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之旅-第50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不一会儿，她换了女装出来，短头发上还夹了一些发卷。她身上散放着浓烈的香水气味，令我头昏脑胀。
“走，你会打保龄球吧？我带你去。”
“我不会打保龄球。”
“啊？”她好象不相信似的：“没关系，保龄球馆就在附近。”
“开谁的车？”
“你开，我会告诉你怎么走。”她说话时截金截铁，动作也颇有男人之风。
我知道当时在美国有所谓的女权运动，因为我不了解西方社会的背景，无法表示意见。在中国，封建时代的女性确实没有社会地位。民国以后风气渐渐开放，虽然难免有工作及待遇的区别以及基于生理、心理的顾虑外，实际上并没有刻意的性别歧视。
人的性别决定于大自然的排列组合，为了争取女权，连动作行为也效法男性，我不能表示赞同。异性之间的吸引力，多多少少是来自不同情趣的调剂，我怎能接受自己的女朋友和男人一模一样？这一剎，脑海中又浮现了艾洛伊莎那千娇百媚的神情，深恨自己跑到美国这种地方来。
上了车，我还在暗自盘算，应该用什么方法，将话题导引到彼此都有兴趣的事物上时，她已先开口了：
“你多大年纪？”
“今年三十岁。”
“你学的是什么？”
“农艺。”
“大学毕业没有？”
“有。在台湾读的。”
“你生过什么病没有？”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淋病不好意思启口，也不知英文怎么说。事实上，不管哪一种病，我都不知道英语字汇，这不能算是欺骗吧？
“没有什么严重的病。”
“好，你结过婚没有？”
“没有。”
“很好。”她满意地说。我发动了车，正想问她要怎么走，她又问：“你家里有几个人在这里？”
“没有。我们怎么走？”我怕插不上口，忙抢着问她。
“什么？啊！很好。向前一直走。”几件事一气呵成，她显得很有魄力。
我最怕这种调查式的问答，想改变一下话题，便说：
“你对社会学很有研究吧？”
“现在不谈那个，你喜欢旅行吧？”
“是的。”我很识趣，谁知道？说不定她真是在做调查工作呢！
“很好。你喜欢音乐吧？”
“是的。”
“很好。你喜欢……”
不等她说完，我必须求证一下她所说的音乐是否与我所说的相同：
“慢着！我指的音乐是古典音乐，是二十世纪以前的。”
“啊？那些老古董？”她不屑地说。
“是的，我是老派的人。”我必须让她知道这一点。
她想了一会儿，决定撇开这个讨厌的问题，又问：
“你每个月收入多少？”
“大约八百元。”
“嗯，好。你工作多久了？”
我实在厌烦于这种谈话，怎么办呢？她想了解我，这是她唯一熟悉的方式，我没有理由拒绝。即使以后不再见她了，为了礼貌也应该应付下去才是。我想到车已开了很久了，不如先到保龄球馆，打打球也比这种采访有趣，于是问她：
“球馆到了没有？”
她蓦然醒悟，四下张望了一阵，说：
“过了头了，转回去吧。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哩！”
我实在受不了了，她仍然咄咄逼人地追问不止，我们在同一条街上转了三圈。最后我干脆把车子停在路边，不耐烦地说：
“现在你问吧！”
她可能自知有点失礼，便说：
“我很满意，该你问了。”
“我没有问题。”
“什么？你没有问题？你不想了解我？”
“这样的问答又能了解什么呢？”
“难道你不觉得这样最有效率？”她大为惊讶，天下居然有我这种笨人。
我无法回答，效率？难道我们在做生意吗？这时，街头有游行队伍经过，我看得出是反越战的活动。我突然灵机一动，她的政治立场应该是自由派，在那时，美国近代的政治人物我只知道一个尼克森，那是台湾舆论界最推崇的一个。如果她喜欢，我便表示反对，反之亦然。以她的个性看来，不大可能妥协，于是我问她：
“你对尼克森的看法怎样？”
“尼克森？哼，他是个失败者！”
好极了，我极力反击，我说他是英雄，世界的救星。我们和谐的关系彷佛冰山一样，瞬间就崩塌了，争了一会儿，她说：
“你送我去前面那间美容院吧，我要去洗头发。”
“好的，我在外面等你。”
“不必了，我会找朋友来接。”
感谢尼克森，否则我真不知道要怎样脱身。
到了八月，家里又来信，说父亲垂危，临终前想见我一面。
这是团结中国社会的基本力量，父母如果不能在去世前见到他们的儿女，可以称之为死不瞑目。当然逝者已矣，谁也不知道瞑不瞑目有什么分别。但是做子女的，长期在“百善孝为先”观念的灌输下，总不希望在脑海中存着一副永远睁着双眼、憋着最后一口气，老态龙钟的亲人的模样。
在一般人的眼中，我父亲待我太过严厉，使我丧失了童年快乐的时光。可是没有人比我更清楚，不幸的遭遇、苦痛的过去，正是我一生中最丰富的资本。在当时我确曾怨天尤人、痛哭流涕，深恨命运对我不公平。到如今，我亲眼见到很多在父母呵护下成长的青年，一旦面临了无情的、竞争惨烈的社会，在没有心理准备下，弱者被强者残酷地欺凌，强者与强者则无休无止地做殊死战斗，以往赖以依仗的庇护呢？而今又在哪里？
历经了幼年深巨的痛苦磨练，我才成为真正的强者，除了我自己，天下没有任何人、任何力量可以撼动我分毫。这种坚强的心理建设，不正是父亲的恩赐吗？不正是中国历代的先贤大德，累积了几千年的宝贵经验，赋与传统文化的精髓吗？
从功利主义者的立场来看，我一无所取，没有金钱、地位、事业，甚至连家庭都没有。然而，那些并不是我所要追求的，从古到今，人生生死死，又有几个勇于摆脱世俗的牵绊，禀持着明确的原则，迈向理想的未来？
我知道自己还有很多缺点，有时候也会迷失方向。但在黑暗里，在迷雾中，我总能借着过去痛苦的经验，找到一线光明。也能利用千锤百炼的理性，克服自己，继续前进。
直到这一刻，我还不知道自己的理想是什么，唯一所能禀持的原则，就是不断地观察、学习。此外，更要摒除私心，顺应环境变化，最后希望能找到一种放诸四海皆准、有助于所有人类、彻底解脱痛苦烦恼的方法。
既然父亲要见我最后一面，不管目前情况如何，我都必须回去。
我向诺曼辞职，他大吃一惊：
“你是不是嫌薪水太少？我可以给你加薪，我们的工厂正在扩充，忙得要命，所以忽略了你的问题。”
“谢谢你，是因为我父亲病重，要见我最后一面。”
“见你一面？见到你，他的病就会好？”
“我想不会，他已七十九岁了。”
“那你回去干什么？”
“这是我的责任，我是他唯一的儿子。”
“那你要去多久？”
“很难说，可能回不来了，未知的因素太多了。”
“我不懂，你自己想想，这样做太冒险了。”
“我没有选择。”
“当然有，你不必回去，你看，我们的事业一天天在成长，将来也有你一份。你父亲是你父亲，你是你，哪里有只为了回去看看他，而不顾自己前途的事？”
他不了解中国人，就像我不了解他一样。最后，他只好摇着头，送我两百元美金作为路费，还加了一个脚注：
“就因为这样，你们中国不可能强大起来。”
一回到台北，我就赶到医院，父亲已经又瘦又干，双目深陷，但却睁着双眼，躺在病床上，一动都不动。我走到他面前，说：
“爸爸，我回来了。”
彷佛是从一个遥远的地方，历经艰辛的跋涉，他缓缓的把呆滞无神的眼珠移向我这边，注视了很久很久。突然，最后一点生命的火花燃起了，干涩的眼眶中泛起了一丝泪痕，脸上的肌肉微微抽动。他颤抖着乌黑的嘴唇，用着几乎听不到的声音，说：
“吃过饭没有？”
我大声说：
“爸爸，我吃过了。”
他仍然看着我，苍老而枯皱的脸上，显出无比的劳累，却又平静而安祥。他可能有很多话要说，也可能本来就没有什么可以说的，总之，在这一刻，一切都显得多余。渐渐地，他疲倦地阖上了眼睛，从此以后，再也没有睁开来。
我们把他接回家中，他如同植物人一般，不吃不喝，全靠点滴维持生命。一个月后，终于与人世永别。
人生的意义在哪里呢？他赋与我生命，教育我以文化，最后，他却成了一具枯骨。我是否也将步着他的后尘，在昏黄的晚景中期待着游子，一代一代地就此传衍下去？所传的又是什么？是生命？是文化？抑或还有其它我尚未了解的？
我们两代之间有一道很深的鸿沟，那是时代在人际关系上所刻下的痕迹，没有是非对错，只留下淡淡的惋惜。
父亲没有留给我一文钱、一片土，但是那看不到摸不着的影响以及人生的价值观，却如同生命的本质一般，与我同存。他并没有死，“死”只是一个很通俗的概念，代表一种生命力的移转。当毛虫结成蛹后，会变化成蝴蝶；当蝴蝶羽化了，又变成一粒粒精巧透明的卵。生命从来不曾“死”过，只是不断地开展。
人的生命期比较长，除了生命的更续之外，还有在生命过程中累积的许多认知。这些认知不是金钱可以买到的，也不是书本中可以提炼出来的。唯一的管道，即是每一个人自己亲身的体验。
“死”只是代表一个过程的终止，人体虽然化为尘埃，人的经历却永远存留。环境永远在变化，而生命需要生存，生存的经历便是生命生存最有价值的借镜。
人类千万年来所积累的认知，在一代一代之间不断地传衍，汇为长河、巨流，难道这不是一种生命，难道只有与草木同朽的身体才算是生命？
生命到底是什么？如果用逻辑来推论，正因为人“有”生命，所以人一定“不是”生命。人只是一种具有生命的机体，机体当然与生命有别。再进一步看，人有生命，人又有认知，是否“生命”与“认知”同是“人”的属性呢？
如果是的，那么在认知的立场，生命的意义就比较容易了解了。在大自然的进化中，许多现象基于环境的变化，随起随灭，消逝得无影无踪。唯有能永存在大自然中的现象，可视为“有意义”。而生命需要知识以增进延续生存的机率，所以，生命的意义可以说就是不断地追求、传衍所获得的认知。
目前，我的认知是：父亲的责任告一段落，以后就轮到我了。
办完父亲的丧事，我才发觉当前的第一个责任，就是维持家计。不管我愿不愿意，这个责任已自动地落在肩上，再也潇洒不起来了。
智慧之旅 （第二部） 六、惊蛰 丁丁、责任、商机、摸索家里其实只剩下继母和我，老实说，在这一生中，我最怕面对的就是我的继母。她是一个正常而平凡的女人，在与我父亲结婚以前，已守寡多年。据我的判断，她嫁给父亲的主要原因，是要把她的儿子送出国读书，以便老来有靠。
他儿子从生父姓马，年纪比我约大四岁，在我读大三那年，他也搬来家中。因为他学的是物理，我恰好也有一些物理上的问题，便常常向他请教，我们之间相处得很好。
他也喜欢古典音乐，而且有一套很好的音响。我告诉他，父亲不许我听音乐。他则鼓起如簧之舌，向父亲灌输音乐能陶冶性情的理论，还找了一篇报导贝多芬的事给父亲看。父亲最喜欢看书，来台湾后，因为薪资有限，买不起书，只好剪贴报纸，并装订成册（在他去世时，已经完成了一百多册）。在父亲的观念中，只要是报上刊登的，一定有价值，连生了病也去查剪报资料，自我治疗。
父亲看了有关贝多芬的报导后，便不再反对我们放唱片。有时，我们正在凝神倾听，他会走过来，也听一阵子，然后点点头，对马大哥说：
“是贝多芬吧？”
马大哥的父亲是军人，抗日时不幸阵亡，母亲任职政工，从小就把他送进遗族学校，很少享受到天伦之乐。大学毕业于中正理工学院，后来又在清华核子研究所读硕士。他受限于军人身份，虽然成绩优秀，却无法出国深造。父亲动用了很多关系，费尽心力才打通了关节，让他去德国，专攻激光。
在我毕业前，允许马大哥出国的公文核淮下来了，他打算到高雄去向几位父执辈辞行，并邀我同往。我们一起去玩了几天，住在他的朋友家。无意间，我发现了一位很特殊的女孩“丁丁”，她与马大哥从小一起长大，约有十七、八岁，当时在屏东师范读书。
那是一个阴霾的下午，一伙大约有十多个人，同去西子湾游玩。在回程中，我们坐在拥挤的公车上，由于风浪骤起，一个高约丈许的浪头，突然由海堤外扑进窗内。车里人人争相走避，一阵大乱，我被挤到车尾，压在人堆之下。
好不容易挣扎着站起来，一眼看到那大浪冲进来的窗口旁，有个孤单瘦小的人影，全身都湿透了，犹自稳稳地坐着，一动也不动，彷佛根本没有发生什么事。
我仔细一看，竟是丁丁，当下不及思考，立刻拿了条大毛巾，跨过东倒西歪的人群，披在她的肩上。她仍然静静的，两眼望着前方，如同梦呓一般地说：
“朱大哥，我的头发湿了没有？”
我不知道应该怎样回答，看她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又勇敢得大有“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气概，却说出这样飘渺出尘的禅话。那一剎，在我的印象里，立刻塑造出了一个清新超凡的偶像。曾有一段时间内，我情不由己，仰慕不止。
经过这次的事件后，我便偷偷地观察她，发现她年纪虽然不大，却稳重娴淑，在家中俨然一副大姐姐的风范。她还有两个顽皮的弟弟、一个活泼美丽的妹妹。只要一听到她那温和又具威严的声音，便是天塌下来，也化为平和。
第一个进入我脑中的念头，就是娥姐那含糊不清的印象。撇开了时空的差异，我简直感觉不出她们俩个有什么分别。
直到回到台北，我才知道马大哥这次南下是专程去看丁丁，本来打算与她订婚。但是见了面后，又觉得她年纪太小，心里犹豫不决。
我很欣赏丁丁，也觉得他们相配，很想促成这段良缘，以满足自己的私心。经过一番考虑，我便写了封信给她，说了很多马大哥的好话，并劝她主动与马大哥联络。以后我们便经常通信，话题无不绕着马大哥转。
在我服兵役时，他们终于订了婚，马大哥也去了德国。
记得当我辞去了花莲的教职，返回台北后，有一天，我正要出门，继母把我叫住，她很愉快地说：
“你马大哥要结婚了，你知道吧？”
马大哥还在德国，难道丁丁也去了不成？平常我尽量避免与继母聊天，一来我不喜欢谈家务事，最怕别人抱怨这个、批评那个。二来她的思路很乱，各种不同的主题，时空颠倒的夹杂在一起，令人听来毫无头绪。可是我很关心他们俩的婚事，便问道：
“是马大哥回来，还是丁丁要去德国？”
“什么丁丁？马大哥女朋友多得很，根本就不喜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