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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章

智慧之旅-第3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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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娱乐项目有限,因此这种节目还相当受欢迎,我们跑遍了台湾各地,最远还到过澎湖。每场演出后,总会有些宵夜费,大伙便到当地最负盛名的夜市大快朵颐。真是吃喝玩乐样样俱全,叫人乐不思蜀,忘了自己是在服兵役。
  我第一次遇到装甲部队的大家长蒋纬国将军,是在一个重要的宴会上,主客好象是位中东国王。师部命令我们全体乐师换上新装,擦亮乐器,在席间娱宾助兴。
  宴会那天早上,蒋将军突然指定要演奏国乐,一道命令下来,队上可全慌了手脚。名义上我们有国乐队,但平时根本没有练习过,每次有需要时,总是向别的康乐队借调。
  现在火烧眉头,队长、副队长都出动了,一直忙到中午。不幸这几天国乐队特别抢手,不论是军中或是民间,哪里都借不到人。
  队长急得冒汗,我们队上只有一把二胡和一支竹笛,这算得上什么国乐队?可是又有谁会相信,堂堂一国的装甲大军,竟连个国乐队都凑不出来。
  有关我们大家长的神话,我是听得多了,他是先总统的次子,早年留学德国军校。回国后协助建立了我国第一支装甲部队,现为本军司令。他本人长相非常帅气,对部队的军容仪表也很重视。传说当他集合训话时,若发现队形不整齐,他便会在前带队,穿著笔挺的军装,跨着整齐的步伐,率领全体官兵绕场跑上三圈。
  他体力很好,可是却苦了一些养尊处优的师长和幕僚们,上气不接下气,全身虚脱,以致谈跑色变。不止如此,他要求全军都有高水平的知识,要对思想及国家有正确的认识。当然,这种要求完全合情合理,事实上却另有苦衷,以致妙事丛生。
  当时台湾的“充员兵”七成以上是农家子弟,他们所受的教育不多,大半只会说闽南话。而教育程度较高,会说国语的,早优先被空军、海军及宪兵挑走了,分到装甲部队来的不及三成。我们平时辨识他们的语言能力,就看各人左胸上别的色带,记得是绿色者会说国语,黄色是半懂不懂的,红色则一概“免讲”。
  每次上“青泉岗”大礼堂开周会,就是各部队提心吊胆的日子。因为将军在作了精神讲话以后,总要问问士兵们刚才所讲的是什么。可是能懂国语的不多,把全部绿带子的兵士集中起来,也装不满半个礼堂。有些部队甚至以军官“化装”,混在不会说国语的充员兵中,企图鱼目混珠。
  最管用的妙策,还是“考前猜题”,一种升学竞争下的副产品。根据统计,将军所问的题目,常是简单如:“我们的领袖是谁”?“我们奉行的主义是什么”?等等。因此,在周会前,根据当天将军的演讲题目,一些军师们便研判情况,列出一张问答,人人恶补,背背“标准答案”,多半可以过关。
  听说有次没能混成功,出了大洋相。将军在盛怒之下,师、团、营、连、排长统统记过处分。那是在将军刚讲了一个国际现势的题目后,随手指了一位充员兵,问道:
  “我们的敌人是谁?”
  那位充员兵按照“标准答案”,用颇不顺口的国语大声说:
  “伟大的蒋总统!”
  所以这次将军指定要用国乐,可急煞了上上下下,弄个不好,人人记过。我担心的倒不是记过,只怕将军一火之下,带着我们乐队的男男女女,手抱乐器,身着戏装,绕青泉岗跑上几圈,不知那位国王阁下作何想法?
  队长满头大汗,急召大家开会,征求良策。
  我们副队长一向足智多谋,这时也愁眉苦脸地说:
  “总司令又不是不知道我们的水准,怎么突然在这个节骨眼上,出这个难题呢?”
  队长看看手表,说:
  “还有整整六个小时,大家快想办法。”
  “队上能凑得出的乐器,计胡琴一把,二胡一把,竹笛一支,洞箫一支,木鱼一个,木响铃一付。能上场的只有二胡和竹笛两员,木响铃本人可以烂竽充数。本军国乐团剧务报告完毕。”说话的是乐队的剧务,平常专说相声。
  “我可以吹洞箫。”吹沙克斯管的老陈自告奋勇。
  “那只差胡琴和木鱼了。”队长松了口气。
  “那可差得远呢,木鱼是西乐的鼓,胡琴就是小提琴,没主奏乐器,还奏什么?”剧务说的是地道京片子,一点不错,队长也不是外行,他急得站了起来。
  讨论了半天,不外如何去找人手,而这么重要的宴会,为了安全理由,又不能随便找来。队长一面唉声叹气,一面看表,时间飞逝,谁都没了主意。
  我本来不想管闲事,事实上也管不上,但是出点主意说不定有帮助。我曾经玩过小提琴,拉来有如杀鸡杀鸭,但充充场面总还可以,我就说:
  “其实只要有主奏乐器也可以充数,我建议把胡琴让给拉二胡的老王,再用打鼓的阿黄来敲木鱼……”
  “不干!不干!”老王喊着。
  “不行!不行!”阿黄叫着。
  队长却高兴得跳了起来:
  “好主意,到底是喝过墨水的,就这么办!只是,还得找一个能拉二胡的才行。”
  我说:
  “只要老王能对付,我拉过小提琴,虽然不好,至少还可以充充场面。”
  于是国乐队匆匆成立了,就着我们都会的几首流行歌曲,拚命苦练。老王只是不肯自找麻烦,他拉胡琴的功力和拉二胡差不多,我也能勉强凑和,尤其是会讨巧,只拉第二部。苦的是阿黄,鼓还能打,可是把木鱼当鼓敲,响是够响了,但听来听去,都像是鸡蛋炒肉丝--没有鱼味!
  时候到了,青泉岗上的“官兵俱乐部”前车马云集,参谋总长、总司令一个个肩上星星闪闪发光的国军将领,以及身着各种罕见礼服的外宾,纷纷就坐。我们国乐队也悄悄的奏起了如泣如诉的“管音弦音”,好在席上杯觥交错,欢笑之声压倒了我们的噪音。大家深信,这一劫算是逃过了。
  我注意到在座有一位很潇洒的中年将军,常常对我们漫不经心似地投以一瞥,又继续说笑。我悄悄问老陈:
  “我们司令是哪一位?”
  “就是常常看我们的那一位。”他也注意到了。
  “我看情形不妙。”
  “天塌下来也不会落在你我头上,怕什么?”
  晚宴完毕,撤去残席,再将座位一字排开,成了舞台形式。我心想,这下完了。
  我们准备的几首曲子已经重复到第二轮回,再下去就是第三回合了。前面宾主刚一坐定,我们的司令蒋将军就越众而出,做手势止住了我们的演奏,然后面对贵宾说:
  “陛下、各位贵宾、各位长官,末下代表本军全体官兵,向大家致以至高无上之敬意”。说完行了一个隆重的军礼,全场报以热烈的掌声,将军又说:“现在,本军捷豹康乐队将以敝国独特之国乐,谒诚款待佳宾”。场下又是一阵掌声。
  队长忙叫我们演奏“晚霞”,那是我们最熟悉的一首。老王暗念一、二、三、四,大家小小心心,跟着胡琴演奏起来。
  演奏到一半,将军站了起来,向我们走过来,这时人人紧张,个个手软脚酥,音乐声渐渐停顿了。将军回身向贵宾说:
  “很抱歉,时代进步了,本军的乐队只会演奏时下流行的歌曲。而且本着装甲兵的精神,都成了进行曲,还是末下来献丑吧”!说着他把阿黄手中的木鱼接过来,对我们说:“速度要慢一点,跟着我,来!一、二、三!”
  的确不凡,木鱼“点”在后半拍上,“伦巴”的节奏便油然而生。大家在慌乱中一一跟上,不一会,那种“圆、俏”的味道,就在木鱼的点滴声中流露出来,韵味盎然。
  一曲既了,在大家热烈的掌声中,又表演了几支曲子,将军像是在指挥部队一般,不时说胡琴声太大了,二胡和声太小了,或是笛子走了拍子。果然,一点点小小的变化,就赋与了原来如“鸡喊狗叫”的“杂声”一些音乐的生命,变得悦耳起来。自我到队上迄今,这还是第一次有个教练,剎时就把乐队调教得有板有眼。如果把他调到乐队来岂不更好?说不定可以环球演奏哩,我不禁大作白日梦。
  没有人被记过,也没有怀抱乐器、身着戏服跑操场的盛况。但是将军交待下来,说我们水准太差,有失本军的声望。
  在康乐队期间,还有一件事深深铭记在我心中,一刻也不能忘怀。这件事说明了人的意志力远胜于一时的勇猛,只要不屈不挠,熬到最后,胜利终将到来。
  我们的副队长是本军有名的狠人,他身材极为硕壮,蛮力惊人,谁都怕他三分。
  一天,有个绰号“南天王”的小个子,被遣送到队上来,据说还是个危险人物,特别指定交由副队长看管。
  南天王一到队上,就和副队长卯上了,一言不合,两个人上后山打了一架。打完后,副队长先回来,若无事然。过了很久,才见南天王满面青肿,身上血迹斑斑地出现了。他一句话也不说,倒上床就睡。我们以为事情已经摆平了,谁也没放在心上。
  第二天一起床,南天王就对副队长说:
  “走!”
  副队长眉毛一抬,说:
  “昨天没有教训够?”
  “走着瞧吧!除非你我之间,有哪个先死,否则!哼!我们没完没了!”我们听了,都感到一股凉意。
  副队长哼了一声,一副不屑的样子,两个人又走了。
  过了大半天,副队长满身是血,先回来了,面上带着得意的笑容。南天王则到中午时刻才回来,已经不成人形。和昨天一样,爬上床倒头就睡。
  第三天,南天王挣扎着爬起来,又对副队长说:
  “走!”
  副队长楞了一下,说:
  “你真不怕死?”
  “怕死?有种你杀了我,否则,我会把你宰掉!”
  这样一连过了几天,南天王眼睛都快瞎了,脚也跛了。一只手用袖子兜着,沙哑着嗓门,凄厉地嚎声,还是喊着:
  “走!”
  副队长早已是强弩之末,他半夜常爬起来偷偷地查看南天王的伤势,他再狠,打死了人自己也得陪上一条命。我们谁都不敢劝,上节目时大家也心事重重,再打下去,悲剧眼看就要发生。
  副队长瞪着南天王,南天王则露出魔鬼般的狞笑,彷佛是地狱的烈火在他心底燃烧。他脸上的血块有如火山的熔石,黜黑的裂痕下面被覆着鲜红的嫩肉,只要手指轻轻一戳,热血立将狂喷而出。
  女同事们躲在门后,又好奇又害怕地捂着脸偷看,大家屏息凝望,四周一片岑寂。
  副队长是个聪明人,他一再思量,知道这样下去,必是两败俱伤的局面,拳头虽狠,却打不倒坚强的意志。最后他终于屈服了,当着全军各地的“龙头”,向南天王道了歉,隆重的宴开十数席,才化干戈为玉帛。
  康乐队不属于军中的正规编制,就像各种球队一样,完全看部队指挥官的喜好而定。要把康乐队办好,经费必须充裕。因此,我们除了每周两、三次的例行劳军演出外,还争取在各种场合公开表演。
  我们总共只有两套节目,别的康乐队也和我们差不多,唱几支歌,来点相声、耍宝,再加上杂技、魔术,一个多小时就打发掉了。好在跑的码头多,由北到南,加上外岛,同一个点一年才轮一次,到时谁也不记得上次是什么节目了。
  有一次,我们在台北圆山儿童乐园表演,听说有些行家到场,队长临时要我唱英文歌曲。我以前也唱过几次,但都是在偏僻的小地方,难得有几个人懂英文,就当作是鸭子听雷,我一个人抱着吉他,自弹自唱,自欣自赏,自得其乐。可是,台北究竟是台北,唱得好坏还在其次,主要是熟人太多,一旦我卖唱被发现了,后果不堪设想。
  队长搬出“军令”来压我,满心委屈,哪知一出场,麻烦就来了。
  我选的曲子是电影“北国寻金记”的主题曲North to Alaska ,照理我应该先把吉他背好,一上场就唱。为了表示抗议,我上了场才整理吉他,带子很乱,纠结成一团。好不容易挂上肩,眼镜却几乎被挤掉,心理一紧张,糟!歌词忘了!
  脑中一片空白,又不能叫停,只好顺着调子,胡编些阿伊呜耶啊了事。散场后,阿黄带了一位“合唱团”的领班来找我,希望我退伍后参加他们的合唱团。我很礼貌地回绝了,他则以专家的身分,惋惜地开导说:
  “其实,你唱得很不错,只是英文发音不准!改正了就好。”
  没多久,本队的经费被削减,面临了解散的危机。由于捷豹康乐队历史很久,军部也舍不得让它就此烟消云散,所以着令本队“自力更生”,只有现职军人保留编制。
  这意思是说,除了我们在职军人军饷照旧以外,其余歌星、魔术师等人的薪资及其它开销费用得自行设法。还有什么好法子呢?这些人一走,就再也找不回来了。大家合作多年,已经有了默契,再换一批人马等于另起炉灶。
  队长拟定了计划,打算与民间的歌舞团合作,全省巡回公演,平分拆帐。师部别无选择,只好照准。于是我们脱下军装,开始了“跑码头”多采多姿的生涯。
  与我们合作的是“东方少女歌舞团”,他们只有十几个山地少女,没有乐队,也没有杂耍。却拥有全省各地大城小镇的演出合约,因此双方一拍即合。我们几个乐队同仁,直到演出以后,才知道所谓少女歌舞团,演的竟是脱衣舞!
  在上演之前,队长便交待不要多问,到了他们的节目,随便吹奏什么都可以,只要有“声音”就行。反正我们乐队一向胡吹一通,什么场面都能应付。大家说好每种乐器各来一段,以便节省体力,因为一天要应付四场,每场两个小时!
  他们的“节目”到了,只见全场灯光一暗,鼓声响起。该我先来段小喇叭独奏,真是难得有此机会,我竟然能在戏院中表演!
  乐队席规模不差,有古典的浮雕,有昏暗的水晶吊灯,一道厚重的绒幕挂在前方,以致看不见整个舞台。既然任我自由表演,在这种情调下,舒伯特的“圣母颂”用清脆而嘹亮的喇叭奏来,一定别有一番韵味。
  台下一片漆黑,台上只打着一个聚光灯,我闭着眼睛,陶醉在自己的乐声中。这首曲子有几个紧接的高潮,尤其应用“连滑音”从最低音拔上最高的主音时,需要相当熟练的技巧。吹完第一段后,本应等待乐队的齐奏,由于其它的同仁说好先休息,我只好自己再重复一遍那三句“圣塔马利亚”……
  突然间,我觉得喇叭被人“按”了一下,聚光灯也照了过来。我睁开眼睛,满目强烈的银光,什么都看不见,除了耳中不断传来满场观众咯咯的笑声。这时,喇叭上似乎挂着一个曳长的影子,我下意识地去甩,但越甩越紧,台下的笑声也越大。我顾不得再吹了,收起喇叭,背着灯一看,老天,竟是个黑色的奶罩!
  自此以后,每当脱衣舞一开始,我立刻就开溜。有次在一个偏僻的小地方上演,观众不少,且大多数都是军人。在人群中,我看到了一位农学院的同学,我一向自命清高,要是牺牲色相之事传了出去,我这个脸要往哪里藏?因此想找他解释一下。
  脱衣舞上场了,我忙溜到台下,从人群中挤过去,到了那位同学旁边。台上正在丢这甩那的。我拍拍那位专心一志的同学的肩膀,他回过头一看,只问了声:
  “你也来啦?”立刻两眼转向台上。自此以后我再也不担心了,所有买票进场的人,没有哪位是想来看看老同学的。
  几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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