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2006年第1期-第4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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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令把槐多和有备领到据点的隔离沟以外,槐多和有备按部队的命令趴在隐蔽处。有人交给槐多一个铁皮大喇叭。这天夜里分外漆黑,四周一片寂静。连续了几天的枪声暂时平息下来,敌我正在对峙。这时,松山槐多的喊话声突然从隔离沟这边升起来,他把一路酝酿的喊话词抑扬顿挫、充满感情地送上空中,送上了据点。他一遍遍重复着他对同胞的规劝,喊话过后,四周仍然一片寂静。松山槐多显得更加动情了,再喊时,他那男中音般的语调差不多变成了朗诵,然后这朗诵终于又演变成了歌唱,他唱起了日本人家喻户晓的那首童谣《小小的晚霞》。他唱着想着:歌中唱的那映着晚霞、衬着寺庙钟声的乌鸦和孩子们都回家了,他那些被包围在据点里的同胞们也一定想回家的。
在松山槐多的歌声结束的一瞬间,据点上突然亮起几盏探照灯,这探照灯一齐射向了黑暗中的松山槐多。显然,槐多在喊话时,敌人准确地判断了他的隐蔽方位。随着探照灯的骤亮,一排机枪子弹雨点般地向槐多射来。有备和槐多都听得清楚,这是日本人的歪把子机枪。此时这枪声听起来就像一个不怀好意的女人的狂笑。随着这“女人”的笑声,紧挨在槐多身边的有备仿佛听见槐多倒吸了一口气,接着他的身子便冲有备倾斜过来。已经有了战地收治伤员经验的有备判断出了他身边发生了什么——槐多中了子弹。他先把槐多拖出几步,然后把他背起来,竭力要跑出敌人的火力圈。又有枪声响起,子弹落在他们周围,但有备已经把槐多背进一块庄稼地里。他放下身体绵软的槐多,小声叫着“槐多,槐多!”可槐多不呼吸也不说话。几个战士赶过来,时令也来了,他们都意识到,据点上的日本人是决意要结束他们这位同胞的生命的。
有备扳住槐多的肩膀一阵摇晃,槐多的身子却更软了。有备想哭,想喊但都不可能,泉涌似的眼泪淌出来,他拽住袖子擦擦泪,赶紧打开急救包给槐多包扎。可是天太黑,他找不出他的伤口在哪里。更重要的是,包扎对于槐多是无济于事了。
很快,东方就显出鱼肚白,有备终于看见了槐多的伤:原来他身上有许多弹孔,仅头部就有三处,有一粒子弹打穿了他的帽子——他那顶东京美术学校的黑制帽。有备这才注意到,槐多来喊话之前,是特意戴了这顶帽子的:他头上有个“美”字,他要用“美”来提醒他的同胞,是回家的时候了。帽子美,《小小的晚霞》也是美的。
时令和有备又返回了代安,他们是护送着槐多回来的。后方医院为槐多举行了一个八路军规格的埋葬仪式:他被两匹中国白布缠身,一口就地买来的杨木棺材成殓了他。墓地设在代安一个坐西朝东的土坡上,孟院长特意为槐多选择了这个土坡。他愿意让槐多朝着东方,朝着太平洋上那个岛国——日本。全医院都参加了槐多的葬礼。入殓时,孟院长发现有备手里尚有一顶槐多的黑制帽,他让有备把帽子也放进槐多的棺材。有备当着众人,向孟院长请示说,他愿意服从命令,他又愿意留下那个“美”字帽徽——本来他是想连帽子都留下的。孟院长想到槐多生前和有备的友情,就答应了他只留下那个帽徽。同时,孟院长还把松山槐多的两个速写本也送给了有备。
有备时常打开槐多的速写本翻看,那是一个学习美术的日本青年对战时中国农村的描绘:兆州城,柏林寺,拉碾磨的毛驴,卧在门口的狗……还有不少中国男女老少的肖像。槐多竭力要把一个正经历着战争伤痛的中国画成一片和平景象,也许那才是他心目中的中国。有一幅画是槐多精心画出的,有备知道他一连画了好几天——那是笨花村的全景,当时松山槐多就是坐在有备家大西屋房顶上画笨花村的。槐多在画面上记载的是:“昭和二十二年五月画于兆州笨花村,这是我的小朋友向有备的村子。”当时向有备并没有意识到他将要和槐多交朋友,但是槐多已经把他当作朋友了。有备每逢翻到这一页,总要念上几遍槐多写下的这段文字。每次,当读到“朋友”两个字时,他都会想起松山槐多教过他的日语“朋友”,这时他就情不自禁地说出了“道莫塔其”。而在以前,当着松山槐多,他从没有说过“道莫塔其”。
有备把“美”字缝在他的皮挎包上,有不认识这个标志的人问他,这是个什么标志,有备不作回答,因为他觉得,这并不是一件对谁都能说清的事。
56
向武备在晋南接到父亲向文成的信。
几年前向武备离开笨花以后,夜行晓宿,终于来到他仰慕已久的“西北”——延安。他在抗日军政大学毕业后,服从组织的需要,又东渡黄河,经历了从部队到地方,从地方到部队,从山地到平原,从平原到山地的无数次转换,最后“落”在太行和吕梁之间的晋南腹地,太岳抗日根据地。接到家信的向武备,现在是太岳区一个县政府的领导人。现在的向武备,算得上是久经锻炼了,可这位久经锻炼的领导人,拿着这封寄自笨花的家信,双手却是颤抖不已。这颤抖,并不只因为家信的珍贵,而是缘于信封上那些古怪的难以辨认的字迹。武备知道,家信必是父亲向文成书写,他熟悉父亲的笔体。可是为什么父亲单把这封信写成如此模样:字们似是而非,满纸墨迹斑斑。一种不祥的预感笼罩起向武备,他不知信中等待他的会是什么。他不拆信,只把信平摆在炕桌上,观察沉思良久。这位“小知识分子”出身的向武备,抗战虽然给了他一身勇气,面对这样一封家信他却踌躇不前了。
向武备经过一番踌躇,还是小心翼翼地拆开了信。如同信封一样,信纸也是满篇“涂鸦”。他从这些歪三扭四、模糊难辨的字里行间,还是费力地读懂了这信的内容:原来就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他先后失去了姑姑取灯和祖父向喜两位亲人。父亲对家中变故的描述措词严谨,语气平和,唯恐这信落入敌人之手。但武备马上就明晰了信中的一切。两位亲人的离去已经足以使武备悲痛万分,然而更使他难过的,还是父亲的字迹。难道这只是父亲的悲痛所致?照往常,父亲即使心有千头万绪,也会把字写正确的。当今,父亲更懂得书信往来的不易,就会更加重视每一个字的传递功能。往日父亲给武备写信,总是努力把字写得“蝇头小楷”一般。而这次,他似乎是没有力量再去完成写信这个简单的书写过程了。那么,这是父亲的眼睛所致。武备终于判断出了父亲这封“涂鸦”家书的因果。现在,两位亲人的离去,一位亲人视力的消退,使向武备遭受的精神打击是难以言表的。若在往常,接受了这种难以言表的打击,他一定要腾出些时间作些自我排遣的:一个人走上太行的西麓,向东方长时间的遥望;插上门用棉被蒙上自己,佯做头疼脑热,喝一杯警卫员为他沏好的姜糖水,像个儿童一样接受一次安慰;召开一个本不急于召开的会议,把愤怒都撒向对敌斗争……但是这次,武备连个自我排遣的机会也没有了:他刚刚接到通知,他必须立刻出发,赴雁北地区参加一个重要会议。从延安来了位首长,要传达《对日寇最后一战》的文件精神,届时向武备还能够在那里看见他的大叔叔向文麒,向文麒所在的根据地属雁北。
向武备压抑着内心的悲痛,还是按照一个领导者应有的风范,准备出发去雁北。行前他把父亲的信稳妥地带在身上,他打算把家里的事也告知大叔向文麒。经过几个日夜的兼程,他从晋南的太岳地区来到晋西北的雁北地区。这时,身在雁北的向文麒,早就在准备着迎接侄子向武备的到来了。这天他终于在一个村口接到了武备。文麒一看见武备,便兴奋地操着一口保定话说:“昨天有一位晋南的同志过来,我就知道你也要来参加会了。我就隔长补短地到村口看,估计就是今天。对了,我还要迫不及待地告诉你一件事让你再次高兴一下。你猜猜是什么事吧。”
可惜武备没有马上要猜的兴致,见到叔叔,也不似往常那样兴奋。这次叔侄相见不似以往,武备话很少,显得心事重重。他不愿意刚见到叔叔就向叔叔“报丧”,不“报丧”又找不到更合适的话说。他在村口呆立一会儿,只对文麒说:“我先到你那里去洗洗脚吧,我两只脚上都打了泡。”文麒说:“这还不好说。可是我让你猜的事,你还没猜呢。”武备说:“我先洗完脚再猜吧,反正这两天我还得住你那儿。”
武备不猜,文麒便卖关子似的也不说,他把武备领到住处,让警卫员给武备烧水。文麒现在是这区的区长,这住处是他的办公室兼宿舍。房内有一盘大炕,虽是农家,却桌明几净,屋内摆设井井有条。武备早就注意到,山西乡村,不论晋南晋北,炕都很宽大,居民也很注意房间的整洁。即使一间屋里陈设少得就一盘锅台,这锅台也要擦拭得清洁明光。不像河北,房内的一切总显出主人的漫不经心。武备常想,这便是太行山东西两侧民风的差异吧。
向武备坐在向文麒宽阔整洁的大炕上洗脚,向文麒还在滔滔不绝地继续他的话题。他见武备对他的问题始终没有要猜的兴致,终于迫不及待地自己回答起自己。他对武备说:“知道战地剧社吧?”武备说:“知道,属军区。”文麒说:“战地剧社也来了,一会儿就到。剧社一来,就得想着给他们改善伙食。我也成了东道主。”武备只不在意地“噢”了一声。文麒看出了武备的心不在焉,说:“你怎么了?”武备说:“叔叔,你给我根针,我先挑挑泡吧。”文麒拿给武备一根针,寻思他的心不在焉是让脚疼给闹的。武备洗完脚,坐在炕上搬起脚挑泡,文麒就又接上战地剧社说:“战地剧社有位作曲家也姓向,知道吧?也来了。”
向武备总算知道叔叔要他猜的是什么了:这是他的另一位叔叔向文麟来了。武备管他叫二叔。刚才武备神不守舍的,生是没往这里想。现在经文麒一说,他还是有些责怪自己对二叔向文麟的忽略。
武备和二叔相处不似和大叔那么自然,大叔的长相酷似祖父向喜,但性格比祖父活泼。二叔身材瘦高,长相酷似生母顺容,性格却又随向喜:平时少言寡语,待人也很少显出亲切,常给人一种距离感。但是他的文艺天才是家人料想不到的。在延安时他入“鲁艺”①,吹、拉、弹都拿得起;而说到唱,他首唱过《黄河大合唱》,他是那位“我站在高山之巅”的男高音领唱者。后来他进入西北,在战地剧社任作曲,他的许多作品都在根据地传唱。这使得向武备常想起当年身在邢台四师时的自己。那时他写诗,编剧,反而没有入道文艺。还有大叔文麒,当票友时就认识王元龙,也没入此道。二叔呢,却莫名其妙地从事起武备先前向往过的事业了,就仿佛向家非得出一个文艺天才不可。
尽管武备仍在神不守舍中,但他知道二叔向文麟要来,怎么说也是一件难得的事。这是几年来他们叔侄三人首次在异乡相聚,这总是向家人在异乡的一次团聚吧。武备愿意在这里见到二叔,也是不忘他口袋里的那封家信。
向文麟来了,没有马上和文麒、武备见面,他正忙于他今晚的演出。这次战地剧社来雁北,是为配合这次会议的召开。大戏、小戏、合唱、独唱带了整整一台。有出压轴戏名叫《源泉》,便是向文麟的作品。他自任编剧、作曲和指挥。这出戏讲了一个抗日战争中军民鱼水情的故事:某地在一次反扫荡战斗中,几名八路军战士掩护群众往山地转移,日本兵紧追不舍,但又找不到目标。一位抱着孩子的大嫂唯恐孩子的哭声引来敌人,竟用手捂死了自己的孩子。同时,又有一个战士为掩护群众献出了生命。后来战斗胜利了,群众为这战士举行了隆重的送葬仪式。编剧、作曲和导演都为这仪式费尽了心思。结果这仪式也成了这剧的经典片断:送葬人把这位战士高高举起,迈着沉重的步子行进在舞台上时,导演为这个行进的行列设计了许多队形变化。伴随这行列行进的,是一首深沉而悲怆的动人乐曲,这乐曲被独立成章地称为《哀乐》。这首《哀乐》现时已在根据地流传,并且已经作为正式的追悼会和葬礼之用。它的作者向文麟也因之更加出名。
战地剧社的戏台搭在村口的土坡上,当晚演出时,观众除了与会人员,附近的村民也挤满了山谷。向文麒和武备都坐在台下观看。《源泉》开始了,一位穿灰军装的高个子出现在舞台一角来指挥乐队了。台下的文麒对武备说:“看,你二叔。这家伙不知怎么学会了这一套,据说是冼星海发现他的。”文麒一边看戏,一边品评戏台上发生的事。这确是一台感人至深的戏,许多素材都取材于当地的真人真事,台下的群众很为这台戏而感动。剧情发展到那个经典的送葬片断:台上送葬的队伍出场了,《哀乐》奏起来了。武备从来没有听到过如此深沉感人的乐曲,这乐曲像哭泣,像诉说,这哭泣和诉说都是发自人的肺腑。它使观众不能不随之一起想哭泣,想诉说。武备不能自制了,他暗自抽泣着离开了会场,独自回到文麒的住地。
演出结束后,文麒领来了文麟。文麒发现武备一个人呆坐在屋里,也不点灯,就埋怨武备为什么提前离开会场。他点上灯,看看武备红肿的眼,就又打趣着对文麟说:“你看,艺术的力量,你的曲子竟然也能让武备受其感动了。”
二叔文麟观察着闷坐的武备,觉得事情并非如此简单,其中一定另有原因。他走到炕前,对这位不常见面的侄子说:“武备,我猜你是另有心事。谈谈吧,我们可不拿你当孩子了,有了问题同志之间交换一下意见自有好处。普通同志之间需要帮助,县级领导就不需要帮助?”文麟对武备说话,没有儿女情长,完全是同志式的。这时文麒也才感到武备的沉闷大概另有原因。他把武备叫到桌前,三人围桌坐定,武备这才把家里的事告诉两位叔叔。他把父亲向文成的信在灯下展开,他的两位叔叔用力辨认着信上的字迹,他们到底也读懂了他们那位身在笨花的大哥的字。文麟沉思片刻说:“没想到,我这首《哀乐》竟像是专为家里人写的一样。”但是文麒和文麟,他们谁也没有觉出笨花这位大哥的字有什么异样。他们只记得小时候在汉口,那位眼神不好的大哥看报时鼻尖顶着报纸。有一次吃饭时把一段麻绳错当粉条夹到碗里。字被他写成如此模样,还有什么奇怪呢。
酷爱说话的文麒沉默多时才说:“其实我离开保定后,最挂念的就是取灯。我也常注意冀中的战局,也怪我这当哥哥的没把她保护好。”文麒说话只提取灯,却没有提到父亲向喜。叔侄三人守着一盏灯和一封信又闷坐一阵说说取灯,还是无人提向喜。后来文麒打破沉闷提议说:“走,出去走走吧,到山上去。”说着先站起来,文麟和武备响应着文麒也站起来。叔侄三人来到刚才演出的山坡上,他们绕过一个空荡的戏台,走上这座山的最高处。文麒又说:“来,站成一排,咱们面朝东南站有一会儿。”文麟和武备再次响应着文麒,面向东南站成一排。这天夜里,月色格外清澈,能看得很远很远。武备向东看就像看见了笨花村。文麒文麟看不见笨花村,只看见月光下那些山山岭岭,沟沟壑壑。面对着山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