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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1章

智慧之旅-第9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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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仔细地观察,追根究底地分析各种症兆,终于又让我上了一课!
  人在甫生之初,本是一张白纸,所以有人说什么样的环境,产生什么样的人格。这话其实只说了一半,而且是最能让人误解的一半。
  人初生时确实是张白纸,却有着表面极不光滑的平面,任何力量接触到它,都会留下各种痕迹。这些痕迹有的黑白分明,很容易判断其人格个性。这样的痕迹只是附着在纸面的物质,轻轻一挥即可去掉。了不起改变一下附着物质的特性,或把纸面掀去一层,污纸还是可以变成白纸,至少再要辨识痕迹已很困难。
  然而白纸上留下来的,还有一道表面变形的凹痕。如果压力再大一点,甚至在纸的结构中,也可能渗进一些物质。这些痕迹平常看不出来,只有在去掉表面的尘垢,再经过小心的处理后,才会看出那些凹痕中积累的物质,经常多得超乎人的想象。
  其实,人对任何事物的认知必然是两极化的,两极化就是对比,没有对比就没有认知!就以各种刺激为例,我们唯一的认知及表达方式,是先用性质或功能分类界定范畴,再以性质与相对条件做比较。
  “光影”是种性质,“看”则为眼睛的功能,“看到光影”表示人透过光的传播,得知物体的受光状态。至于看到的光影又如何?不外乎因强弱、明暗产生了对物体的认知;由物体的边沿得到远近、大小、高低、宽窄等空间的认知;再经由视线残影的空时对比,又有了快慢、猛缓等各种复杂而有迹可循的认知。而所谓的强弱、明暗、远近、大小、高低等,都是对比的观念。
  人对刺激先有了认知,再与自我的利害建立索引,索引调用经验数据库,以比较当前需求的利害、得失。说穿了,人的心性行为不过是一连串的经验反应,而这些经验的“认知资料”都是以两极的方式,层层组合堆砌而成。
  计算机正好是二进制,完全符合已知资料的结构。我在设计仓颉码时,就已经认识到这一点,把取码与中文字义的结构准备妥当。心中有了成竹,所以随时可以把眼前的现象,一一用作印证的资料。
  宇宙中没有“绝对”的观念,任何现象都是相对的,环境如此,人亦然。当人从小到大,耳目渲染的只是“为人民服务”时,便也产生了两极化的结果。兹用二进制的观念,一分为二时可知:有人身体力行,有人等待他人为自己服务。再以二分为四:身体力行者有得、有失,得者当然坚持下去,失者则开始怀疑。等待他人服务者如有所得,自然理所当然地继续接受别人奉献,如有所失,则满心愤懑,认为受到愚弄。
  如果以资本主义社会来作对比,前述四分法倒也相去无几,所不同的是得失的分别。得与失之差,在社会主义的社会里,假定为一倍。则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得失的比例至少要加大十倍!十倍的差别就产生了十倍的能量,十倍的喜怒!
  如果没有比较,一倍与十倍有什么差异?就算千倍万倍,其分别也未可知。所以,要谈制度的优劣,如果不让人亲身去体会,那只是政治家的戏法手段罢了。
  在资本社会中,大部分的人都深知痛苦为何物,在二分法的理论中,有人怕痛苦而自保,躲进碉堡中,也有人与痛苦对峙,全力抵抗。自保的人若成功了,他会极端吝啬,失败了,便会有所省思,从而协助他人。与痛苦对峙的人如果成功了,必然自大狂妄,若失败了,才知所珍惜,有了机会知道感恩,看他人痛苦知道同情。
  前面也说过,宇宙中没有绝对的事物,每个人都混杂了一些他人的际遇。但是在我长时期的观察下,这个模式相当正确。
  我发现大陆上年轻孩子们受到太严密的保护,缺乏一种“感激”的心态。任何人对他好都是“应该”的,万一有了一点微小的“不应该”,他们立刻翻脸不认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是另外一种心态,反正一切都要靠自己去争取,从来不愿去关心别人。人对他不好,那是理之当然,但是万一有人对他好,物以稀为贵,他怎不感激涕零?
  后来,就有一位女性工程师,因为见她表现不错,给她连升三级。想不到有一次我仅仅责备了她一句,她就恶言相向,自动求去。
  另外一个极端的例子,是一个美国青年,他在我那里学习了一段时间后,突然觉悟,发心上进,几乎抱着殉道者的精神,一直默默地努力奉献。
  在美国时,多蒙美国朋友万佩鼎的帮忙,一直无以回报。我到了园区后,特别告诉他我的下落,以便保持联络。不久,他的小儿子万华德决定到中国来做生意,万佩鼎阻止不住,便托我照顾他,顺便开导一番。
  我在美国时曾见过他,他不过二十一、二岁,毕业于柏克莱大学。身高约六呎,算得上相当魁梧,金红色的头发,稚气未脱的脸。到深圳来时,他背着一个大旅行包,见到我,把包里往地上一丢,用半生不熟的中文说:
  “爸爸一定要我来看看你,有什么事吗?”
  “当然有。”
  “什么事?”
  “说声哈啰!”
  他完全是美国青年那副调儿郎当的德性,一边说话,一边摇头晃脑、东张西望。
  “啊,哈啰,那我今天住哪里?”
  “随你的方便,愿意住我家,当然欢迎。要去旅馆住,我可以帮你叫车子。”美国人最怕拘束,千万不能用中国人那一套,他们会嫌没有自由。
  他想了想,选择住在我家。晚上我们继续聊天,他说与朋友合伙,打算做美国汽车的代理生意。我问他:
  “你们有多少资金?”
  “啊,不多,但是只要能卖掉一部就行了!”
  “你认为在卖出第一部之前,你们能撑多久?”
  “不知道!一两年吧!但是我可以教英语,生活不成问题!”
  “有问题,我认为你真正的目的不是来做生意!”
  “咦?你怎么知道?”
  “我猜你是好奇,想来了解一下这个古老的国家!”我去巴西时又何尝不是?
  “是呀!”他马上有精神了,坐直了身体:“我没有对我爸爸说,他不会同意的。我去过南美洲,前年也曾经在北京外语学院学过中文…”他这才打开话匣子。
  和所有的外国人一样,他们都认为现在的中国就是他们在书籍中、在传说里描述的中国。这是天大的错误观念,就像我们想见识一个传奇的人物,不幸他已经死去多时,难道见到他的后人、他的遗物就等于见到本人了吗?
  今天的中国人与昨天的已经有了极大的区别,只有人性在过去、今天、未来永远不会改变。但有谁来体察人性呢?不论在世界上哪一个角落,人还不是都一样?不一样的是受地缘影响的行为,以及因为长时间而累积的传统文化思想。这些在中国大陆人民身上早已湮没无踪,至少在中国人找回民族自尊心之前,那些文化包袱是难见天日的。
  “你认为经过了一些地方,就可以了解中国?”
  “我会与老百姓一起生活,我想了解中国人。”他总算比一些观光客高明。
  “你了解你父亲吗?”
  “不!一点都不了解!”
  “你不是与父亲生活在一起吗?为什么凭住在一起你就能了解中国人?”
  “哦!老实说,我是想写本有关中国的小说,做东西方文化的桥梁。”
  “很好,你对中国文化了解多少呢?要知道我不是指说普通话。”
  “不多,但是我总可以学习吧!”
  “谁教你?老百姓?学校?你认为在今天这个社会中,有几个人真正了解中国文化?”我必须先把他打醒,否则他不可能知他自己在做什么。
  他茫然地摇摇头,睁大了眼睛望着我。我继续说:
  “先别谈大道理,就以你已经知道的事物说吧,你会用筷子,总知道为什么中国人吃饭要用筷子吧?”
  “筷子与文化有什么关系呢?”
  “那你认为什么才是文化呢?唱歌跳舞还是哲学艺术?人在生活中传留下来的风俗习惯统统是文化。但是要了解文化,绝非听听唱歌,看看跳舞就行了。”
  “那么中国人为什么用筷子呢?是不是人太多,国家太穷?”
  “穷就能发明筷子?有哪个民族不是由穷困开始?再说,用手不更经济吗?”
  “筷子能算发明吗?”
  “回纹针是发明吧?”
  他想了一会,又茫然地望着我,一脸无辜的样子,我说:
  “中国人以农立国,传统社会很重视团体的和谐,由于生活安定,很早就有了分工的制度。刀有刀的用途,只有几种人可以使用。为了避免在进餐时用刀,便预先在烹调时切细切碎,在吃的时候只要用简单的工具送进口中就够了。”
  “但是用筷子很不卫生。”
  “这就是我要告诉你的文化特性了,卫生与否是主观的成见。比如说,西方人一见到亲戚朋友就接吻,连对方的唾液都肯吃,为什么从来没有人说接吻不卫生呢?”
  “那是爱情呀!为了爱情,人愿意牺牲的。”
  “对了,在中国人的文化观中,个人是团体的一部分,个人必须爱这个团体。如果有缘在一个桌上吃饭,却连彼此筷子上的口水都嫌,还能谈和谐相处吗?”
  他恍然大悟,连连点头,说:
  “这样说,任何事情都有个原因的啰!”
  “是的,要了解一个民族的文化,就必须认识前因后果。”
  “可是我能学习吗?”
  “我建议你先照你的计划做,如果生意可做也不是件坏事。如果做不成,你不妨回来这里,听听我讲的课。”
  “可是我对计算机没有兴趣!”
  “大概是你爸爸没有讲清楚,我不是计算机专家,我是研究文化的,计算机不过是我的工具。不幸因为没有中文计算机可用,所以只好自己动手做,如此而已。”
  他去北京跑了一趟,不到两个星期又回来了,说:
  “你说得不错,现在没有人对中国文化有兴趣,我来跟你学!”
  他是我的弟子中,对我的训诲真真正正一丝不苟的执行者。他拒绝了因外国人身份而有的特权,甘愿与其它人一同住在单身宿舍中。他的薪金也与大家一样,大约两百多人民币一个月。更可贵的是他除了香烟钱,剩余的全数捐给伙食团。
  人如果不能自我控制,能量就很难发挥,我教学的第一课,就是自我控制。我要求每个人每天做三件自己不愿意做的事,以资练习。此外,我认为不论做什么事,必须有意识地去做,只凭本能和习惯,那和行尸走肉没有分别。
  有一次,我见到万华德的香烟只烧了一点,就丢到烟灰缸里,我问他:
  “为什么你的香烟没有抽完?”
  “因为我发现刚才抽时只是无意识地习惯动作,所以决定不抽。”
  他又指着烟灰缸里两排长长短短的香烟头,说:
  “这是有意识抽的,那是胡里胡涂抽的。”
  园区的宿舍分两种,一为四栋四层的公寓,就在办公室旁边,多为干部所住。另一为统舱式的单身宿舍,高达六层,每间约有二十到三十方公尺。
  我住在第一栋公寓的二楼,比起我在台湾的住家来,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有一点却令我难以忍受,公寓没有装设电铃,或许他们几十年来已习以为常,根本用不着电铃。要找人时,每个人就扯开天生的金嗓子,非喊到四山响应绝不休止。
  待人被喊了出来,山歌大赛于焉登场。宛如热带雨林的实况录音,但闻吼猴互吼,鸣禽乱鸣,虽百里犹可闻。有时在东家高西家低之余,又有第三部、第四部和音加入。那种传统“大杂院”的乐风,委实让我这山野俗夫难以领教。
  我们工作繁重,中午休息的时间极为宝贵,有好几次我忍无可忍,一声狮吼:
  “吵死人啦!”
  所幸我练过歌剧,也练过内功,一股丹田之气,往往震得整个园区回音荡漾,久久不歇。由于我的恶名昭彰,碰到大人还算管用。万一是几个初生之犊,那就不管有理无理,非得劳动我的大驾,找到家长不可。
  为此,我订下一诫,绝对不许我们部门的员工大呼大喊,要找人,上楼去!
  除了我以外,园区还有一霸,就是驾驶同志,据说他们的地位至尊,连总经理也不敢稍有冒犯。刚到园区来,我就领教过一次,那是园区派了一部专车送我回长城公司去。因为粥少僧多,派车不易,一下子就挤上了好几位搭便车的。
  车行到城内,有人要下车,司机同志很不情愿,口出恶言。又有人希望能绕点路,司机同志就火大了,车门一开,把那人赶了下去。
  我是要回长城的宿舍,司机同志没搞清楚任务,径往长城公司开去,我忙说:
  “我要去长城宿舍,请在这里转弯!”
  “去你的!我管你要去哪里!”
  我也火了:
  “那我不坐你的车可以吧!”为此我们自愿下车,足足走了半个钟头。
  我们的篮球场就在办公室的旁边,由于空间大,顺理成章地就成了停车场。司机同志们从来不认为有车让人的必要,不看有人没人,开着车就在场中横冲直闯。好几次正在专心打球的人,几乎变成轮下冤魂。
  没有人管,我便出面交涉,那些司机同志们其凶无比。有一次居然开车向我撞来,我站着文风不动,把马步一摆,丹田真气贯运全身,心想:“运功千日,用在一时”!且看我的气功到底练得如何?
  到底是我的气盛,司机胆怯了,打球的朋友也一拥而上,几乎要痛揍他一顿。
  我的凶狠出了名,人人侧目,却也让我增长了不少见识。俗话说不经一事,不长一智,如果没有经历过社会主义的环境,我的观念就不完整,不可能认识到人心的真实。只可惜毛泽东没有看到这些纯洁工人的真面目,所以才会有那些幻想。
  我看到园区垃圾遍地,便发起员工“见到就捡”,我在场时自毌庸说明。我不在场时,则只有万华德一个“傻真人”,不论什么时候,他总是见到就捡。
  由于年轻,万华德当然有不少毛病,他了不起的地方,是知错必改。比如说他每天早上都起不来,这是多年懒散积习所造成,一时非常难改。
  我在园区组织了一个篮球队,自任教练,每天六点半开始练习。万华德球打得不错,但早上起不来,经常缺席。我灵机一动,便叫他做教练。他很认真,把美国学校的那一套搬来,从基本动作半蹲走路教起,运动量非常大,队员们个个叫苦连天。
  最初,每次练球都要队员们三催四请,他不论多惭愧,就是起不来。最后我只好用苦肉计,亲自到他房门口去等,等了几次以后,他果然再也不迟到了。
  他的不修边幅也惊动了王总的大驾,王总夫妇很欣赏他,有时会邀他去打一餐牙祭。他那一身衣着不仅是不合体,而且是又破又脏又臭。那还不说,他足下一双球鞋已经穿破了底,他用些报纸垫在洞口,照穿不误。
  王总可下令了,摇着头,对他夫人说:
  “老赵(大陆的称呼法)!这太不象话了,你怎么看不见呢?”
  “哪里?我这还比不上你们文化大革命又红又专呢?”万华德很懂幽默。
  “什么文化大革命?我们已经实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了!”
  “可是我们老美才开始流行这样。”
  “别!别!老赵,别理他,赶紧给他全身上下重新包装一下吧!”
  衣服倒是好解决,麻烦出在他那双天字大脚,跑遍了深圳,没有他能穿的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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