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2-02-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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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dius）就写过一本题为《如何在掷骰子中获胜？》的书。这位皇帝和他悠闲的大臣们爱好赌博，非常迷恋于掷骰子。可惜这本书没有保存下来。1654年；帕斯卡尔和费尔马在通信中奠定了概率论的基础；他们的出发点依然是掷骰子这样的赌博游戏。
中世纪最杰出的数学家是斐波那契； 人们习惯地称他为“比萨的莱昂纳多”；而把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达·芬奇称作“佛罗伦萨的莱昂纳多”。他提出的“兔子问题”至今仍是“数学的不朽谜语”。斐波那契的才能引起了西西里王弗雷德里希二世（Frederich II） 的注意； 他被邀请到宫廷；由国王的亲信向他提出三个数学难题；斐波那契予以圆满的解答；后来这位国王和他的继承人成了斐波那契的保护人。有意思的是；八百年后的今天；在美国南达科他州的不毛之地；仍有一家叫《斐波那契》的数学杂志专门刊载研究有关“兔子问题”的论文；还有一个颇具规模的“斐波那契协会”；每年在世界各地轮流举行年会。
在近代欧洲历史上也有一些开明君主和当时的数学家有密切的交往。十七世纪；瑞典女王克丽斯蒂娜（Christina）邀请法国数学家兼哲学家笛卡儿达一年之久；以至于最后派出一艘军舰前往迎接。笛卡儿显得非常犹豫；最后一刻被女王的热情所打动。事实证明他的担心并非多余；斯德哥尔摩寒冷的空气让他得了肺炎；四个月后即不治身亡。1933年，由“冰美人”格丽泰·嘉宝主演的好莱坞电影《瑞典女王》再现了这则真实的故事。
十八世纪；瑞士数学家欧拉曾两度应彼得大帝之邀受聘于圣彼得堡研究院；先后长达三十一年。此前欧拉的老师、 著名的数学世家——贝努里家族的两位成员也在那里工作过。欧拉是历史上最多产的数学家之一；他的两只眼睛都是在旅居俄罗斯期间失明的。虽说欧拉二十岁即离开故乡；可是瑞士法郎的纸币上仍印有他的肖像。在欧拉接受弗雷德里克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聘请到柏林主持普鲁士研究院的二十五年间；彼得大帝照付薪水。当欧拉再度前往圣彼得堡时；弗雷德里克又向定居法国的意大利数学家拉格朗日发出了热情洋溢的邀请；“欧洲最伟大的国王”希望“欧洲最伟大的数学家”在他的宫里。显而易见；这位国王对于欧拉的离任耿耿于怀。
在欧洲所有的君王中； 拿破仑与数学家的关系最为密切；他几乎与同时代的每一位法国数学家都交上了朋友。曾经远征埃及的拿破仑对拉格朗日总的评价是：拉格朗日是数学科学方面高耸的金字塔。他曾开玩笑地问拉普拉斯：为什么你的著作中没有提到上帝？ 数学家回答：“我用不着那样的假设。”可是；拉格朗日 （Lagrange）、拉普拉斯（Laplace）和另外一个 L。勒让德（Legendre）都避开了法国大革命。拿破仑本人还是个不错的几何学家；他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 只用圆规；如何把一个圆周四等分。这个问题后来由他的朋友、另一位定居法国的意大利数学家马斯凯罗尼解决了。
在1812年拿破仑军队从莫斯科退却时被捕的数十万战俘中；惟一受益的是一位年仅二十四岁的数学家；他的名字叫彭赛列。当时他身边什么书也没有；就开始在战俘营里构思巨著《论图形的射影性质》。他被释放回国后；于1822年在巴黎出版了此书；这部著作开创了射影几何史上的所谓“辉煌时期”。但拿破仑的确伤害过一位伟大数学家的心；这就是“数学王子”高斯。高斯是个数学神童；出身在普通的劳动者家庭； 他的早慧受到了故乡——德国不伦瑞克公爵费迪南（Duke Ferdinand） 的关心。从高斯十四岁起；公爵就成为他的赞助人和亲密朋友； 十五岁送他上大学；直到二十七岁主持哥廷根大学天文台。这位公爵远比莫扎特的赞助人慷慨并且始终如一；他在高斯二十九岁那年死于拿破仑军队的入侵。费迪南的名字虽然在战争史上没有记载；却在数学史上留芳。
在大西洋另一头的美利坚合众国；也有几位总统和数学颇多联系。乔治·华盛顿是一位著名的测量员；托马斯·杰佛逊在鼓励讲授高等数学方面做了不少工作；阿伯拉罕·林肯则被认为是通过研究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来学习逻辑的倡导者。最有创造性的是詹姆斯·加菲尔德（J。A。Garfield）；这位美国第二十任总统虽然政绩平平；并且在任上惨遭暗杀，但他在学生时代就显示出对数学的浓厚兴趣与卓越才能。1876年；加菲尔德独立发现了毕达哥拉斯定理的一个非常简洁的证明；他是在国会与议员们讨论数学问题时想出来的。这个证明通过用两种不同的方式计算梯形的面积（先用梯形的面积公式；然后把梯形分解成三个直角三角形来计算）；经过比较和化简得到。与四百年前达·芬奇的证明相比；加菲尔德的方法要漂亮许多。不知是否因为这个原因；他的青铜雕像得以安置在华盛顿的国会山前。
我曾在大理石的台阶四周徘徊；没有发现其他人物与他分享这份殊荣。
现在让我们回过头来谈谈牛顿。牛顿在数学领域的主要成就是发明了微积分；但人们往往把万有引力定律和其他力学定律也计算在内；因为它们都用数学公式表达。因此那个时代的人把牛顿和阿基米德、高斯并称为历史上三个最伟大的数学家。
加上物理学和天文学方面的卓越贡献；牛顿很早就代表大学进入议会； 后来又被女王安妮 （Anne）授予爵位。可是牛顿对政治毫无兴趣；他在议会的惟一发言纪录是要求打开窗子。晚年的科学家沉湎于神学；虽然如此； 他还是被提升为权力很高的造币厂厂长。
与牛顿不一样；出生在莱比锡的莱布尼茨年轻时就喜欢结交王公贵族。那时候的德国还没有统一；科学技术和军事力量十分落后； 随时有可能被强国吞并。1672年；处于危难之中的美因茨（Mainz）候选帝派遣能说会道的莱布尼茨去巴黎；他惟一的使命是：用一项征服埃及的诱人计划去分散路易十四对北方的注意力。结果莱布尼茨不仅没有见到法兰西国王；反而留在巴黎研究起了数学；并成了微积分的两个发明人之一；由此引发的一场有关优先权的争论；使得拉芒什（英吉利）海峡对岸英国的数学停滞了一个世纪。
不过；数学家中从事政治活动的并非没有。古希腊第一个伟大的数学家毕达哥拉斯和他的门徒就热衷于此道；他们在亚平宁半岛南端的克罗托内结社； 并与贵族党派联盟；因而被民主党派赶走； 毕达哥拉斯逃到附近的米太旁登（Metapontum） ； 公元前 497年被害于该处。至于阿基米德被入侵叙拉古的罗马士兵用枪刺死；并不是因为他和希罗王亲近； 而是误杀。据说很多年以后；罗马税务官西塞罗到西西里岛收税；没有人肯告诉他阿基米德墓地的位置；这位大演说家只好自己拨开荆棘寻找。
在法国；微分几何之父蒙日从大革命开始直到拿破仑称帝都积极追随政治；因而受到了人们的耻笑。
他和三角级数的发明人傅里叶都曾随拿破仑远征埃及；回来后蒙日做了政府部长；而傅里叶只当上县长。蒙日的学生卡诺 （Lazare Carnot）也是热情洋溢的革命家；同时还是一位出色的军事家； 被誉为“胜利的组织者”；他和他的老师都对处死路易十六投了赞成票。但卡诺是有勇气反对拿破仑称帝的惟一的护民官；为此他不得不逃往日内瓦；最后在贫寒交迫中死于异乡。相比之下； 有着“法兰西牛顿”美称的拉普拉斯要幸运得多。
他是一个农民的儿子； 靠了自己的才华和善于应变的能力；竟然做上了侯爵。法国大革命时；由于要他为炮兵计算炮弹的轨迹； 他获得了特赦。之后；凭着曾经是拿破仑的数学老师；拉普拉斯又很快在政治上红了起来。
政治家虽然在任时声名显赫；但卸职或死后也容易被人们遗忘。英国学者威斯特福尔（R。S。Westfall）在为牛顿的名著《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出版三百周年撰写的文章中意味深长地谈到：我们从不纪念某某文官的三百周年诞辰。对于英国和大多数国家来讲；这个说法可能成立； 但历史上也出现过伟大的君王；如亚历山大大帝、奥古斯都、成吉思汗、阿育王。而有些数学家之所以具有广泛持久的魅力；原因在于数学本身。拜占庭哲学家普罗克拉斯 （Proclus）认为；数学是这样一种东西： 她提醒你有无形的灵魂；她赋予她所发现的真理以生命； 她唤起心神； 澄清智慧；她给我们的内心思想添辉；她涤尽我们有生以来的蒙昧与无知。阿拉伯哲学家婆罗魔芨普塔（Brahmgupta） 也说： 正如太阳以其光芒使众星失色；学者也以其提出代数问题而使满座高朋逊色；若能给予解答则将使侪辈更为相形见绌。
作为普通人；数学家和政治家都有着他们自己独特的精神世界和生活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讲；一方面，数学和政治一样都是可能性的艺术；从事这两项工作的人都需要冒险和勇气；他们面对复杂的问题都需要依赖直觉和运气；另一方面；数学和政治也都有自身的局限；一个伟大的数学家和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在他们各自领域之外的经验和智慧都是有限的；他们对非数学和非政治的忠告的价值也是有限的；这种局限性迫使他们和大众有了距离。而谈到伟大；帕斯卡尔在《思想录》里划分出几种不同的类型；其一是身体上、物质上的伟大；这方面伟大的代表是各种光彩显赫的事物；如太空、星辰、国王、富人、首领；这是眼睛所能看见的。其二是精神的、理智的伟大；这方面伟大的代表是那些天才人物；例如阿基米德。他们有着他们的领域；他们的显赫；他们的胜利；他们的辉煌；他们不是用眼睛而是用精神才能被人看到。帕斯卡尔指出：一切伟大事物的光辉显赫；对于从事精神探讨的人来说；都是毫无光彩可言的。
法治是什么
？ 马明高
社会上的事情有意思得很！你看，湛江特大走私案刚刚过去不久，又出来个厦门特大走私案，一个比一个特大得很！我们忽然发现：现实生活在和我们开玩笑！我们的法制越来越健全，执法越来越公正，对违法犯罪的打击力度越来越大，但令人费解的是违法犯罪却呈增长趋势，而且大案要案越来越多。这是为什么呢？这不由地要让我们细细地琢磨，法治究竟是个什么东西？
我们习惯地认为，法治就是依法治国，法治就是法制健全，法律的崇高和秩序，以及法律统治的普遍性。但远非如此。法治中必须要蕴含上述内容，但这远远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法治。首先从法治的线性结构上来看，就有个“良法”——“守法”——“执法”的结构组成。第一，法治之所依之“法”，必须是“良法”，即法律并非纯粹的规则体系，它必须体现确定的和公认的原则、规范和理想。法律的目的只能是正义本身，因为，法治是有目的的，承载着价值的观念和制度，其目的就是保障个人自由。但是，光有了“良法”还不行，倘若没有社会成员相应的道德水平，法治还是建立不起来，当然更谈不上历久而弥坚了。所以，第二就是“守法”。“守法”是法制社会得以建立、能够良性运作的社会心理基础。而“守法”不仅有“外在守法”与“内在守法”之分，而且有“民之守法”与“官之守法”之分。“外在守法”是指法律主体迫于外在的威慑或强制而服从法律；“内在守法”是法律主体自觉认同法律而把守法内化的一种道德义务。但是，如果法律主体之一“民”迫于法制之威慑而“守法”或希望“依法行事”，而法律主体的另一半——“官”却凭其特权任意行事或徇私枉法，这样即使你建立起“完善的法律制度”，那也只是“人治的法制”，而绝对不是“法治的法制”。所以这自然就有“民之守法”与“官之守法”之分。第三，就是“执法”。人们常说法治就是法律规则在社会管理过程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但是，“徒法不足以自行”，因为法律本身没有客观中立、自动执法的功能。所以，法律的正义及至高无上主要取决于政治过程的政治正义，即“执法”。也就是说谁掌握权力和权力怎么被掌握同样十分重要。所以说，占据至高无上地位的不是法律规则本身，而是那些只能通过法律家的方式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职业者。因此说，法治就是那些由于训练、职业意识以及其他社会化的过程而变得不可能以恣意的方式处理问题的人对社会的统治。
其次，从时空性或涵盖面上来讲，法治的意义更在于宪政民主，因为对于法治而言，法不等于刑，法治条件下的法律主体不是刑法，而是民法。近代以后的法治意识不仅仅是让民众守法，而更是包括了诸如人民主权、社会契约、权力制约与制衡、人格平等、法律至上等内容。而所谓宪政，简言之，也就是节制公权和保障民权。从英国的光荣革命，到1781年的美国宪法、1793年的法国宪法，都是依靠宪政主义安排了法治的政治基础和根本原则。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法治与宪政是没有分别的，甚至可以说，法治就是民主。此外，法治还包括公民社会。公民的政治权利与公共空间都是极其主要的法治目标。
综上所述，法治不能光讲政府要求依法办事，要求老百姓服从法律，服从政府，更重要的是要讲政府或执法的官要服从法律，居于法律之下，而不是法律之上。因为与一个老百姓的违法犯罪相比，掌权之官或政府的违法犯罪如果得到放纵，给社会带来的将是更大的灾难。
法国著名哲学家孟德斯鸠在《法治的精神》中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爱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变的经验。防止权力滥用的办法，就是用权力约束权力。权力不受约束必然产生腐败。”胡长清、成克杰等贪污腐败要案和厦门、湛江等特大走私案，都是对民间谚语“犯大法挣大钱，犯小法挣小钱，不犯法不挣钱”、“权力腐蚀人，极端的权力极端地腐蚀人”、“捞他几十万，最多判它十几年”、“砍头不要紧，只要金钱真，杀了我一个，富裕家中几代人”最好的例证。为了金钱和美女，他连砍头都不要紧，你能对他如何呢？于是，我们的组织部门领导在酒醉饭饱之后想出了一个高招：“政府要从爱护干部的角度出发，只应该让一个人在一个位置上坐两年。因为第一年刚去，还没摸准路子，不敢放手捞，第二年就捞得够了，而第三年恰恰是最容易出事的一年，胆也大了，事也多了，保不住哪一件事留下一些痕迹，就很容易翻车，咱们不如在一些主要的位置上实行轮岗制，既能保护同志，又能人人都发财，多好啊！”但你万万没有想到，他连“砍头都不要紧”，何况“千里来当官，就是为发财”，好不容易熬到了这个位子上来，哪能顾得上等两年呢？一上来就是“稳、准、狠”地捞和享受。“用公款大吃大喝；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乱收费；利用特权索要财物；乱罚款；乱摊派；党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无偿占用下属单位和企业的钱物”，这是《中国青年报》1995年3月刊登的一篇《行业风气问卷调查数据》中公众最为痛恨的八种行业不正之风。我们的许多党政事业机关的干部，获取财富不是依靠履行其职业责任，而是依仗职权，破坏其职业的基本道德准则得以实现的。他们拿了国家的工资，即人民的血汗钱，不是去“为人民服务”，而是贪污腐化，挖政府的墙脚，破坏政府的声誉，干着与自己的工作背道而驰的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