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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2章

智慧之旅-第8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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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卖不进大陆,所以决定放弃。以往的投资则视为贷款,待我们有钱之后,代他捐给孔学会。
  这件事再一次告诉我,天下利器,唯至人得之。姜子牙八十始挂帅就说明了时机不到大事不成。我没有灰心,继续抱着同样的态度,在各企业界中寻找有福消受的大德。台湾各大财团皆接触过,包括国泰及台塑等。后来去美国、回大陆,又阅人无数。时到今日,我可以一言以蔽之:能力不足的人无能为力,而小有能力的人往往就自以为是,抱着一点成就踌躇满志,所以中国人只能有小成而无大就!
  在与宏碁合作之初,为了保障宏碁的投资,我自愿将向量组字的专利权与之共有。当天龙成功以后,宏碁认为输入法也应申请,于是我们又申请了仓颉输入法的专利。
  在我们推广汉卡时,有一天我突然想起自己曾经说过,文化是全民所有的,中文输入法自然是属于文化,我无权要求专利。因此,在征求宏碁的同意以后,我们登报声明放弃仓颉中文输入法的专利,开放给各界自由使用。
  有人说我傻,也有人笑我痴,更有人说,那是因为当时仓颉输入法根本没有人用。人如果太在意别人的意见,那就不要活了。在仓颉法被社会接受以后,又来了一批“专家”,认为我的发明不尽合理,随意篡之改之,以致仓颉输入法竟有十几种版本!为什么国人居然认为我这个发明人还比不上他这个使用者呢?什么时候青出于蓝的?
  只因为我不收费,别人就认定我智能不高?因为我没有金权背景,别人就任意作践我的心血?在著作权立法之后,也有人劝我申告这些人侵犯我著作的人格权,我一笑置之。何必跟这些可怜人作对呢?仓颉输入法的成败不在于一天、两天,也不是这一代、两代。孔老夫子的思想也是到了汉朝以后才彰显于世的,真理要经得住考验,急什么?
  美国有一家颇具盛名的计算机杂志社,派了一位女记者来台采访。不知是谁介绍她到零壹公司来访问我。
  她见到我,开门见山,劈口第一句话就问:
  “他们告诉我,说你很特别,我想知道你有什么特别的?”
  “特别?我不觉得我有什么特别的。”那时我刚刚宣布放弃仓颉输入的专利,这算特别吗?再不然,是因为我没有学过计算机,却闯进了这片天地?也有可能,我的所作所为,与同时代的人格格不入,所以有人说我特别。
  “那你为什么把辛辛苦苦的发明,公开给大家使用?”她拿出纸笔,准备记录。
  “我认为这是我的责任,中国文字技术是属于全体中国人的。”
  “你的责任?算了吧!”她很年轻,也相当漂亮,但那一副不屑的神情,却使脸上的肌肉歪到一边了:“难道政府付你薪水了?”
  “我是中国人,为我们的文化奉献,就是责任!”
  “别跟我来这一套,我们的杂志只报导事实。”
  “那你要我怎样说?我已经告诉你全部的事实了。”
  她的脸色更难看了,相信我的也好不到哪里去。她耐着性子,又说:
  “你说实话,是不是得到你们政府补助了?”
  “你自己看吧,我这个办公室像不像得到补助的样子?”
  “那么,你期望政府补助你?”
  “我不能说没有期望过,但是我不相信有这种可能。”
  “你以为我会相信?你以为我们的读者会相信?这是科技的新社会,你有技术,你应该解决自己的问题,不要给我谈些没有意义的话!”
  彼此的意识型态南辕北辙,她一口咬定我别有居心,争到最后,我们不欢而散。她可以说是一怒而去,连一支精美的克罗斯金笔也顾不得带了。
  常有人问我,东西方文化有什么分别,这是个很大的题目,我的答案却很简单,除了生活习惯不同外,只有发展时间的长短以及观念累积的多少两种差异而已。
  西方不是没有文明古国,但其历史演进的规模远不及东方之钜大且复杂。仅以中国来说,五千年来,不论政体的变迁如何,人民的生活型态、文化的发展等始终是以家庭、社会、国家为重心。兼以文字相同,因为时间或地域的差异而产生的语音之隔阂,不致影响其认知,而得以形成一种融合型的多元式、连续性的累积文化。
  因此,再怎么西化的中国人,多多少少都接受了这些“传统”的洗礼,本着历史的教训,知道在众多的人口压力下,法治有所不足,必须遵守道德规范,自我抑制。又在现实经验中了解到生存竞争的艰困,唯有结合家庭的力量,唇齿相依。最后又认识到,人的力量与环境相比,实在渺小得微不足道,唯有个人的牺牲小我,才能有大我的幸福。
  当然,这最后的阶段只有极少数的圣贤能达到。一般说来,中国人多半保守、知足,从好处说是容忍、谦和、安定,从另一个角度看来则是愚昧、自私、不事进取。
  在一个变化和缓的环境里,就如一个清彻的湖泊,静静地徜徉在群山的环抱中。湖中鱼虾悠游自在,一代一代地生存下去,大不了有大鱼如鲲,也有小虾似泥的分别而已。
  中华文明正如奔腾澎湃的黄河,环境变化激烈,直到黄淮平原才缓和下来。河中有种鲤鱼,诞生后顺河而下,在下游平缓的水域成长。鲤鱼一旦成熟,便奋力逆流回溯,要跃上龙门才交配产卵。这种鱼都健壮善泳,生就永不臣服的特性,禀赋天成。
  而西方是分裂型的文化,没有中心的主流,盛衰强弱交替,此起彼落。由于国与国间、民族与民族间之生存竞争激烈,观念、制度也不断地调整、兴革。不能适应的遭到了无情的淘汰,存在的也继续在演变,终于导致了工业革命的产生。
  工业革命后,物质生产导致了人类需求的丕变,平和安宁的农耕生活方式被激烈竞争的工商文明所取代,谦忍容让的社会美德则被冲突吞并的策略所侵蚀。西方经过了百年的阵痛,建立了物质文明的规范,而中国直到十九世纪才发现黄河业已泛滥。
  我们这一代正好是各个文化汇聚合流的时机,东西方不可避免的正面接触了,尤其是信息时代的到来,文化的冲突更难以避免。基于型态的不同,人们难免开始反省,到底是哪一种文化比较优越?我们应该如何选择?
  站在人类的立场,我不认为有任何一种文化优于另外一种,就像人种之间的比较一样。站在进化的立场,生存淘汰则全基于适应与否,也与我们观念中的优劣无关。
  今天若单纯用物质条件来比较,谁都不能否认西方远远的领先东方。可是人是否能永远自满于物质的刺激,永无休止地追求那无穷的排列组合?另一方面,富裕的结果,人是否还能够永远保持其冲劲,一代一代地努力下去?
  基于对人性以及地球资源的了解,我不相信有这种可能。如果人以追求物质满足为目的,即使消耗了所有宇宙中的资源,人的感官刺激只有不断的更新,需求更永无止境。很多西方的智者已经在反躬自问,难道人生的目的是在作物质的奴隶吗?如果不是,这种迹近疯狂的经济竞赛将伊于胡底?
  问题在于人类是否具有足够的智能了解自己,如果没有,人类本身必将是愚昧的受害者,直到毁灭的末日,都不可能得知答案。否则,在关键性的时机,人类必然会得到一些启示,明智而慎重地选择未来的前途。
  东方的文化是人类经验的长期记录,可惜的是如今西方物质文明兴盛了,东方瞠乎其后。就像一些没落的贵族后裔,当别人还在欣羡其家世的光辉时,这些子孙只顾贩卖家当,把过去累世聚积的资产以及文物精华视为敝履。不仅不知珍惜,将之发扬光大,尤其深恨自己投错娘胎,弃之唯恐不及。
  最为今天的中国人骄傲的是所谓的五四运动,而五四的受益者正窃居国之庙堂。他们眼中只有德先生与赛先生,把孔夫子、孟夫子推到一年一秀的孔庙中。他们崇尚白话文,降低了人的思维品质;强迫实施义务教育,遑顾人性的特质。以致上材受到拖累,不能尽其全功;下材不适其教,一个个成为问题青年。
  不仅如此,五四残余的文化学者口口声声发扬中华文化,但遍观一些“大师级”的钜作,除了用些西方哲学的分类观念,将中国思想削之缩之,硬套公式之外,我没有见到任何一本着作,任何一个人,真正说明了中华文化的精髓是什么!
  我认为所谓的中华文化精髓,指的是在五四运动以前,一些中国读书人的行为准则,以及在其遗留的著作中,字里行间所抱持的中心思想!
  相信没有人反对,过去中国读书人的态度是安贫乐道、逆来顺受;抱持的立场,是无私无欲、清静无为;所追求的境界,是天人合一、物我两忘;所读的书,是以《易经》为首的经典。
  在这四类之中,我们总应该看得出中心何在了吧!有人会说是儒家,但是更明确的说是“黄老思想”。这且不去争议,因为老子的思想还没有到流行的时机。
  只说儒家的《易经》,今日的学者又懂了多少?为什么胡适之、陈独秀等这些大思想家,对《易经》却说不出个所以然?是否不屑于学习呢?
  有些不懂的人,偏又喜欢自命不凡:
  “易经是迷信!”
  是不是迷信先放在一边,就算中华文化是由迷信开始的,那么迷信也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呀!要不么,干脆一点,大义灭亲,不要再谈什么“发扬中华文化”!要不嘛,就先花点功夫,学通了《易经》,再来谈中华文化!
  中国几千年来前人的宝贵经验,在今人心中早已难与西方抗衡。至此空有中华文化之名,却无中华文化之实,成了文化断层!
  尽管我目前力有未逮,公司中仅有十多个人,我却决定让杨美芬专心学易,其它的事都不必管。我自己则直到十余年后,中文计算机的硬仗打完了,卸下责任,才转战文化。
  在西方,学者咸认为信息时代将以文化冲突为主力,国内的学者居然还没有认识到中国文化在哪里?五四之余威也就可想而知了!
  西方红楼一梦之余,开始反省,正要借镜过去的得失,以作为未来文化发展的参考。他们求助于东方,却发现面前只矗立着一片文化废墟,徒供凭吊惋惜。而在新兴的工业城镇中,无数西装革履的黄皮肤黑眼睛,还在红楼竞艳,津津乐道地膜拜着西方文明。
  不论个人愿意与否,在环境的影响下,人的思想行为离不了其土根。现代的中国人尽管满心想摆脱历史的包袱,但意识型态却充满了传统的价值观念。对当前的西方功利主义欲迎又拒,在得失之间矛盾彷徨不已。
  举个最明显的例子来说,人人都知道日本人最团结,美国人最好合作。为什么呢?日本是个岛国,地狭人多,除了团结奋斗之外,别无他途。美国人都是世界各地的移民,过去不堪回首,到了一个崭新的环境,机会唾手可拾,自然各人自求发展,重视自我享受,只顾赚钱、发财。同伙做生意,只要能赚钱,大家全力以赴,当然合作愉快。
  中国人则不然,在过去阴影的笼罩下,穷得怕了。心羡西方物质文明,从政从商,发财是主要的目的。可是在传统社会压力下,又必须保护声名,才能在亲友、族人之前维持颜面。即使已经名利双收了,仍然意犹未尽,因自卑进而自傲,一定要掌握大权,封妻荫子,俨然一个小小王朝,以期光宗耀祖。
  就算移居海外,人种肤色、思想习惯在在与欧美人士不同,难以摆脱。无根可植,无枝可栖,又不得不认同自己的血缘、文化。不幸的是国力薄弱、政体分裂,加以党派林立,各持己见。在意识型态的斗争中,民族观念早已荡然无存,虽然忠孝之心尚存,却也左右为难。
  因此,现代的中国人在自己的国土上,是包袱太重,人各一心,互难苟同。处身异域偏又心怀故乡,以致首尾两端,与当地风俗文化格格不入。这正是一个时代的分水岭,如果我们真能体认到中国人就是中国人,大家相互容忍,把心理的包袱丢掉,且不论东方西方、中国外国,有好的就学习,有坏的便扬弃,那我们还会有明天。
  我在自己的岗位上,只能要求自己牺牲,如果连中文计算机都不能统一,还有什么文化和社会的大道理好谈?思而想之不如起而行之,于是我在一九八一年十月二十九日下午二时,在台视前的“名伦”西餐厅,邀请了电信局的陈德盛、资策会的杨键樵、宏碁的施振荣、神通的侯清雄、大同的林叶增、东元的颜世英、经纬的李音生、声宝的庄先生、王安的陈幸良和星茂的王久华,连我共是十一人,同商大计。
  我首先表明,中文计算机属于全体中国人,应该采用最好的方法,我个人愿意拋砖引玉,把我的方法提供出来,由大家共同评鉴。任何一种理想的方法,必然是最经济、品质最高,人人能够接受的。各厂商若能统一采用,才能更上一层楼。至于硬件与应用软件则由各厂商自行设计,努力拓开市场,造福社会国家。
  陈德盛及杨键樵二人全力支持,慷慨陈言。在场各人无不动容,都表示愿意合作,只是要详细研究,不能草率行事。杨键樵立刻在现场打了一通电话给信息策进会董事长李国鼎,李先生表示全力支持。于是我们决定成立一个策划小组,公推大同公司的林叶增为筹备会主席,订下了第二次会议的时间。
  杨键樵联络的结果也有了正面的响应,资策会委托工研院电子研究所所长杨丁元博士参加会议,并负责全面的评估。
  第二次会议是十一月四日下午二时,人员略有变动,声宝来的是位陈经理,星茂是温国荣,王安是林荣生,经纬是位纪经理,神通则是朱厚天。
  我先提出我的计划,我将中文字库、中文系统以及中文打字机等全部技术拿出来,希望有新台币二千万元的权利金。如果大家决议采用,由政府出资一半,各生产厂商出资一半。我则负责在半年之内,将各种大小密度的中文字形产生器发展出来,并制成集成电路。其余产品则可在一年之内完成,供应各厂商使用。
  杨丁元已获政府方面的授权,立刻表示支持,拟先评估中文字形产生器的可行性,与会的厂商负责人也一致同意。于是我便交出全部的技术资料,由杨丁元领导的电子研究所先作技术评鉴,再决定下一个步骤。
  过了一个星期,杨键樵找我去。他说根据杨丁元的评估,我的技术没有价值,他有把握在三个月内做出比我更为完善的中文字库来。
  杨博士没有错,为中文奉献,人人有责,谁能做得更好,就应该由谁来做。所以当杨键樵向我一再表示歉意时,我则很诚恳地期望杨丁元博士能兑现他的诺言。只惜事到如今,物换星移,杨丁元博士的中文系统不知在哪里?
  十二月九日,我接到电话通知,说李国鼎先生要在资策会顶楼接见我。我到时,他的秘书告诉我,会面只有十分钟的时间,要好好把握。
  当时李国鼎是资策会的董事长,是国家科技政策的设计者,他既然找我,我猜一定是要表示支持中文计算机的计划。我诚惶诚恐,一见到他,就等着他的指示。他好整以暇地坐在沙发上,似乎也在等我开口。坐了一会,他说:
  “朱先生,你找我有什么事?”
  我没有找他呀!可能是有好心人希望我当面向李先生陈情,但事先没有准备,一时之间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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