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2-02-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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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未知
书屋絮语
书 屋 絮 语？ 古 今《书屋》是一块思想者耕耘的园地，倡导直抒胸臆，传达作者在人生的际遇、生活的闲暇、阅读的思索中的个体独特的体验和灼见。这些启人心智的深邃见解，不论是对宇宙万物之理的穷本溯源，还是对人生真谛的揭示阐发；不论是对久远历史烟云的描绘凝视，还是对遥遥未来的瞻望遐想；不论是对社会肮脏丑恶的揭露鞭挞，还是对人性善良美丽的讴歌赞扬……均应是作者激情的自然流溢，理智的自然展示。因为这些激情和理智，感应着时代人生跳动的脉搏，折射着社会历史的光芒。惟其如此，这样的佳作，才是一个开放的、多元的文本，它所要诉诸读者的，不仅仅是文本传承的表层意义。而且更重要的是，读者能通过对文本的识别判断，结合观照自己的人生实践，从而在更广阔的背景中悟透文本背后更深厚的意蕴，达到作者与读者灵魂的撞击，心灵产生经久弥响的共鸣。
鲁迅先生曾说，一部《红楼梦》，“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诚哉斯言！大凡为作者会心之得的上乘之作，包含着丰富的内涵，能为阅读主体提供广阔的想象空间和自由的思想舞台。编发这样的文章，是读者的殷切希望，也是编者的使命和职责。
我们时刻努力着！
封面书影介绍——绣像小说晚清文学繁荣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小说杂志的不断涌现。这一时期最具权威的小说杂志为《新小说》、《月月小说》、《小说林》和《绣像小说》四种，而后者又是其中刊行时间最长、成就最大的一种。
《绣像小说》于一九○三年五月二十七日（癸卯五月初一日）在上海创刊，由商务印书馆发行，未标明主编者，一般认为是清末著名谴责小说家李伯元。半月刊，铅印线装本。至一九○六年四月共出七十二期。每期刊载（含连载）作品十余种，不分栏目。并为重要小说的每一回都配上插图，即所谓“绣像”。插图画技虽然未臻精美，但以写实手法反映当时的社会时事、风土人情和历史背景，可与小说文本相得益彰。“如此图文并重之小说期刊，在晚清，除《海上奇书》外，仅此而已。”（阿英语）《绣像小说》的办刊宗旨主要体现在刊于第一期卷首署名商务印书馆主人的《本馆编印绣像小说缘起》和第三期署名“别士”（夏曾佑）的《小说原理》中。其意乃借鉴小说在欧美、日本资本主义发展中的社会政治启蒙作用之经验，运用文学的通俗性和普及性特点来开发民智，宣传爱国，唤醒民众，刷新政治，从而达到除弊兴利、富强国家的目的。
该刊对作品的体裁兼收并蓄，共刊载长篇创作小说十八种，弹词、传奇、新戏七种，翻译作品十八种，时调唱歌（通俗歌谣）二十一篇，以及其他三种作品。作品内容极为广泛。如揭露晚清官场黑暗，谴责列强侵略罪恶，叙说维新立宪运动，宣传爱国救亡，描写晚清中国工商活动、教育改良与留学生生活，破除迷信，解说科学，改革风俗，以及通过翻译作品传播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等，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和各个层面，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的真实面貌。所载较为重要而又有影响的作品有李伯元的《文明小史》与《活地狱》、姬文的《市声》、刘鹗的《老残游记》、旅生的《痴人说梦记》、欧阳巨元的《负曝闲谈》与《维新梦传奇》、吴趼人的《瞎骗奇闻》等，时调唱歌如李伯元的《爱国歌》、欧阳巨元的《破国谣三省也》、竹天农人的《小五更日俄交战也》、蜕秋的《自强歌》等，均以其通俗的语言、真挚的感情、生动的形象描绘，充满了爱国的热情和激情，张扬了民族自强的决心和豪情。
该刊除在上海各书庄设有寄售处外，还在全国各地主要书庄以及香港、日本、新加坡等地设有八十八个寄售处，为当时一种极为畅销的文学杂志。
（万 方 文）
文化宽容：在道德考量之外
？ 程亚文
（一）
是到了应该好好思考世界处于什么样的历史时刻、人类将会迎来什么样的前途命运的时候了！二十一世纪惊动全人类的重大事件，竟然是以世界上最强大国家的标志性建筑遭受恐怖袭击作为开端。这无疑是一个意味深长的提示，告诉人们世界已今非昔比，历史正处于重要的转折时期，而我们也需要建立起新的思维，迎对那些从旧的世纪中衍生而来、却在新的世纪尽显姿容的危机与挑战。
我们从美国的“9·11”事件中可以和应该吸取什么样的教训、培养起什么样的新观念？毋庸置疑，新世纪里的第一件大事，再一次对那些热烈地鼓吹历史已经终结的人，构成了莫大的反讽。就在人类中的某一种文化（或者说文明）宣称它即将战胜世界的时候，悲剧却诞生了。悲剧的诞生表明一切文化上的自鸣得意都终不过是历史的笑料，而人类的多种文化系统如何和平相处，直至今天仍在极大地困扰着人类的生存，甚至也可以说，它们之间的冲突有着加剧的可能性。如何处理文化间的紧张，如何防止紧张的进一步扩大，世界正在呼唤着新智慧。
也许仍然有人不认为文化之间会存在冲突，就以发生于美国的这起血腥惨剧而论，受害者也一再被解释为“文明与野蛮的冲突”，这当中包括那位概括出了“文明冲突论”的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他也在事件发生不久后声明“这并不是一起文明的冲突”。然而事实终归是事实，我们看看吧，这起惨剧怎么不晃动着亨廷顿“文明的冲突”的影子呢？首先，伤害者与被伤害者分属于人类不同的文明群体，那些前往制造悲剧的人，是受一种文明及其价值观念支配，尽管这种文明和价值观念坚决反对杀戮和伤害，那被伤害的人们，则在另一种文明中生活，他们虽然来自于不同的国家和民族，但他们都在同一地方工作并以同样的一种价值和理念作为共有的底线文化认同；其次，恐怖行为所要追求的伤害效果，也带有鲜明的文化和文明意味，以伤害者一贯的宣称，他们要破坏和击败的，是一种“罪恶”的文化，而要保护和光扬的，是一种富有道德的文化；再次，从伊斯兰世界对待这起毁灭性灾难以及美国“持久自由行动”的态度来看，它与西方社会所形成的鲜明反差，也在提醒人们：文化与文明的对立，绝非一句戏言。最后来看看本·拉登，这个也门—沙特阿拉伯国家的亿万富翁，一个拥有显赫家势的人，如果到富裕的西方国家去生活，完全可以过上“幸福”“快乐”的西方式好日子，为什么他还要甘愿舍弃王公贵族的奢侈生活而走上恐怖主义的亡命之路？难道真是心理变态？难道只是从恐怖中寻找乐趣？难道是为了获取更多的钱财？我们难以从一般的设想中找到答案。
那么，为什么还有如许众多的人在坚持认为“9·11”是“文明与野蛮的冲突”呢？看来，它只能被理解为是一种话语权谋，是在为打击伤害者寻求正义感和合法性，并且，是为避免引来两个世界间的更多更激烈的冲撞。
但这样的盘算和处理方式并不会真的有助于解决问题。我们还能继续做着沙漠中的鸵鸟，对正在发生着的危险视若不见吗？几千个生命在一瞬间的灰飞烟灭，已经在急迫地提醒世人，只有正视分歧，直面痛苦，绝望才有可能被超越，灾难才有可能不再重演。
（二）
“9·11”事件使人们再次想起亨廷顿。不过，当二十一世纪初的我们旧事重提、又说起“文明冲突论”的时候，我们或许对亨廷顿也应该有一些设身处地的宽容与理解。亨廷顿可能在某些地方被我们误解了！
十年前的亨廷顿就已经向世人指出了“文明的冲突”所可能造成的危险。文明之间为什么会有“冲突”？亨廷顿的理论是建立在这样一个逻辑前提上的：人类世界有着多样化的文化和文明系统，这些不同的文化和文明系统之间，虽然存在着共同性，但总体说来，它们是不可通约的。也就是说，每一种文化相对于人类生活来说，都只是特殊而不是一般。这当然与近现代以来西方文化对于世界和历史的认识是相抵牾的，西方文化或者说西方人更倾向于认为历史发展乃直线前进、不断进步的过程，而非循环往复无统一的价值与标准，然而能够给世界带来进步与统一的，又当归西方文化莫属，于是，以西方文化来征服、同化全人类的各种文化系统，将西方文化推广、普及至全世界，成为了历史正当性的体现。然而亨廷顿却对西方人的这种文化自信，使劲地道了一声“不”。他说，正是西方文化的普世主义，造就了今天我们所见到的文明冲突。
在一个具有多样化、差异格局的人类文化和文明格局中，任何一种文化的普世主义情结，实际上都是一个误会，是一个对人类历史和真实世界的误会。而这个误会之所以在冷战结束后的今天变得越来越突出，越来越鲜明，在于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全球化的迅速发展，人类之间经济、文化、政治交往的急剧增多，显著激发了非西方世界的国家民族观念，唤醒了非西方世界对于自身权力利益的自觉。在反对西方的权力优势、维护和争取与西方世界的平等权利的争斗中，非西方世界的文化本土化思潮，实际上也是在权力劣势的情况下成为凝聚人心、捍卫自身利益的一个工具，或者说，文化和文明的自觉，不仅仅是一种审美的下意识维护，本身已经成为一种利益。在文化、文明与权力、利益和审美的相互纠葛中，如果强行推行文化普世主义，会遭遇什么样的问题和结果呢？亨廷顿认为它会带来三个方面的疑难：其一，它是错误的，文化和文明的多样性并不像西方的诠释者所诠释的那样，只是一个特殊的历史现象，事实上它具有历史的恒定性，身处在每一种文化系统中的人，都会基于审美或者现实利益的考量，自然而然地倾向于维护自身的文化系统，而对外来文化系统的强行同化予以抵抗；其二，它是不道德的，因为文化的普世需要政治和军事权力的扩张作为后盾，普世主义逻辑的必然结果，只能是帝国主义，但二十世纪前欧洲国家的对外扩张经历，早已证明了它的非正义性，以及西方的自决与民主价值观的相背离，况且，今天的西方已不再具备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其他社会所需的经济动力或者人口动力；其三，它是危险的，因为它可能导致核心国家之间的重大文明战争，即使对西方来说也是危险的，因为它可能导致西方的失败〔1〕。
基于文化普世主义的不可信、不可行，亨廷顿警告西方人应该意识到西方文明的特殊性，提出西方文明的未来任务，不再是对外扩张，而是要维护自身的内部团结，“对于西方来说，明智之举不是试图制止权力的转移，而是学会在浅水中航行，忍受痛苦、减少冒险和捍卫自己的文化”〔2〕，因为，世界的灾难可能就来自于西方人过度的文化自信，所以，作为西方人，应该“认识到西方对其他文明事务的干预，可能是造成多文明世界中的不稳定和潜在全球冲突的惟一最危险的因素”〔3〕。然而，西方世界听从了亨廷顿的忠告了吗？撞向世贸大厦和五角大楼的三架飞机，已经对此作出了说明。毋庸讳言，这正是强势文化试图同化弱势文化以及所施加于弱势文化的压力过大，而使弱势文化超越容忍底线的结果。我们在此也看到了生活方式全球化的同时，精神生活本土化的一个真实而惨烈的活生生的现实场景。
这起骇人听闻的悲惨事件，有没有唤醒西方世界的文化自觉？我们目前还没有看到这样的远景乃至近情。意大利的那位右翼总理贝卢斯科尼，在事件发生不久就发表了一番“西方文化优越论”的宏论。首先，他认为西方文明比伊斯兰文明优越，更关心人的价值与权利，因为“西方文明最伟大的价值是自由，而伊斯兰文化遗产的价值观并不是自由”，然西方文明作为一种制度其价值取向是“宽容和对多样性的理解”，而穆斯林国家恰好形成对照，它们所维护的是“宗教权和政治权”，“伊斯兰文明已经停滞了一千四百年”〔4〕；其次，他公然呼吁欧洲人应该意识到西方文明的优越性，主张西方文明征服伊斯兰文明。贝氏甚至毫不讳言地说：“西方仍会继续征服其他民族，就像它曾经征服共产主义一样。”〔5〕贝氏的言论，仅仅代表他一个人的看法吗？一个国家的首脑说出这样的话来，在他的背后理由当然是千千万万。只是，不知是他没有看清还是他在有意回避，不正是因为文化对文化的征服，才引发了血腥的暴力事件吗？如果西方人真的按照贝氏的主张来做，那么结果只会是世界陷入套套逻辑，报复与反报复形成恶性循环。
美国总统布什看来也没有抓住问题的要害，在需要淡化仇恨、控制冲突的时刻，他竟然宣称要对恐怖分子展开“十字军东征”，虽然他很快就改口了并且声明：“我们必须向中东人民解释清楚，例如，我们不是对回教或回教徒发动战争。我们没有追究任何宗教的责任。我们是同邪恶展开斗争。”〔6〕但他脱口而出的那几个字，怎不使伊斯兰世界立马感觉到这是他内心的自然反应呢！而五角大楼一开始将对阿富汗的攻击行动，取名为“无限正义”，无疑也暴露了同样的心理。这也就可以理解，面对回教国家许多人的仇美行为，布什总统为什么感到“惊讶”了——美国人仍在认为，只有他们的文化和行为才构成“正义”，那么他们当然要惊讶于回教国家对“正义”的反感。贝卢斯科尼和布什，在恐怖事件发生后再一次不自觉地、生动地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典型的文化文本。他们所无法理喻的是，其实，正是身处西方之外的人们，看出了西方世界的文化衰败、道德堕落，才使得他们增强了对西方文化的反感和对自身文化与道德力量的自信。在这方面，身处西方文化环境的亨廷顿也看得清清楚楚，他说，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西方文明内部正面临来自自身的挑战：“在西方，比经济和人口远为重要的问题是道德衰落、文化自绝和政治分裂。”〔7〕这些败象表现在：第一，反社会行为的增长，诸如普遍的犯罪、吸毒和暴力行为；第二，家庭的衰败，包括离婚、私生、未成年人怀孕和单亲家庭的增加；第三，至少是在美国出现了“社会资本”的下降，即志愿组织成员的减少，以及与此相关的人与人之间信任程度的下降；第四，“职业道德”的普遍下降和自我放纵现象的增加；第五，对知识和学术活动投入的减少，在美国表现为学术成果水平降低〔8〕。
（三）
今天，人类在文化上面临的困境有两种：其一，经验告诉我们，以一种强势和“优等”文明整合兼并弱势和“劣等”文明的办法，无法解决文明之间的冲突，无法实现文化和文明之间的友好相处。原因是，人们对文明和文化的选择，除了出于实用考虑、对现实权力和利益的一种计算外，同时也是出于审美的自觉和不自觉。进入宗教和信仰境界之后，文明和文化实已成为一个群体的生存宿命，他们无法逃避历史的安排，这是“历史性的永恒性”（陈家琪先生语）的体现。其二，经验同样告诉我们，安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