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之旅-第3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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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一番。
　　不料，这一听令我大感后悔，李教授口才之佳，思路之敏捷，不仅是我前所未见，直到如今，我历遍天下，还找不到任何一个人能望其项背。
　　我立刻由最后一个位子，钻到第一排，恨不得把他所说所讲的都给记在纸上，以便回去后细细揣摩。他所说的完全是“方法”，然后把方法用在实例上，灵活而生动，让人一听就懂。我追寻多年的，就是这样一位老师，为什么当年我不进政工干校呢？再多的不甘愿，只要能听他一堂课，就远胜我苦思经年。
　　他那时有六十多岁了，灰白的钢发，瘦削的身材，脸孔轮廓分明。他前额宽广，目光炯炯有神，而最具威严的，还是他那两道浓眉，尾端翘起，似飞未飞。
　　他说话的声音稳定而柔和，字字清晰，恰是我最理想的催眠曲，以致我坐失良机，没有听到前一半的课程。因此我这个沉睡多日后的醒狮，下课后总是问东问西。有时他笑而不答，即使回答也多言简意赅，足供我想上几天。
　　收获最大的是他提出事物正反的观念，万物有正反，万事有矛盾，把正反合起来，把矛盾统一了就是力量。如果正反及矛盾对立，则是战乱、斗争。这种简单的论点，听来似乎毫无新意，可是整个中国大陆就完全丢在这套矛盾斗争里。
　　他不是哲学家，他的理论也非新猷，但他却能将理论当作一种诠释事实的工具，用这种方法分析错综复杂的问题，最后归出一个必然的结果。很多人虽不同意他的结论，可是一步一步的追究，却又找不到漏洞，不相信也不行。
　　在他以前，我没听过任何一个人对共产党有正面的评价。因此我始终不能了解，为什么那样“坏”，那么“无能”的极少数人，能在短短的三个月中，席卷数百万平方公里的广大国土，推翻一个又亲民又爱民，且受全国拥戴的国民政府？不论从哪个角度来看，这种说法丝毫没有说服力，徒令听者心生反感。
　　李教授则认为共产党是一个极有纪律、训练良好的组织，他们有理想、有明确的目的，很清楚地知道要做什么以及如何去做。他们之间的矛盾较少，力量集中，做事也有效率。相对的，国民党太庞大，人多意见多，彼此之间的矛盾深，力量相互抵消。这是两党斗争中，国民党最后失败的根本原因。
　　不仅如此，共产党知道如何应用这种优点，专事挑拨、制造国民党内部的矛盾、扩大已有的矛盾。而在内部则利用矛盾的斗争，去统一矛盾，将彼此间之矛盾面减小。即使他们最后也变成了庞大的组织，但矛盾并没有增加，反而力量更为强大。
　　他每讲一段就举出实例详细分析，把一个错综复杂的国共两党斗争史，说得简单明了，所有过程无不合情合理（我现在无法提出一些精采的细节，因为我苦心记录的日记，不幸早已全部遗失了。）
　　这是一种方法的应用，相当于一种概念“公式”，只要将各种变量代入公式中，就能导出必然的答案来。如果能找到一种公式，依此一一推出人生的各种现象，那岂不正是我苦苦追求的人生真理吗？
　　在受训的最后一天，我们听完他的课后，无不觉得毛骨耸然。果真如此，有谁能对抗具备这种思维力量的共产党呢？我立刻问道：
　　“李教授，这样说来，我们凭什么能打败共产党呢？”
　　“王道，”他笑笑，意味深长地说：“王道。”
　　在我进入战地训练班的第一天，就立刻有同官、指导员、队长等纷纷来说服我参加国民党。我表示分发到这里受训，原非我的志愿。我对政治没兴趣，对入党更没有兴趣，如果怕我影响到他们的工作，大可马上把我调走。
　　我的小队长是当年香港邵氏公司在台录取的电影小生，名叫鹿瑜。我们很谈得来，因为我很醉心电影，我们的话题大都也只限于编导技术。他毕业于国立艺专，但似乎对编导毫无概念，反而是我大发谬论的时间居多。
　　快结业时，有一天，鹿瑜苦着脸对我说：
　　“我们算不算是好朋友？”
　　“可以这么说。”我很奇怪他突然提出这个问题。
　　“那我能不能请你帮个忙？”
　　“当然可以，只要我办得到。”我只希望他别找我借钱就好。
　　“只是举手之劳，就怕你不愿意。”
　　“什么话？举手之劳，为了朋友还会不愿意？”我特别强调“举手之劳”。
　　“那不一定，我怕……”他那副吞吞吐吐的样子，很像做戏。
　　“别啰唆，只要不是借钱，我都答应，一定算话。”
　　“为了我，请你参加国民党！”他乘机一口吐出。
　　原来如此，的确是举手之劳，我又失算了。我之不愿参加国民党，并非有什么政治因素，只是没有兴趣，而且骨头又硬又臭，不愿接受威胁利诱。现在看他一脸苦相，用这种方法要我入党，我又有言在先，如何能拒绝？
　　“我只问你一个问题，什么叫‘为了你’？”
　　“因为我们做党员的，每个人至少要推荐一个人入党，我一个都找不到。小组组织告诉我，只剩下你一个人还未入党，所以要我来找你。”他很诚恳地说了实话。
　　“好吧，可是我有个条件。”
　　“什么条件？”他很紧张，深怕煮熟的鸭子还会飞。
　　“我要在结业那天才参加。”这只能算是一种心理补偿，至少可以多两天的自由。
　　我发现不止是我，最后一天宣誓入党的，还有三个人。
　　结业后，我被分发到陆军装甲部队第一师，要到湖口报到。那是北部的一个小高原，遍地黄色沙土，寒风凛凛。我所分发的部队是炮兵第四营，由于“连指导员”出缺，我以“干事”身分代理其职务。
　　可能是我在复兴岗睡得太多，不知道指导员该做什么事。上任后，又单独有个小房间，比谁都舒服，既不出操也不做实战演习，每天晃来晃去，不知如何是好。
　　不得已，只好到团部去，向政战处请教，这才知道我主要的工作是负责全营官兵的政治意识与思想行为。我们有一本“最机密”的小册子，上面记载了官兵们每天的言行。如果有高级长官来营巡视，则哪些人该注意，哪些人该隔离等，都该由我来负责。
　　老天，这正是我最怕的工作，难怪非要我入党不可。
　　我可以想象那种电影上的镜头，我每天拉长了耳朵，偷听别人的谈话，随时随地在“生死”簿上画一笔。我可以很神气地乜斜着眼，看谁不顺眼，或谁对我不敬，都给他记上一笔。只要我一掏出小本子，人人战栗。即使我只是掏掏口袋……哼！
　　我办得到吗？在农学院时，曾有位同学警告过我，说有两位党员奉命参加了我创立的学社，专门负责记载我的言行，原来就是今天我要干的这种事。
　　我好奇之心又发作了，想要看看那生死簿上写的是些什么？为什么小小的一只笔会有那么大的威力？
　　古人说：“不经一事，不长一智”。真是不看则已，看后怵目惊心，令我整个人生的理念，都起了“化学变化”。
　　我立刻下了决心，不论如何，向父亲叩头都可以，一定要利用各种特权，助我脱离这个是非之地！
　　那本本子上，密密麻麻地有很多不同人的笔迹，显然是集体创作。其中任一句话都足以致人死地，使人永世不得翻身。
　　我们队上有“老士官”十来个人，都是早年从军，随政府来台。迄今犹是孤家寡人，无亲无故，以部队为家。人心人性，古今皆然，他们把青春都献给了国家，现在步入中年，来日不多，难免有时会回忆儿时，或叹吁未来。然而这些事情在有意的渲染下，只要换上几个字眼，在当时的高压统治下，立刻成了滔天罪行！
　　而今仅凭记忆中的印象，略举数例。其中略去了人名和时地，并将文字简化：
　　“毁谤元首：有反叛性，危险人物，应随时隔离。”
　　“私下批评长官：有反叛性，其人危险，应隔离。”
　　“发牢骚：思想有问题，危险，应隔离。”
　　“想家：思想不稳定，危险倾向，应隔离。”
　　“想要儿女：思想不稳定，危险倾向。”
　　“打架：危险人物，应隔离。”
　　“青年党员：危险人物，应隔离。”
　　“说梦话：心理不正常，有危险倾向，应隔离。”
　　“吃菜太多：自私自利，需要再教育。”
　　“工作不力：思想不正确。”
　　有一位士官，曾自杀两次皆未成功，他的记载是：
　　“危险份子：不怕死，应随时隔离。”
　　“应隔离”的意思是说，当大人物来巡视时，应把他关起来，以防危险。部队上的严格要求是有必要的，但为了表示负责而到吹毛求疵的地步，那就太过分了。
　　这种记录终生如影随形，当事人到哪里，资料就跟到那里。那些记录有的可能只是当事人一时无心之言，甚至有些分明是记录者的主观意见，但白纸写上黑字后，便成了永远无从洗刷的污点。
　　尤其是那位青年党员，在我们民主、自由的国家中，为什么会被视为危险人物呢？记得在师大附中时，我所敬爱的导师萧辉楷先生，也因为是青年党而被迫离校，害得我们全班四五十个无辜的青年学子，在心理以及学业上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而其中受害最深的，正是我这个如今负责“思想”的干事。
　　如果青年党不合法，国家可以明令取缔，如果我们不标榜民主自由，参与其它党派的，也不妨格杀勿论。既然要设立几个“花瓶政党”，以显示橱窗式民主，偏偏私下又对丝毫起不了作用的青年党员戕贼迫害，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我从不关心政治，这时却对青年党产生了兴趣，特别找了这位士官一谈。
　　他姓章，年纪比我约大十多岁，但已两霜飞白，满脸皱纹，显得出奇的苍老。他拘谨地进来后，身体站得笔直。我请他坐下，开口就问道：
　　“你是青年党员吗？”
　　他听了，脸上立刻显出痛苦不堪的表情，泪珠夺眶而出，抢着说：
　　“真是天大的冤枉，少尉，你刚来，叫我怎么说都说不清。。　”说着他竟哭出声来。
　　我大为诧异，听他的口气，好象否认是青年党员，那为什么本子上那样写呢？他发觉失态了，忙揩干眼泪说：
　　“少尉，我可以走了罢？”
　　我留他坐下，诚恳地说：
　　“我历世不深，今天来这里，明年就退役了，你是什么党本来与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只是因为过去的一件事，使我想了解一下青年党是怎么回事。刚才看了些文件，上面说你是青年党员，所以找你来聊聊。”
　　他沉默了一会，慨然说：
　　“好吧，请先听我解释，我并没有参加任何党派。十多年前，我还在家乡读中学，因为恨日本鬼子，便参加了青年军……随着孙总司令来台湾时，我是少尉排长。只因为孙总司令的案子发生了，凡是被孙将军带出来的，一概降级改叙，我便被分到装甲师来，并降为士官。后来我一直不能升少尉，我自命不比别人差，常发牢骚。有位指导员说因为我不是国民党，所以升不了官。我气不过，说了一句：‘宁愿进青年党，也不进国民党’！从此以后，他们就认定我是青年党了。”
　　我并不了解他说的经过，想想自己过去的行为，只因沾了父亲的光，否则今天恐怕也不知道在哪里受罪。我突然天真地问他：
　　“现在你想不想参加国民党呢？”
　　“当然想，可是申请了几次，都被打了回票。老实说，我一只脚已经进了棺材，什么都不重要了，只想赖着多活几天，好回家去看看爹娘！”说着说着，他眼睛又红了。
　　我以为进国民党很容易，便自愿担任他的保证人，填了单子，报上营部。想不到第二天就被退了回来，我不死心，亲自到营部，向营指导员解释。
　　营指导员听我说完，好心叫我不要管闲事，我问道：
　　“这不是我的责任吗？他入了党，党就增加一分力量。”
　　“可是他是问题人物呀！”
　　“我信任他，我可以保证。”
　　“那有什么用？他出了事，你还不是跟着倒霉？”
　　“那是我的问题。”我的态度很坚决。
　　“如果我同意了，就变成我的问题！”他见我很顽固，大为震怒：“你明年退伍走了，我还在这里，找不到你，可还找得到我！我不能为了他毁掉自己的前途！”
　　“那么，我们党员只应该为自己考虑啰？”我当然不服气。
　　“笑话！你入党居然不是为你自己考虑？你想救国救民？”
　　我能怎么说呢？坦白交待，说是被迫入党的？我只好另做努力，很诚恳地说：
　　“能不能让我呈到师部去呢？”
　　他冷笑了一下，随手在申请单上盖个章，写上“保留意见”四个字，然后对我说：
　　“瞧你的吧！”
　　师部是一位上校接见我，首先把我训了一顿，又说：
　　“今天还好是我，换个人可能先把你办了，凭你入党还不到一个月，自身难保，还想来保个危险份子！”
　　我忍着性子听他训完，才说：
　　“请教长官，我的责任应该是什么？”
　　“你连你的责任是什么都不知道？”
　　“我以为是负责连上官兵的思想，教他们信仰三民主义，拥护国民党。”
　　“那就对了。”
　　“现在，这位士官接受了我的指导，愿意参加本党，难道是我的错吗？”
　　他勃然大怒：
　　“你这个死东西，我告诉你他是危险份子，你还跟我狡辩？”
　　“难道人不能改过自新吗？”我自恃有理，打算豁出去了。
　　他怒眼圆睁，高高地拿起桌上一本册子，狠狠地对我说：
　　“这是你的记录！告诉你，你思想有问题！你想利用离心份子来破坏我们的党！”
　　我知道这个帽子的分量，“思想有问题”的归宿是绿岛，一个专门囚禁无须经过法律审判程序，而已经定罪的犯人。再争下去，显然我也只有去唱“绿岛小夜曲”了。
　　我能不低头吗？至少我努力过，而力量只有这么大。今天如果不自量力，暴虎凭河，我今生真正的目标就永远无法达成了。
　　想到这里，我才知道自己错了，这一类悲惨的事件绝不止此一桩，我的责任并非劝人加入国民党。于是我行个军礼，像演戏一般，说：
　　“报告长官，属下知道自己错了，原案请予撤消。”
　　所谓“识实务者为俊杰”，我若再不转弯，这本自传很可能早就“存盘待查”了。
　　我决定设法调走，我从未求过父亲，但若是再待下去，迟早还会有其它的问题发生。正想找父亲说项，却碰到师部的“捷豹康乐队”正在找小喇叭手。我先去应试，演奏通过后，再经由一位当军长的亲戚打声招呼，我便脱离苦海，正式进了康乐队。
　　智慧之旅　（第一部）　　十二、大寒　　　乐队、花莲、代沟、出国在康乐队这段期间，真如同生活在天堂一般，每周约有三、四次演唱，吹来吹去只有那几条歌，连排练都可免了。队上有四位驻唱的女歌星，都能歌善舞，此外还有一位魔术师，两个说“相声”的和一位专门耍宝的“阿丁”。至于乐队却是寒酸得可怜，只有一位鼓手，一位“沙克斯”手，有时加上二胡和笛子手，以及我这位喇叭手。
　　当时娱乐项目有限，因此这种节目还相当受欢迎，我们跑遍了台湾各地，最远还到过澎湖。每场演出后，总会有些宵夜费，大伙便到当地最负盛名的夜市大快朵颐。真是吃喝玩乐样样俱全，叫人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