地记上一笔。
  如此这般,据高班同学的通报,十数年来,他乐此不疲,甚至有人说:
  “老人家靠这招吃遍天下,上了瘾!”
  初时我们以为他会认人,后来发现他这样做只是在拖时间。因为学长一再指点,如果有同学不在,不妨换个人答应,但是我们不敢。有次,一位同学试了一试,先还打算装着听错了,却见他“嗯”一声,点点头,一副认得的样子,全班欣然微笑。
  点完了名,下一招定是“乾坤挪移”,真正的好戏才算开场。他会随手任意翻开一页,如果是统计表格,他就口中喃喃地念着:
  “一个圈、两个圈、三个圈……啊!”他抬起了头,把老花眼镜取下,对大家说:“是一清(千)三百……”没有人知道个中玄机,只好呆呆地等着他老人家的启示。
  这时他才低下头去,慢慢地戴上老花眼镜,食指沿着外页向下滑落。看了看,又取下老花眼镜,作恍然大悟状,干笑着说:
  “啊!是三百呃(二)十嗯(五)一(页)。”一时同学们如获圣旨,纷纷交头接耳,猜来猜去,一个个热情地翻着书本,教室中嗡嗡哗哗一片。系主任就展开了笑颜,觉得孩子们颇令龙心大悦。
  如果不是表格,他就会另翻一页,或是叫同学们站起来,像小学生一般地读诵那些文字,由于这本书都是以往同学的毕业论文,学农的本不重视语文,每个人的文笔又各有不同的体裁,更何况随手翻来,无头无尾,读来简直不知所云。
  学长们一再强调,整个四年中只有几道难关,而系主任这道则险如“蜀道”,千万要忍耐。要逃课也千万避免请假,找个同学代答即可。一则我不愿麻烦他人,二则我走惯了险路,怕归怕,总忍不住想向权威挑战,领教一招“瞒天过海”。
  不论是谁,人都有弱点,系主任自己知道他那“国家科学委员会原子能应用委员”的来龙去脉。为了维持令誉,我不相信他敢于应战。
  考虑了几天,我下定决心,举手发问。系主任不知是真的没有看见,或是故作未见,好半天埋首在他的“圈圈”中、不停地数来数去。我大声叫道:
  “系主任!”
  他慢慢地抬起头来,慢慢地说:
  “呃清四百……”
  “系主任,我有问题。”我是箭在弦上,非问不可,同学们知道大战一触即发,无不为我捏了一把冷汗。
  他缓缓地把眼镜取下,狠狠地打量着我,仍然慢慢地问着:
  “你叫什么名字啊?”
  “朱邦复!”
  “啊!朱邦复!”他又埋下头去,翻开了他的专用点名簿,大约找了三分钟,最后再重复着一应例行的动作,加强了浓重的鼻音:“啊!朱邦复是你。”
  “主任,我有个问题。”
  “啊!你有问题?”他又强调:“你是朱邦复?”
  我所赌的就是勇气,不理会他的各种暗示,我立刻大声地问:
  “请问主任,什么是‘热中子’?”这是在<稻作诱变>那一章中所提到的专有名词,指经过加速处理的中子。在稻作上,可利用其辐射线,改变基因结构。
  一时全班鸦雀无声,人人期待系主任大发雷霆,不料姜是老的辣,系主任轻松自若地笑着,幽了我一默:
  “RA(热)中子!就是RA的嘛!”他一笑,全班也跟着哄堂大笑。自后我再也没有上过他的课。学期终了时,我竟然平安通过。人人说是奇迹,我却得意地认为这是我与系主任之间的默契。
  好教授也不是没有,有位教遗传学的黄正华教授,教课全凭真才实学,不像其它教授,全靠室外点名将同学强留在课堂中。因为大家眼睛雪亮,谁都希望学有所获。黄教授每次上课,教室内外挤得人山人海,还有远从别校来的旁听生。只是我们学校留不住人材,他只教了我们两个多月就走了。
  另外有位教授,最初也曾令我们佩服不已,他一上课就开讲,一下课就走,没有一句废话。然而,等到讲义发下来一看,大家才发现他所讲的与讲义上印的,居然一字不差,相信这也是一项世界记录。后来高年级同学告诉我们,这份讲义他已“背诵”了十多年,十多年来,尽管新知新识层出不穷,他却能屹立如山,坚定不移!
  还有一位教授,曾在政场上活跃过。现在失势了,于是我们被迫听他演说、发政治牢骚。到学期终了,上课出勤成为他打分数的唯一标准。
  对某些同学而言,那位教授还算合情合理,因为他的分数尚可掌握。另外有位教授则凭“电风扇”打分数。据说,考卷被风吹得远的分数较低,理由是上面的墨汁一定比较少。虽然这只是传说,却可以想见评分之缺乏标准。
  有的同学为了争取奖学金,或为了准备留学,分数高低对之有很大的影响。既然成绩不与努力用功成正比,便只好走后门、拉关系。我们的班代表“老师”社会经验颇丰,知道去打听各个教授的个性与喜忌,故累有斩获。
  农化系是本校当时少数的“理组”科系,据说对农复会有“绝对”影响力的系主任夫人,亲自教我们“肥料学”。同学们为了未来的出路,申请转系的特别多,因此她气焰非凡,经常令三分之一的同学过不了关。“老师”收集资料,认真的研判,并说服了我们,在开课之前,集体去拜会、送礼、问安、请示。
  结果是师生之间相处融洽,皆大欢喜。“老师”也因此获得她的青睐,很顺利的转到农化系,而且入幕成为夫人千金的家庭教师。
  在耳闻目睹下,我由“不知不觉”变成了“恨知恨觉”。考进农学院虽不是我的志愿,但我总认为大学是国家命脉所系,是知识探讨的圣地,总该能让我学习、思考些对人生有价值的观念。不幸希望又破灭了,上上下下、里里外外,无处不是污秽、腐败。让我感到唯一我应该学习的,是如何逃避,如何装聋作哑。
  我发现社团活动是最理想的避风港,只要有充分的理由,训导处就可以给公假,不必上课。我当时是篮球校队,每学期照例有十多天的校际比赛。加上以练球为理由,可以躲上一个月。我又是管乐队队长,一到庆典或者其它需要乐队的场合,都是请公假的机会。但最令我受惠的则是“昆仑学社”,我利用办墙报、出版刊物等为由,随时随地可以请公假,甚至于同学们逃课有难,我也可以代请。
  我出版的杂志,名叫“昆仑山下”,这本杂志是油印的,有五十多页。我为了消磨时间与精力,利用钢板上的平行纹路,一笔一笔仔细地“雕刻”。每个字同一大小,如同铅字排印一般。不仅如此,我还劳动全校文豪,加上自己的填空,并画些插图。施展了全身本事,花了整整两个月才告完成。
  这本杂志不仅给昆仑学社带来很高的声誉,也为我铺好四年社团活动的康庄大道。可是事情有好的一面,就有坏的一面。
  训育主任把我找去,对我赞许有加,然后说:
  “以你的才干,应该参加国民党才是。”
  “我对政治毫无兴趣。”我直接了当地拒绝了。
  “国民党是服务国家,与政治无关。”
  “服务国家的方式很多,不一定要入国民党。”
  “这是光荣呀!很多人想入党都入不了哩。”
  “谢谢您,我不想入党!”
  他满脸狐疑,可能是很少碰到我这种怪物。想了想,他换了个口气:
  “令尊是党国元老,很受人尊敬的。”
  “我没有家父那样伟大。”
  “这要看你自己了,像令尊,他能把握机会,才有今天。”
  “家父是为了革命才参加国民党的,不是为了今天。”
  “当然,当然,”他发觉我很不识抬举,站了起来,严肃地说:“可是参加国民党有百利而无一害,如果不参加的话……对你可是百害而无一利啊!”
  一听这话,我不禁怒从心起,抗声说:
  “主任!如果人人都只为了满足个人一己的利害而参加党派,这个国家还有希望吗?”我实在忍受不下去了,说完,回头就走。
  我的生活非常艰苦,家里每个月只给我寄两百元,伙食团每月要一百二十元,洗衣每月四十元,剩下四十元零用。可是学校常要缴些费用(如稻作学课本等的),此外,我骑的烂脚踏车要侍候,伙食团营养不足,我活动量又大,肚子经常叫饿,也极待补充。
  更糟糕的是从小没人照顾,一身是病。最严重的是感冒,从高二起,几乎每两个月就会发作一次。我只能去学校的医务室,而医务室只给消炎片,吃多了不仅无效,且导致“璜胺剂”过敏,手背红肿,又痛又痒。
  有人建议我用土霉素,当时土霉素一粒就要五元。为了治病,我只好把洗衣的四十块钱省下来。再不够,干脆连伙食团都不参加。每天一大早,骑车到果菜市场买三块钱十个的“小”小馒头,早上吃软的,中午吃硬的,晚上则啃石粉。最高兴的莫过于同学外出时,把“饭票”留给我,这样每月又可以省下几十块钱。
  学校里白吃的风气很盛,尽管伙食团防范很严,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同学们方法很多。有人劝我也去白吃,但是我骨头又臭又硬,从小过惯了苦日子,心安理得,这种偷鸡摸狗的事,我不齿为之。
  也有人劝我把写“昆仑山下”的精力和时间,用来写讲义,每个月多多少少可以赚一两百元。我也有点心动,可是又觉得这样未免太不负责任,既然自作,必须自受。如果我想赚钱,只顾自己,那与我所瞧不起的人又有什么区别?
  饿得厉害时,我曾偷过自己种的农作物,也偷过学校农场的香蕉及其它水果。当然那也算是罪恶,只是民以食为天,我还有理由原谅自己。
  二年级时,我们住进了正式的宿舍。一天,同寝室有位绰号“性格”的同学,谈起他会红烧狗肉。我正饿得发慌,便忍不住问他,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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