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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1章

智慧之旅-第4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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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我几乎到了穷途末路,一看那喇叭箱子,突发奇想,为什么不试试看,说不定可以靠吹喇叭谋生哩!我走访了不少夜总会、俱乐部,才发现每个乐队都有自己的班底,挂单的乐师根本没有生路。所幸有一位白俄人,他曾在沈阳待过,会说几句中国话,见到我如同见到乡亲。他给我介绍了一个水准很差的舞厅,由于待遇差,经常缺人。
  在巴西所谓的舞厅,实际上就是妓院,跳舞并不重要,音乐更可有可无,男男女女只是借着缓慢的节奏,以便让身体相接触,从而培养情绪,以达到进一步的目的。
  我不会巴西人迷恋的森巴,但蓝调在这里最管用,也最适合小喇叭。
  大概吹了一个多月,我的成绩不错,在那种场合下,居然还有人“点唱”。有点唱便有外快,生活也改善了些。我梦想有天会有乐探出现,说不定能和“格兰米勒”一样,将来拥有自己的乐队,创造自己的音乐。
  谁知好景不常,有天舞厅突然关门了,什么原因我也不知道。好在手头有了些钱,我又可以慢慢地去找工作了。只是,我决定放弃吹喇叭的工作,因为吹喇叭很费劲,我已经连续几天大便出血,身体极度虚弱。
  有一个从大陆来的老华侨,说神曾与之通灵,发愿要做牧师。为了召集信众,他热心公益,帮人抒困解纷。有个同学将我介绍给他,请他帮我找个工作。
  流浪久了,我倒也希望安定一下。胡混了这么多日子,目的就是为了体验人生,人生是已经体验了不少,但健康却赔了进去。现在我真正需要的是时间,好一面休养身体,一面把所经历的整理一下。
  由于有了牧师可资依赖,不必自己再去东闯西找,我便常去造访帮助我来巴西的张老伯,听他发泄一下满肚子的牢骚。
  张老伯每次谈的都是政治,他虽然在异国做了寓公,却始终心存故土,有时谈到激动处,当着我的面也禁不住老泪纵横。
  张老伯的不幸,应溯及张少帅的西安事变,可是他闭口不提此事。只把陈诚解散东北八十万大军的事,骂得狗血淋头。我不否认受过陈诚的好处,但我也了解很多内情,陈诚是国民政府中极少数值得敬重的军事及政治家之一。
  最初,我只是静听张老伯的怨怼,次数多了以后,我觉得有必要澄清一下,以免一个余日不多的长者,永远生活在错觉中。
  “张伯伯,请问您,在老先生的领导下,国家的决策该谁负责?”
  “这个你都不知道?当然是老先生。”在习惯上,他称先总统为老先生。
  “如果有人不照老先生的意思,您想会有什么下场?”
  张老伯笑了,似乎觉得我这个年轻人未经世事,连这么简单的事都不懂。
  “我跟你爸爸是好朋友,你知不知道他曾被老先生批示‘永不录用’?老先生的确是个领导人才,虽然我不同意他的某些做法,但他很有远见。”
  “假如是一个集团军的异动,谁能出主张呢?”
  “一个集团军?连一个军的异动,都完全在老先生的控制之中。”
  “一个集团军不过十万个人吧?”
  “要看编制而定,有些杂牌军可怜得连军饷都没有,那能养得起几万人?”
  “那么东北八十万大军可比得上好几个集团军啰!”
  “唉,你是不知道,我们东北军是从日本的关东军接收过来的,不论装备、训练或士气,都比老先生的部队强得多。如果不解散,林彪怎么可能拿下东北?又怎么会有徐蚌会战?又怎么可能平白的把大陆丢掉!所以我说陈诚该杀!”每次一说到这里,张老伯就气愤填膺,怒发冲冠。
  “老伯,您有没有想过,陈诚并没有这样大的权力呀!”
  “你是小孩子,哪里晓得?是陈诚建议的,也是他执行的,连他自己都不否认。”
  “像这样重大的决策,别人的建议老先生会接受吗?再说这样严重的后果,老先生会轻易放过吗?老伯,您对民国的历史熟得很,有这种可能性吗?为什么老先生不但不处置,还把台湾的军政大权交给陈诚?这其中难道没有玄机吗?”
  “这就是我不能原谅老先生的地方,所以才逃到巴西来。”
  “您有没有想到过,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如果陈诚尽忠职守,肯为老先生背黑锅,会是什么情况呢?”
  张老伯听了,楞了一会儿,站了起来,气愤地说:
  “我知道你爸爸是陈诚的同党,我好心帮你的忙,你怎么可以对我说这些话!”
  我又上了一课,千万不要让别人看到他所不愿见的真相,尤其是对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从此我不敢再去他家,因为我拆穿了他心里的屏障。他当然清楚事件的前因后果,可是老一辈的人极重视忠君报国的观念,他无法责备他心目中的国君,潜意识中便将国恨家仇转移到一个代罪羔羊身上。
  不久,那位牧师果然给我找了个工作,是教会中一位姓方的上海人,他在家中开了一所工厂,专门生产婴儿用的娃娃车。
  去前大家说好,目前只是互相帮忙,如果做得好,他打算正式开办工厂,那时才能算正式的员工。这些都不重要,我之愿意接受这份工作,只是表示感激牧师的好意。再说,家中办厂,我也觉得新奇,经历一下有何不妥?
  他家在郊区,地方很大,他已经请了一个日本工人,工作做得很慢,不足应付订单。方先生负责销售,老是急着催货,所以才要我来。
  那种工作实在简单得使不上力气,不过是把空心铁条压弯,再装上已经缝妥的布底及一些装饰。几天下来,我就把积存的物料用得精光。方先生高兴得大量接订单,大量进货,反正只要他能接,我们就能实时交货。
  最初方先生大为感动,把我当做家中的一员,相处极为融洽。我满以为这次可遇到了知音,理应肝脑涂地以报。于是又替他出些点子,告诉他应该如何改进。不料,他的态度却一天一天冷淡,我知道又是热心过度出了纰漏。
  直到有一天,方太太出面告诉我,说原来供不应求的市场,如今竟告饱和,他们决定维持过去的状况,不得不请我走路。
  事后牧师却告诉我,说方先生交待,要我千万看在过去的份上,不要再从事同样的工作,以免与他发生利害冲突。
  人心人性,自古皆然,为了生存,能力不足者,最怕别人比他更强。谁又知道别人的心事呢?谁又相信会有人宁愿不顾自己的利益,而为别人着想呢?错不在方先生,是我太天真,太爱表现,可是我能不努力工作吗?分明看到了缺点,能不改进吗?
  我决定不再枯等,这时“老师”也失业了,还有一位在巴西认识的朋友小龙,他毕业于屏东农专。我们三个人一商量,既然都学农,为什么不干脆从事本行?大家决定到“保禄”附近的一个小镇去,凑了一百多块美金,买了一个约三亩大的农场,准备种桑养蚕。其实大半的钱都是小龙出的,我不过是凑凑数而已。
  保禄位于圣保罗的西北方,坐火车要五六个钟头,是日本人的大本营。我们要去的小镇极为偏僻落后,离保禄还有两个站。我们先去参观当地的农场,那儿有几个中国人,来此种桑养蚕竟然大为成功,一举带动了地方的经济。
  我们买的地,上面全是杂树,地虽不大,整理极为费事。我们一盘算,买地简单,而种地所需要的资金恐怕要超过地值十倍。这时三个人都已身无分文,胡里胡涂就把土地买了下来,以后呢?难道可以吃泥土度日?
  于是我们又赶回圣保罗,各自想法借一点钱来。谈到借钱,正是我的致命伤,我一向单打独斗,这时能向谁借钱去?不要说试,连想到都心烦,真不知应该如何是好。
  到了晚上,我没有钱住旅馆,连最便宜的,一天只要一美金的大统舱都住不起。只好到公园里,找了一些报纸,里着身体,与一些流浪汉挤在一个墙角上,倒也挺温暖。
  其实我露宿穹天之下,这也不是第一遭了,不值得大书特书。在台湾时,有一次为了一件事去屏东师范找一位女孩“丁丁”。去时,替老总统驾飞机的同宗朱逢汤,给了我一张军机座票。到了屏东,为了省钱,也曾在公园里睡了一晚。那一次受到幸运之神眷顾,清晨起来竟捡到五张百元大钞,所以我常把露宿视为发财快捷方式。
  但是这次心情完全不同,如果说要历练人生,也不必一定要到与流浪汉为伍的地步。一次又一次的,工作上不断遭受挫折,难道是我太贪心?还是工作不努力?或者是好高骛远,个性乖僻?尽管我不肯承认,事实胜于雄辩,为何没有一个工作我能持续半年以上,而别人却都活得好好的?
  我试图归罪于运气,那也说不通,记得封神榜中有姜子牙流年不利的故事,但我并没有那样倒霉。我所遭遇的多半是人与人之间的隔阂与误解,我愿意相信别人,而别人却不能相信我,其中必有症结。可是我打破了头脑,就是解不开这团谜。
  天亮时,在蒙蒙的曙色中,突然一幅画面跃进了我的眼帘。在这群流浪汉中,竟然有一家人--一对年轻的黑人,和一个大约一岁多的孩子。那对黑人紧密地依靠着,孩子则睡在他们的膝间。不论是大人还是孩子,他们的脸上丝毫看不出有悲愁或痛苦的神情。天地宛如他们的家,人间只是一段旅程,在知心的伴侣身边,还有什么他求?
  多年深埋在心底的绮梦,顿时化为烈火,燃醒了饥渴的灵魂。为什么我没有一个伴呢?如果这时身边有个人,能像这样的依偎着,岂不是冰淇淋蛋糕--外冷内甜?
  其实我早就压抑了很久很久的,一种难以告人的私衷,那就是“性”。自从在花莲找了一次妓女,得了性病以后,我就再也不敢寻花问柳。在生理上我的需求旺盛,经常亢奋得坐立难安,唯一的方法是靠手淫来解决。有时一个晚上要三四次,才能抒解那种难堪已极的感受,而第二天,心理的自责却又接踵而至。
  我常自诩自我控制力很强,所有认识我的人,也都不否认这一点。然而我却对性的需求束手无策,竟要用这种可耻的方法,这算什么自制?不过,我有我的看法,可耻与否,在于人的认知,如果与人无损,耻从何来?
  在还珠楼主的《蜀山剑侠》中,凡是要修仙学道的人,就必须要克欲戒淫。虽然那是神话小说,但却成为我信念中的一部分,是我奉行的金科玉律。做不到就表示定力不够,证明我是凡胎俗子,成不了气候。
  唯一的解决办法是结婚,而结婚又不是单纯的买卖,买进门来不喜欢还可以放在一边。结婚不仅要男欢女悦,还要长相厮守,再下去便是生儿育女。不论幸福与否,很可能一生就此葬送在家庭中。
  我做不到,做不到就要付出代价,这是生物进化的铁律。我知道代价很高,也一直都在支付,从未后悔。我的对策是保持忙碌,不断地给自己出题目,不断地努力应付,每天心神都被占据,倒也履险如夷。
  现在,两手空空,无所事事,我被打败了。身心疲惫,意志力消失无踪。
  心中念头一起,我下意识地认为,还是先结婚的好。像这对夫妻,无家无室,相偕飘零四海,岂不更为潇洒?再说,这次要去农场,不能再像以前一样,做三天,打了就跑。仅有的几个朋友已经把我看得一文不值,我必须安心下来,证明一下自己并非游手好闲、不务正业之辈。而唯一的方法,便是用“家”把我牢牢的拴住,所以我决定要结婚。
  结婚?对象呢?这点我并不担心,我不相信自己有哪点不够格。
  有了新的认识,我开始张开眼睛,仔细打量身边搔首弄姿的各类女郎。人真是可怜的动物,各种感官就像一根一根的绳索,把人的身心捆得紧紧的。平常我钻进了思考的阁楼,在那里,感官的噪音已经化为我探索的对象,所看到的只是连绵的纤维。现在不同了,下得楼来,各种纤维纠结成一片罗网,在在引人入胜,我迷失了。
  首先,我壮起胆子,先向老同学借钱。当时年轻人的圈子里有一句话语--北才南潘。“北才”指的是一位名叫才立中的青年,他在一个纺织厂任经理,老板是中国人,工厂的事全交给他。他手下用了不少台湾来的朋友,平日尾随着他,俨然一方领袖。
  多年后我曾在美国遇到他,那时他已面容清瘦,满头飘白,一副落魄的模样。半响,我都不敢跟他打招呼,还是他大方地走过来。谈起当年,他感慨万分。他不讳言过去因为年轻无知,任性骄狂,恃才傲物。后来与东家闹翻了,自行立业,却被最信任的朋友出卖,以致一败涂地。言下语多自责,颇足醒世,此人能幡然醒悟,实乃我生平仅见。
  南潘是指在南方“快乐港”经营农场的一位潘姓学长,不幸他的名字我始终想不起来,多半是我欠他的钱一直没还,潜意识中有意给忘掉的。
  这位学长拥有几百亩地,种植大豆,年年丰收,事业相当成功。他每次来圣市,总会引起一阵旋风,同学们口口相传,都以他为荣。
  刚巧这次他又来了,我厚着脸皮向他借了五十块美金(相当一般工人一个月的收入)。有了钱,我又去中华会馆,何神父见到我,免不了又东问西问,听说我要去农场,他大感欣慰,笑得嘴都合不上,一直说:
  “你这孩子!早该回到本行的,真是迷途知返,迷途知返!”
  “是呀,有您这位牧羊人在,哨子一吹,不回来也得回来。”我知趣的幽他一默。
  “先安定下来,然后成家,听见没有?”
  “那么您就发发慈悲,介绍一位吧!”我连忙顺水推舟,其实这才是目的。
  “真的?交给我,交给我,我慢慢地帮你找!”
  “不能慢慢找,我明天就要回保禄了,能不能快一点!”
  “胡闹!胡闹!”他打量着我的神情,这才发现我不是胡闹,他气了:
  “荒唐!荒唐!你想做什么?买一个老婆帮你种田去?你这孩子,老是做些怪事!结婚是神圣的大事,是上帝给子民的恩赐,怎么可以这样轻率?”
  何神父一语道破,我的想法太奇怪,天下哪有人一天之中就找到婚姻对象?连上帝创造宇宙,也要七天呀!
  我打算在农闲的时候,做些小手工艺品,像以前在学校做的脚踏车、三轮车之类,便顺道买了些材料。因为第二天才有火车,到了晚上,一看还有时间,便到自由大道旁一个小巷里,找了个小酒吧,要了整只烤鸡,先享受一番。
  我坐在吧台的高凳子上,为的是一个人不好意思占用一桌。这种小酒吧因为本重利轻,一般的吃食都卖,我以往只要腰中无虞,常来光顾。
  正在大快朵颐之际,突然听到一声声圣歌平和的哼声。抬头一看,是一位女侍,一边轻快地工作,一边哼着。可能是饥不择食吧,我这一看,神魂竟掉了一半。她看上去不过十六七岁,浅褐色的皮肤与黄种人很相近,但轮廓显明,眉目之间颇具秀色。
  她哼的那首圣歌我很熟悉,反正时间尚早,我把鸡放在一边,抹净了嘴上的油腻,也随着她哼将起来。她觉得和声有异,见到是我,含羞地笑了笑。“含羞”实在是对少女最微妙的描述,她的羞意成了我心跳的动力。
  随着我们开始了长谈,我展开了孔雀的尾巴,说自己是刚来不久的中国人,在保禄经营农场,身家清白,尚未娶妻,无不良嗜好等等老掉牙的话头。
  她则乜斜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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