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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7章

智慧之旅-第67章

小说: 智慧之旅 字数: 每页35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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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宇宙万象变化万端,要想了解,唯有采用“以简驭繁”的策略,用最简单的文字符号,将各种异同的事象,直截了当地界定出来。同时,在界定的过程中,也只有完全符合自然规律,能将文字所代表的画面,一格一格地显现出来,才是最理想的文字符号。
  其次,中文有字有音,根据六书的发展,在“约定俗成”下,“形声”法则由字义分类及字音辅助所形成。时到今日,中文字百分之九十都是形声字,唯因地缘及环境的影响,很多字的原音已变,但尚保有百分之四十以上。
  第三点,中国字方方正正、格式整齐。在书写的时候是一种艺术,对有些人说来可能有困难。然而在辨识上,根据心理学上的分析,在一固定范围内,其单位面积的讯息量即为人类所可能认知之总和。换句话说,在一个格子中,笔画越复杂,所能代表的讯息越多,辨识起来也越容易。
  因此,我只要想到一种法则,能将字音、字义、字辨、字形等,设计成为一种更简单的代表符号。利用这种符号作为索引,一定可以涵盖前述的全部功能。果真如此,即可赋与中文新的生命,使中文具有时代的意义。
  一位姓项的朋友知道了以后,极力劝我回中国大陆,他认为新中国朝气蓬勃,对我的研究必有帮助。我则想回台湾,因为大陆上人生地不熟,去了找谁都不知道。更何况要做研究,有谁会支持?
  “放心,国家会支持你的。”老项肯定地说。
  “国家又不认识我,难道说,我回去了,找到‘国家’,跟它说,我能做这件事,于是国家就相信我,给我资金、人员?这样简单?”
  “你要知道,国家是为人民服务的,当然就是这样简单。”
  “你有没有想过,国家是个抽象名称,谁能代表国家呢?”
  “当然是官员,你只要找到负责的官员,就等于找到了国家。”他认为我在抬杠。
  “问题是官员懂不懂我做的这些事呢?”
  “当然懂,不然他怎么能做官?”
  “这就是我所担心的了,如果他们真懂,问题早就解决了。如果他们不懂,那就很难沟通了。事实摆在眼前,大陆在搞罗马拼音,意思就是说,国家的官员认为中国文字问题太大,解决不了。我则回去告诉他们可以解决,你想他们会相信吗?”
  “当然会,你看,我不是相信了吗?”
  “你相信,第一,因为我们是朋友,你认识我。第二点,是因为你不必负责任,假如说要你投资,你干吗?”
  “为什么不?我只是力量不够而已。”
  “如果不要多少钱呢?我就在这里做,我们合作。”
  “喂!你倒底要不要回去?”
  “我只是让你了解,为什么回大陆没有用。”
  “回台湾就有用吗?”
  “情形不一样,白天我可以找个工作,晚上做研究,自己投资自己。”
  “现在我懂了,你打算做成功以后,好发大财。但是在大陆就没有这种可能,你平常自吹有理想,这就是你的理想?”
  “今天说什么都是大话,我做不做得出来,还是未知数,不论台湾、大陆,有人支持我,我就配合。万一做出来了,你也不妨看看,我绝对公开给社会,让大家自由使用。中国字又不是我发明的,中华文化也不应该是我的专利,我的理想是解决中文的困境,让中华文化得以发扬光大。”
  “我同意,只怕在你成功以后,就忘了这些话了。”
  老项来自台湾,却对国民政府深痛恶绝,经常提供一些大陆的信息给我。我则对政治毫不关心,认为大哥二哥没有多少分别。
  我们谈话没有交集,但因为他心中埋藏着一些伤痛,所以还是常陪他聊聊。他的意识型态很难改变,而我的立场也坚定异常,每次总要挖到根本问题,那就是人性。他认为人性可以透过政治及教育来改变,我则断定从古到今,人性不变。
  他举了例子,以很多大陆上当时的状况,与过去国民党统治时代作比较。我发现这是一般人的通病,在没有透彻的认识之前,就先预设了立场。
  我不相信大陆从此以后就步上了康庄大道,也不相信台湾就此一蹶不振,正如我不同意美国、日本会永远领先世界一样。
  圣保罗市有两份简陋得令人汗颜的“华文周报”,其“新闻”起码是一两个星期以前的“旧事”。那还不说,编辑的内容水准,较诸我当年在学校编的油印刊物还差。由于当时旅居巴西的国人不少,仅圣保罗一地就有二万多人。大家都很捧场,不外是期求有所改进,未来哪天总有份真的华文报纸可以看。
  这两家周刊都是以卖广告来维持,也着实可怜,混了十多年,只有“寒酸”两字可以形容。两位老板虽自命为报人,其形象与地位与乞丐差不太多。
  其中的一位报人不幸熬不过去,竟驾鹤赋归了,随即引发了一场报权争夺战。我有个朋友也想插上一脚,便来找我商量。我不明白这种事有什么好争的?报社全部的财产不过是一台破旧的中文打字机,和一台不值钱的圆盘油印机而已。
  这位朋友说,其中还有隐情。原来报社虽小,却掌握了一项重要的“情报”,就是订户名单。去世的那位报人是个坚守原则的老顽固,把名单牢牢地掌握在手中。发报时总是自己贴名单,贴完就送到邮局寄发。
  这份名单有什么用呢?这又是中国人奇怪之处,虽然有二万多华人,却没有人知道他们住在何处。如果有了名单,生意人就可以大做生意,听说连中共领事馆也很垂涎这份名单,又添加了几分政治色彩。
  如同间谍电影一样,表面上是产权争夺,台面下争的则是这份情报。可是,这又与我有什么关系呢?原来是在好几个月以前,我曾想利用四月公司发行一份中文刊物。当时公司曾说,只要有一万个客户,公司就可以介入。
  我在一次聚会中遇到这位朋友,便请他去做说客,想把那份周刊顶下来。据我所知,两家周刊起码有三千个客户,再努力推介一下,一万户可能会有希望。他后来没有给我回音,我也没有再进行。
  这一次他逮到了机会,希望我能说服四月公司,将那周刊买下来。
  四月公司所需要的不是名单,而是市场可行性分析,对这件事不可能有兴趣。我只在闲聊之中对米朗达略略提起,说中文刊物市场可能会有变化。
  米朗达却对我说:
  “公司正在做第三代印刷系统的计划,我拿些资料给你看,说不定你可以想想,用第三代发展中文印刷。如果成功了,不要说在我们巴西,在你们中国都可能用得着。”
  这倒是一个好消息,他果真给了我一些资料。原来第三代印刷机的理念,是要用一种“终端机”,并以电子枪扫瞄的方式,将文字投影在屏幕上。这种方式可以省却铸造铅字、铅字排版等繁复的手续。
  现代医学证明,工人如果经常接触铅字,很容易发生铅中毒现象。而印刷排版脱离不了铅,不仅危险大、成本高,铅版的保存也要占用很大的空间。第三代印刷机就是基于对这种现实环境的考量,所做的改良。
  我仔细研究了一下,发现这对中文极为有利,那种终端机是利用阴极电屏,把文字预设在阴极屏之上,相当于一个小型的铅字字模。
  设计这个字模并不难,了不起比英文字模稍大些,问题在于如何以打字机的字键将字形的位置锁定。英文就是在打字机的基础上建立起其信息系统的,如果能有中文打字机,则中文信息系统的建立也是理所当然的事。因此,我立刻把我的字码观念转移到中文打字机的研究上,初步并有了好几种构想。
  我之所以由中文打字机下手,还有另一层原因,是源于我对计算机的恐惧。在米朗达给我的资料中,有一部分涉及到计算机,我不懂,也不想去了解。
  一九六七年当我还在美国时,适逢一部电影”2001年”上映。首映时我就去观赏,片中有台“红眼睛”会说话的“计算机”名叫  HAL ,给予我极深的印象。当然我知道那是一部科幻片,可是何为真?何为幻?有几分是真?又有几分是幻?则非我当时所能知晓。我只是相信,有一天计算机必然会超过人脑,所以最好敬而远之。
  由于有了方向,我日思夜想的,都是中文打字机。由机械结构想到键位编码,究竟如何才能与我原来的构想配合,用廿六个字母键,供作中文字的检索。
  到了此时,眼前的景象才有了一个轮廓,我利用前些时所做的中文编码为检索,再假定有了一个终端机,其中有中文字模的阴极屏。并思考在中文字码输入后,如何有效的找到中文字形,并且投影出来。
  在我的想象中,是把一张有中文字形的底片,视作阴极字屏。显然,中文的排列仅有纵横两个方向,因此编码不外乎以平面展开。但是,这种方法只能表达排列组合,而除了找得到文字以外,一个平面能代表的功能有限,尤其是中文字形很复杂,所占的空间太大,我立刻放弃了这个方法。
  如果再增加一平面,就相当于增加一维的结构,这样字数可以增加,每一平面的负担也就相对减少了。这个想法虽有进步,但仍然不理想。假设在一个平面上,纵横向各设一百个字,同一平面有一万个字,以中文六万字而言,就需要六个终端机。
  六个终端机代表的意义是中文的设备成本基本上就比英文要高六倍,我不愿承认中文比英文差,至少在我死心以前,还要努力下去。
  我不断的研究,把收集的文字反复推敲。渐渐地一种观念浮上了脑际,能不能利用形声结构,把中文字形也用组合的方式拼凑起来,这样空间不就精简得多了吗?我想到就做,剪了些字形拼来拼去,发现只有比例需要调整。这一点不难,阴极屏上的字形是以电子束射出的,我可以用偏磁性加以控制。
  假定这个理论可行,下一步就是如何编码,以符合这种功能。一两千字的编码已经证明可行了,我就想加以扩充,起码要以字典上的一万多字为分析的范围。我到华文书店去找,店里却只有武侠及言情小说,竟看不到一本字典!
  我问老板,他答得真妙:
  “老兄,有谁买字典?不读书的看不懂,读了书的,怕都来不及!”
  “中文真那么可怕吗?”
  “我是不得已吃这碗饭,我儿子命好,我不许他学中文,省得痛苦。”
  我相信大多数的中国人都有这种想法。
  因此,我决定早些回国,在国外没有环境,不可能做出成绩来。于是我向米朗达说,这种工作难度极高,虽然有可行性,但在巴西的环境下,不可能完成。虽然目前还没有决定,然而迟早我必将回国去工作,希望他能谅解。
  当我正式辞职回国时,不幸米朗达的经理位置,终于被人抢走了。新来了一位秃头的中年人,趾高气昂,目中无人,据说是总经理的女婿。那位帮了我极大忙的朋友,不仅没有见到最后一面,连他的去向都不知道。
  老项经常来找我,力劝我回大陆去做研究,我则告诉他一些工作的细节、工作的条件与环境需求。争了很久,最后他终于同意我的看法,就我的计划而言,回台湾成功的机率,要比去大陆来得高。
  当我们得到这个共识时,我对自己的计划越来越清楚,已经有了十足的把握。我一再考虑,又改变主意,认为该去大陆。
  “你是不是神经不正常?”
  “或许吧。”
  “为什么呢?我已同意你的说法,回台湾才能成功呀!”
  “一点不错,但我又想到,中华文化的根在大陆上。”
  “你真是不可理喻!我们早就谈过这些了。”
  “问题是台湾与大陆相敌对,一边赞成,另一边就反对,是不是?”
  “是又怎样?”
  “万一我在台湾成功了,大陆一定不会采用,那么文化的根怎么办?”
  “算了!算了!我扯不过你,横有理,直也有理!随你去哪里!”
  一九七三年五月廿二日,我飞到东京,找到中国大使馆,希望能得到签证,重归阔别二十多年的祖国。一个现代的中国人,走到哪里都有两个中国的困扰。因为我所持的是台湾护照,驻巴西的中国使馆不肯发签证,老项便建议我取道日本试试。
  很不巧,那天中国大使馆外聚集了不少示威人士,日本镇暴警察设立拒马,戒备森严。由于我在日本只是过境停留三天,时间紧迫,不能担搁。我穿过人群进入使馆,日本警察一拥而上,询问了大半天,后来证实我确实不是示威者,才送我到使馆去。
  我与使馆人员交涉了两天,费尽唇舌,始终不能得到他们的同意。我详述了自己的计划,他们无不动容,纷表赞同,但是反而劝我回巴西去。
  或许这就是机缘吧?后来我才知道,那时国内正闹着文化大革命,一切瘫痪。即使回去,也可能会被打入牛棚,研究计划起码要延后十多年。
  我对于文化大革命一无所知,但却感到十分好奇,为什么国家好不容易安定下来了,却又要闹革命呢?甚至于连文化也要闹革命!我一直在怀疑,中国人数千年来被熏陶成的平和的人生观,怎会在一夕之间转变得如此狂热、激烈?
  站在中国人的立场来看,台湾在历史上的地位是不容置疑的,如果不是台湾尚在中共的统治之外,这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将使得中国人在现代以及在可见的将来丧失了所有的知识、技术以及比较下的反省机会。台湾虽然没有足够的条件壮大起来,成为未来中国的政治主流。但却得以尝试资本主义,发展经济,将大量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精英,送到美国等工业发达国家,接受现代的科技知识。
  表面看来,楚才晋用是国家民族的一大损失,教育出来的人才平白为美国社会服务。当年我持的就是这种论调,还曾经在报上为文,大声挞伐。殊不料这正是自然平衡的力量,人才的流向有多种因素的影响。设若台湾政治昌明,人人安居乐业,即使能够繁荣发达,但限于地缘及保守的习性,也很难培养出具有世界性气魄的人才来。
  目前很多人才集中在美国,如果美国真有容人的雅量,为全人类希望所寄,美国的繁荣也将带动全世界的欣欣向荣。反之,美国人若只求自己的利益,歧视移民。总有一天,这些高级技术人才都将一一返回自己的家园,协助其祖国的建设。
  共产主义是一种理想,是基于对十九世纪那种尚不成熟的资本主义泛滥的反抗,并成为一种制衡的力量。资本主义占了捷足先登的优势,且在共产主义的威胁下不断地修正,时到今日,显得生机勃勃。而共产党员却牢牢地抱着原始的教条不放,为了遏止人性的物质需求,急病猛药,更令人望而生畏。
  我何尝不是“共产”的信徒?但我不赞成强制,我有能力,愿意把自己所有的一切,提供给大家共享。这是我受了中华文化及佛教思想熏陶的结果,是自发的,是不计回报的。如果使之成为政治手段,目的在使人民免于痛苦,人民没有了痛苦的激励与提升,结果人人都成为温室的花朵,显然没有达到预定的目的。
  在金刚经中,佛就说过:
  “所有一切众生之类……我皆令入无余涅盘而灭度之,如是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实无众生得灭者。”
  这句话是说,佛有绝对的法力与神通,可以把所有的众生都带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但是这样做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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