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4年第05期-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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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有向西学和欧化开放之义，《国粹学报·发刊辞及（略例）》开篇就说“于泰西学术，其有新理精识，足以证明中学者，皆从阐发。阅者因此可通西国各种科学”（第21页），《国粹学报》实际取得的结果究竟如何可存而不论，但中学要待西学这个“有生命力的传统”来为之“证明”确实是事实！
作者还提醒我们注意，由于“近代中国的多歧性这一时代特征”，“那时不仅区域发展不同步，就是思想、社会和学术之间也都存在程度不一的发展不同步；各种通常被视为冲突的人物和社群，都并非截然对立而是在许多方面彼此互相渗透、覆盖甚至重合”，因此“任何派别的划分都只能是模糊而非精确的”、只是为“写作便利”（第19页）；实际上，“当时所谓‘派别’的社会分野异常错综复杂，一些政治上对立的派别在文化上却可能分享着同样的观念，而某些在思想上比较接近的派别在学术上又相当对立”，以“简单划分派别而论证的方式虽然醒目易读，却可能无意中修改了历史，从而误导了读者”（第141…142页）。譬如在本书第三章（第83…142页），庚子后的朝野双方在政治上相当对立，但在文化方面，清季朝野皆曾有保存国粹的愿望与具体的努力，“存古”与“保存国粹”取向非常接近，另外，朝野双方还都不同程度地倾向于中西调和的取向，对稍后所谓“欧化”取容纳态度，而非完全排斥，“政府与民间在很大程度上分享着共同的思想资源”，都是“大致遵循温故知新或‘新旧相资’的取向，希望走出一条鱼与熊掌兼得之路”。但是，朝野在保存国粹方面有共识，当然也有对立，在野的国粹学派大致是“保存’’与“复兴”兼顾，而在朝的张之洞则是“存古”更侧重于“保存”。不过，当时仍有不少人更多看见国粹与欧化相冲突的一面。同样以欧洲为学习榜样的反清的吴稚晖等无政府主义者就认为中国“古学”缺乏可开发的思想资源，秉持“超人超国”立场，明确表示不赞同“古学复兴”而主张直接走“欧化”之路。
在清季最后几年，由于西方民族主义思想的引入和对西学认识的加深，语言文字地位逐渐上升，与其密切相关的文体问题和语言文字的改革成为朝野不约而同地共同关注的问题，在“东瀛文体”及构成此文体的重要特征的“新名词”越来越流行于中国的情况下，连本来对欧化持开放态度的国粹学派，特别是章太炎等人，因其所提倡的“古学复兴”，其一个重点即落在语言文字之上，不能容忍“废弃汉文”、用“万国新语”来代替中文，于是与吴稚晖等无政府主义者弃国粹而欧化的主张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始则是“东瀛文体”，继而是关于采用“万国新语’’问题，最后双方论辩又上升到“种界”与“学理”层面，其所涉及的问题甚至迄今还讼而未决（第143~217页）。罗志田在研究中发现了双方争论中的一个颇有意思的现象：即章太炎屡斥吴稚晖崇洋而为“西方牛马走”，吴稚晖则不断贬章太炎进化层次低而“野蛮”。这当然不只是互相攻击，实揭示了各自的价值取向；不过，吴稚晖基本不以崇洋为耻，而章太炎则总欲表明自己并非野蛮，又提示出当时世风的趋向（第207页）。实际上，对于这些问题的相当不同甚至对立的答案，也揭示了“革命党人内部的对立有时甚至超过其与清政府的冲突”（第7页）。这里作者并没有提及吴稚晖与章太炎那段私人恩怨，不知道罗先生这样的忽略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不过，依据吴、章的个人性格（吴、章二人的意气之争一直延续到他们晚年，参看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909、969页），这段私人恩怨应该会对二人立论有所影响，而且影响不会小，二人争论中所表现出的对立有多少是为打击对手而故为高论的地方，这都是我想了解而作者这里没有涉及的。
五四时期影响广泛和参与者众多的关于“整理国故”的争论，虽然是以北京大学的学生为主，以《新潮》和《国故》为主要阵地的思想论争，但却真正使国学／国粹重新回到了当时思想言说的中心地位，论争双方的相同之处并不少，且延续和发展了晚清保存国粹的朝野努力以及因此而起的争议。有所不同的是，这次的争论“已不是纯粹中西之间的学战”（第218~265页）。另外，这次论争还牵涉到“晚清以来士人的一个主要关怀（虽然是有重大分歧的关怀）：要改善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究竟是‘温故知新’、走‘古学复兴’之路还是‘面向未来、推陈出新再造一个新的文明？”（第258页）
延续到1923年初，受“整理国故”思潮的影响，社会上有了读线装书的需要和风气，因开具“国学书目”的分歧，又引发了新的一轮的、参与者基本都为新派人物的关于整理国故的争论。一向激烈的吴稚晖五四后也曾经主张整理古学，但到了1922年，当梁启超等人在质疑“科学”、提倡东方文明时，他才发现自己“思想上了大当”，于是主张将中国的国故“丢在茅厕里三十年”，“用机关枪对打”、先“把中国站住，再整理什么国故”，而康有为则重印了其于1905年已写就的《物质救国论》，作为他的医国药方，其他人也有诸如“理科救国”的类似观念，这都反映了一战后的中国又出现了从“文化”回归“物质”层面的“富强”之路的趋势（当然，是否真如罗教授所说如此，这个问题还值得更深的探讨）；然而形成悖论的是，更为精通西学也更为年轻的梁实秋、林语堂等留学生则针对吴稚晖的观点进行了反驳，趋向于肯定中国的传统学术，更借用西来的科学为国学正名，要把“科学的国学”作为“治学的目标”和“努力的趋向”（第266~306页）。这时，由于时代思想权势的转移，一些新派学者在最初论证整理国故的正当性和必要性时，基本不存在“打倒”旧文化之意，但到了北伐前后的几年间，新派学者对整理国故的认识发生了比较大的改变，转将整理国故与破坏性的“打鬼”联系起来了。最具有象征意义的是与整理国故有一定距离的文学研究会在1923年和1929年的《小说月报》上分别刊发了两组文章，前者力图为整理国故正名，后者却激烈反对国学，这个转变既显示了世风的影响，实际也透视出来在整理国故运动的开始，就有从病理学意义来看待整理国故、认为整理国故可防治中国固有疾病的思路，沿此理路，走向“打鬼”甚至主张放弃整理国故也就是自然的发展了，而且有类似这个转变的学人也并不在少数（第307…358页），这样也就逐渐导致了整理国故运动的走向衰竭。大约同时，西方的学科分类体系日渐在中国确立，国学的正当性就必须要与西方学术分科接轨，这也就导致了“国学”的学科定位与认同的危机，有人试图用“国故学”来代替“国学”，有人则干脆主张“国学”不是“学”等等，这些问题和争议反映出当时学人更多是从思想而非学术的角度来看待“国学”（第359—403页）；不过也可能有例外，如曾在美国留学而其时正在燕京大学任教的洪业就有这样的认识——他反对国学研究这种观念，觉得学问应该没有国界，所谓的国学不能孤芳自赏，而应该按学科归纳到各院校，正如不能把欧洲的科学、文学、历史等笼统归人“欧洲学”一样，还认为中国的学问应该让有现代训练、有世界常识的人来研究（见陈毓贤《洪业传》，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07页）。就在这样的思想与学术互动中，“最后还是中国所固有而西方学术分类中也存在的史学被确立下来，‘国学’一名终于不立，不得不在反对声中逐渐淡出思想和学术的主流”（第401~402页），其领地被分科后的各门学科所瓜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新式学校划分系科时，几乎全是按照西方学术分科模式——以西学来部勒国学，对原“国学”的研究范围，学者也是从西式学术分科中的文学、哲学、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角度来进行研究（参看陈以爱《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04~309页；并参看刘龙心《学术与制度——学科体制与现代中国史学的建立》，台北远流出版公司2002年版），清季民初这场关于国家与学术的争论终于以新派的大获全胜而告终，但由此所造成的偏弊却并没有随争论的淡化而休止，得势的新派在学术上靠稗贩西籍和以新材料、新方法取胜，不去读常见书甚至“借助时会，假手功名”的现象依然严重，章太炎的这个批评“今之讲史学者，喜考古史，有二十四史而不看，专在细致之处吹毛求瘢’’（章太炎《历史之重要》，《制言半月刊》第55期），可以说是当时许多学界趋新人士的共相，不过这已经是题外话了！
综合起来看，从保存国粹到整理国故再到不承认国学是“学”的这个曲折演化过程，实际上也就是“古学’’（或“国学”、“国粹”）由据以安身立命、天经地义的“知识资源’’到“须改用新式机器发掘淘汰”的“最富矿藏”（严复语），再到被送进“博物院”变为“学术资源”，最后又到“国学”的淡出过程（“知识是对事实或思想的一套有系统的阐述提出合理的判断或者经验性的结果”，因此，“知识资源”乃是指对社会合法性进行辩护的论证资源。见丹尼尔·贝尔著《后工业社会的来临》，高钴等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95页；并参看章清《传统：由“知识资源”到“学术资源”——简析20世纪中国文化传统的失落及其成因》，载《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4期），也正是新的知识传统和现代学术分科体系逐渐确立的过程（实在也是随着近代中国的主要“崇拜”而转移的过程）。罗志田认为这一过程中最显著的主线便是“广义的学术与国家的关系”，不过，也正是“国学”的淡出“进一步确立了‘中国文化’这一称谓的主流地位，此后‘学术’的含义日渐
收缩，昔人思考的‘学术与国家’的关系到今天已变为‘文化与国家’的关系了。”（第403页）
该书初读起来会觉得作者对这场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所引的材料太多，论证甚至有点反复和烦琐，让读者有时很难索解作者意旨究竟何在，其实，这样的写法可能是罗志田借鉴了陈寅恪论著的写作风格，因为从根本上讲，局限于历史研究者自身“所遭际之时代，所居住之环境，所熏染之学说”，以及其可依据的永远不可能被竭泽而渔的材料——“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欲借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那当然是不可能，另外，人类的经验可以被无穷地诠释和接受，而且历史文本也就有高度的可塑性，其具体形貌本就取决于后世不断的诠释与重构，所谓“物有恒准而鉴无定识”也，这就使得我们对历史真实的认知其实非常有限（当然也可能存在“过度诠释”后的“想当然”情况）。作者还引用陈寅恪先生之言：“整理史料，随人观玩，史之能事已毕。文章或今或古，或马或班，皆不必计也”，提示出陈氏之所以为此的一个“重要的考虑”——“即不同史家对史料的解读可能相当不同，若仅仅引用一二‘关键’语句并据此立论，读来更觉通畅而明晰，但无意中便使作者对史料的解读具有‘垄断’意味，在一定程度上排斥了众多读者对某一具体题目的参与；若将相关史料较详尽地排比出来，虽仍有作者的剪裁、处理等倾向性在，到底可以让读者有据史料而判别作者立言是否偏颇的参与余地”（第15~16页），因而该书“偏重于叙述，引用史料较今日一般论著稍详，尤其对不同见解尽量征引”（第17页），这样或许可以有“随人观玩”的效果，让读者拥有更多的诠释权，引导读者“悠然神会”（Empathy），回到历史的“案发现场”，设身处地去体会作者的“苦心孤诣”，同时也可减少由于引用者的过度解读而造成读者的先人之见，故此，本书的难读也该是应有之义了。不过，也许正是作者这样“采取回向原典的方式”，“既重视各方观念本身的异同，也关注不同观念竞争的过程。在处理史料时尽量子心对待争论各方的言论和观念，给各方以尽可能均等的‘发言权’，希望能重建出一个比较接近原状的观念竞争进程，以增进对昔人心态、观念及时代关怀的认识和了解”（第15页），才向读者传达出“近代中国多歧互渗的时代特性”——这一清季民初时期表现最为明显的面向。
在本书里，作者避免将历史人物和事件线条化处理，力图把当初的诸多复杂面向凸显出来，使读者在“悖论”中认识当时的历史，反过来，也更好地去理解历史中的“悖论”，罗先生这样的做法无疑是加强了历史本就具有的丰富多彩性，扩展了人们对历史的更进一步认识，“颠覆”了一些人们往常对那段历史的清晰明白的认知，使历史变得更为“模糊”，真是“你不说我倒明白，你越说我倒越糊涂”了，当然，越是清晰的历史著作越是让人怀疑，如果我们重建出的史实是干净利落，恰可能正好与历史的实相相悖，即陈寅恪所谓的“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也正如著名荷兰史家安克史密特（Frank Ankersmit）所说：历史修撰领域中伟大的历史著作，如兰克、托克维尔、布克哈特、休伊津哈、迈内克或布罗岱尔等人的著作，都没有终结历史争论，没有让我们感到我们终于知道了过去究竟是什么样子，一切终于澈如明镜了。相反，这些著作证明是最有力的刺激物，促成了更多书写的生产——其效果是非但不能将过去置于历史博物馆的支架上，以便从各个角度审视之，反而使我们疏远了过去（转见海登·怀特《后现代历史叙事学》，陈永国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00页），或许，这就是历史研究的魅力所在？！
其实，既然本书作者标题为“国家与学术”，其涉及面应该非常之广，但该书并没有花太多力气在有关文本之外进行太多社会学的分析，对关于“国家与学术”的论争也主要立足于精英文本在学术史层面展开，这可能会引起一些争议，但“本书大致是一种介于思想史和学术史之间的探索”，作者的主观目的是在于构建学术与思想之间的历史——“主要探讨学术的思想和社会语境与学术发展的关系’’（第15页），沿学术与思想各自发展的内在理路来探讨其演化，从而对清末民初的学术与思想演变的互动关系获得新的认识和理解，不过，究竟应该怎样对本书定位以及作者所取得的最终效果如何，那还有待于以后的实践来证明。
梁启超与吴其昌
■ 夏晓虹
知道吴其昌之名，在我主要是由于梁启超的缘故。二十年前读《饮冰室合集》，见梁氏晚年讲学清华，文稿常由吴氏记录整理，故对其人印象颇深。嗣后，编《追忆梁启超》一书，除收入吴撰写的《梁任公先生别录拾遗》与《梁任公先生晚年言行记》二文外，又仔细阅读了其绝笔之作《梁启超》。当时对吴氏扶病为其师做传、交稿一月即遽归道山的至行十分感佩，《后记》中特申敬意，称：“将生命的最后时日奉献给自己的导师，得学生如此，梁启超应该很满足了。”也因此，就我而言，吴其昌的名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