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2-02-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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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诗欲不朽，诗人须有一个良好的人格形象。中国传统诗论强调“知人论世”，强调诗品与人品的统一。中国人推崇的诗人风范，是屈原、杜甫式的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是陶潜、李白式的蔑视权贵，孤高自许，以及北宋诗人林和靖远离尘嚣梅妻鹤子式的直率飘逸。真正的诗人都应是一身傲骨、遗世独立的。“我也不登天子船，我也不上长安眠，姑苏城外一茅屋，万树桃花月满天。”唐寅何其潇洒！“你该高傲，如一面旗，/你该锐利，像一把剑”，“你要知道，世世代代/荆棘编就诗人的冠冕。”（＇俄＇勃留索夫：《致诗人》）而将诗“倒在酒杯里”以阿谀权贵，“插在花瓶里”以粉饰太平，肯定是要被诗史和读者唾弃的。人格卑下者难有好诗，纵有好诗亦难传世。一个极端的例子是，汪精卫早年投身革命，谋刺清朝摄政王载沣，失败被捕，以诗明志：“慷慨过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作为一首就义诗，何等英武豪迈！比起谭嗣同《狱中题壁》也并不逊色。然而，待他做了中国头号汉奸后，谁还记得他曾是诗人呢？
诗人们大概无不希望自己的作品为当世所重，一诗既出，洛阳纸贵。诗人们大概也无不希望自己的作品为经典之作、传世之作，具有永恒的艺术魅力，一千年一万年之后还能被人传诵。但这二者有时是难以兼得的。例如五四先驱除旧布新的一些尝试之作，当时让人耳目一新，过后却只剩下史料价值。例如四五天安门诗歌，悲号怒吼于当时，亦少经典于后世。甚至改革开放之初的一些积极用世者以新的时代话语入诗的急就章，随着时代的前进，也渐成明日黄花。但是，“不在乎天长地久，只要曾经拥有”，仅具即时性，不具永恒性，并不妨碍这些诗歌的存在价值。
与以谀上取胜相映成趣的是以犯禁取胜。“其实犯禁的价值是当代性的，随着禁忌的消失（必将如此），许多挑战禁忌的作品将与禁忌偕亡。”（张远山等：《齐人物论》）但是，如果这禁忌的消亡，也有一分犯禁之作的挑战之功，则诗人应该是不惜牺牲作品的永恒性，而乐观其与禁忌偕亡的。
遥望新大陆
？ 傅国涌
林达夫妇在《总统是靠不住的》一书中说，在美国国会大厦里悬挂着一张巨幅油画，画面上开国元勋济济一堂，那是美国的开国大典。油画下面有个小小的说明，记载了华盛顿向国会交出军权那简单而动人的一幕，华盛顿说：
现在，我已经完成了赋予我的使命，我将退出这个伟大的舞台，并且向尊严的国会告别。在它的命令之下，我奋战已久。我谨在此交出委任并辞去我所有的公职。
议长答道：
你在这块新的土地上捍卫了自由的理念，为受伤害和被压迫的人们树立了典范。你将带着同胞们的祝福退出这个伟大的舞台。但是，你的道德力量并没有随着你的军职一起消失，它将激励子孙后代。
这个仪式如此简单，却如此庄严。它不仅感动了所有在场的人，也感动了世世代代的美国人。当华盛顿发表简短讲话时，每个人的眼中都饱含着泪水。两百多年后，我每一次读这一段文字都禁不住泪流满面，我相信人类的心灵是相通的。我从中知道他们的目标只是为了追求“生命、自由和幸福”，而不是为了中国式的“打天下，坐天下”。
仪式结束后，华盛顿沿着波托玛克河，迫不及待地回到了自己久别的家园，重新开始与牛马为伍的田园生活。几百年来，他家门前的河水依然静静地流淌着，仿佛还记着他两度应召为国服务、两度沿着这条河流回家的身影。
无论是两百多年前的那一刻，还是今天，美国人几乎都知道没有华盛顿领导他们浴血奋战，就没有一个独立、自由的美国。1776年7月4日，由北美新大陆十三个殖民地代表组成的大陆会议通过了杰佛逊起草的《独立宣言》，并决定把军权授予四十四岁的华盛顿，以便通过战斗实现独立建国的梦想。其实那一刻，大陆会议并无一兵一卒，所谓军权充其量只是组织军队的权力。华盛顿受命以后，历经千辛万苦，从无到有，创建了一支军队，经过八年苦战，终于在1783年使这块新大陆赢得了自由。这个时候战功赫赫的华盛顿无疑是举国上下最有威望的人，但他谢绝了黄袍加身的提议，功成身退，平静地回到自己的庄园，过起独立战争以前的生活。临行前夕，他只是利用他的巨大威望做了一件事，他亲自解散了打赢这场独立战争的军队。当他确知国会没有钱可以遣散他的将士时，他所能做的就是以他在八年戎马生涯中建立起的全部威望，站在将士们面前，告诉他们美国真的没有钱，大家就此回家做个好公民。这些第一代美国公民无条件地服从了他们崇敬的统帅最后一道命令。
四年以后（1787年），美国各州的代表才重新坐到一起，讨论起草一部宪法。1789年（也就是法国大革命爆发的那年），由华盛顿主持的制宪会议成功地制定了美国宪法。华盛顿众望所归，无可争议地当选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总统，这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位真正民选产生的国家元首。那时离独立战争已六年，离《独立宣言》发表已十三年了。
此后，华盛顿虽然勉强接受并连任了一届总统，但他坚决拒绝第三次连任。1796年9月17日，他在当了八年总统以后，在国会发表了激动人心的告别演说：
这个政府是我们自己选择的，不曾受人影响，不曾受人威胁，是经过全盘研究和深思熟虑而建立的，它的原则和它的权力分配是完全自由的，它把安全和活力结合在一起，而且本身就含有修正其自身的规定。……我们政治制度的基础是人民有权制定和变更其政府的宪法。可是宪法在经全民采取明确和正式的行动加以修改之前，任何人都对之负有神圣的履行义务。人民有权力和权利来建立政府，可这一观念是以每人有义务服从所建立的政府为前提的……
我秉持正直的热忱，献身效劳国家已经四十五载，我希望因为能力薄弱而犯的过失，会随着我不久以后长眠地下而湮没无闻。
对于这件事也和其他事一样，均须仰赖祖国的仁慈。由于受到强烈的爱国之情的激励，这种感情对于一个视祖国为自己及历代祖先的故土的人来说，是很自然的。——我怀着欢欣的期待心情，指望在我切盼实现退休之后，能与同胞们愉快地分享自由政府治下完善法律的温暖——这是我一直衷心向往的目标，并且我相信，这也是我们相互关怀、共同努力和赴汤蹈火的理想报酬。
就像他当初率军苦战八年、赢得胜利之后解甲归田一样，他再次回到了自己的田园。在一个到处还是国王、君主、世袭制的世界，华盛顿毅然选择放弃权力，开创了总统连任不超过两届的宪法惯例，从而为美国奠定了坚实的民主基础，也为全人类树立了一个无与伦比的光辉典范。
这一年华盛顿只有六十四岁。1799年12月24日，他在自己的庄园安然去世。作为美国国父、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之一，其人格风范将成为一切政治家永远的楷模。
无论是出现在那幅画面中，还是没有出现的美国开国先辈，都将永远受到美国人乃至整个人类的缅怀。华盛顿不是孤立的一个巨人，和他一同站立起来的是一群只能让我们仰望的巨人，如杰佛逊、汉密尔顿、约翰·亚当斯、麦迪逊、本杰明·富兰克林、詹姆斯·威尔逊等，他们是一群永远闪耀着光芒的星辰，否则我们无法想像这块新大陆上怎么会诞生华盛顿这样一个划时代的伟人。
这些美国的开国先辈们包括了商人、银行家、律师、种植园主、政务要人，他们既是一些具有崇高理想的人，又是冷静的现实主义者。虽然他们深信，政府权力必定来源于人民，这是《独立宣言》开宗明义所阐明的，《权利法案》就是保障人民权利的圣经，但他们对人性的不完善有着极为清醒的认识，所以在设计新制度时，他们权衡的首先是利益，而不是试图通过人的道德完善、良心发现来解决问题。他们了解人类的种种缺陷，相信只有良好的政治制度才是可靠的保障。他们的精神源头首先是洛克等十七世纪英国共和主义思想，同时吸收了亚里士多德、波利比阿以来一切有关“平衡的政府”的思想。经过反复的思考、辩论，他们创造了各种利益集团、阶级、派系之间以及政府各部门之间能相互制约的民主制度。
作为《独立宣言》和《弗吉尼亚宗教自由法令》的起草者，杰佛逊成为群星灿烂的美国开国先辈中最夺目的星座之一。他和华盛顿一样终生守护着自由的理想，直到去世前两年他还写下：“一切都可以变，惟人类固有的不可剥夺的权利不变。”他出身于名门望族，拥有上万英亩的土地和一二百名黑人奴隶。他称自己“之所以有暇写出阐述人类自由的伟大著作，得助于三代奴隶的劳动”。作为奴隶主，早在《独立宣言》的草稿中他就严厉谴责了奴隶贸易，却宣称一切人的权利都是不可剥夺的。他还起草过一项逐步解放奴隶的法律，在百科全书式的《弗吉尼亚记事》中对奴隶制作了激烈的抨击。
站在两百年后的旧大陆，我们简直无法相信这样一个在贫富不均的社会中成长起来的上层阶级的人，却成了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民主主义者。正是他们以无与伦比的天才、热情与智慧，写下了那些永远折射着自由光芒的文献。为了实现崇高的理想，他们一直不倦地呼吁通过广泛的公立学校制度和自由的报刊来教育人民并使人民了解情况。他们始终认为只有人民有效的监督才能防止政府蜕变为暴政，只有教育才能使普通人民的才智得到充分的发挥。他们的一生都贯穿着人本主义的关怀，目的就是追求自由与幸福，不受阶级等的局限，而使每个人的个性和能力都得到发展。
众所周知，在济济一堂的美国开国先辈中，杰佛逊与政治经济学家汉密尔顿为代表的联邦党人有着很尖锐的分歧，成为以后美国两党制的滥觞。但杰佛逊并没有因政见不同而否定对方的一切真知灼见，1788年他写信给麦迪逊称赞《联邦党人文集》是“对政府原则最优秀的阐述”。两年后他对外甥说：“从理论到实践，没有一本书优于《联邦党人文集》。”
当杰佛逊在1800年的总统选举中与另一位候选人得票相同，他的不少政敌都不希望他当选时，汉密尔顿的态度却截然相反，并对这位老对手的品性作出了公正的评价。
这绝不是什么孤立的例子，而是美国开国先辈的群体表现。在他们看来政见可以不同，但他们不会因此而全盘否定对方。他们目光远大，思想深邃，知识渊博，对人类充满信心；他们有纯洁的信仰，对上帝的虔诚使他们热爱自由，热爱生活，惟独没有对权势的迷恋、对阴谋的嗜好。在赢得独立的那一刻，他们想到的只是可以过上幸福、自由的生活，没有一个人想过“打江山，坐江山”。华盛顿回到了自己的家园，他们大多数人的选择都和他一样，没有人认为这是不正常的，没有人不情愿。即使出任公职，也只是为国服务而已，并不是利用职务之便为自己捞什么好处。出席大陆会议的代表，签署了《独立宣言》的人，参加费城制宪会议的五十五人，还有追随华盛顿苦战八年的忠实将士们，还有《常识》的作者托马斯·潘恩，喊出“不自由，毋宁死”的帕特里克·亨利，他们共同缔造了一个全新的美国。这个美国包含着有史以来人类最美好的原则——多数人的意愿得到遵循，少数人的权利得到尊重，保障新闻出版自由、宗教自由，文官权力对军人权力的绝对控制，等等。两百年前杰佛逊抚摸着《圣经》发表第一次总统就职演说时，曾激动地说过：“为了获得这些原则，我们的圣哲献出了智慧，我们的英雄献出了鲜血。”
这些灿烂的星座，同时出现在十八世纪末的新大陆，无论到哪一天，只要人类存在，他们的闪光人格，他们的辉煌业绩，他们的熠熠才华就足以作为楷模。“随着开国元勋的谢世，他们的形象越来越高大；他们生活与战斗的那个时代变成了黄金时代。在那个时代里，世界出现了新的曙光，代表那个时代的人都是高不可攀的巨人。”（马克斯·勒纳：《美国公民对美国宪法的认识：对公众认识和个人意见的全国性调查》）
在另一片古老的东方大陆，直到二十世纪初叶才出现过一线文明的曙光。孙中山、黄兴等所代表的追求共和、民主的力量，就是中国前所未有的，他们首创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无论他们也有这样那样的缺陷与不足，仅这一点就足以永垂史册。周作人在孙中山去世后的一天说，“中华民国”四个字便是孙中山一生事业“最大的证据和纪念”。更何况他们功成身退的人格风范，简直可以直追华盛顿等美国的开国元辈。
二十世纪初，蔡元培等在上海创立光复会时就提出了“功成身退”的响亮誓言。据胡汉民、汪精卫回忆，辛亥革命前后，黄兴一再对人说：“名不必自我成，功不必自我立，其次亦功成而不居。”
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不到三个月，手握重兵的一代枭雄袁世凯逼清帝退位，宣誓效忠共和。孙中山实现诺言，平静地辞去临时大总统一职。1912年4月1日，他在南京参议院发表解职辞：
本总统今日解职，并非功成身退，实欲以中华民国国民之地位，与各国民之力量，与四万万人协力造成中华民国之巩固基础，以冀世界之和平。
3月31日，黄兴受命出任南京留守，统辖南方各军。当时长江南北军队林立，粮饷匮乏，人心不定。他所想到的并不是拥兵自重，而是在短短两个月间，就以其威望、人格和决心裁撤了大部分军队。5月13日开始，他多次要求解甲归田。6月14日，他发表《解职通电》，交出兵权，当晚即离开南京。
九十年前的那一幕幕，至今仍是民族史上未完成的演出。孙、黄以他们前无古人、后尚无来者的选择改写了历史，改写了几千年来中国人一旦抓住权力即死不放手的传统恶习。辛亥革命元老谭人凤在《石叟牌词》中评点当时历史人物，批评孙、黄此举是“放弃责任，一让总统，一辞留守，博功成身退之虚名，致令政变频乖，扰攘至今，而不能底定，不得谓非一大恨事也”。但他也肯定孙、黄“欲挽官僚窃权怙势之积习，准身作则，专为公家谋幸福，不为一己便私图”，“光明俊伟，敝屣尊荣，百折不挠，尽忠主义，求之世界人物，又岂多得者哉？”称“孙、黄之手段虽劣，其胸襟气概，固自高出寻常万万也”。
于右任等人对黄兴备极推崇，称他“缔造民国，备历艰苦，大局甫定，自解兵符，磊落光明，中外共感，成不居功”。
孙、黄功成身退、不图权位的高风亮节，就像一束奇异的光投射在几千年阴暗的中国政治史上。这是一个全新的起点，它标志着人类政治文明的光芒开始照到这块古老的土地上。不同的是，一、华盛顿交出军权、拒绝第三次出任总统纯粹出于自愿，出于他内心对自由、文明的理解，而孙、黄让位、辞职主要是迫于巨大的政治压力。二、在中国这块如此古老、如此根深蒂固的专制土地上，即使产生了孙中山、黄兴这样的伟大人物，他们能功成不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