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之旅-第8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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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立刻表示反对，溪头码只有一万三千字，而仅仅当时国税局的人名用字就有一万八，更别说图书用字了。我认为中文交换码理应包括所有用字，至于各家要用多少，基于应用的范畴不同，应由计算机公司自行决定。
何宜慈反驳说中文交换码的订定，是为了顾及业者的利益，字收不多是因技术上有困难。至于用字不足的问题，国家可以立法限制人民的用字范围。
我听了心里一惊！这正是我最担心的结果，多年来我孤军奋战，何宜慈不知躲在哪里？今天中文市场成了气候，他就来个“锯箭法”，削足适履，美其名为使业者有“生意”可做，骨子里却是要斲断中国文化的命脉。
一万三千字与八千字有多大的分别呢？不正是一百步与五十步之差吗？民国元年国民政府公布了八千字的“电报明码”，早已成为国际上中文之通讯标准，既现成又省事，为什么不就用电报明码作为交换码呢？我参与过国内多次重要的编码会议，深知其中原委。字数不够并非主因，实际上是有人希望表功，藉此争取一席权威的地位。
早先的明码设计考虑不周，八千字不够用，才导致今天的各种困扰。而现在技术进步了，设备更新了，分明可以把六、七万个字同时纳入系统中，为什么不趁着目前规划之初，一次彻底解决？稍有大脑就可以看出来，一万多字绝对不够用，一旦大量资料建文件完成，再想修改标准，那就痛苦不堪了。
不仅外行如此，连目前大多数从事中文计算机工作的人，都不曾涉及中文系统的规划，没有文字应用与功能效率等方面的认识。有人甚至以为在计算机中放几个中文，就算是中文计算机了。在这种前提下，对卖计算机的商人而言，用字越少成本越低，对设计的程序员也越是省事。那么为什么不用八千字呢？干脆些，用英文岂不更简单？
有些“误人”专家还提出了一些似是而非的理论，认为字数少可以节省传输的速度，兼顾与英文软件兼容的能力。这种理论相当于说：因为中国人口太多，如果人少一点，不仅交通方便些，国民生活水准也能提高，我们甚至可以与工业国家匹敌。这种理论百分之一百冠冕堂皇，但也百分之一百的与现实不符。我们怎能改变中国人口众多的事实呢？把少数民族忽略掉？再不然杀掉一半？
这种话听起来十分荒谬，那为什么只承认一万三千字就不可笑呢？我们要使中国脱离贫穷、无知，要使中文计算机发挥文化上应有的效益，难道就没有其它的方法吗？时代虽然在进步，但是人性依然，无知、无能使得急功近利的人，总会想尽一切方法，为自己谋取巨利，再用堂而皇之的巧言掩饰他们的私心。
真正的中文计算机应用者是户政、地政、财税机构以及图书馆，这些工作都需要完整的中文字集。这套内码如果不成功还倒罢了，只不过令市场上难以适从，迟早还会有改进的机会。万一真的由国家立法，限制人民用字，其结果必然是几代以后，中国人将无缘认识历史上所用的古字，也就与中华文化彻底分道扬镳了。（果然到了一九九五年，为了户政的计算机化，户政司又制定了一套5；5196字的字集。仅在北、高两市试用的结果，就不足六千余字，将来图书馆计算机化可能又要另订一套标准了。不幸的是，当年大言炎炎的专家们此时都功成身退了，我以一介归隐的老耄，犹要重做冯妇。）
我毫不客气地当着各计算机公司代表及媒体记者，指责何宜慈说：
“这样做是文化罪人！你说技术上有困难，那是你的能力不够！我已经证明，在汉卡中已有三万多字，此外宏碁的天龙、神通的汉通、诚洲的仓颉都有三万到四万个字。你不知道，不妨先问问他们！怎么能把头埋在沙中，硬说技术上不可能？反而要定一万多字的标准？”我越说越气，完全忘记了自己是个修道人！
“你是生意人，我一向不和生意人打交道！”何宜慈也火了。
“你错了，我不是生意人！我从事中文是为了文化，国家要我可以送给国家！”
何宜慈把手一摆，收起桌上的资料，说：
“我不跟你胡扯，我下面还有一个重要的会议，我先走了。”
果芸一直想打圆场，但却插不上口。这时见何宜慈要离去，只得腼腼腆腆地陪他出去了。一时场面很僵，谁都不说话。
会场上一片寂静，一会儿果芸回来了，问我：
“朱先生，你说要送给国家可是真的？”
“绝对不假，在场的有好几位可以作证，我只要求政府替我把零壹公司的问题解决，我可以全心全力把中文系统建立起来。”
接着果芸征询在场各厂商的意见，大家都很支持一种共通而实用的方案。为了要证明确实可用，当场推派了三位工程师：宏碁的施崇堂，神通的刘大卫，还有一位是王安的，名字已经记不得了。由他们代表厂商共同评估，以定取舍。
我的技术计有三大部分，一是中文字库，能在 64KB 的空间内，提供三、四万字（再多也能扩充）。而且有各种字形大小、字体种类的变化。其次是中文系统，为了与英文兼容，中文必须考虑内码的编排，以达到最高的效益。第三则是中文软件，我们已经在“北极星”系统上开发了一套综合文书、数据库与表格处理的程序。
三位工程师评估后，一致认同，并建议资策会采用。十二月十五日，在资策会果芸执行长及黄为德副执行长的保证下，确定要在旧历过年后，正式作技术转移。
这次我深信不会再有变化了，谁都知道资策会就是政府的计算机管理机构，两位负责的主管已向我保证过，难道还会错吗？零壹公司的部分同仁，初时对我的决定还有些不能谅解。我便向他们解释我的立场，在大我的面前，小我是不能顾及的。此外中文需要很多特别的技巧，未来他们的工作只有更形重要，而非就此解散。
过了阴历年，所有的移转资料都准备好了，零壹已经停业，人人等待着。一天一天，一个星期一个星期的过去了，一点动静都没有，完全不像有任何人对我们的技术有兴趣的样子。为什么呢？我这一生永远像是生活在恶梦中！
我打电话去资策会找黄为德，每次他都不在，果芸更不用说了。找不到上面的人，只好找几个经理或工程师，结果不是人不在，就是一问三不知。
记得是四月三日左右，参加会议的经济日报记者打电话来问我中文技术移转的情况如何？我告以没有消息，他则说他打听的结果，有人指控我是共产党，所以转移的计划可能有问题。
我听了不禁心灰意冷，我知道共产党的帽子一被戴上，再加上我曾有想回大陆的企图，先别谈文化，我很可能连小命都难保。
我从事中文计算机工作本非为名求利，不过是为中国文化的救亡图存尽一份心力而已。如果社会肯定我，我便有义务为这个社会多作奉献，否则又何苦自取其辱？自己虽然对计算机软件及硬件还有很多构想，且都有巨大的商业利益。可是在一个义人稀少的地方，利多适为大害。
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吧！“邦有道则仕，无道则隐”，夫子早有明见。既然有人视我为眼中钉，我何不退让几步呢？
我想到袁守谦，他曾是父亲的部属，父亲在时曾嘱咐过我有重要事可以找他。他目前位居高官，且参与国事，说不定可以打听出一点消息。我一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电话打过去，袁伯伯说正要找我，却不知道我的电话和住址。
他证实确有此事，照理这种小事不可能提到国安会。不论如何，那天科技小组开会是由国安会主席亲自主持，会中讨论接不接受我的技术转移，主席手上还有一份指称我是共产党的报告，主席说：
“这个人既然是共产党，如果共匪也用这一套，我们该怎么办？”
会场上一阵沉默，过了一会，有一位委员（据说是沈君山先生）说：
“我们要考虑的应该是这个人的技术有没有用，如果说因为共产党用了他的技术，我们就不要用。如果共产党决定采用三民主义，是不是我们也要放弃呢？”
下文没有了，至于台下有什么动作，袁伯伯也不知道，他只是慎重地问我：
“你到底是不是共产党？”
“袁伯伯，先父不要钱，我也不要钱，但我绝对不是共产党。”
“这个问题很严重，我建议你离开台湾吧！”
打字机也顾不得了，我立刻安排公司的后事，首先问有没有人自愿随我流亡，结果只有沉红莲愿意。这就够了，事实上，也只有她能够帮我。然后我把全部股权都转移给员工，这才发觉为了技术转移，公司财务已经快空了。
我又忙着安排些生意，同时抽空去基隆天显宫，问最近运气如何。大帝公说：
“快走吧！有小人害你，晚了就来不及了！”
“可是公司没有收入，我还要做一点生意才行。”连神都这样说，我也急了。
“不必，公司没有问题，你快走，越快越好！”
“去哪里呢？”我心里想问的是，能不能去大陆，因为只有在大陆才能搞中文。
“你自己清楚，快走！”
“那我走了就不能回来了？”
“谁说的？一定能回来，放心！”
四月二十日我和沉红莲匆匆搭机离开了台湾，二十一日抵达美国洛杉矶，开始了八年的流放生涯。
老孙来接机场我，要我们住他家，但因为我的妻儿也在洛城，我便婉拒了。
老孙给我介绍了一位美国律师，他有个中国名字－－万佩鼎，曾从学于赵元任。他非常风趣而热心，替我找合作对象，运筹帷幄。此外我又认识了一位蒋祥嘉先生，当时有五十多岁，四川人，曾经是国府驻美大使馆的武官，老孙说他是邓小平的表弟。
组织公司不是小事，等了一个多月，各方面都没有进展，沉红莲决定回台湾去，我知道她回去不会有问题，但能否再出来则很难说。
我能留她吗？连自己能否找到发展的机会都在未定之天，美国不比台湾，我一生已经毁了，怎能把她拖下水？我给她订了周六的班机，心里也作了最坏的打算，如果她不能再出来，今后要靠我一个人努力了，有什么办法呢？一切都是天意。
星期五上午，蒋先生与一位钱先生同来，说旧金山有一家美国公司，找我去设计中文雷达。我已经失去了信念，不相信一天之内能有什么奇迹。沉红莲一走，我一个人独撑大梁，恐怕力有未逮。钱先生认为反正还有一天，他自愿送我们去旧金山，万一不成，当天就可以赶回来。如果谈妥了，岂不是皆大欢喜？
于是，由钱先生驾车，我们立刻赶到旧金山，找到该公司。大家谈得还不错，我们两个人一个月薪水五千，是免税的，支票要由海外拨付。
这间雷达公司透过蒋先生的关系，卖了很多导航系统给中共，当然前提是非用中文操作不可。我知道这项工作难度很高，但却咬紧牙关，先接下来再说。
蒋先生也到旧金山来了，他说中国政府邀请他和我回国观光。我听了受宠若惊，但是目前工作还没有安定，我不能把沉红莲一个人丢在旧金山。蒋先生听了，慨然把他的机票让给沉红莲，叫我们一起回去看看。
传言中，台湾政府一直在暗地监视中共大使馆，我怕去大陆的事曝光后，自己虽没有什么可惧的，却会危害沉红莲在台的亲友及零壹的同仁。在去签证时，我特别买了顶呢帽子，戴着黑眼镜，神神秘秘地溜了进去，沉红莲虽然心里也紧张，却坚持不肯伪装。当时的总领事是唐树备先生，他很客气，立刻给我们发了台胞证。
去国三十多年了，真是乡音未改鬓毛催，回到过去逃离的故土，心头的滋味实在难以形容。七月二十六日我们坐飞机由旧金山动身，第二天晚上到达上海上空。我俯瞰地面，一片漆黑，偶而见到点点灯光，简直比汪洋中的船只还要稀少。
飞机着陆后，我们走出机舱，经过空旷而不甚开阔的停机坪。大家鱼贯而行，来到一所矮小的两层楼楼房。昏暗的灯光、湿热的空气，使我无法相信这就是亚洲最大的都市－－上海，更不愿相信脚下踩着的就是闻名已久的虹桥机场！
我一向反对物质文明，但是，眼前所看到的让我不禁怀疑，这就是中国吗？显然，中国是贫穷的，但穷到这个地步，简直比巴西的圣路易市好不到哪里去！国家穷，人民必然生活困苦，虽然平常看到不少报导，但是总与亲身体验有一段距离。
候机楼中有几个十七八岁、身着宽松绿色军服的姑娘，正在叽叽喳喳地说笑。我试着与她们搭讪：
“请问你们是军人吗？”
“不是，”她们笑了，一个人说：“我们是海关人员。”
“啊，上海经常是这样热吗？”
“一会儿就好了，空调刚刚打开。”大陆上把冷气叫空调。
“空调刚刚打开？”我根本没动脑筋，顺口说着。
“为了省电呀！哪能像你们？你是美国人吧？”一位姑娘神色不太愉快地说。
“不，我是中国人，我在家也是一样，不用就把空调关起来。”我是想讨好她。
“我可不一样，我家没有空调。”那位姑娘说完回头就走。
这种情绪似乎到处可见，尤其是店里的售货小姐，那副晚娘脸远比五十年代我在台湾见到的公车小姐还要难看。
有一次，沉红莲想要买本辞典，到北京王府大街的新华书局去找。那些服务的小姐一个个坐在柜台后，相互嘻笑，不论客人问什么，她们都不理不睬。最后沉红莲总算看中了一本，问一位小姐要多少钱，问了好几次，她可算开了金口了：
“多少钱？你买得起吗？”
这是什么道理呢？共产党的教育不是强调要为人民服务吗？如果说一年半载不能改变一个人，我可以相信。但是大陆实行共产主义已经三十多年了，多多少少应该有助于人态度的改善。更何况北京人一向以好客有礼著名，怎会变得如此乖戾？
到了北京，统战部招待我们住在北京饭店，一个人一大间套房，非常阔气。我一向穷惯了，这般享受心有不安，加上囊中羞涩，什么送礼呀、小费的一概装作不知有此一说。而且一再声明，我最欣赏共产主义不送礼，不给小费的习俗！
统战部也派了两位官员招待我们，一位姓林，一位姓王。在大陆半个多月的时间，他们一直陪伴着我们，从北到南，安排行程、接洽事务，非常辛苦。由很多细节上，让我不得不由衷地佩服他们的纪律以及服务的精神。
在北京，我们参观了故宫、十三陵、香山、北海，吃过闻名的仿膳，也爬上了“是好汉”的长城。这些景物并没有激起我多大的冲击，因为要了解一个时代，必须从人下手。北京虽然到处是人，但是要看透人心，却不是件简单的事。
在参观明孝陵时，看到地墓中挂着一个说明，后来每到一个地方，都没有例外。那些说明千篇一律地都是严词谴责封建君主的劳民伤财，浪费民脂民膏，建造了这些没有价值的建筑。是吗？如果没有这些古迹，每个人吃得肥肥胖胖的，死了以后还要历经千万年才能化成石油，这样的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