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2-02-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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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他者的道德、利益冲动，必须坚决予以克制；其二，与此同时，我们应致力于扩大文化交流与文化对话，在共同协商、彼此谅解的过程中，努力达成越来越多的价值理念上的共识，以推动文明间的合作，形成更多有利于文化交往的共同话语。没有文化共性，多文明的世界将永远无法摆脱危险，因为这意味着文化差异将永恒主导文化和文明间的交往，共识总被压制于差异之下。一百多年前的美国内战，正来自于生长于北方的资本主义经济之上的资本主义文化和生长于南方的奴隶种植园经济上的奴隶制文化之间的激烈冲撞〔16〕。历史的教训作用于今天的人类生活是，告诫人们在奉守消极自由精神的同时，也要积极开展文化对话，逐步建设起宽广牢靠的共同话语空间。培育共同性的准则和追求共同性的效果，最终是要形成共通于全球不同文明间的底线文化认同，只有在某些基本内容上达成了全人类及各种文明的统一，而且文化差异是被包容于共识之中，人类才可望迎来基本消除文明冲突的惨烈性的那一天。
注释：
〔1〕〔2〕〔3〕〔7〕〔8〕〔11〕〔12〕〔13〕塞缪尔·P。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358～359、360、361、351、366、370页。
〔4〕〔5〕《意大利总理公开批评伊斯兰文明》，
世纪中国网站（org）之《世纪沙龙》 2001/9/27，原载http//chinesenewsnet
2001/9/26；又见《意总理出言不逊贬低伊斯兰文明，西方政治家群起而攻之》，载中国日报国际新闻网站（chinadaily。worldreport）2001/9/28。
〔6〕《回教国许多人仇美 布什感到“惊讶”》，载《联合早报》（新）2001/10/13。
〔9〕程亚文：《常规秩序与异态冲突——对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另一种诠释》，载《欧洲》杂志1998年第6期。
〔10〕程亚文：《从文明的角度看——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载《书与人》杂志1998年第5期。
〔14〕塞耶·马汉：《海权论》，中国言实出版社1997年版。
〔15〕塞缪尔·P。亨廷顿：《不要把反恐战争扩大成文明冲突》，载《参考消息》2001/10/24。
〔16〕巴林顿·摩尔：《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13页。
为恐怖叫好很恐怖
？ 黎 明
无论什么国籍、种族、信仰的人一律通杀，攻击世界金融中心以求摧毁经济信心与秩序，用文明自身创造的开放机会与技术工具教训文明，自知其行为不齿于人类而不敢显半点敢作敢当的勇气——这些特征说明：“9·11”惨案的凶手处心积虑地谋求恐怖与混乱的全球化。只有傻瓜才会误解这么清晰的信号：本霸主及手下有“文化”、有实力、有“献身精神”就是要捣毁你们的文明！所有的人不过是我的“肉弹”！
恐怖主义黑手掂量着文明世界的分量，冲着文明中心的“软肋”下手。无论中华、欧美、阿拉伯，凶手们一概不曾放在眼里。面对这一最下流、最严重的恐怖事件，各国政要同声谴责暴行，慰问美国人民。即便和美国仇深似海的宿敌或冷酷的独裁者，也表示和魔鬼、野兽泾渭分明。显然，恐怖主义的挑战超越了国界，恐怖灾难的考验也超越了国界。灾难考验着美国，同时考验着“事外人”的人性与理性。
有人为灭绝人性的罪行叫好。盛产恐怖分子的灾难地带，有少数人叫好不为怪，而一个已有五千年文明史、正在建设现代化的世界大国亦有众多叫好的国民，无疑是有辱祖先、大贬国格。这，是我们的“国耻”，我们的灾难。
建设了多年现代化，许多人没有接受文明世界共同生存价值的底线；最讲政治的国度，很多人不懂得“无论为什么政治目标都不能以恐怖形式去实现”；深入进行的爱国主义教育，居然不能帮有些人有效地识别大是大非和民族根本利益；经常强调解放思想，却有大批同胞根本不会思想……整个文明世界都在反思，国人尤须如此。
恐怖分子是“反霸权”吗？分明是反人类、反和平、反文明！他们断不会对中国人情有独钟，因为中国人（除他们训练的恐怖分子外）并不属于他们那个“文化系统”和“理想社会”。为恐怖分子喝彩叫爱国吗？那叫爱血腥、爱暴力、爱那还不曾降临自身的恐怖。有这样一大群“爱国者”，不把自己的国家“爱”到一塌糊涂才怪！
只因死难者多为美国人，就和灭绝人性的歹徒持相同的“道德立场”吗？别人家里发生了血案，有人借此“大好时机”跑出来大叫“报应”和“活该”，并说“你忏悔吧！”你会怎样看这个人呢？眼见得“仇美教育”结出这么丑陋的苦果，不得不讨论我们为什么一定要仇美。伟大的美国人民为中国摆脱殖民统治，为中国社会的文明进步作出过巨大贡献，两国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没有“以美国为首的”现代社会为参照和辅助，我们的现代化目标就不可能提出和实现。长远看问题，“仇美”即自断前程。因一时冲突、摩擦而影响对一国、对大势的判断，是不成熟的表现。北约打击塞族基督徒而拯救占科索沃人口90％的阿族穆斯林，不能算不公道。炸我使馆是有罪，但有总统道歉和政府赔偿，应该可以断定这不是美国国会、政府授权的对我国的“战争行为”。“撞机事件”毕竟不是“攻击事件”。至于多国部队教训并吞科威特的伊拉克，我们不该气不忿。往事如烟，长话短说，同胞们沉下心来想想，对屠杀我三千五百万同胞并且没见政府赔偿的日本，我们经常说“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对帮助我们打败了日本侵略者的美国人民，我们为什么要年复一年地仇恨下去呢？请那些以为树立外敌就利于国内安定团结的人也想想，高喊“打倒美帝、打倒苏修、打倒各国反动派”的时候，中国有安定团结吗？
某些有学问的人懂得，不谴责恐怖活动、不对美国表示同情则过于低下，所以他们借某种有“文化”的形式表达幸灾乐祸的心声，大谈什么“文明的冲突”。但这种草包学者，并不能把“文明与野蛮的对抗”歪曲成“文明之间的冲突”。问一个简单问题他就傻眼：先生你把恐怖分子、恐怖活动摊派给哪个文明了？要知道，没有任何一种宗教信仰和民族文化传统会赞许这种血腥暴行，即便是伊斯兰“原教旨”，对此罪也是“杀无赦”。至于“圣战”应是原则和信仰，滥杀无辜已属反教义行为了。某些学者“蓄谋的无知”，比起真无知来更可怕，可怕即在于其中有些人是我们社会、民族的头脑和精英。
我并不认为恐怖主义在我国有雄厚的思想和社会基础，如果国际社会见“叫好现象”而产生此印象是大错误。“叫好丑闻”之所以发生，原因之一是不少同胞没有独立思考的习惯。对一次劫机或人质事件，绝大多数中国人都会认为是罪孽，可是对劫机又把人当“肉弹”造成天大惨剧，却糊涂起来，这只能用“不会想”才解释得通。但“不会想”是个次要原因，因“不想”而“不会想”，因“不关心”而不想，根本原因其实是不敬重生命价值与人权尊严。长期的专制极权历史地形成了非人的文化传统，上世纪连续的战乱、弹压、饥荒、运动，不断积淀着“人生无常”、“命如草芥”的社会心理。说到底，有的人是由于没认真对待自身的生命与人权，才对他国、他人的生命与人权也视同儿戏，所谓对同胞的特别关爱不过是说说而已。在国内若有老外遇险，大家或能拉一把，因为这涉及“形象”，或可有些回报，但平常同胞如果得人倾力相救，那算撞上大运、遇到英雄了。有人落水千人围观无人搭救，还有人乘人之危漫天要价；有人要跳楼自杀，“观众”里竟有人催促“快跳”；女婴被弃街头或有人倒卧路旁，人来人往却无人理睬；列车和长途客车上女乘客被歹徒当众轮奸，全车人装聋作哑；企业主只求赚钱全然不管工人死活，有的外企“入境随俗”也被“同化”了；救死扶伤的医院也常常草菅人命……种种因漠视生命而发生的不幸事件，说不上什么时候就会发生在什么人身上。不该伤亡而伤亡的人数、不该有难而有难的家庭有多少，只有天晓得！对这些事，每个成年人都不当新闻。知道这一点，自然会理解我们为什么不同情、不痛心。对身边同胞的生命和大洋彼岸的生命其实是“一视同仁”的，对美国人遭难时的幸灾乐祸和对同胞生死一贯的无关痛痒，其实出于同一个根源。
漠视生命、人权，既是现行的灾难，又是灾难之源。尊重生命与人权，既是现代文明的实质，也是社会进步的动力。我们和现代文明尚未真正接轨，我们也处于灾难之中。让人不寒而栗的是，我们处于灾难之中居然自我感觉良好！
灾难考验文明，痛苦与混乱中的文明尤为宝贵。灾难降临时，最容易看出一个民族的素质和实力。1941年日本人偷袭珍珠港，蒙灾后的美国发挥出巨大能量，世界格局和中国历史都因之而改变。相比之下，曾“非正常死亡”多人也改不变极“左”路线的中国人，称不起“在灾难中学习”的好学生，但这一课是必须补上的，否则，民族的前程就会断送在只交学费不长学问的“学生”手上。
历史，是在惨痛的教训中进步的。聪明人之所以聪明，并非由于他经历了最多的痛苦，也不是因为他避免了所有的灾难，而是由于他善于汲取前人、别人的教训，更善于从自身的一次次痛苦中获得多种智慧和更强的力量。国家、民族，亦然。
我这样理解“剥削”不知当否？
？ 樊百华
我不知道国际学术界是不是还谈论“剥削”，如果谈又是怎样谈的，我知道本乡被称作“新Z派”的朋友们还是很喜欢谈论“殖民”、“经济殖民”、“霸权”、“剥削”等等的。在这一点上，“新Z派”与“老Z派”有着同样的爱好。兹事体大，完全需要谈，我也想插几句。
我首先想到这话题的不可回避，不是因为学者们有声音，而是因为老百姓中间，即使别的被灌输的习用语淡忘了，“剥削”两字还是流行着的，甚至是表达某些现实情感时使用率最高的惯用语。我注意到，新老Z派使用“剥削”一词，很多时候是没有道理的，倒是普通老百姓因为局限于日常生活说话，反而有着“朴实的自明性”。但是，朴实的缺陷在于容易“满足于情绪的表达”，容易受惑于笼统而未必可靠的口号，例如只要谁喊“反腐败、反剥削”就觉得谁哥们，就愿意跟、就愿意哄起来。在“极右保守”成为今日汉语关键词日显突出的情况下，新老Z派比自由左翼更有活跃的机遇，无论是作为策略、机谋，还是作为某种有所变形的回复，都是很值得忧虑的。为了避免可恐怖的异动，对犹存于源流的意识形态用语作出一些辨析，肯定是需要做的工作。
剥削当然是不受弱者欢迎的，尽管它与压迫共同存在很久远了，而且似乎很容易被忍受。而按照我熟悉的教纲性读物依旧残留的说法，只要有资本家就会有剥削。那么，为富不仁的暴发户不说，本乡还应不应当发育出一个真正合法致富，并且据说还可以认作进步力量的资产阶级来呢？我思考的结果是：资本不必然带来剥削，剥削与其说是一个经济关系不如说是一个政治关系，资本能不能实行剥削取决于雇工阶级的择业自由与获得合理报酬的权利能否受到有力的制度保障——剥削主要并且首先取决于与制度有关的政治性安排。
资本本身就是投资的本钱，狭义的资本是货币形态的本钱，广义的资本则连人的体力与智力也包括在内，说“劳动力市场是一种资本交易市场”就是这个道理。而所谓“廉价劳动力”，其实可以首先表述为“一种廉价资本”。笼统说，资本是任何社会经济的必需。什么是剥削呢？意识形态认为剥削是资本的本性。常见于近代起义军口号的粗陋说法是：产生利润的本钱即剥削的资本；哲学式的“科学”说法是：产生剩余价值的价值（后来被温和地修改成：带来净利润的本钱）。至于怎么计算“剥削”，事实上受劳动价值论的“哲学限制”，几百年来，革命阶级始终没有能够找到具体有效的计算方法，因为，这不仅仅涉及“全社会数字管理”，还涉及“社会平均成本、平均利润”怎么确认（不同于“物自体”意义上的有未形成）等等一系列复杂问题，说到底恐怕还有一个超经济学问题——即使所有的经济学家对各种计算标准都统一了，劳工阶级或者资产阶级会不会同意？不同意怎么办？
正是这样，按照“欧洲幽灵”的理论，你必须一天到晚去计算某某资本家的剥削——而你又是谁呢？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实际上直到现在，包括“不悔的”于光远先生在内的许多理论工作者，都没有放弃（从逻辑上讲也不应放弃）马克思主义的剥削理论，只是马克思发明的“资本家标准”（“雇工超过八个”？记不清了）已少见于议论了。我特别注意到，曾坦言“向钱看”的于光远先生在其《于氏简明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辞典初稿》（见厉平主编《解冻年代
》，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10月版）中，别有苦心地说到：“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私有财产必然向社会财产转化，在这里只存在社会化而不存在私有化。”“在社会主义前进的过程中……私有制会不断地转化为社会所有制。”“马克思主义者”的辞典只能这样编。我不知道作为一种经济学智力训练，这些“提法”的效用如何。
从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出发，如果所有的账都可以公认地算得一清二白，只要公认了专家的独立、可信和解决了统计运算的效率困难，没有剥削的计划经济就是有魅力的。但是很遗憾，有魅力的空想已经被实践证明是不那么浪漫的——无一例外地发生经济演变之前的“计划主义”无一例外地发生了特权剥削；同时，从革命阶级的经济理论出发，有没有剥削，剥削了多少，在实际生活中肯定是劳资（即劳动者与出资方，下同）双方各执一词，谁也说服不了谁。这样，既然确定有无剥削的会计学标准几乎不可能，人们思考剥削问题就必然要循别的思路。
人都是要首先考虑、维护自己的利益的，从这一人性的“自然事实”出发，人们就必须懂得：任何人不可以存有通占通吃的皇权心思；任何人必须学会两件事：尊重别人；通过一套共赢的规则来尊重别人。这也就是要人们理解权利的“天赋”性，从而进一步理解宪政法治的普适性。强制经济不可行的最深刻的原因，正在于它对被强制群众权利的侵犯——既有压迫，也有剥削；真正的市场经济则是劳资双方在法治的基础上彼此妥协、合作，通过互相同意尊重了对方的权利，也就在消除了压迫的同时也消除了剥削。个人利益及其关系如此，放大了的集团乃至国家间的利益及其关系也如此。
按照这样的思路看劳资关系，基本上就只需要看现实的劳资关系是不是充分体现了劳资双方的权利。权利受到保障的就没有剥削问题，否则才有。因此，真正的资本经济社会，必须是有了完善的民主自由制度的社会。在这样的资本社会里，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