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4年第05期-第21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下对翻译者要求精通西学近乎奢侈；能很顺畅地用中文表达出原作者的意思就难能可贵了。高毅先生的译文我读着感觉畅快淋漓，很久没有从翻译的文字里得到这种感觉了。构成好的翻译文字的因素大抵包含译者对原作者的认同，读者阅读时因此不感觉是在读翻译而是在读原作者自己的文字。高先生不具译序、译后记的做法本身就体现了翻译者的自信：要说的话原作者都说了，去读即可。
米勒说福柯一生都在实践尼采的箴言“成为自己”；“他的作品像是在表达一种实现某种生活方式的强烈欲望”。福柯的自我是怎样的自我呢？“这种自我栖息在同一具人体里，与他凡人的生活共始终”。我一开始读这句话的时候一头雾水，并不知道作者是在为叙述福柯的同性恋倾向埋伏笔。福柯的生活和写作在米勒看来可以相互佐证，福柯本人也承认这一点，所以他说：“人们必须把他们所想所说的同他们所做的，同他们的真实身份进行对照。”我很佩服偶像崇拜给人带来的文字灵感。在米勒笔下，福柯那漂亮的光头都成了政治勇气的标志：“那是一颗闪亮的北极星，它指引人们向一切窒息自由精神……的惯例制度进行抗争。”
福柯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始成名。他的《疯癫与文明》前两年有了中文译本。在福柯看来，人们对精神病患者的态度是“社会管制的一种阴险狡诈的新形式”。1966年，他在第二本著作《词与物》（也有中文译本）里宣布人很快就要消亡：“恰似一张埋没在海边沙砾里的面孔。”米勒觉得福柯的这句话有如尼采之宣布“上帝死了！”他的引人注目正在于此。1975年福柯的《规训与惩罚》在法国出版，在这本书里他表达了自己对现代监狱的看法：现代监狱谦和地体现了一种强制。福柯进而抨击现代社会的方方面面，说现代社会制度极力控制个人并通过规训造就毫无创造力的人群。现代人际关系是“一套杂乱纷呈的关系”。米勒说假如你读过福柯无所不包的《性史》，就会知道现代社会无从摆脱“权力的魔爪”。死亡是惟一的解脱方式。死于性病在他看来也无非像耶稣受难。福柯认为情色是“人的抒情诗般的内核”。套用孔乙己的话，下半截文字“他的隐形的真实，他的可见的奥秘”就“教人一些不懂了”。也许叫人不懂正是现代西方思想家的魅力所在，因为“十七世纪以来西方文明演进的许多关键的方面，都必须按照他的看法来加以解释”。而这样“一位专家”眼里的专家却以为弄清是谁在说话并不重要：“不要问我是谁，也不要请我保持原态，不少人无疑都像我一样，是为藏起自己的面孔而写作的。”福柯在个人历险中确立思想：“我相信……一个作家绝非仅在书中做工作”；作家归根到底是就“他自己”展开工作。这也许就是所谓“成为自我”的过程？1983年福柯说过这样的话：“一个人写作，是为了把自己变成另外一个人……（作家）期望街上的每个人都能知道他写了一本书。这就是一个作者的暧昧的欲望……‘人们’有一种透过写作行为改变自己的存有方式的企图……”
《福柯的生死爱欲》这样写道：1948年，正当福柯克制自杀冲动之时，“一个华而不实的新人物”来到法国高等师范。这个人是路易，阿尔都塞。“一个极具学究式狡狯风格的马列主义达官要人”却影响了福柯严肃学术的兴趣。另一位值得一提的是乔治·康吉兰。在1943年出版的《正常与病态》中康氏宣称：“正是反常人引起了正常人的理论兴趣。”这位老兄还说：“规范只有透过犯规才能得到名副其实的承认。功能只有透过障碍才能得到显示。生命只有透过不适应、失败和痛苦才能上升到意识和生命科学”。很有尼采的味道。米勒认为福柯“极限体验”的领悟在此找到含蓄的共鸣。法国高师另一个奇人巴什拉尔的“看不到辨证的和谐，只看到一分为二的人文形态”对福柯也有影响：“在概念和意象之间没有综合的可能。”科学推理能揭示事物的本质，但是“惟有诗的流动意象和梦境才能让真实歌唱。”很有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韵味。1954年福柯第一次把自己的名字署在《精神病与个性》这本书上。据米勒说这本书反映了福柯学术兴趣的多样异质，也反映了他信念的混乱模糊：“黯淡的海德格尔式的系统叙述很不自然地同绚丽的马克思主义公式依偎在一起。”前此一年，福柯和朋友—·起去游意大利。在西维塔维齐亚海滨的阳光下，他耽读的是尼采的《不合时宜的思考》。“没有带刺的概念，哪来的哲学。”本已熟知的尼采的思想在那个夏天更变得新鲜了。詹姆斯·米勒如是说。“透过尼采，我对生活里的一切都感到陌生了。”读了尼采的福柯宣称要“以悲剧因素的恒常结构去对抗历史辩证法”；他要在尼采式的探索的光辉照耀下继续写书探索禁忌与梦。尼采以为只有伟大的思想家才能教导人不要因袭陈旧的东西，“人本身并没有不可改变的规则”。人本身是自然状态和文明状态的复合体。“在你必须跨越的生命之河上，没人能替你搭桥，只能靠你自己”。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里讲，在一切写作里他只取以血写作者的东西。这个“以血写作”跟福柯的“极限体验”是不是一个意思？我把这个问题留给高深的人去回答。福柯说，在漆黑的夜里，梦的光辉比阳光还要灿烂。这话倒不难解，因为“在梦里，我们能找到‘袒露的心’。”现代人的悲哀正在于连“袒露的心”都要到梦里去寻找。难怪福柯的书难懂了。
福柯自己曾经形象地解释过“伟大的尼采式的探索”。他把自己比作越出水面的鲸鱼，鲸鱼喷出水珠把水面搅乱，同时让别人相信，在水深处，“在没人能看得见他的地方，在他那不再被任何人控制的地方，他可以遵循一条更深奥、更紧凑、更合乎逻辑的轨道。”福柯的学术视野广及权力的范围和知识的限度，“他的才智广阔无垠”，他的著作是心智活动的极致体现。读福柯容易感受中土现代学术的无根，感觉翻译西学比“学术研究”更有益于启蒙。这话容易遭白眼，对不住了，不吐不快。
有风研究的“祛魅”与“祛蔽”
■ 温儒敏
胡风“集团”案是现代中国最重要的政治事件和精神事件之一，对一代（甚至还不止一代）知识分子的心态影响巨大。也许过多少年以后，历史学家仍然会对这个事件感兴趣，因为透过这一个案，可以深入地了解一个时代。打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胡风平反之后，关于胡风的各种研究论著就陆续出版，到现在，数量已经不少了。这些论著多数侧重于对胡风文学思想的发掘与阐释，或者是从文学史的角度肯定胡风的价值，多少带有为胡风申辩的味道。胡风的理论无疑是值得认真探讨的，问题是在“胡风事件”还未曾弄清脉络之前，对胡风理论的解读往往只能局限于胡风论文本身，这总是有些“隔”的。所以对“胡风事件”的发掘、梳理与解释，就是胡风研究重要的前提。以前许多论者虽然也都意识到这是研究推进的关键，但因为胡风事件与政治和人事都有极其复杂的纠缠，笼罩着某种禁忌的气氛，加上时机不成熟或材料披露还不充分等原因，大家都未能再往前一步。有的学者甚至说胡风事件研究是“百慕大三角”，既吸引人们去学术探险，也极容易把研究者淹没其中。这有点夸张，但也道出这个课题的难度。王丽丽博士选择这个前沿性的课题，有些“冒险”，但她有学术探求的勇气和理智，知难而上，尽可能掌握现在可能提供的有关材料，尽力追求文学史家应有的历史感悟力和洞察力，终于写成这部专著《在文艺与意识形态之间——胡风事件研究》。这是近年来胡风研究方面的一个突破性成果。
这部书给自己定下一个很高的目标：就是运用现代社会科学的理论对胡风事件进行全方位的解析，理出胡风事件的发生与发展的肌理，揭示事件铸成的某种必然性，从而使这段特殊的历史变得可以理解，并转化为可供后人利用的精神文化资源。应当说，这个目标基本上是达到了。全书分7章，基本思路是先探明胡风文艺思想的原生状态，然后梳理胡风事件的历史缘由与发生过程，并对事件的成因、性质做深入的理论阐释，包括对所谓“胡风集团”文化生态的剖析，最后探究胡风的自我陈述，与全书对胡风事件的评价构成互相补充核证的关系。其中最引人注目也最有学术创新意义的，是关于胡风事件的历史探源和理论阐释这两章。
这本书用了两个很有意思的词，一是“祛魅”，二是“祛蔽”，表明作者的这项研究如何“操作”。所谓“祛魅”，就是去除胡风事件的神秘感，把“暗箱”打开，了解真相。胡风一案“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但因为与政治纠缠，长时期以来将错就错，罩上一层神秘的迷雾。这些年一些有关的材料逐步披露，证明是“查无实据”的冤案，却未能解析为何“事出有因”，谜团仍未能完全打破。这本书也努力掌握和清理人们熟知或者未知的材料。但我们在打开的“暗箱”中发现的主要不是什么惊人的新材料，而是作者对“胡风事件”如何“事出有因”的周到的阐释。文章认为胡风在特定的政治斗争紧张的时代，在敏感的政治领域至少触发了三个“雷”：漠视和拒绝意识形态的“询唤”；所主张的文艺理论在实际效果上与主流文论南辕北辙；所具体组织的文艺运动方式含有“异端”色彩。该书作者不是一般地描述胡风“触雷”的经过，而是力图穿越胡风与政治的纠缠，去寻绎胡风的“理由’’与他的批判者的“理由”，看这两方如何在特定的时代氛围交锋，并共同构筑当时的历史语境。这本书的可贵之处在于历史研究中的“同情”，因而较令人信服地还原了历史语境，对那段通常看作荒诞的历史获得知人论世的理解。
同样，围绕胡风的人事纠缠包括宗派问题，也是铸成“胡风事件”的不可忽视的原因，研究者容易过分强调这方面的原因而“窄化”了胡风事件本来具有的历史内容，也就可能障碍了对胡风的深入研究，使探究浅尝辄止。王丽丽提出的“祛蔽”，就是要去除这个障碍，将铸成“胡风事件”的人事纠缠的因素限定在一个恰如其分的界限之内，并对其实际影响做出合理的解析，从而使隐藏人事与宗派恩怨纱幕背后的“胡风事件”的历史意义显现出来。“祛魅”与“祛蔽”都要依持历史的同情，实事求是地理解研究对象，而不是人云亦云，也不是锁定某一个目标刻意做翻案文章，这是一种难得的史识。
这本论文原来曾经打算起书名为“第一义的诗人”，表达对胡风敢于坚持自己认信的真理而不倦斗争的坚韧精神的敬佩与赞美。在作者看来，胡风独标“主观战斗精神”的理论，他通过编辑行为营造具有“公共领域”性质的活动，以及他为了理想而勇敢承受监禁、放逐的悲剧命运，都带有“诗”一般的性质。但作者在研究过程中还是努力抑制过分的情感投入。她的敬佩并不意味着就忽视胡风的人格上的偏执，这种桀骜不驯甚至促成了悲剧的发生：该书在肯定胡风理论独特价值的同时，也指出其未能幸免与时代共同的激进主义以及二元对立思维的缺陷。在文学史的叙述和理论剖析中，作者是在努力做到历史地全面地考察胡风的得失。这样，呈现在书中的胡风就比较真实，该书也就比目前见到的许多单纯为胡风申辩的论作显得成熟。
王丽丽原来是学文艺理论的，攻读博士阶段转向文学史研究，史论结合，正好发挥了她的特长。这本博士论文既是文学史的考察，又有她自己的理论发挥。书中运用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理论方面的一些概念和命题，用于深化对“胡风事件’’复杂性的阐释。如用阿尔都塞关于意识形态“询唤”的理论解析所谓胡风的“态度问题”，认为实质就是胡风对既定的一统意识形态拒绝“臣服”：参照哈贝马斯关于“公共领域”的论述考察“胡风集团”的文化生态，等等，都是比较贴切，有助于深化理解对“胡风事件”必然性的深入认识。这和我们通常看到那种炫耀外来理论，生硬地套用割裂了的材料证明理论的做法，是不一样的。作者自己的理论发现其实不多，她只是扎扎实实地梳理材料，尽可能和已有的研究成果对话，所借用的理论在这本书中也确实引发了一些新的研究生长点。
胡风事件的个案研究刚刚开始。更高的目标应当是通过这种研究来探讨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文化建构过程中所面临的许多重大问题。我非常乐意向大家推荐《在文艺与意识形态之间》这本书。期待这本书的出版能够引起更多学者与读者对这个课题的兴趣，有更多视野开阔、既有现实关怀又有理论思考的论作出现。这本书篇幅较长，剖析细腻，加上内容密度大，语言又有些奥涩，读起来需要有些耐性，但思想和灵感的火花仍然不时闪耀眼前，会不断吸引我们读完这本厚重的书。
读王玉哲先生
《古史集林》是《南开史学家论丛》中的一卷，汇聚了王玉哲先生治学六十余年的古史论文37篇。其中最早的两篇《晋文公重耳考》、《评傅斯年先生｛谁是《齐物论》之作者）》均是王先生大学时代的作品，刊于1938年。最晚的一篇《西周国家的历史作用》刊于1999年，其时已近二十一世纪。翻阅此书，最大的感受是它记录了王先生六十余年钻研中国上古史的历程，反映了王先生学而不厌、一心求真的治学精神。
王玉哲先生治中国上古史的兴趣源自高中时代。那时，他在语文教师程金造的引导下读影印殿版《史记》，并受本家叔父王子霖的影响读梁启超的史学论著。因不同意梁氏的看法而讨论起司马迁作《史记》的年代，成《司马迁作史记的年代考》一文，证当为元封三年。惜原稿散佚，未收入《古史集林》，但此事已见王先生善于发现问题、独立思考、不盲从大家的治学特色。
王先生治学的根基是在北京大学、西南联大时期打下的。他在北大听钱穆讲中国上古史，通读《国》、《左》，写下了几篇论文，《重耳考》就是那时所作。抗战军兴，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迁址组成昆明西南联大，王先生步行人滇，从冯友兰、刘文典、闻一多、罗常培、魏建功、唐兰、陈梦家等先生习中国哲学史、《庄子》、《诗经》、《楚辞》、声韵训诂、古文字等课程。在刘文典《庄子》课上，他写了评论傅斯年《谁是｛齐物论）之作者》的文章，否定傅先生将《齐物论》作者论为慎到之说。该文得到刘文典、顾颉刚、冯友兰、闻一多诸先生的好评，但傅先生却不高兴，说王先生专喜作翻案文章。此一风波竟影响了王先生报考北大文科研究所研究生，最后仅以备取生的身份录取。这篇学术批评文章遂被王先生深藏箧底，在《古史集林》中才第一次付梓。
在北大文科研究所期间，王先生的导师由傅先生转为唐兰先生，他得以深入学习古文字学，在唐先生指导下撰《宋代著录金文编》稿本上下册，并完成学位论文《獾狁考》。王先生治上古史擅长于历史地理与民族史领域，《獾狁考》实发其端！此文未公开发表，但其中论卜辞方即獬狁及西周太原、洛之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