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之旅-第5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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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先生，我知道你是政工出身，不巧晚辈也在政工干校受过训。”我知道要耍狠必须利用权威：“服从是军人的天职，相信政工手册中也有规定，上面交待的任务，如果没有能力达成，责任在谁？”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公司不赚钱，先要追究责任。别的晚辈不懂，可是‘情报’倒收集了一些。如果公司里有人勾结外人，私自图利，我们可以到法院申告，看是谁在违法生产？”我虽不了解内情，但是猜想刘、李二人必然脱不了关系。
“他妈的，乳臭未干！老子不吃你这一套！”李先生恼羞成怒，又拍起桌子来。
“姓李的！休想在此撒野！你不够资格！”我大喝一声，拿出唱歌剧的丹田之气，纵使没有把玻璃震破，却也令场中人人失色。
刘厂长立刻站起来，把李先生拉开，李先生无颜再待下去，忿忿地走了。
会议结果是刘先生如果能接管工厂，我即负责筹措经费，否则公司宣布破产。
我当然没有钱，但我知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不论是否有人搞鬼，时间拖了那么久，工厂的接收绝非这么简单的事。果真有了工厂，再去找钱，相信必非难事。
事实证明我的判断正确，工厂没有接收成功，公司也没有人再加闻问，就这样无疾而终。向先生看我好象颇有作为，便想尽方法劝我与他合作，重起炉灶。最初听了他的计划，似乎立刻就可以从平地起高楼，的确很令我心动。
可是，经过我一一印证，发现他虽然说得漂亮，却没有一件兑现。尤其令我怀疑的，是他常玩弄两面手法，每次说要介绍一些重要人士和我见面，到最后总是会有些原因，使得本人不能正式出面，而由其亲信代理。为什么老要找些知名人士呢？难道只有这些人能做事吗，又为什么不能出面呢？是否涉及不法的行为？
我从不多问，只是用心观察，那些所谓的亲信，确实与其后台老板同在一个办公室，但他们什么都不能作主，事无大小，都要请示。一点芝麻大的事，也要扯上十天半个月，完全不是投资事业的态度。
令我不解的是，很多人都说他是个大骗子，骗我父亲倒有可能，我又有什么利用价值？看他忙得煞有介事，带着我四出奔走。他租了间办公室，找了个女秘书，拿出一本厚厚的计划书，打算按步实施。我冷眼旁观，想知道自己所扮演的角色。然而从头到尾，除了给他壮胆，我始终不知道他拉我的目的何在。
不过，我又做了一件荒唐事，向先生建议我找几个同学，大家集合力量才能成事。我觉得这倒是个好主意，因为我太主观，有同学参加意见，可能看得更清楚。于是，我找了几位在大学一起从事社团活动的同学，有庄灵、“小班长”、“阿群”、“阿琨”、“小端”以及当时担任新店镇长的一位卓姓同学，一共有七、八个人。
想不到这些同学比我还嫩，过不了多久，他们就比我还要信任老向，无不认为他是个怀才不遇的天才智囊，对他几乎是言听计从。这一来，我的信心动摇了，难道是我有偏见？他今天没有成功，并不表示他没有能力。他的计划的确有根有据，只要我们能够按着步骤去做，还有什么不妥的呢？
我自订了一个原则，犯法违纪的事，我绝不做，其它只要是我还不懂的，都属于我应该认识的范围。
老向又给我出了一个主意，要大家结拜兄弟，表示甘苦与共。我一时利令智昏，加上一直向往江湖上“两肋插刀”的豪情，未及深思就同意了。
我们是在永和一个土地庙里结拜的，老大当然是向先生，老二及老三是向先生介绍来的朋友，自称在中信局工作。其它依序以降，都是我们这一批入世未深、自以为是的毛头小伙。拜了把，歃血为盟，我并没有感到彼此的关系起了什么化学变化。
向先生知道“阿群”家中经营远洋渔业后，竟然想要撮合我们这一对“兄妹”的好事。我坚决反对，不是为了别的，我很尊重阿群，但从来没有她当作女人。在农学院时，同学都认为她将来一定是个企业家，有头脑，冷静，而且家中有钱。我则自认是个艺术家，充满罗曼蒂克的幻想，不切实际，我们不是同路人！
我脑海中浮现出一幕情景，如果我与阿群结合，则每件事我都会问她：“这有什么‘意义’？”而她则会问我：“那有什么‘计划’？”
这次找她来，并不仅仅是为了做番事业，我的私心是在我们成功以后，我就可以把家的责任交待了，远走高飞，回巴西追梦去！
可是，“兄弟”们异口同声，非要我同意不可。记得阿群曾为我介绍过女朋友，既然肯为我介绍，显然对我没有什么兴趣，过去没有，现在当然更不可能有。于是，我答应了，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先要看看阿群的态度，而且要交往一段时间。
大家都笑我没有常识，这算是什么条件？我心里却另有打算，我相信等阿群了解了我真正的意图后，她是个实事求是的人，绝不想在水中捞月。
于是便由向先生出面，找阿群说项。他带回来一个好消息，据阿群表示，她父亲已经过世，家中事完全由她大哥作主，因此她的婚事要先通过她哥哥这一关。
我这一生遭遇的巧事，无一不与我奇特的个性有关。我反应极快，看得极远，主见极深，不幸的是机运极差。结果是事事与世情不符，巧上加巧，奇中有奇。
原来她哥哥也是一绝，毕业自台大，在学校也是个不务正业的锋头人物，在此且称他做“张阿哥”吧。张阿哥所出的题目是，要请我去酒家吃酒，他的座右铭是：一个男子汉如果不能玩女人，则没有男子气概；如果不能喝酒，则不够豪爽；再如不能赌博，绝不能成大事。因为所谓大事，就是天天赌、时时赌！
向先生忧心忡忡，他这个诸葛亮可也有束手无策的一天！他判断是张阿哥在考验我，所以应高挂免战牌为上。可是他又认为，那些话是拿破仑的名言，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万一张阿哥真正相信这个理念，而我不应战，岂不是第一阵就败下来了？
我觉得有趣极了，假如不是因为阿群，我倒真是想结交这位“大阿哥”。只可惜与阿群同学四年从来没有往来，否则两个怪物在一起，不知天下又生出什么鲜事来了。
我决定赴约，小班长和庄灵等知道我不喝酒，几个人商量好，决定到时作牺牲打，可不能让我一上垒包就三振出局。
生平第一次进酒家，莺莺燕燕完全不在我眼里，我想看看阿群是什么态度。不料她避不出面，张阿哥早就到了，而且已经与向先生“拼”了起来。见到我，张阿哥真如同电影上大阿哥的身势，正眼都未抬，将手一摆：
“啊，你就是朱邦复！”
我毫不客气地坐下，接着兄弟们一个一个轮流向张阿哥敬酒，他则杯到酒干，毫不犹豫。我还没有喝到一滴，向先生先倒了，庄灵、阿琨也失踪了，只剩下小班长与张阿哥两个已不成人样，胡扯得东倒西歪。
差不多十二点了，张阿哥眼睛都睁不开了，小班长则语无伦次，桌子上扒着向先生。只有我看得热闹滚滚，已经搞不清到底谁是主角？谁是配角？
张阿哥显然技高一筹，突然站起身来说：
“不行……”想了半天，他才指着我说：“还要看你玩女人！”
小班长也清醒了，忙把向先生拉起来，打着圆场说：
“太晚了，下次再……”
向先生被惊醒了，勉强打起精神，也说：
“对！对！下次再说吧！”
张阿哥根本没理会，叫领班的来，签了字就往楼下走，找到司机，说：
“去北投。”
这时向先生和小班长都慌了，齐声对我说：
“不要去！”
我觉得好笑，大声说：
“为什么不去？我正要试试自己的本事！”
结果只有张阿哥与我两人上车，其它的人都觉得大事不妙，打道回府了。
一路上我们没有交谈，到了北投，我真的叫了一位小姐，而且私下对她言明，是为了打赌来的，所以一夜无事。因为我的戒心未除，不敢真的召妓，再说在那种情况下，我的确难以符合拿破仑所定的高标准。
第二天一早，妓院中的人对我说同来的那位先生昨晚付了帐，一刻都没有停留就走了。自后阿群再也没有参加我们的活动，向先生也不再提起这件公案。
我跟他胡混了一个多月，才发现他专门利用社会的黑暗面，与腐败的官员勾结。这些我早已看透了，古今中外少有例外。他谈吐风度都算得上一流，脑筋快而且精明，对社会上的各种门道了若指掌。凭心而论，只要有点运气，他的确能闯出一番大事业来。但我们是途同道异，我是想赚点钱给继母养老，若用他那种方法，必将为自己送终。
我只希望把林聚元工厂的合约解决掉，我们找了一位法院的黄牛，谈妥由怀远公司放弃租约，然后法院正式拍卖该厂的不动产（实际上只有土地值钱）。由于我们拥有租约，外人不知内情，必然不敢冒然投标。我们可以在无人竞标的情况下，以最低价买下来。那位黄牛保证，由他转手，我们至少可赚到一千万元台币。
那块地的公告地价约值一千万元，而法院将以八折拍卖。以市价而言，起码可以卖到三千多万。只是投标时要先缴押标金百分之十，也就是八十万台币，全部问题就在于如何筹措这八十万元新台币。
几个拜把兄弟一商量，咸认为凑八十万并不难，只怕标不到手，或者到了手而卖不出去。由于我没有钱，不便参与他们的讨论，只好躲得远远的，也不知道他们如何分配。
到了开标那天，只有庄灵一个人抱了一包向朋友借来的十万块。其余的人，包括小班长在内，都交了白卷，老二、老三和老卓则根本连影子都没有见到。结果，法院上下人人以为我们稳得，我们却连标单都没有填，以致于流标了。
我深知自己不是做生意的料子，没有本钱，哪来厚利？我也认为向先生言过其实，劝小班长及时回头，但是他们认为我有心病，于是我决定离开。透过父亲以往的关系，一位父执辈朋友介绍我到台湾电视公司，找了一个电影导播的工作，先有了正常的收入与稳定的职业，解决生活问题再说。
后来，同学们告诉我，第二次开标时，一位知道内情的人以底价七十万得了标，转手卖给台湾汽水公司，净赚了一千多万元。
当时在台湾只有一家电视公司，自制节目也很少，多半是租放美国影片，发声仍用英语，只是加上中文字幕，配合播出。这种由翻译到临片播出的工作，就由“电影导播”担任。以我的英语程度，连听懂普通对话都还有问题，怎么够资格做翻译？可是，找工作不容易，说不得，只好尽人事听天命了。
刚开始，我每周只翻译一部半小时的片子，如果有剧本，可以拿到五百多元，否则翻译费加倍。我住在家中，无需房租，只有母子二人，所以生活差堪维持。
一进入情况后，我就发觉翻译影片非常容易，先看上一遍，即使连一句英语都不懂，也可以“编出”一套对白来。事实上，我做了两年的翻译工作，都是译、编参半，这种做法有个很大的优点，就是颇能符合国情，观众很容易就了解剧情，接受内容。
不久，我的工作量日渐增加，每周平均有两个小时的节目。有一个综艺节目“苏利文剧场”，其中很多美国式的笑话，不仅难懂，就算文句听懂了，也莫名其“妙”。我一概翻成中国式笑话，结果各方反应极佳。此外，节目中有很多优美的歌曲，别的导播为了省事，一概不理。我则花了很大的功夫，字字斟酌，译成既可欣赏又易于歌唱的词句。一时观众纷纷来信索取，电视周刊也辟专栏登载。
有一次，节目部里一位很熟的编审来找我，说我编译的曲子一概由他来审查，我没想到别的，只感到又是安慰，又是惶恐，便说：
“你别碍于情面，如果不能通过，千万不要客气。”
“怎么会呢？你的曲子非常受欢迎，到处有人要。”
“别人要并不见得就好，你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我这一关通过后，就可以正式公布，你可以赚大钱呢！”
“这种曲子又不是通俗的流行歌曲，哪里能赚钱？”
“只要一经公布，电视台、歌厅就可以唱了呀！一唱就有版税，否则是违法的。”
“可是曲子不好，又有谁会唱呢？”
“你是真傻？还是装傻？”
我被他搞胡涂了，说：
“装什么傻？”
他把眉毛一抬，气呼呼地说：
“你又不是新来的，难道连这个规矩都不懂！”
“什么规矩？”我真的是不懂，但他不再解释，径自走了。后来我去打听，才知道他是来要红包。此后，我所有的译曲全被他审定为“灰色、不健康”而被禁唱。
这时我的外务很多，每天要应付各种头疼的问题，反正只是为了兴趣，所以并不介意。后来又有好几次机会，有人委托我制作电视节目，偏偏每次都是这位编审负责。一遇到他，我就自动地撤消原议，免得再自找没趣。
由于我的节目受欢迎，慕名的笔友很多，每天的信件应付不完，其中有两位女孩子，当时都还在读书，常常向我讨教一些人生的问题。这才是我所乐意讨论的，往往为了回一封信，绞尽脑汁，远比翻译影片还要困难。
其中一位笔名叫做程瀛，她对人生的艰辛很有概念，问的问题远比她的年龄要深刻得多。我们保持了两年多的信件来往，本来我也希望见见她，与她进一步地深交。再一想，我认为自己不应该结婚，为了避免无谓的麻烦，因此始终与她保持距离。
当中国电视公司开播后，台视决定将下午的节目时间延长，全由电影补充。突然间我们的工作量增加了两倍，而我又不知利害，一口气接下四、五个小时的节目。
那一阵子，除了一些与工作无关的杂务外，我每天平均要翻一部片子，又要剪接影片的广告，又要送检、对稿、临场播出，忙得天昏地暗，乱七八糟。可是钞票赚得痛快，最高峰时，月入台币三、四万块（当时尚无所得税），比我们部门的经理赚得还多。
人不能有钱，来得容易，去得也快。我根本忘了自己是谁，数数钞票，不消几年，我岂不成了百万富翁？工作既然如此辛苦，怎能不轻松一下？同事们笑我是守财奴，强邀我去打牌，想赢我的钱？人狂起来，真的相信自己无所不能，我也不例外。
一个多月下来，我输了近万元，越输越气，越气越输。白天已经忙得不可开交，有时累得眼皮都睁不开，但是一听到打牌，满以为根据或然率，也该我赢上一次了，而且要赢就得赢多一点。结果不仅赢不了，反而输得更惨。结果精神不济，播放节目时失误累累，因此翻译的片子被取消了几部，收入也减少了，头脑才渐渐清醒过来。
除了打牌，还要应酬，我也开始上舞厅，舞厅里莺莺燕燕，没有一个不会灌点迷汤。同去的公司同仁，多多少少都还有点名气，我也恭逢其盛。既然在台视电影组，理所当然被捧为“电影导演”。
我一直忍受着生理的折磨，也一直期望有一个知心伴侣。在舞厅昏暗的灯光下，身边的舞小姐们，看来看去，无不摇曳生姿。难道烟花巷里就无芳草？她们也是人，只因生活所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