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2-02-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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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作家的声音显得特别高亢尖利、可笑肉麻，他们“松了绑就忘了痛”，“有了奶即是娘”，用一种矫揉造作、闻之欲呕的伪浪漫主义，来抚摩、美化昔日的苦难和悲惨。明明是遭人算计当了傻B还偏偏高喊“青春万岁”、“理想万岁”，其昏庸和愚昧达到了极点，其虚伪和自恋简直惨不忍睹。
这些所谓的作家们，其实早已忘记了他们之中的许多人，在那苦闷的岁月被烧死，整死，自杀乃至神秘地失踪；他们也早已忘记了他们之中的无数女知青，为了仅仅是能回城当个街道工人，就把洁白的肉体躺到村支书肮脏的床上；他们更是忘记了他们在乡村的种种恶行，从偷鸡摸狗到大规模斗殴，从欺骗农家女到遗弃自己的婴儿——他们为什么不写一两本真实的《知青偷盗史》、《知青械斗史》和《知青犯罪史》，做一点发自良心的忏悔，告诉后人和历史：我们并不是那么干净？！
当他们如此自恋而又自欺地为其群体作粉饰性的赞颂，如此不厌其烦地唠叨其苦闷哀怨，宣称自己是不幸的代名词时，他们当然不会反问自己：在他们一个个如逃离魔窟一般抽身远走的农村，他们的同龄人，我父母那样的农村青年不是依然躬耕劳作如故——在那广袤无垠的黄土地、黑土地上日日脸朝泥土背朝天？——难道他们不是更有资格被称作受害者？难道他们一辈子就应该白日苦作夜里苦睡地过着“原始人”一般的生活？难道他们不向往城市，不向往体面一点、干净一点、舒适一点的生活？可是他们又能找谁去呼吁，去呼喊，宣称自己才是天底下受到最不公正对待的不幸者？
没有人替我的父母们说话，他们无法获得表达的权利和机会。尽管乡村那么大，那么辛苦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地养活着城市，但它又是那么无力，那么懦弱，没有发言权，只会忍气吞声，打落了牙齿和血吞。即使时而会愤愤不平，但它马上又会宽慰自己：知青毕竟是城里人，他们只不过是迫于时势和一时发昏才到这里来打打擦边球，他们注定不是生产喂养他们粮食的土地上的子女，他们早晚会离开的，这儿不是他们的家乡，他们不会多呆在这儿，哪怕一小时，哪怕十分钟……
在一个城乡两极格局存在明显分配差距的社会中，谁也不愿意生活在贫穷落后的农村里。从小体会到城市生活的好处和优越性的知青们更是不愿意。他们采取种种手段逃离农村，不过是人的趋利习性的一种当然表现，称不上多么阴暗卑鄙，更谈不上多么神圣值得称颂，如某些别有用心者所言。但是令人感到厌恶和不屑的是：他们在成功地逃离，腿上的黑泥还没有洗净后所摆出的那种极度煽情，反反复复吟咏个不停的“大曝伤痕”的自恋病。仿佛世间之最不幸，“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地被他们全都承受了，而那些坐了牢又坐牢甚至死在牢里的老右派们、“走资派”们、“地富反坏”们，那些一次又一次从饥饿线上及各种运动中偷生下来的老百姓们，就统统比他们幸运得多愉快得多好过得多。仿佛只有他们承受的打击最深重，只有他们品尝的屈辱最辛酸，只有他们才够资格诅天咒地：“老子惨透了！”
当愤懑的倾诉变成蔓延于整个知青群体及其话语代表者身上，形成一种持续性的“吟哦”时，他们的这种歌泣就会逐渐变成一种令人反感的矫情和自私的虚伪。因为在整个民族疯狂的灾难里，几乎所有的国人都是不幸命运的承担者，都或多或少地付出了不同程度的代价。在这个全民性的集体悲剧中，两千万知青的不幸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而恰恰是这一小部分，却通过青春时期特有的煽情方式将这种不幸夸大，扭曲，演绎得超过民族其余国民所承受的不幸，使其成为民族不幸的合唱中嗓音最尖的高声部，给人造成“天下惟负我”的假象。
这种源自少时城市生活的优越感膨胀成了一种如此难以抑制的自恋，通过不断的表演令他们集体赚取了附和的眼泪和同情之时，也使他们陷入了情绪性的宣泄而忘却了冷静的反省，他们之中很少人能有逝去的王小波那样的理性——“不就是荒废了十年学业吗？这个彩老子也认了。现在不过四十来岁，还可以努力嘛！”——而沉浸于哀怨之中往往又使他们失去了起而奋斗的力量和时机，知青中的很多人就这样在被耽误了青春后又主动遗失了自己的青春，在日后的市场经济大潮中，由于素质低下和缺乏技能纷纷失业被淘汰，沦为了城市人群中的边缘人物和底层者，在成功地回到城市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发现面前的城市并不是属于他们的。
而知青中的另一部分人，在利用群体的表演获得同情喝彩之时，却将其在农村的滚爬摸打掌握到的、而在正常的学校教育中无法学到的各种生存技巧和各类社会关系网络知识，运用于社会“寻租”机会的获得，在混迹于政界商界及各行业的过程中，于体制漏洞和改革缝隙中赚取了大量的生存资源，成为经济浪潮中一拨又一拨的暴富者和既得利益者，从而随着改革的进程，逐渐形成了一个以他们为主体的，掌握大量社会政治资本、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的中上层精英集团。也正是在此情境下，当他们在登上权力和金钱的峰顶，来俯瞰芸芸百姓的贫苦和忙碌，回首他们的“当年”时，他们聪明地发现：正是当年农村的艰苦生活，为他们日后的升迁和发达创造了必不可少的条件，使他们得以成就今日的辉煌。于是在这种“恍然大悟”后，他们开始利用手中的资源，互相呼应着举办各种展览会、纪念会、茶话会、座谈会，在各类媒体上大造声势频造热闻，以一种发迹者洋洋得意的嘴脸来重温“昔日的理想”和“美好的生活”，用种种自欺的语词将其包装，美化，涂改，并声嘶力竭地高喊“青春无悔”，继续为之顽固地辩护乃至肉麻的吹嘘。
如果说回城知青当年的哀叹只不过是一种交杂着愤懑和伤感的煽情，那么现在的这些所谓的“无悔”派们则是在大言不惭地犯罪。他们不仅是对我父母那样的农村同龄人犯罪，更是对他们当年的同学、朋友，如今已沦为城市最底层的下岗知青们的犯罪。因为正是他们利用了各种“寻租”机遇，在一波又一波的权力货币化浪潮中占尽先机，捡了人民币又抱美元，才造成今日中国利益分配极为悬殊的现实。而如今的他们却摆出一副冠冕堂皇的嘴脸高唱“无悔”之歌，做了贼还高喊抓贼。其实他们比谁都清楚：他们无悔是因为他们已挤进了既得利益者集团，他们无悔是因为他们掌握了巨额存款，拥有了豪华别墅、高级轿车和成群的美女！
如果说我对知青们煽情的哀叹仅仅只是厌烦，那么“无悔”派们让我感到的只能是恶心加呕吐，是不堪入目与备感无耻。若要总体地评价知青这个群体，我认为由于他们自身的羸弱和环境的限制，由他们创造的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都是极为有限的。他们之中没有产生公众认可的思想大师和艺术大师，这与他们曾无数次歌吟的苦难所应创造出来的精神产品是极不相称的。他们之中更没有产生一批了不起的大企业家，领导产业革命的一代枭雄，而他们的下辈，我的兄长辈人物张朝阳、丁磊们，显然会比他们做得更出色。作为整整一代人，他们在历史的发展中没有出色地完成承前启后的代际传递，过早地显露出自身贫弱、后劲不足的疲惫之相，尽管他们现在还占据着舞台，还在继续“发光发热”，且极有可能影响将来中国的命运。
然而，作为他们下一辈人中的一员，我早已不对他们这张“历史必翻过之页”怀有多大期待，望着他们模糊而残缺的背影，我只能抱以冷冷的注视。
独一无二的鲁迅
——远于上帝又疏于世俗
？ 刘青汉
灵魂的孤零使鲁迅在汉语生存语境中独一无二。
鲁迅的生命中没有上帝，没有源于上帝的土壤、清泉和亮光。仰望夜空，他看不见永恒救赎者爱的天窗敞开，他不能由此蒙恩惠、得怜恤、得随时的帮助。他敞开自己的灵魂向一个漫漫长夜，孤苦零丁。有饥渴，他无处得饱足；有盼望，他无处得回应；有软弱，他无处得坚固；有过犯，他无处得清洗；有试探，他无处得抵挡；有求告，他无处得垂听；有痛苦，他无处得安慰；有疑惑，他无处得启明。他不能举净洁的手向上帝祈祷，不能敞有罪的心向上帝忏悔，没有灵魂根基上完全的交托和仰望。他的灵魂行走在夜的长空，前后左右都是黑夜。他的心没有来路，没有归途。困苦焦躁的思虑是他的生命舟。只有困苦，没有喜乐。只有颠沛，没有安息。
鲁迅的这一遭遇，是五四以来几乎所有中国知识分子的共同命运，也是丧失信仰以后整个人类的共同危难。没有人生基本的信仰，没有起码的生命关怀，没有心灵的起点和归宿。灵魂行走在夜的长空，前后左右只有黑夜。事务杂繁，焦头烂额，人们对此不再有感觉。
别尔嘉耶夫说：“我清楚地看到，世界上正在进行的不仅是非基督化，而且是震撼着人的形象的非人道化、非人情化。”他说：“我经常感到，上帝离世界而去，世界和人被上帝所遗弃，我被上帝所遗弃。”（别尔嘉耶夫：《自我认识》，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89、294页）
鲁迅生存的四周，也没有同道者。有的是学者、君子、文人、青年、雅人、长者、公义，各式的旗帜，各式的点头，各式的陷阱，各式的乞讨，各式的钻营，各式的呕吐和恶心。没有同道，鲁迅站在世界上孤独一人。他直面人生，想抓住每一个细节；他要追究根源，沿着事实解决问题。他洞悉真与假、是与非、明与暗、生与死、充实与空虚、希望与绝望、爱者与不爱者。他从洞悉走入彷徨，在黑夜里彷徨于无地。他呐喊，他规劝，他奔走，他举起了投枪。他陷入无物之阵，于无物之处取胜。而微风起来，四面都是灰土，言语化为无辞。
我们和鲁迅不同。鲁迅的问题是鲁迅自己的，是他自己经受折磨而摆脱不掉的，是他必须拼死力去研究去深思去解决的。若不解决，他就无法活。他的胸口被封死，他就要死灭。他不得不寻找出路，必须呐喊，必须挖掘，在漫漫长夜的铁屋子里，必须拼死力挖掘。他必须找到生路，首先为他自己，找到呼吸的出口。鲁迅之外的我们则不同。我们生活得很自在，我们在更苦的人身上看见我们自己的幸运，在生存的夹缝中看见游戏和超然。鲁迅谈剪辫子，是由于辫子使无数人莫名其妙地遭殃受祸，是由于遭殃受祸者的血淤积得叫有心脏的鲁迅不能呼吸，是由于杀人者的野蛮愚蠢叫鲁迅无法忍受，是由于他被这一事件挡住了去路，他绕不开，他必须面对，必须解决。而我们谈剪辫子，是由于我们想无论在随便什么阴沟里找个题目抄些杂志上的无聊废话拼凑个论文评个职称，是由于我们职称得到了俸草吃到了，心里空虚得要死了而想搜罗一些有趣的好玩的话题摇头晃脑做文章弄风骚。鲁迅主张民主大骂暴政贪官时，贪官正拿着通缉令追杀他，他在到处逃命。而我们在大骂贪官时心里却敬仰贪官高明之手段和无法无天之胆量，并回过头向自己的子女小声唏嘘个中的深远奥妙。我们的半张脸高喊民主时，另半张向独裁暴政献媚的脸却笑成了一只猫。
鲁迅的言语，是他直扛扛对着生存处境，切身切心的。一个事件、一个思虑、一个选择、一个抗争，都是硬碰硬的，都是他为生存要负的使命。发言，是他绕不开的使命。险恶的境遇随时使他深陷发言与生存的生死验应之中。若发言，人家不容他活命；若不发言，自己的心又必枯死。鲁迅被卷在灵魂与肉体的酷烈煎熬之中，焦虑，激愤，痛苦，紧张。四周的挤压和自己的愤激难平使他在面对暴力时，一方面极端厌恶暴力；另一方面又想拿起刀把那些暴力的坏种杀死。我们不能理解鲁迅痛苦孤独的心，我们从来没有像他一样亲自承担一切，我们从来没有像他一样完全彻底地卷进去。他无法松手，没有喘息的机会。他在怎样地经受煎熬，怎样地经历抗争和绝望，使我们这些只会巧妙地周旋生活、只知道用聪明词语超然玩世做文章的人不可能理解。鲁迅就是鲁迅。在面对刀剑时，他有他的焦虑和仓促，他不仰望来自上帝的永恒真理。但在世俗意义上他永远是寻找真理的锐利眼睛，是仰望真理的温暖胸膛。
耶稣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新旧约全书》，中国基督教协会，1989年）
鲁迅说：“你们立刻改了，从真心改起！
你们要晓得将来是容不得吃人的人……”（《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卷，第431页）
在要人悔改这一点上，鲁迅和耶稣如此相像。
下流与上流
？ 曾纪鑫
人们常以入流与否衡量某人某事某物档次品味的优劣高低。
下流与上流，看似具有天壤之别与千里之遥，其实小过一步之隔。我曾在一篇文化散文中谈过，项羽的自杀标志着中国最后一个真正贵族从肉体到精神的彻底消亡，此后，汉高祖刘邦的下流无赖行径便一跃而成为左右社会的主流话语，无孔不入地渗透到历史的每一角落。
刘邦是一位地地道道的由下流到上流的突出代表，也是中国历史上影响国民精神素质的典型人物。他游手好闲，不务正业，专以无赖下流行径混迹乡里。秦末风云变幻之际，他抓住机遇乘机起义。秦朝覆亡，又与项羽双雄并立逐鹿中原。刘邦不讲信义，不择手段，与素有君子之风的项羽形成鲜明对比。项羽曾以其父为人质相要挟，刘邦却道：“在打秦王时，我们曾为结拜兄弟，如此说来，我的父亲就是你的父亲。你若将我们的父亲杀了熬汤喝，请别忘了分我一杯羹。”一副典型的流氓嘴脸暴露无遗。然而，惨遭灭亡的是项羽，获胜的却是刘邦，他俨乎其然地登上了皇帝的宝座。“胜者王侯败者寇”，一贯以实用为标准的国民也就将他的流氓精神奉为圭臬，千百年来长盛不衰。
当然，上流阶层也不是每一位下流人物都可以跻身得了的，至少得在金钱与权势方面居有其一。也就是说，上流的标志就是权势与金钱。
正因为下流与上流只有一步之隔，所以那些下流人物，也不是安于本分的普通民众所能担当得了的。位居下流，要有几分头脑，会把握机遇，会投机取巧，会攀缘钻营，要有不怕死的决心，要有杀无血剐无皮的气概，要有“狗皮膏药”般的粘乎乎的无赖本事……最重要的一条，得有不仁不义的所作所为。在当下的流行语中，就有一条著名的“我是流氓我怕谁”。下流，虽然听着刺耳，其实获利多多，其特性正是过渡为上流的潜在资本。俗话说，马无夜草不肥，人无横财不富。很少有良民以勤劳节俭为本成为富翁的，当下的暴发户，多是一些靠走私，偷税，漏税，炒股，吃回扣，钻双轨制空子倒买倒卖等途径聚敛财富的不法之徒。至于那些官员们，于高层内幕笔者难以窥其堂奥，而乡村级的混入了不少流氓杂质却是不争的事实。他们没有文化，不懂法律，动不动就以政府的名义对农民大打出手，施以暴政。有的乡村干脆就对进过牢房、横行乡里的无赖封官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