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之旅-第8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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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卖不进大陆，所以决定放弃。以往的投资则视为贷款，待我们有钱之后，代他捐给孔学会。
这件事再一次告诉我，天下利器，唯至人得之。姜子牙八十始挂帅就说明了时机不到大事不成。我没有灰心，继续抱着同样的态度，在各企业界中寻找有福消受的大德。台湾各大财团皆接触过，包括国泰及台塑等。后来去美国、回大陆，又阅人无数。时到今日，我可以一言以蔽之：能力不足的人无能为力，而小有能力的人往往就自以为是，抱着一点成就踌躇满志，所以中国人只能有小成而无大就！
在与宏碁合作之初，为了保障宏碁的投资，我自愿将向量组字的专利权与之共有。当天龙成功以后，宏碁认为输入法也应申请，于是我们又申请了仓颉输入法的专利。
在我们推广汉卡时，有一天我突然想起自己曾经说过，文化是全民所有的，中文输入法自然是属于文化，我无权要求专利。因此，在征求宏碁的同意以后，我们登报声明放弃仓颉中文输入法的专利，开放给各界自由使用。
有人说我傻，也有人笑我痴，更有人说，那是因为当时仓颉输入法根本没有人用。人如果太在意别人的意见，那就不要活了。在仓颉法被社会接受以后，又来了一批“专家”，认为我的发明不尽合理，随意篡之改之，以致仓颉输入法竟有十几种版本！为什么国人居然认为我这个发明人还比不上他这个使用者呢？什么时候青出于蓝的？
只因为我不收费，别人就认定我智能不高？因为我没有金权背景，别人就任意作践我的心血？在著作权立法之后，也有人劝我申告这些人侵犯我著作的人格权，我一笑置之。何必跟这些可怜人作对呢？仓颉输入法的成败不在于一天、两天，也不是这一代、两代。孔老夫子的思想也是到了汉朝以后才彰显于世的，真理要经得住考验，急什么？
美国有一家颇具盛名的计算机杂志社，派了一位女记者来台采访。不知是谁介绍她到零壹公司来访问我。
她见到我，开门见山，劈口第一句话就问：
“他们告诉我，说你很特别，我想知道你有什么特别的？”
“特别？我不觉得我有什么特别的。”那时我刚刚宣布放弃仓颉输入的专利，这算特别吗？再不然，是因为我没有学过计算机，却闯进了这片天地？也有可能，我的所作所为，与同时代的人格格不入，所以有人说我特别。
“那你为什么把辛辛苦苦的发明，公开给大家使用？”她拿出纸笔，准备记录。
“我认为这是我的责任，中国文字技术是属于全体中国人的。”
“你的责任？算了吧！”她很年轻，也相当漂亮，但那一副不屑的神情，却使脸上的肌肉歪到一边了：“难道政府付你薪水了？”
“我是中国人，为我们的文化奉献，就是责任！”
“别跟我来这一套，我们的杂志只报导事实。”
“那你要我怎样说？我已经告诉你全部的事实了。”
她的脸色更难看了，相信我的也好不到哪里去。她耐着性子，又说：
“你说实话，是不是得到你们政府补助了？”
“你自己看吧，我这个办公室像不像得到补助的样子？”
“那么，你期望政府补助你？”
“我不能说没有期望过，但是我不相信有这种可能。”
“你以为我会相信？你以为我们的读者会相信？这是科技的新社会，你有技术，你应该解决自己的问题，不要给我谈些没有意义的话！”
彼此的意识型态南辕北辙，她一口咬定我别有居心，争到最后，我们不欢而散。她可以说是一怒而去，连一支精美的克罗斯金笔也顾不得带了。
常有人问我，东西方文化有什么分别，这是个很大的题目，我的答案却很简单，除了生活习惯不同外，只有发展时间的长短以及观念累积的多少两种差异而已。
西方不是没有文明古国，但其历史演进的规模远不及东方之钜大且复杂。仅以中国来说，五千年来，不论政体的变迁如何，人民的生活型态、文化的发展等始终是以家庭、社会、国家为重心。兼以文字相同，因为时间或地域的差异而产生的语音之隔阂，不致影响其认知，而得以形成一种融合型的多元式、连续性的累积文化。
因此，再怎么西化的中国人，多多少少都接受了这些“传统”的洗礼，本着历史的教训，知道在众多的人口压力下，法治有所不足，必须遵守道德规范，自我抑制。又在现实经验中了解到生存竞争的艰困，唯有结合家庭的力量，唇齿相依。最后又认识到，人的力量与环境相比，实在渺小得微不足道，唯有个人的牺牲小我，才能有大我的幸福。
当然，这最后的阶段只有极少数的圣贤能达到。一般说来，中国人多半保守、知足，从好处说是容忍、谦和、安定，从另一个角度看来则是愚昧、自私、不事进取。
在一个变化和缓的环境里，就如一个清彻的湖泊，静静地徜徉在群山的环抱中。湖中鱼虾悠游自在，一代一代地生存下去，大不了有大鱼如鲲，也有小虾似泥的分别而已。
中华文明正如奔腾澎湃的黄河，环境变化激烈，直到黄淮平原才缓和下来。河中有种鲤鱼，诞生后顺河而下，在下游平缓的水域成长。鲤鱼一旦成熟，便奋力逆流回溯，要跃上龙门才交配产卵。这种鱼都健壮善泳，生就永不臣服的特性，禀赋天成。
而西方是分裂型的文化，没有中心的主流，盛衰强弱交替，此起彼落。由于国与国间、民族与民族间之生存竞争激烈，观念、制度也不断地调整、兴革。不能适应的遭到了无情的淘汰，存在的也继续在演变，终于导致了工业革命的产生。
工业革命后，物质生产导致了人类需求的丕变，平和安宁的农耕生活方式被激烈竞争的工商文明所取代，谦忍容让的社会美德则被冲突吞并的策略所侵蚀。西方经过了百年的阵痛，建立了物质文明的规范，而中国直到十九世纪才发现黄河业已泛滥。
我们这一代正好是各个文化汇聚合流的时机，东西方不可避免的正面接触了，尤其是信息时代的到来，文化的冲突更难以避免。基于型态的不同，人们难免开始反省，到底是哪一种文化比较优越？我们应该如何选择？
站在人类的立场，我不认为有任何一种文化优于另外一种，就像人种之间的比较一样。站在进化的立场，生存淘汰则全基于适应与否，也与我们观念中的优劣无关。
今天若单纯用物质条件来比较，谁都不能否认西方远远的领先东方。可是人是否能永远自满于物质的刺激，永无休止地追求那无穷的排列组合？另一方面，富裕的结果，人是否还能够永远保持其冲劲，一代一代地努力下去？
基于对人性以及地球资源的了解，我不相信有这种可能。如果人以追求物质满足为目的，即使消耗了所有宇宙中的资源，人的感官刺激只有不断的更新，需求更永无止境。很多西方的智者已经在反躬自问，难道人生的目的是在作物质的奴隶吗？如果不是，这种迹近疯狂的经济竞赛将伊于胡底？
问题在于人类是否具有足够的智能了解自己，如果没有，人类本身必将是愚昧的受害者，直到毁灭的末日，都不可能得知答案。否则，在关键性的时机，人类必然会得到一些启示，明智而慎重地选择未来的前途。
东方的文化是人类经验的长期记录，可惜的是如今西方物质文明兴盛了，东方瞠乎其后。就像一些没落的贵族后裔，当别人还在欣羡其家世的光辉时，这些子孙只顾贩卖家当，把过去累世聚积的资产以及文物精华视为敝履。不仅不知珍惜，将之发扬光大，尤其深恨自己投错娘胎，弃之唯恐不及。
最为今天的中国人骄傲的是所谓的五四运动，而五四的受益者正窃居国之庙堂。他们眼中只有德先生与赛先生，把孔夫子、孟夫子推到一年一秀的孔庙中。他们崇尚白话文，降低了人的思维品质；强迫实施义务教育，遑顾人性的特质。以致上材受到拖累，不能尽其全功；下材不适其教，一个个成为问题青年。
不仅如此，五四残余的文化学者口口声声发扬中华文化，但遍观一些“大师级”的钜作，除了用些西方哲学的分类观念，将中国思想削之缩之，硬套公式之外，我没有见到任何一本着作，任何一个人，真正说明了中华文化的精髓是什么！
我认为所谓的中华文化精髓，指的是在五四运动以前，一些中国读书人的行为准则，以及在其遗留的著作中，字里行间所抱持的中心思想！
相信没有人反对，过去中国读书人的态度是安贫乐道、逆来顺受；抱持的立场，是无私无欲、清静无为；所追求的境界，是天人合一、物我两忘；所读的书，是以《易经》为首的经典。
在这四类之中，我们总应该看得出中心何在了吧！有人会说是儒家，但是更明确的说是“黄老思想”。这且不去争议，因为老子的思想还没有到流行的时机。
只说儒家的《易经》，今日的学者又懂了多少？为什么胡适之、陈独秀等这些大思想家，对《易经》却说不出个所以然？是否不屑于学习呢？
有些不懂的人，偏又喜欢自命不凡：
“易经是迷信！”
是不是迷信先放在一边，就算中华文化是由迷信开始的，那么迷信也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呀！要不么，干脆一点，大义灭亲，不要再谈什么“发扬中华文化”！要不嘛，就先花点功夫，学通了《易经》，再来谈中华文化！
中国几千年来前人的宝贵经验，在今人心中早已难与西方抗衡。至此空有中华文化之名，却无中华文化之实，成了文化断层！
尽管我目前力有未逮，公司中仅有十多个人，我却决定让杨美芬专心学易，其它的事都不必管。我自己则直到十余年后，中文计算机的硬仗打完了，卸下责任，才转战文化。
在西方，学者咸认为信息时代将以文化冲突为主力，国内的学者居然还没有认识到中国文化在哪里？五四之余威也就可想而知了！
西方红楼一梦之余，开始反省，正要借镜过去的得失，以作为未来文化发展的参考。他们求助于东方，却发现面前只矗立着一片文化废墟，徒供凭吊惋惜。而在新兴的工业城镇中，无数西装革履的黄皮肤黑眼睛，还在红楼竞艳，津津乐道地膜拜着西方文明。
不论个人愿意与否，在环境的影响下，人的思想行为离不了其土根。现代的中国人尽管满心想摆脱历史的包袱，但意识型态却充满了传统的价值观念。对当前的西方功利主义欲迎又拒，在得失之间矛盾彷徨不已。
举个最明显的例子来说，人人都知道日本人最团结，美国人最好合作。为什么呢？日本是个岛国，地狭人多，除了团结奋斗之外，别无他途。美国人都是世界各地的移民，过去不堪回首，到了一个崭新的环境，机会唾手可拾，自然各人自求发展，重视自我享受，只顾赚钱、发财。同伙做生意，只要能赚钱，大家全力以赴，当然合作愉快。
中国人则不然，在过去阴影的笼罩下，穷得怕了。心羡西方物质文明，从政从商，发财是主要的目的。可是在传统社会压力下，又必须保护声名，才能在亲友、族人之前维持颜面。即使已经名利双收了，仍然意犹未尽，因自卑进而自傲，一定要掌握大权，封妻荫子，俨然一个小小王朝，以期光宗耀祖。
就算移居海外，人种肤色、思想习惯在在与欧美人士不同，难以摆脱。无根可植，无枝可栖，又不得不认同自己的血缘、文化。不幸的是国力薄弱、政体分裂，加以党派林立，各持己见。在意识型态的斗争中，民族观念早已荡然无存，虽然忠孝之心尚存，却也左右为难。
因此，现代的中国人在自己的国土上，是包袱太重，人各一心，互难苟同。处身异域偏又心怀故乡，以致首尾两端，与当地风俗文化格格不入。这正是一个时代的分水岭，如果我们真能体认到中国人就是中国人，大家相互容忍，把心理的包袱丢掉，且不论东方西方、中国外国，有好的就学习，有坏的便扬弃，那我们还会有明天。
我在自己的岗位上，只能要求自己牺牲，如果连中文计算机都不能统一，还有什么文化和社会的大道理好谈？思而想之不如起而行之，于是我在一九八一年十月二十九日下午二时，在台视前的“名伦”西餐厅，邀请了电信局的陈德盛、资策会的杨键樵、宏碁的施振荣、神通的侯清雄、大同的林叶增、东元的颜世英、经纬的李音生、声宝的庄先生、王安的陈幸良和星茂的王久华，连我共是十一人，同商大计。
我首先表明，中文计算机属于全体中国人，应该采用最好的方法，我个人愿意拋砖引玉，把我的方法提供出来，由大家共同评鉴。任何一种理想的方法，必然是最经济、品质最高，人人能够接受的。各厂商若能统一采用，才能更上一层楼。至于硬件与应用软件则由各厂商自行设计，努力拓开市场，造福社会国家。
陈德盛及杨键樵二人全力支持，慷慨陈言。在场各人无不动容，都表示愿意合作，只是要详细研究，不能草率行事。杨键樵立刻在现场打了一通电话给信息策进会董事长李国鼎，李先生表示全力支持。于是我们决定成立一个策划小组，公推大同公司的林叶增为筹备会主席，订下了第二次会议的时间。
杨键樵联络的结果也有了正面的响应，资策会委托工研院电子研究所所长杨丁元博士参加会议，并负责全面的评估。
第二次会议是十一月四日下午二时，人员略有变动，声宝来的是位陈经理，星茂是温国荣，王安是林荣生，经纬是位纪经理，神通则是朱厚天。
我先提出我的计划，我将中文字库、中文系统以及中文打字机等全部技术拿出来，希望有新台币二千万元的权利金。如果大家决议采用，由政府出资一半，各生产厂商出资一半。我则负责在半年之内，将各种大小密度的中文字形产生器发展出来，并制成集成电路。其余产品则可在一年之内完成，供应各厂商使用。
杨丁元已获政府方面的授权，立刻表示支持，拟先评估中文字形产生器的可行性，与会的厂商负责人也一致同意。于是我便交出全部的技术资料，由杨丁元领导的电子研究所先作技术评鉴，再决定下一个步骤。
过了一个星期，杨键樵找我去。他说根据杨丁元的评估，我的技术没有价值，他有把握在三个月内做出比我更为完善的中文字库来。
杨博士没有错，为中文奉献，人人有责，谁能做得更好，就应该由谁来做。所以当杨键樵向我一再表示歉意时，我则很诚恳地期望杨丁元博士能兑现他的诺言。只惜事到如今，物换星移，杨丁元博士的中文系统不知在哪里？
十二月九日，我接到电话通知，说李国鼎先生要在资策会顶楼接见我。我到时，他的秘书告诉我，会面只有十分钟的时间，要好好把握。
当时李国鼎是资策会的董事长，是国家科技政策的设计者，他既然找我，我猜一定是要表示支持中文计算机的计划。我诚惶诚恐，一见到他，就等着他的指示。他好整以暇地坐在沙发上，似乎也在等我开口。坐了一会，他说：
“朱先生，你找我有什么事？”
我没有找他呀！可能是有好心人希望我当面向李先生陈情，但事先没有准备，一时之间不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