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之旅-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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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了一天，父亲率人来接，我们过了江，改乘木炭车，直趋恩施。
　　木炭车顾名思义是以木炭做燃料，以水蒸气为动力的交通工具。由于火力不足，走平地尚可，一到上坡，大家就得下车。木炭车每每咆哮着、吐出大片浓烟，向前冲了一段后，又往下滑。司机的两个助手各拿了一个三角形木块，在车下滑时便忙将木块塞在后轮下，挡住退势，待车喘息够了，再向上爬。
　　有时候路太陡了，车实在冲不上去，司机便满面愧容的，请大伙来推。随车的都是当时鄂西行辕的高级官员，闻言莫不面面相觑。父亲见了，首先卷起袖子，动手便推。大家这才七手八脚地一拥而上，车子又开始缓缓地向前移动。
　　这只是件微不足道的小事，然而人世间一切大事，都是由这些小事堆砌起来的。人总是把自己看得很特殊，享受时不可少了他的一份，否则便是不公、不平。到了发生问题、应该设法解决时，这些人便叉着双手，远远地站着，认为那是别人的责任，与他无关。父亲之所以为人所敬重，与他的身体力行不无关系。
　　可能是路上太过劳累，也可能是在宜昌时心力透支，母亲在车上咯血不止。从此以后，身体情况一天比一天衰弱，连脸上的笑容也显得疲惫不堪。
　　国事也比母亲的病好不了多少，先总统下野，南北议和。人人都知道大势已去，常有人来劝父亲“识时务者为俊杰”，父亲立刻暴跳大骂，声震屋瓦。
　　我们住在行辕的后面，院子很大，还种了一些玉米。虽然父亲严厉禁止，我还是一有机会便到院中摘了玉米到厨房烤来吃。有一天，父亲吩咐我做功课，随后就上班去了。等他出门的声音传来，我立刻高高兴兴地跑到厨房去吃烤玉米。
　　正吃得有劲，突然听到一声狮吼：
　　“邦复呢？”
　　我吓得将玉米顺手一丢，连忙跑出来，恰与父亲撞个正着。父亲手中拄着一支“文明棍”，棍端包着铜套子，见到我，不由分说，举起棍子就往我身上抽。我还来不及逃，身上已狠狠地挨了几下，顿时痛入心肺。恍惚中，远处好象传来母亲微弱的呼声：
　　“别把他打死了！”我听了，下意识地就往地上一倒，装起死来。
　　那晓得父亲不吃这一套，只听得一声：
　　“打死你这个没有出息的狗东西！”接着我左耳后面突然一阵剧痛，连装都来不及装，立时人事不知地昏了过去。
　　事后人人说我命大，父亲那一棒就像打高尔夫球一般，棒尖正击中我的后脑勺，棒子断成了两截。而我左耳后面连着脑勺处肿得像拳头大，三个多月后才消掉。
　　学校为了宣传共产党的可怕，特别举办一次晚会，所有的节目都由同学表演。不知道是谁出的点子，我被分到扮演一位受共军欺压的农村妇女，还要边唱边跳。我当然不肯，态度坚定异常，结果还是要劳动母亲出面：
　　“儿啊，唱戏有什么不好呢？要知道你爸爸是个好官，他要让老百姓高兴，总不能叫他去唱吧，你代爸爸分劳，为什么不愿意呢？”
　　“他们要我装女的，我不干！”
　　“女的有什么不好？妈妈不是女的吗？观音菩萨不也是女的吗？”
　　“可是装女生要擦胭脂，那不叫人笑死了？”
　　“做你该做的事，不要管别人，那天妈妈也要去，就算跳给妈妈看，好吧？”
　　母亲说好说歹，我只得硬着头皮，别别扭扭，活像个大姑娘。演完了，一连几天都不敢见人。立妹则表演一支蝴蝶舞，我在后台没有看到，据说她跳得面色苍白，不要说飞，到后来几乎连动都不能动了。
　　有一天，突然有人急急忙忙地跑进家里，惊慌地喊着：
　　“共产党过江啦！共产党过江啦！”
　　家里又是一阵乱，母亲躺在床上只是流着泪，叹气说：
　　“又要搬家了，老天哪！搬到哪一天为止啊！”
　　父亲不知去哪里了，我只记得一切都是姚伯伯在打点，家里忙乱了一阵。母亲一把鼻涕一把眼泪，举步维艰地，带着我们兄妹二人坐上一架军机。先到万县，再乘船到重庆，住进湖北省银行的办事处里。
　　那时，重庆也是一片兵慌马乱，我们都受到警告，不许随意走动。只要不看到父亲，一切事务对我来说都是新奇有趣，整天东张西望，忙个不停。
　　办事处位于小十字街，街旁地上都是些摆地摊的小贩，我常去买“冰棍”吃，也常租些“娃娃书”（连环图画）来看。因此学了不少歌谣，随着别人唱：
　　“……不怕铜打铁罗汉，只怕难过九月三！”
　　那时人人在唱，但没有人知道是什么意思。另外还有一段是：
　　“火烧重庆，血洗台湾！”这段我懂，因为我一唱，母亲就骂。
　　四九年九月三日那天，大约下午两点钟，我正在客厅玩，突然发现窗子外面，“朝天门”方向有一股黑烟，直冲云天。我忘不了汉口酒精厂的大火，在开始时也是一股黑烟。但办事处里没有人相信我的话，都说那是轮船泊岸，而且船一定很大。
　　到了五点钟，原来的一股烟化为两股，而且变得很粗，办事处的人都不见了，只剩下我们母子三人。母亲开始急了，电话又打不通，口中便念起观音菩萨来。
　　我跑到门外一看，才知道事态严重了，原来不仅是失火，而且火头不止一处，人人都紧张地群聚街头，指东望西，议论纷纷。还有不少军警，荷鎗实弹，来往巡曳。
　　小十字街紧接大十字街，大十字街则与银行街相交，如果银行街也烧了起来，那问题就大了。根据目前形势，显然是有人纵火，朝天门一带都是穷苦人家住的木房，很容易燃烧。银行街则是钢筋水泥的高楼，虽然不容易燃烧，一旦烧了起来却难以抢救。
　　这时人群中一阵大乱，半空又冒出了一片浓烟，隐隐还看得见火舌伸缩，彷佛就在小十字街的附近。我慌忙跑回家，急着对母亲说：
　　“不得了，到处都烧起来了！”
　　母亲虽然心里焦急，却对我说：
　　“怕什么？菩萨自然会保佑我们的。”
　　天色不但没像往常一样暗下来，反而越来越红。由窗子望出去，朝天门一带完全笼罩在熊熊的火光下。偶而，昏黑的浓雾从下向上倒卷，弥漫着诡异的乌紫色，火苗像断了线的风筝，轻灵地直窜向遥空，火势彷佛接近了尾声。正当人们满怀期望，突然间，一团更加明亮的闪光，挟着惊天动地的爆炸声，无数密如珠网的火星，四散崩裂。顿时，天心又破开一个缺口，火光更盛，火势愈加猛烈起来。
　　本来屋里静静的，只听得到我自己的心跳，和母亲喃喃的祈祷声。忽然，前街嘈杂鼎沸的人声也挤了进来。我下意识的跑到大门口，眼下居然也是一片通红，人人呼天抢地的奔跑着。有人抱了些什物，有人还拉着孩子，甚至有人衣冠不整，披头散发。但却无一不是惊惶失措，在那惨红滟滟、宛似炼狱的街头上，不辨东南西北地乱跑乱窜。
　　地上到处是箱笼衣物，有人摔倒了，后面的人又扑上去。尤其是小孩子，有的就地号啕大哭，有的茫然地在街心打转。一时鬼哭神嚎之声，充塞圜宇。
　　我被眼前人间炼狱般的景象吓得楞住了，不知何时起，母亲已站在我身后，口中不断地念着：
　　“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
　　一位警察看到我们，好心地过来说：
　　“太太，还不快逃？四面八方都烧起来了。”
　　“往那里逃呢？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那位警察摇摇头，无可奈何、踽踽地消失在火光中。
　　我觉得很热，更难受的是呛人的烟味，脑中一片空白。这时自发性的生命力发挥了作用，我不再问母亲，跑进屋里，不知从何而来的力气，连抱带挟地，把我们仅有的四件行李都拿了出来。母亲充满怜惜地阻住了我，她说：
　　“儿啊！假如该我们母子死在这里，你逃得掉吗？”
　　我急中生智，迸出一句话来：
　　“如果不该死在这里，我们就逃得掉！”
　　母亲平静地望着我，说：
　　“我是活不久了，但你不是短命相，放心，菩萨会保佑的。”
　　看到母亲安祥的面容，我顿时平静下来，生死的问题在那时倒没有想到，只是受了眼前气氛的感染，不知不觉中想要拔足飞奔。由于对菩萨的信念，不论在多么恶劣的境况下，母亲都能维持着平和的心境，这一点对我的影响无与伦比。
　　在顺境中，人人都能发挥所长，而身处逆境，心一乱就失去主宰。母亲现身说法，一次一次带领着我脱离险境，不知不觉中，我已学会了她那处乱不惊的镇定态度，一再地让我渡过难关。
　　不久，传来阵阵杂乱的汽车喇叭声，街上又是一阵乱，我看到载着军人的大卡车，一辆一辆慢慢地驶过来。登时，人群像潮水一般挤到街旁，车队压过到处散布的箱笼，颠簸着朝银行街那边通红的火衖里驶去。
　　街头立刻活动起来，人们又燃起了希望，既然车队能开进来，就一定有条活路。一传十，十传百，大家纷纷挤往车队前来的方向逃命。
　　在最后一辆车上，我看到了办事处的人，立刻高兴的大叫。车子一停，先跳下来几个军人，持着枪围在车前，不许别人过来。
　　办事处的职员急着对母亲说：
　　“夫人，时间不多了，我们是奉命来搬库存的，你们先上车吧！”
　　他们从库房中抬出很多沉沉的小箱子，听说里面都是银元。等车子装满了，那几个荷枪的军人慎重其事地或坐上车顶，或攀援在车旁。车子这才缓缓地穿梭在一些不知名的大街小巷中，沉重地鸣着喇叭，在人群里抢出一条活路。
　　我们彷佛是活在一个硕大无朋的火炉中，触目之处都是火光，只有天心是一个浓烟迷漫的黑窟窿。乍看无处可走，所幸有些军警守在转角的路口，车子时而向着火势最盛处，时而转向背火的方位，不断的绕来绕去，渐渐地远离了火场中央。
　　从母亲与办事处职员的交谈中，我才了解事件的全貌。原来这是共产党的攻心策略，他们打算把国民政府最后的基地烧掉，口号就是：“火烧重庆，血洗台湾”。而最主要的目的则是借着这次的“火烧”重庆，防止人们逃向即将被“血洗”的台湾。
　　因此这次大火全是预谋，全市有数十起纵火事件，而成功地燎原的有七处，先由朝天门的木屋起，沿着山势，由山下向上烧，最终目的是我家附近的银行街等金融重心。
　　国民政府未能洞悉在先，事起仓促，一时间手忙脚乱。最厉害的是共产党严密的布置，很多住家中早已准备好汽油、酒精等易燃物，只等一声令下，立时引火爆炸。更狠的是朝天门的火场，只是为了将全重庆的救火车都陷在其中。
　　当救火车到达时，他们的地下工作人员一律出动，有的割裂水管，有的扎破轮胎，尽一切可能来阻止救火行动。待水源枯竭后，再将救火车之回路堵塞，使之插翅难飞。然后在入夜之际，待救火系统全部瘫痪了，便在全市纵火，要烧得重庆片瓦不存。
　　共产党所没有料到的是，重庆市各地消防队指挥并不统一，各谋其政。朝天门大火烧起来时，所到的救火车并不多，因此其它各地的火势才能控制。等到十字路火起，国民政府得以调动全部力量，打开一条生路，将银行中的库存抢救出来。
　　言谈间大家感慨不已，时先总统已将主力撤至台湾，重庆民心涣散，人人都在期待共军之到来。不放这场火，人民将会欢欣鼓舞地迎接“解放”。而经历了这次残酷的浩劫后，虽然达到了阻止一些游离份子逃向台湾的目的。但在另一方面，市容的破坏不说，无辜百姓生命财产上的损失以及民心的创痕，恐怕永难弥补了。
　　随后我们搬到重庆南岸一处叫“黄角坳”的地方，重庆的余烬尚未熄灭，青烟袅袅，三分之一皆成为焦土，远远望去一片乌黑。据悉约有五十万人家破人亡，灾民处处，凄厉的哭号声，隔岸犹隐隐可闻。
　　我们的家在一个小山坡上，事实上这里举目尽是丘陵，羊肠幽径曲折起伏。由于没有水电，点的是油灯，喝的是山泉，对我来说倒别有一番滋味。
　　给我们挑水的是个姓冯的少年，年纪与我相若，就住在我们家对面的山坡下。记得曾有人对母亲提起，说他父亲是共产党，叫我们不要用他。母亲不以为然，反而对他更为宽厚，常叫我送些食物点心到他家去。
　　我仅仅见过他父亲一次，是在他们那阴暗的小屋里。起先我有点害怕，因为在人们的传说中，共产党都是杀人不眨眼的混世魔王。可是又禁不住好奇，仗着与他儿子交了朋友，相信他还不可能把我给吃了。
　　那是一个瘦长的老人，看上去一点也不特别，冯介绍我说：
　　“爹，这是朱少爷。”
　　他只嗯了一声，问我道：
　　“你父亲是朱怀冰吧？”
　　我有点不安，嚅嚅地应了声。他随即说：
　　“你们去玩吧。”
　　我如释重负，忙拉了冯出来，一时忍耐不住，我便问他：
　　“人家都说你爸爸是共产党，你知道吗？”
　　他很奇怪地反问我：
　　“什么是共产党？”
　　我无从解释，因为我自己也不知道。
　　这里有一所小学，我刚进学校，就偷偷地喜欢上一位粗眉大眼的长发姑娘，她名叫辛举碧，住在冯家的山后。
　　冯天天为人挑水，没有读书。有一天，我等冯挑完了水，便邀他去逛山路。走到辛家门口，没见到她，自是有些失望。但又心有未甘，刚走过去，又找个理由走回来瞧瞧。
　　冯看出其中有些蹊跷，问我：
　　“你在干什么？走来走去的，人家会把我们当贼！”
　　我羞得无地自容，只好告诉他实情，他说：
　　“这个简单，是哪一家？我帮你去把她叫过来。”
　　我忙说：
　　“千万不要把她叫来，我只想远远地看她一眼。”
　　冯轻蔑地笑了笑，说：
　　“真是大少爷，只想远远地看一眼！”
　　我随指向一间破败的茅屋：
　　“就是那一家。”
　　他一看，立即就说：
　　“听我的话，你不能和她来往。”
　　“为什么？”我被他弄胡涂了。
　　“因为她一家都是共产党。”他肯定地说。
　　“你怎么知道？”
　　“我问过爹爹，”他解释道：“我爹爹说，所有的穷人都是共产党。”
　　有一天晚上，父亲又出现了，他的脸色从来就没有好看过，但这次更是阴沉。他和母亲关着门谈了很久，然后走出来，摸摸妹妹的头，又看了我一眼，身影消失在黑暗中。
　　母亲在房里哭得死去活来，又咳了一盆血，气如游丝。大家都慌了手脚，一个个围在母亲身边，不知所措。
　　过了一会，母亲镇定下来，流着泪水，说：
　　“我们今后再也见不到爸爸了……”才说一句，母亲又忍不住哭了起来，停了一会，说：“他要和胡宗南一起去打游击。共产党已打到綦江，我们又要逃难了，姚伯伯明天会来接我们，上次留在恩施的行李，也都运到重庆了。”
　　“太太，你们就要走了？”老妈子问。
　　母亲喘了口气，点点头。
　　“去哪里呢？”老妈子又问。
　　母亲一听，又伤心地哭了起来，而且一直摇头不语。
　　晚上母亲把我和妹妹叫到房中，拿出两块小小的金子，眼中噙着泪珠，慎重地说：
　　“你爸爸从来不要钱，我好不容易省吃俭用，才存了这二两金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