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文艺 2004年第08期-第20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读《苏东坡传》我总有一种想法，与其说这是一本苏东坡传记，不如说是一本林语堂传记。自然林语堂没有苏东坡那种写作《念奴娇·赤壁怀古》和前、后《赤壁赋》以及“承天寺夜游”等绝妙好文的惊世才华，但林语堂渊博的学识、旷达乐观的处世态度与提倡性灵幽默的艺术追求却与苏东坡有所仿佛，这也证实了那句名言：他传即自传也。我曾经想在儋州的东坡书院里寻找苏东坡的真实身影，当时感慨“一个不可救药的乐天派”、“一个月夜漫步者”、“一个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这样的东坡先生又何处可觅呢？现在我可以说“一个不可救药的乐天派”、“一个月夜漫步者”、“一个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这样的东坡先生就在林语堂这本传记里面，借着微黄的纸页重返人间。
《苏东坡传》（林语堂著，张振玉译，上海书店1989年10月第一版）
日常生活的精神漫游
庸常的日子如流水一样驶过，在诗意匮乏的时代里，一个人在面对日常生活时会有怎样的感悟？我在葡萄牙作家费尔南多·佩索阿的思想随笔集《惶然录》中寻找到了答案。面对庸常的日子，费尔南多·佩索阿没有抱怨生活，而是“诗意地栖居”，在精神的无边空间里作自由自在的漫游，娓娓而谈的笔墨里洋溢着一个思想者的通达与冷静。费尔南多·佩索阿是极具眼光和见识的大作家，他拥有点石成金的心灵魔法；他那非凡的感悟，深深地穿透了事物的表面，是对事物内质的剖析：简简单单的一件事，他却以心灵的非凡洞察能力让地球这边的人也为之惊喜，为之沉迷。“思想比生存更好”——费尔南多·佩索阿如是说。
费尔南多·佩索阿（1888—1935）不是一名在公众视线中的伟大作家，生前经历简单，默默无闻，只出版过一本书，死后始有诗名，而他的散文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才成为西方文学界一个重大的发现，受到普遍的重视，成了人们热烈谈论的经典。他由此被批评家誉为“欧洲现代主义的核心人物”。《惶然录》是他的一部拟日记体散文集，在埋没了半个世纪之后，于1982年首次以葡文版面世，1991年才译成英文，是作者的代表作之一。然而费尔南多·佩索阿的作品和声名还是仅在一小部分人中流传。他的文学气质——一种对事物极度的感觉，一种对感受特别深入的意识，一种自我拆解的锐利智慧，一种用梦幻娱悦自己的非凡才具——极大地震惊了那些注重内心、内省型的人们。佩索阿喜欢一个词：梦想，他把文学、艺术以及与平庸生活相对的一切都归结为梦想。
阅读《惶然录》，我首先注意到的是作者的写作方式既具真实性又具独创性。日记作为一种最为私人化的写作方式，往往最能真实地充分地传达写作者的思想及情感，因而也是最能引起他人的共鸣并打动他人。而费尔南多·佩索阿又总是从具体细微的事例入手，从身边的普通人的生活入手，集叙述、描写与感慨于一体，使人透过琐碎平凡之日常生活看到表面之下深藏的“真的存在”与本质性的力量，从而引发对普通人性与灵魂深切的关照与注意，用文字为日常生活构筑了一座精神之“坟”。
譬如佩索阿在一次理发时不经意地猛然发现一位熟悉的经常给自己理发的理发师死了，由此联想到消失的时间，逝去的人事和突然空缺的一切，从而突然产生出一种焦虑，一种对人性之深刻的关注，对人的微不足道与渺小的巨大悲悯；而这些正是我们也常遇到并习以为常的。佩索阿却超出常态，打断这一切，每一篇日记都是一次打断，打断了我们平时毫无意识的习惯与流动，凸现出生命的悲剧及其追问，因此也就震撼了我们的内心。佩索阿总希望能写得更好——“如果我不能设法写得更好，为什么还要写作？但是，如果我没有写出我正在设法写的东西，我会成为什么？是不是会比我自己堕落的标淮更加低下得多？”（《写作》）
“有时候，我认为我永远不会离开道拉多雷斯大街了。一旦写下这句话，它对于我来说就，如同永恒的微言。黄昏降临的融融暮色里，我立于四楼的窗前，眺望无限远方，等待星星的绽放。我的梦境里便渐渐升起长旅的韵律，这种长旅指向我还不知道的国家，或者指向纯属虚构和不可能存在的国家。”这或许正是佩索阿的魅力所在，这座终生隅于世界之偏僻角落的沉默者，总是细细地体察自己的周围世界，关注着细小的人与事，展示灵魂的际遇、本能的欲望，并不断地在生活之流中停下来，反省和拷问自己，追求真实的生活，从而又使得这种真诚的生活在散发出巨大的魅力和光彩，照亮自己的存在，并在半个世纪后照亮了我们的生活。
和我们大多数人一样，作为小职员的费尔南多·佩索阿社交圈狭小，接触的人相当有限，正如他在文中淡然写道：“我是个走在他们中间的陌生人，没有人注意我。”（《隐者》）面对如此的境遇，众人对待的方式有所不同。有的人出逃，有的人麻木，有的人反抗，有的人沉湎于寂寞，而佩索阿安于孤独。孤独时他的想象力如汪洋姿肆，细致入微的观察力以及思想上严格自省的态度，弥补了他对事物理解上客观存在的有限性，扩张了他的精神世界。
佩索阿难能可贵的是，他乐于充当一名会计助理，数十年如一日，终日埋头于厚厚的账本、墨水瓶、提货单，在“平衡表上测出一家公司昏沉沉的无效的历史”。稍有区别的是，当佩索阿为自己的身体的存在不得不与这个世界进行物质交流时，他不像卡夫卡那样感到危机四伏满腹牢骚，他牢牢地守住自己的办公桌就像一直远航的船只渴念码头——他内心走得越远，在无名的海域里“失事”越久，就越需要坚实的岸边。“我走近我的写字台，如同它是抗击生活的堡垒。我有一种如此不可阻挡的温柔的感动。”他是那种能用细微的心灵感触为我们提供精神滋养的极少数的写作者之一，在日常生活中发现不可思议的美。
佩索阿所服务的V公司坐落在道拉多雷斯大街上，他说：“可以肯定，即便整个世界被我握在手中，我也会把它统统换成一张返回道拉多雷斯大街的电车票。”庸常的日子并不能磨损去佩索阿的艺术热情，尽管他隅于道拉多雷斯大街上的办公室，但佩索阿说：“如果道拉多雷斯大街上的办公室对于我来说代表了我的生活，那么在同一条街上我就寝的第二层楼的房间就代表了艺术。”“如果我想象什么，我就能看见它。”由于从来没有追逐过时代，佩索阿也就无从被时代抛弃。他与这个世界的关系，奇特难解。佩索阿不在那些追逐名利的人所理解的范畴之内，他的寂寞与清冷自是理所当然的事了。
记得大哲维特根斯坦说：“我的语言的界限意味着我的世界的界限。”佩索阿似乎早已深味于这种思想之中，正如他说：“真正的景观是我们自己创造的，因为我们是它们的上帝。它们在我们眼里实际的样子，恰恰就是它们被造就的样子。我对世界七大洲的任何地方既没有兴趣，也没有真正去看过。我游历我自己的第八大洲。我的航程比所有人的都要遥远。我见过的高山多于地球上所有存在的高山。我走过的城市多于已经建起来的城市。”佩索阿在日常生活里的精神漫游，让自己的思想脱离了居所的樊篱，直抵内心深处的灵魂。
佩索阿应该是一个最彻底的虚无主义者，他连自己的思想和情绪也否定了，说他只是“在自己的感觉中漂流”，思索便是他身子下面那一叶扁舟。“被V先生及其纺织品公司剥削，是否就比被虚幻、荣耀、愤懑、嫉妒或者无望一类东西来剥削更糟糕呢？”他常常就是被这样的困惑搞得目光空洞。于是他曾经这样设想并不存在的他自己的自传：“这是一本没有事件的自传，没有生活的历史。这些是我的自供”，而之所以会写下这一切，“只是为了给自己的感觉退退烧”。这可能是一切思想者的通病，不断地怀疑与否定，不断地反抗与延迟。
无论从文题还是从文本的内容来看，《惶然录》所兼具的语言风采、理性意识、批判精神、智者风度都带有译者韩少功先生为人为文的印痕。一个好的译者为我们传达了异域的思想声音。那么也可以说，《惶然录》可以作为人类思想者共有的精神漫游的一份真实的记录，这样的记录在沉默许久以后，被我们所发现所阅读，让我们面对日常生活有一种难得的参照。我的一位好友说过这样一句话：“一气读完《惶然录》，那是对费尔南多·佩索阿思想的伤害，一直不读《惶然录》，却是对你生命的伤害。”
《惶然录》（＇葡萄牙＇费尔南多·佩索阿著，韩少功译，上海文艺出版杜1999年5月第一版）
山里女人
■ 陈敬黎
山里仍然很穷，山里的女人却在盼着富的日子。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年头已经过去了，人们在往山外走，不安于老土的贫瘠。男人干净，不必拖儿带女，也许人性中便要多些恋母情结，娃儿总离不得娘，女人一抬脚便会跟着揪心的哭。或许男人们生就的是玩世界的主，因此，他们结伴而行了，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卖力气，以换得比在这山里玩命地挖一天山皮要多得多的收入，让自己的婆娘有个盼头，炫一回自己的能耐，换些女人的嫩热。
过尽了新年那欢天喜地的几日，山里的男人吆喝着往山外走。女人都闪着泪站在门边望。不知道哪家的小娘们忍不住了，哇地哭着跑向自己才做了几日新郎的男人。因此，村里的女人都在动了，揽着儿跟着小娘们跑。男人本是成堆的，却又各自散在了自己婆娘身边，细细地往山外走。女人千叮万嘱，男人终于又聚成了堆，没了声息地走去。于是，山里留下了老的少的山妇，牵着大的小的娃儿。娘们成了山王，主宰了这大山的寒热，突然少了女人的风情万种。
女人一旦成王是比男人强悍的，山里女人更如此。没有了男人也不顾了羞涩，失了娇嫩，无畏风雨。
该下种了，娘们都一律脱了锈花鞋，卷起裤管，扛着犁耙下田了。牛好犟，不进盘，打下去的鞭比男人还狠，牛屈服了，乖乖地拖着犁飞跑，那尖尖的吆喝声在山间好亮。
乡邮员的绿背包进山来了，女人们都丢了犁耙围上去，扯烂了那绳织的袋，争着找各自男人的来信，一屁股坐在田边窃窃地笑。男人尽说些贴心贴肝的话，寄些尽说没花几多力气便挣来的钱。“娃儿该上学了，不能耽搁。年底挣够了钱就回来。要耐住性子，不要上旁的男人的钩。”
田里花香，山上花香，盼着好日子的女人瘦了，便懒得去香自己。难熬的夜，山风好凉。女人们将奶头塞着娃儿的嘴，把那酥酥的哭堵在了喉里，空出脑子来想在那远处的男人。“脱了女人的疼爱，心里惦不惦？城里的狐狸精多，别耐不住性子，沾了那骚味，染了些丑病不得了。”
天晓了，谁还记得几日冇梳头了，抓起床边那件老远便能嗅得出汗臭味的衣衫便往光着的肉上套，还在乎什么，反正就自个儿闻，早些出门去，狠狠地挖山皮，丢了那牵肠挂肚的思念。
该收稻了，天太燥，往日有男人在，田里山道总山歌不住，如今尽是女人了，谁也懒得唱歌。都不响地脱了衣，甩着大膀飞跑着挑谷草头，那在薄薄的一层汗纱下强烈晃着的奶子，因为汗汁的浸透而格外分明，谁还有心思去遮掩这些。
女人们都憋着劲挂念着各自的男人，心也好烦，谁惹谁都没有好果子吃，谁都晓得谁的心事，但是，哪个捅破了这层纸让她的心更痛，她也不会让您舒坦，因此便干一架泄泄情。这不，田岔上两个一言不合的女人斗起来了。都不相让，吼声震天，尽择些丑话激，相互扯着那薄薄的衣衫，露出了肉，显出了奶子，白白的在胸前荡，还顾什么羞耻，仿佛两只斗公鸡，一阵好斗，累了，都松了手，心也舒坦了许多，抓起担子各走各的，谁也理解谁为什么这么容易发怒。
不懂事的儿女脱不了顽皮的天性，哪能晓得娘做了田头做地头的劳累，望子成龙的心切，娘总用最原始的处世哲学叨唠：吃得苦中苦，做得人上人。哪能晓得没有脱尽汗毛的小子却咕噜着嫌烦，逃了学还逃了娘的希冀，这便是要了娘的命。信奉棍棍棒棒出好子这条教育经典的娘，冇得闲心去说大道理，她从不怜悯娃儿的屁股，操起木棍便一阵痛打，打得红的日子比白的日子多，痛得不能沾椅子，还不许哭出声。
收尽了田里地里的粮食，天便凉了，风也刺骨。婆娘们都倚着门不住地往山外望，手里拿着用棉布铺就的厚厚实实的鞋底，用针在计算着男人该归的日子。“该回了，外边太冷，可不能冻坏了身子骨，这一家老的小的还靠你撑着，钱挣不尽，早些回来，多受些你的女人的疼爱。”
年关近了，山里女人终于盼到了头，外出卖力气的男人回来了，山道上黑压压涌来一片，一个女人眼尖，惊叫一声拔掉塞在娃儿嘴里的奶头，抬腿往山外跑，村里的婆娘都闻风而动，纷纷揽着娃儿跑出了家门。男人们来了，一见各自的婆娘都相互叫着笑着跑上前去，女人将娃儿塞在他的怀里，接过大的小的包牵着往家里走。这一刻谁也顾不得了羞涩，男人大手一伸把自己的女人揽进怀里，大胆地哈哈笑着在女人脸蛋上亲一口，女人脸上又一片飞红。用手指梳顺各自被风吹乱的头发，对着男人羞羞地笑。
真怪，有了男人那比男人更强悍的女人又现了娇羞，更在意自己的脸，尖尖的嗓柔了，皱皱的衣挺了，也许这便是母性。
枕边，男人们炫着外边的世界，女人总好奇地问，静静地听，紧紧地搂着自已的男人，好像拥着了坚实的大山。
“世界见够了，朋友交够了，手里有资本了，你的男人就要做老板了，你也就要做老板娘了，这山里的石头蛋可以鼓捣出钱了。”男人海海地吹，女人窃窃地笑，含着期盼骂一声：“吹牛X！”将头又深深地埋在了男人的怀里，幻着无边的梦。
与袁中郎对饮
■ 王维洲
癸未九月末，行经枝江，应邀观览酒厂，并与酿酒主人及当地文友聚会纵论酒事。我曾蒙湖南吉首酒业《湘泉之友》报多年赠阅并书信往还，对酒而歌感慨良多，因就湘泉、酒鬼酒的近年演化作一即席发言。会后枝江酒业老总蒋红星先生与我对杯交谈数语，甚为恳切真挚。但我那次会上实则还有话，为省略时间给与会的他人而未谈。现乃将零光片羽诉诸笔墨，成酒话《与袁中郎对饮》，录之于下：
王：袁先生乃明万历二十年进士，官至吏部郎中而弃官归隐。遂致力著述，尤精于文学。您以独抒性灵，文笔秀逸而独具一格，且您写起游记来更为清新洒脱，夙为读者所爱，亦为我师表。先生贵为文学史上大名鼎鼎的“公安派”掌门人，今我举“枝江大曲”一杯邀谈，实乃因晚生十分倾慕而恭敬先生！
袁：枝江与我的故里公安，两县紧邻如一，实是亲近不过。且我多次游经枝江，汝知我意否？实贪其酒。如今数百年不闻其味矣！观你杯中，颜色清晶若晨露，味道醇冽如琼浆，竟然大胜我所著述中规定的酒中圣品！实是始料不及！
王：记得先生的规定：酒有三级。首选是“色清味冽”者，此为“�
![[段开来] 24世纪的罗曼史封面](http://www.iixs.net/cover/noimg.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