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之旅-第9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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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仔细地考察他，发现他有个致命的缺点，就是耳根软，听不得几句好话。那时杜涓正在学程序，但她太精明，每当需要动脑筋时，她发觉不如动嘴巴快，一声委婉的：
　　“小胡！”
　　于是程序就写好了，结果她一直没有学会写程序。我一再告诫，不许小胡代写，但却不能禁止他教，结果一切如故。我想到有那么一天，当人工智能完成时，只要有人喊一声“小胡”！我们全部的机密，所有的心血都会像崩塌的水坝，一泄千里！
　　不到一个月，小王闷不吭声地，已经把我的程序弄懂，开始改字形了。我还是不信，但是事实就在眼前，她不仅懂，而且很有创意。有如在黑暗的大海上见到了明灯，我大喜过望，不禁燃起了对人工智能的幻想，大作其白日梦！
　　有个星期天下午，大家都在休息，我思路潮涌，忙赶到办公室去写文章。室内有一个人，是小王。我们虽同在一个办公室，平常工作太忙，从来没有交换过一句闲话。有这个机会，我很想彻底了解她一下。
　　她是一块未经琢磨的璞玉！思路敏捷，有时比我转得还快，只可惜常识太少，人世的历练不丰。她已经二十九岁了，有个男朋友，但还没打算结婚。她曾做了几年助教，因为个性耿直，得罪了校长，一气之下，只身跑到深圳来打天下。
　　“别见怪，你已经到了适婚的年龄，为什么不结婚呢？”老实说，我一向认为婚姻与人工智能是绝对矛盾的，因为这两种都需要无底的奉献。
　　“结婚？”她眼睛睁得老大，一副不屑之状：“为什么女孩子年龄到了就该结婚？我要做点有意义的事业，结不结婚有什么重要？我还想当尼姑哩！”
　　好大的口气！好了不起的志向！这不是老天给我安排的良机吗？她的能力我知道了，心志也大致了解，我还想知道她的意识型态如何：
　　“结了婚，安定下来，教育下一代，为社会培育英才，不很有意义吗？”
　　“那种事谁不会做？我父母都是教员，要我那样老死终生，我做不到！”
　　“来深圳打天下？什么天下？赚钱？”
　　“哼！钱我不稀罕，够用就好。朱先生，难道只有赚钱有意义吗？”
　　“当然不，但是人各有志，我只是问问你。”
　　“像沈小姐她就没有结婚，也不要钱。从台湾到美国，由美国回来，每天从早做到晚。从来没有听她抱怨一句，任谁看到都佩服。”
　　“但是这种生活不是一时，也不是短期，要一辈子坚持下去。沈小姐只是个例外，一般人做不到的。”
　　“我同意，可是在我们大陆上，终生坚持理想的人不少，有一天你会知道的！”
　　“你觉得杜涓这个人怎样？”我想试试她，因为她们已经斗过嘴了。
　　“朱先生，我知道自己的个性不好，我想改，只是改不掉。至于别人的好坏，我看不出来，我只希望把自己的毛病改过来。”
　　有志气，有品行，这次对话我给她打了一百分，也为自己的美梦加了一百分。
　　还有一个小蔡，做事很认真，最初我也颇为欣赏。后来在一次郊游中，他做领队，一玩玩昏了头，只顾自己，责任全忘了。自此以后，他被打入冷宫。
　　不久，又来了一位姓席的女孩子，个子高大，气宇恢宏，十足打篮球的料子。她的反应不错，也是事业心重，很想做些有意义的工作。由于她有潜力，我必须了解她的心态，有次我也用同样的方法，慢慢聊到人的是非上。我发现她过于老到，城府较深。自后我不再交给她重要的任务，怕她一有了能力，别人就完了。
　　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两年前因学生示威而遭罢黜的胡耀邦与世长辞，这件事在香港突然被炒热了。在电视新闻上，我看到了各界的演讲，有的以五四运动作为精神诉求，也有为九七回归而感到忧心忡忡。
　　人间是现实的，有谁甘心拋弃荣华富贵，而回归一穷二白的老家呢？没有人有足够的智能去诊断中国所患的绝症，但却有的是意志，要远离那是非之所。香港人期望中国换天，这种心态是不难理解的，因此一有机会就会藉题发挥一番。
　　连续几天，我从香港电视新闻中，感到了一阵阵的寒风，大有山雨欲来之势。我看到香港记者访问北京大学学生，看到满天飞舞的大字报，从对胡的悼念到对政府的怨怼，无不溢于言表。渐渐的，一股怨气在一种力量的操纵下，凝聚成为游行示威的行动。
　　四月二十日夜，在电视新闻上我看到北京学生的游行队伍中，有人举着一面大型的标语，是块直式的白布条，上面写着：“打倒共产党”！我立刻感到毛骨耸然，似乎预见了一场惊天动地的灾难到临！是不是我神经过敏？真的会有危机？怎么会是这样无声无息毫无预警呢？我没有听到一声炮响，没有看到一滴鲜血，可能吗？
　　第二天，我立刻召集全体员工，包括丘副理及赵阿姨在内，我郑重地说：
　　“丘副理！赵阿姨！各位同仁！我首先声明，我回国的目的不是为了做生意，也不是为了报效国家，而是希望尽一个黄帝子孙的心愿，为中华文化传播一点种子。我曾经跟张董约好，三年以后就要离去，所以每日不断，希望把观念及技术传给你们。”
　　赵阿姨以为发生了什么事，紧张地望着我，等待下文。我接着说：
　　“昨夜香港的电视新闻中，我看到了一个危险的讯号，所以今天特别要求大家，希望能珍惜我们宝贵的时光，务请各位不要卷入那些我们所不了解的活动中。”
　　赵阿姨一听，不禁噗哧一笑：
　　“唉呀！我以为什么事儿哩！说这事！朱先生，您太不了解国内的情况了！这事能算啥？都是小孩子嘛，咱年轻的时候，还不也这么地？”
　　丘副理也说：
　　“朱先生，你是没见过文化大革命！这是小场面，放心，闹不起来的！”
　　“或许是我过虑，我总认为如果只是家里人关起门来吵，打破头也没仇没恨。可是我看到的是有外人从中挑衅，野火一烧，问题就大了。”
　　“这次不是纪念胡耀邦吗？能纪念胡耀邦，就不可能闹事。”丘副理说。
　　“没事！没事！您就放一千万个心吧！”赵阿姨也保证。
　　不论如何，我决定每天早上开会一次，讨论一下情况的发展，当作时事学习。
　　一连几天，香港电台所有的新闻焦点，全是游行示威的镜头。尤其是吾尔开希在北大游行队伍中，接受记者访问时，他头绑白布条，举手发誓说：
　　“我有必死的决心，连遗嘱都写好了！”
　　这绝不是孩子们的儿戏，当一个人公开表示他誓死如归时，千千万万电视机前的观众所得到的信息只有一个，就是事件已到了生死关头！不管这人说话时心中的想法如何，但是传播媒体的影响力，已经煽起了必将燎原的野火。
　　早上会议中，我决定提前分配工作，每个人必须在三天内，完全熟悉自己的任务。我这样做只是设法把这些年轻人拴住，以免他们也走上街头。
　　果然，北京的游行风刮到了深圳，深圳大学派了代表来，要求园区的知识分子全面动员。还有人散发不知哪里来的黑布肩套，要大家一律套在左肩。总公司有很多人都戴上了，难道王总这点敏感性都没有？或者国内真是这样自由？
　　早上上班时，有个年轻人见到我说：
　　“朱先生，戴我的吧！”他笑容满面，递给我一个套子。
　　“这做什么？”
　　“这代表民主在中国已经死了。”
　　“啊，对不起，我不认识民主。”
　　刚上楼时，又见到两个青年，他们扳着脸。一个说：
　　“朱先生，你怎么不戴？”
　　“为什么要戴？怕中国不乱？”我连看都没有看他们一眼。
　　等到同仁到齐，倒是没有一个人戴上黑肩带，我说：
　　“我教各位的大原则，是希望各位有独立思考的能力，我曾一再强调，你可以做错事，你也可以做坏事，但不可做自己不了解的事。因为做错了事会得到经验，做坏了事会得到教训，只有做了自己所不了解的事时，连为什么害了别人都不知道！
　　“我看过太多因人们愚昧无知所造成的恶孽，我期望你们成为智者。在智者的立场，目前的情况非常明朗！世界上的资源有限，既得利益的强者不希望有人分享，以便确保他们的特权。如果弱者想要自强，就得先熬过对方的压迫。
　　“民主自由是人人所向往的，可是却要靠实力去争取，这个实力就是人民的知识水准以及国家的经济力量。老实说，我们差得太远，智者应当了解，这时候任何人保证免费提供的民主自由，都是一剂让你永远无法翻身的吗啡。今天我看到国内的大学生正盲目地投入这场新版的鸦片战争！不论如何，我绝对不容许你们与他们同流！”
　　丘副理与赵阿姨满怀心事，不再安慰我。全场鸦雀无声，过了一会，小蔡说：
　　“我接到通知，说园区会派队参加明天深圳的游行，丘副理应该知道。”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丘副理连忙否认，他只说不知道，而不像以往绝口否认。这股暗流匪自今日始，哪个知识分子不自以为高人一等，不希望得到更多的权利呢？
　　“我听老王说过，这档事儿园区管不着，准有些公司会参加的。”老赵说。
　　“任何人参加，没有第二个理由，我一律开除！”
　　大约是二十六日左右，游行示威蔓延到了全国，深圳自不例外，从电视上，我看到了园区的志号。最初单纯纪念胡耀邦的游行已经开始变质，各地传出了大串连的呼声，连园区里有些公司都有人要到北京去串连，大有文化大革命的遗风。
　　透过电视的镜头，在北京的游行行列中，我看到部队也参加了，也看到一些党校的宣誓，更多更多的是各地的工人，一天一天地，人气越来越盛。我对群众运动太了解了，在台北房屋时，每次我都正确地预言了各种后果。这一次，我知道，情况失控了。
　　我向大家分析，中国国家及地方的领导人，对各种风潮斗争无一不是身经百战。为什么在这次事件中，任凭这场火越烧越盛？其中不出两个理由，一是内部正在争权，在中央大权未定之前，地方政府无所适从。另一是有外力干预，有计划地将乌合之众的学生组织起来，而政府当局误以为只是家务事，忽略了事态的严重性。
　　“为什么不是老百姓觉醒了呢？”有人问。
　　“什么叫觉醒？你的意思是，民主自由就能使十几亿老百姓吃得好穿得好？如果不是，想想吧，现在开放了，总要些时间才能富足吧！美国也花了百年才成为首强的！我们刚一睁开眼睛，就想做美国人？那叫觉醒？”
　　“可是官员贪污，政府无能，我们怎么办呢？”
　　“你以为美国官员不贪？美国政府有能？你以为示威游行就能解决问题了？你以为把中国政府现有的官员都撤换了，一切就改善了？为什么不用大脑想想呢？国家唯有在安定中还有进步的指望，这次如果真发生动乱，我保证外资不会再进来，经济条件起码将倒退十年。”
　　“我们怎么知道安定下有希望呢？我们已经安定了几十年了！”
　　“有几十年吗？文化大革才落幕不久！我问你，当你坐上汽车时，凭什么知道车子可以到达目的地？”
　　“凭经验。”他想了一会才回答。
　　“是凭车子的动态！车子在动，就有希望。车子动得快，希望就大。车子经过一些标的物，这时你与已知的条件比较，就知道还差多少。是吧？”
　　他没有回答。我继续说：
　　“如果车子拋锚了，或是车上有人打架，出了人命，车还能走吗？”
　　五月四日，数万个学生游行到北京天安门，大家意兴风发，一一登台演讲。要说人人都知道在那里做什么，我是死也不相信的。在美国有另一种让青年发泄的形式，就是摇滚音乐大会。数十万人聚集一处，音乐有没有人听到并不重要，青春的活力，原始的欲求，在毒品、酒、性的疏导下，每个人都皆大欢喜，还有谁关心政治呢？
　　学生越聚越多，全国的响应，海外的声援，更说明了事件的因果。大规模的绝食行动开始了，我从电视上看到了崭新的帐蓬，漂亮的毛毯。学生们紧紧相依，有人弹着吉他，有人唱歌，期待着民主自由之神的降临。
　　苏俄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来访，很多人以为这场运动就此落幕，赵阿姨信心满满地说：
　　“朱先生，要对我们的大学生有信心，为了国家的荣誉，不会闹下去的！”
　　“再闹下去没有好处，谁都怕文化大革命，学生会撤退的！”丘副理也说。
　　学生不但不撤，还开列了四大条件，要求与政府对话。结果，赵紫阳只好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戈尔巴乔夫，取消了例行的天安门献花的国礼。
　　我们也实行宵禁，所有的同仁到晚上十时必须回到宿舍，不许外出。
　　小蔡说他的弟弟在清华负责学联的总务，他说，香港的后援会特别空运了一千条毛毯，一百顶露营用的帐蓬，无数精美的西点蛋糕到天安门。
　　“这不是外援吗？”
　　“这应该是人道援助吧！”
　　“赛马是小赌，政治是大赌，香港人不愿见九七被收回，当然希望中国内乱。”
　　“人都是爱国的，为什么香港人不愿被收回呢？”
　　“谁说人都是爱国的？人都爱自己，国有利于己则爱之，不利则怨之。过去曾有满洲国，假定说日本要重建满洲国，我保证有人赞成，有人反对，完全决定于利害。”
　　这时深圳也很紧张，经常有公安人员四出巡查。有天深夜，我已经睡了，突然被屋外一阵骚乱的声音吵醒，有人在大声呼喊，也有哨音起落。沉红莲也惊醒了，我们赶出去察看。却见赵阿姨带着两位彪形大汉，正自走上楼来。赵阿姨立刻给我介绍：
　　“这两位同志是来例行巡查的，”又指着我和沉红莲说：“这就是台湾来的计算机专家，那位美国专家就是他们打美国请来，为祖国效劳的。”
　　他们倒很客气，寒喧了几句，我问赵阿姨：
　　“刚才有些吵闹声，听到了吗？”
　　“朱先生您甭担心，没事！没事！一些小小的误会！”
　　第二天我才知道，这些小小的误会竟发生在我们单位里。缘因当夜有两位女同事到对面一栋大楼的男生宿舍去讨论问题。到了十点多，女生宿舍的同事们一看时间已到，而她们还没回来，不禁紧张起来。她们挤在阳台上，一时忘了我的禁令，纷纷对着对面的男生宿舍高声大呼，叫那两位女同事赶快回来。
　　其实那两位女同事已走了，男同事们听到了，也都挤在阳台上。人一多，顽心顿生，有意无意地互相“唱山歌”起来。
　　男生那栋楼住着各色各样的人，平时生活太平凡，难得有人起哄，于是此起彼落，闹成一片。不知是哪个公司的人，也存心捣蛋：
　　“小妹妹！半夜里叫我干嘛？”
　　我们公司的几个男生觉得有趣，也跟着嚷嚷叫叫，甚至于还有人怂恿万华德脱裤子！而他也脱了！正值这种敏感的时刻，怎能不劳动公安人员？
　　第二天，大家都知道错了，一个一个自动请求处分。自请处分就表示良心已经受到了足够的处分，其它都是多余。我只问他们：
　　“为什么你们今天知道错，而昨天却闹得有劲呢？”
　　“当时丧失了理性！”他们都知道。
　　“要知道理性的维持非常困难，今天的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