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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4章

智慧之旅-第4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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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理这次演唱应由牧歌合唱团担纲,但是威德曼一向偏爱技巧性的小品,尤其是文艺复兴期的牧歌以及巴洛可时期的一些民谣。他能以轻柔有致的技巧,完美地表现出各种和声的神髓,其趣味与布拉姆斯的风格截然不同。因此,他不打算以牧歌合唱团主唱,遂叫瑞纳多以学生合唱团为班底,等我们练好了以后,再带领各合唱团全面排演。
  瑞纳多知道责任重大,他也没有把握能够练好,但是决定努力去做。他详细地研究过全谱后,便把我和另外两个同学叫去,先讲解曲子的结构以及应该注意的重点,再教我们事先唱熟,负起“带唱”的责任。
  镇魂曲以莫扎特的最著名,但却以布拉姆斯的最优美,只因布拉姆斯犯了一项合唱上的大忌,就是常在无伴奏的情况下,在休止符的后面,突然用最强的合声,作大幅度的转调。因为转调时音阶已很难掌握,又无伴奏,在休止之后,唱者原来的音感已经消失,这时要能准确地唱出转调音符已是极难,还要用特强、整齐划一的合声,更是难上加难。
  瑞纳多特别教我们一种方法,就是在前一小节先将转调默记下来,休止时在喉间微微哼着,时间一到,就放胆高唱,别人自然会跟上来。果然,尽管进度很慢,一个多月下来,我们已经唱得有板有眼。
  这时谣传有人要取代瑞纳多的指挥位置,我们打听之下,竟是与我同班的佐治。他的父亲是本市的名人,有钱有势,他原来读医学院,因为喜好音乐,特别转学专攻指挥。他与我同在威德曼的“音感”课学习,据我所知,他根本没有音感。不论是固定调或是变调,他始终听不出主和弦与属和弦,更别谈什么大调、小调了。
  如果是别人,我还不敢说,但传说是他,我压根儿不相信。不幸的是,校方发布了公告,由佐治取代瑞纳多的指挥位置。
  同学们一见布告,莫不气愤难平。我仗着是外国学生,兼以对威德曼很有信心,不顾一切,闯进了他的办公室,劈口就问:
  “佐治凭什么取代瑞纳多?”
  威德曼看我气冲牛斗的模样,没有立刻答话,他身体往后一仰,靠在高背的座椅中,好整以暇地翘起二郎腿,不慌不忙地说:
  “为什么他不能?”
  “他学指挥才多久?这样难的大曲子,他能胜任吗?”
  “你进学校才多久?一年多吧?我不认为时间有多重要。”
  他说得不错,是我自己弄错了主题,我立刻改口说:
  “可是作个合唱团的指挥,音感总应该很强吧?我不相信他自己能唱这首曲子。”
  “又不是要他唱。”
  威德曼有这种看法我很失望,禁不住大声起来:
  “他得指导我们呀!唱得不好没有关系,音符总要唱准吧?我们唱走了音他总该听得出来才行,不然的话,他指导些什么?”
  “别急,别急,我以为中国人很有耐性,有话慢慢讲。”他眼中闪着狡黠的光芒,又说道:“我听说你们已经会唱了,还怕什么?”
  “教授,我们会唱是因为瑞纳多指挥得好,同样的道理,牧歌合唱团也是因为教授您在指挥,不相信让佐治取代您看看。”我也回敬了他一招。
  他耸耸肩说:
  “只要佐治愿意,我可以让位给他。”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们的责任是提供高水平的音乐让人们欣赏,佐治如果有能力,我绝不反对,为什么只因为他要,就可以为所欲为?”
  “为什么不?他有个好爸爸呀!”
  “有个好爸爸就可以成为好指挥?”
  “没有必要,他爸爸只要他当着全市的达官贵人,在大教堂指挥合唱,出出风头。”他微笑着对我挤挤眼睛,又说:“你是中国人,理应了解其中奥妙才是。”
  原来如此,我早该知道,只是我不相信威德曼也如此势利,最后我再问:
  “那您赞成他做我们的指挥吗?”
  “中国人,你以为我做院长有多大的权力?你想学音乐,要知道音乐家就是寄生虫。看看历史上,有哪个伟大的音乐家不是仰人鼻息?以前是王公贵族,现在是商人政客。你要追求真善美,他们要用你来装饰他们的地位和成就。如果不是你们这次表现得好,谁会来抢这个指挥做?你想知道,我不妨告诉你,除了佐治,还有不少人在打主意,可是在校董会上,佐治的爸爸出钱最多,没有钱,怎么办这样大的演唱会?”
  我颓丧万分,从小到现在,从中国到巴西,处处都是金钱在作祟。连音乐这么纯洁的最后一片天地,也逃不开金钱的污染,人世中还有什么干净的地方呢?
  现实的力量大于一切,我能不屈服吗?我又甘心吗?至少还有一种选择,我可以放弃学音乐,可以不参加合唱团。
  不仅是我,很多同学都忿忿不平,纷纷退出了合唱团。原来五十多人的合唱团,突然间只剩下不到二十位。我们三个带唱的都退出了,指挥棒依然挥动,但没有人敢先开口,人人都在等待他人,剎时,冷冷清清的,合唱团的声音寂静了。
  一个多星期以后,练唱的歌声消逝了,就像“镇魂曲”的原意一般。终于佐治自动地辞去了指挥的职位,音乐究竟是音乐,光凭财势,就算是手执一根纯金铸制的指挥棒,也不能把人的声音化为优美的音符。
  自从这次的事件后,我又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适合做个音乐家?就年纪来说,我已经快三十岁了,还只学到一点皮毛。我从头到尾分析过贝多芬的第七交响乐,其技巧的圆熟,结构的精密,令我难望其项背,充其量未来只能在音乐界混碗饭吃。然而自己性格太倔强,不肯向现实低头,如果没有过人的本事,有谁会将就我?赐我嗟来之食?
  可是,我又能做什么呢?所追求的人生真理又在哪里?不论如何,音乐还可以给我一丝安慰。既然这个世界已经被金钱和权势统治,到最后忍气吞声,我还可以把头埋在音乐里,不理会这世上的一切噪音。
  我有很多新的构想,我一直认为中国音乐之所以落后,是因为语音已经占用了旋律的缘故。声音的排列原本有限,不过靠着喉管、口腔、齿牙与唇舌的些微变化而已。国语约有三百多种音,而全世界各种语系加起来也不超过五六百种。为了辨识,很多民族采用了复音,利用多重声音的组合使种类增多,也就是所谓的拼音法。
  中国因为象形文字发展得很成功,不能轻易放弃,因此在语汇增加,语音已经不敷辨识所需的变化时,便把音调加了进去,成为四声。有了四声后,单字的辨识率便增加了四倍,变成了一千三百多种音。后来随着文化的发展,词汇大量应用,竟走出了一条康庄大道,在人类语言系统中独树一格,屹立于世界。
  这种牺牲音调而充实语音的作法,当然有得有失。所得者,在文字的表意上得以把由初民开始,最详实的思考痕迹成功地保留下来。文化的发展是渐进的,人智也在不断的开展中,尽管少数人具有莫大智能,但时机未到之前,人类理解能力的根本却难以知晓。
  此外,中国文字之精简,文义之丰富,蕴涵之广泛,也是举世无匹。更难得的是“书同文”的制度能把历史甚久、民族复杂的整个社会体系,成功地溶为一体。不论各地方、民族的语音如何,同文同源的结果,使得整个国家得以团结认同。
  牺牲了音调,音乐就难以发展,西方音乐源自于早期的吟游诗人。流浪四方的艺人,以歌唱谋生,他们传颂各种民间传说,或者是战争、灾难等故事。后来这种游唱分两支发展,一是“牧歌”,一是由多人组成、且演变成以表演为主的“悲剧”。
  仅仅是清唱,音调难以掌握,不适合于一般人,故有了四弦琴之类简单乐器的发明。乐器本来是为了伴唱,但是各种乐器广阔的音域与多变的音色,又启发了人们的创造力。使得更多更丰富的乐器应运而生,其中最重要的是“键琴”,可以同时发出多种音调。
  后来,德国人巴哈把这种键琴加以规范,将音阶依人感知的特性,分为十二个等比的共振频率“半音”,根据半音的不同组合成调,成为“十二平均律”。有了理论基础,调性、对位、和声、曲式等才逐步发展出来,音乐也有了完整的生命力。后人推崇他的贡献,称之为“音乐之父”。
  中国早期也有诗歌,但由于语音中已经有了音调,不需要刻意的“唱”,只需把音调的特性夸张一些,就有了抑扬顿挫的变化效果。这种“吟”法人人都会,也就没有发明乐器的需要,了不起一根棍子,一块石头,用以强调节奏即可。
  正因为不需要乐器,失去了“键琴”的发展背景,就没有“和声”的环境,无法产生半音阶的观念。中国音乐因此变得极为单调,不得不走上文人的写意音乐(有了毛笔和纸张后,书法盛行,由书而画,故国画也不重写实而重意境)。最后,“知音”者越来越少,永远停留在初民音乐的“五音阶”阶段中。
  中国音乐与诗歌的结合,大约始于商朝,太早脱离了叙事的色彩,便渐渐成为精致文化。于是,主政者以之作为行为准则教诲的工具,故有周公“制礼作乐”之举。既为社会的教化工具,人性受到陶冶,刻意地忽略了音乐的技巧发展。
  文化的断层就发生在这里,时到今日,我们处处模仿外国,传统的诗词已为今人所扬弃,新的理念又未建立。我们引进西洋的歌曲,嵌进了中文的音调,唱起来是一字一音,字音与曲音相混,除非是预先知道歌词内容,否则听者真不知所唱!
  一个落后的国家,百废待举,有谁会关心音乐呢?国家民族的兴衰在人,人的力量则来自自我,自我的力量系基于对文化、传统的信念,由此才能从生理的依赖中断脐而出,从而自我认知、充实,形成力量。
  这绝不是空话,俗话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木是工具,运用工具要靠技术,而学习任何技术,十年的时间绝对足够。但人却不然,所谓的百年是指超过一代以上的时间。所有历史上的强国,无一不具有强大的文化背景。也从来不曾有过一个国家能够雄峙百年,而不具备文化基础!
  当年在日记中,我曾写了很多音乐理论,不幸现在手头没有资料,只能就记忆所及加以记载。兹以国语为例,四声可以视为主和音的三个音:“MI… DO…MI SOL(低八度)…DO MI…SOL(低八度) ”第一声平平地延长,第二声向上升,第三声则由低八度的属和音上升,第四声需要由高向下滑,且速度要快,以便把音感破除掉,故有人称之为破音。
  国语说得标准时,应该是大调的主和音,音感很大方、宏伟。据说当年在决定“国语”时,敝家乡话--湖北音,因为“辛亥革命”的因素,也曾列入考虑。但是湖北音属于小调,婉转有余而气魄不足,故未获垂青。
  我曾对好几种中国方言作了系统的研究,像四川话没有尾音,语调干脆而生硬。山东话每个音都有尾音变化,又不够严谨。而广东话将“四声”变为“八声”,过于复杂。当然除了音调之外,还有音色的因素,也就是发音的口形与部位,但这却与音乐无关。在所有的方言中,北京话的优点,正是其音乐属性的特征。
  假如要唱中文歌,必须先掌握文字四声中的音频变化,使音乐的曲调成为载具,让文字的音调浮在其上。这样既不妨害音乐的进行,又能兼顾中国文字的特性,一听就懂。为了便利后学,大可订些规则,如同对位法一般,有心者不妨一试。
  威德曼教的是“新音乐”,上课时根本没有教材。他只是提供一些作品,在其指导下,大家相互探讨。
  比如说荀伯格的作品,在威德曼的解说中,有四种创作的法则。这四种法则听起来似乎煞有介事,我一听,就对威德曼表示,这些法则只有一个目的,就是避免音乐的调性,这怎么能称做法则呢?
  威德曼不同意我的说法,他认为不管用什么方法,只要能使首调音乐变成无调音乐,就可以称为法则。他甚至问我有没有其它方法,能得到同样的结果?
  当场我的确被他考住了,但是我不甘示弱。下课后我写了一个简单的公式(时日久远,现在已记不完全了),是将主和音的排列组合变化全部展开,只要十二个半音中,能够产生大、小和弦音阶者,不令其出现在同一小节中,至于三和音更不可出现在同一乐念中,这样就可以得到同样的无调性音乐。
  威德曼看了大吃一惊,从此对我刮目相看。
  还有一次上“听声、辨音”课,目的在训练我们分辨各种音调及调性。训练时,听者一听到钢琴声,就要说出该音的名称。每次他一按键,我都能快速而正确地指出,到后来他只好禁止我再开口,好让别人练习。
  下课时,他问我是不是有“绝对音感”,我说没有,同时告诉他有关中国语音的调性特色。他听了,建议我改学指挥,我表示没有兴趣,他好心说:
  “我是为你好,作曲是没有前途的,总有一天你会知道。”
  我知道他的好意,可是,我如何解释自己的心态呢?不得已,我只好说:
  “我只是希望多了解一点音乐而已。”
  “唉!中国人真难让人了解。”
  我曾写了一首曲子,是以“标题音乐”的方式,描述有几只蝉正在引吭高歌时,飞来了一只鸟,逐一把蝉吃了。最后被吃的是一只“大蝉”,与鸟挣扎了片刻,虽然不幸性命难保,却卡在鸟的喉咙里,鸟也因此不能欢唱了。
  威德曼叫我拿去给管弦乐团试练,由于主角是只“大蝉”,我选了“巴松”管来演奏。不幸吹巴松管的是位业余的老乐师,对一口气要吹八个音节无法胜任,不得已我只好改成四个音节,蝉声于是变得断断续续的,气势全无。
  更令我难以为继的是,这位老乐师不能掌握节奏,我要求的是很平滑地由慢而快,先是一拍、两拍,在四拍后,则用五连音、六连音一直到十连音。每换一小节,则升高半个音阶。练了几天,老乐师不知所吹,连声咒骂不止,我也头大如斗,只听到一片鬼哭神嚎,最后不得不宣布放弃。
  我还设计过一种曲式,利用中国“织锦缎”的结构,以一部分乐器相互交错,形成很规律的背景,有如锦缎的衬底花色一般,再用主奏乐器“绣”出上层的“乐念主题”。这种方式倒是很适合中国五音阶的调性,也能充分表现中国音乐的特殊风格。威德曼很欣赏,可是基于种种机缘,我中途变节,计划又胎死腹中。
  另外我还写了一首混声合唱曲,中国民谣式的“塞外组曲”。可惜巴西人学中文发音有问题,唱来始终像田中群蛙竞鸣,后来只好不了了之。
  可是在教他们中文时,却让我对中文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从而开启了后来致力“中文自然语言”的契机。其中细节将在第三集<炎夏>中讨论,在此从略。
  学期中,作曲班的同学有一个新曲发表会,由于我所作的曲子都不可行,所以没有报名参加。那一次的演出令我目瞪口呆,万万想象不到那就是我所积极努力的方向与远景。从此,心里又蒙上了一层阴影。
  参加那次发表会的,一共有七位同学,都是本院的菁英。在学习了几年的作曲以后,各自拿出了他们呕心沥血的作品。当着沙市近千名衣冠楚楚的名仕淑女,在威德曼先生的指挥下,由本校的管弦乐团盛大隆重的演出。
  第一个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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