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4年第05期-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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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宋元版书，也未必皆可称善。清刻本中，又焉知不存在与宋元善本相媲美者呢！一代有一代之风骚，宋元如此，清代自然也不例外。作为再现一代风骚的刻本书籍，宋元与清一样，各领其时代风骚而已。即以清刻而言，不是也有过“清初武英殿版书籍，精妙迈前代”及“康版更在宋版之上”的评说吗？
古籍年代越古，其作为文物的价值也就越大。此乃不易之论。问题的奥妙与关键在于，年代越古，文物越稀少；文物越稀少，价值自然越昂贵。古籍善本也是一样，逃离不了这一文物规律。笔者认为，这才是古籍收藏中产生“佞宋”现象或“贵古贱今”现象的根本原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文物（包括古籍善本）一旦作为商品进入流通与交换的视域，这一定律的作用就更加显露无遗。相对而言，尽管也有共他诸种因素在起作用，但也不过是次要因素。
话说回来，打开《清代版刻一隅》一看，我不禁惊呆了，半天竟说不出话来！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么美的刻本。原来清代还有这么多精美绝伦的刻本。如果不是书名的提示，我压根儿就不会想到这些书是清刻本。相反，我会习惯性地认为这都是宋元或明刻呢！黄裳先生编辑出版这本书的目的，于我一下子就达到了，这就好像菩萨现身说法一样。
更令读者击节叹赏的，是黄裳先生以他超绝的文笔，为每幅书影都作了几句精警的题识，风流蕴藉，与书影相配，珠联璧合，给我们带来了审视与领略清刻本艺术之美的无限欣悦。兹不妨列举数例，以飨同好。
例一：《记素斋集》。康熙至雍正刻本。集十卷，诗四卷，文六卷。后附行述。雍正二年子致远“书后’’云，集诗前三刻皆娩曾自刻，第四刻则雍正中续刊，文亦如之。知此集于康熙雍正间陆续刻行。版心下有刻工姓名，写手如一，刻工亦前后无异。精楷精雕，笔法锋棱毕现。开花纸初印，纸墨晶莹。法时帆旧藏。
例二：《野鸿诗的》。乾隆二年长吟阁刻本。前有乾隆二年自序。此本与《长吟阁诗集》皆作者自书上板，与通常书手不同，而别饶风致。后重刊入《昭代丛书》中，删易任心，此为原刊，尚存真面。
例三：《春花阁词》。乾隆刻本。二卷。前有黄之隽、陈撰、符曾、张四科、凌应曾序。辛卯王鸣盛序。江恂序。沈大成、钱大昕题辞。开板精雅，为清刻妙晶，视精写刻本，别有一番情致，各擅胜场。殊不必独目写刻为“精刻本”也。
例四：《红楼梦酒筹》。咸丰刻本。朱墨两色套印。前有庚申仲秋竹叶山斋主人叙，当作于咸丰十年。次兰陵鹿菇氏序，次例言。次酒筹式，次荣宁二府宗派，次人物表。后附《西游记》令。镂刻甚精，细审原书，系先朱后墨两次套印者。
例五：《从政录》。道光刻本。四卷。前有道光二十一年汪喜荀自序，次姚祖同题词，阮元、唐鉴、林则徐、顾莼等书。后有宋其沅、郭尚先等跋。此本写刻俊爽，写样非出一手，于清刻中为别格。叶数俱墨钉。
黄裳先生的每款题识，其实都是该本之小史，且又集史与鉴赏为一，这就不独给我们展示了清代刻本风采绰约的美，而且也教给了我们关于清刻本的诸多版本学知识。黄先生的赏鉴之语，也是因书而异，独出心裁，绝不同一。诸如：版刻娟雅、刊刻极精、图版尤佳妙、写刻工致、字体瘦劲工妙、写刻奇古、版式精雅、刻甚疏朗、开板疏朗明净、写刻精好、小楷娟秀、然刻不草草、写手跳掷飞动、版式宽衍、秀逸古媚、气息静雅、书法宛妙而刻工又足以副之展观不异佳帖、开板亦更多华美、端凝疏雅、纸墨晶莹、尚存峭厉之势与通常圆熟者不同、楷法精熟姿媚横生、作字精圆……。把黄裳先生这些鉴赏语一一汇总在一起，不啻就是关于清刻本的一篇美学辞书。
书中除195幅文字书影外，还有六幅绘画书影。其中二幅尤为引人瞩目。一幅是《唾绒余草》中的“海山仙人小影”。页面上的“海山
康熙刻《通志堂集》
仙人”是一位名叫吴小姑的妙龄女子，端谨姣美，手捧书本，正在凝神阅读。叙称她“极有才名，本自无双”。笔者始终有这么一种想法，认为著者肖像页乃至藏书票原理的发明应在我国，而不应是从西方后来输入的，如今仔细看了这幅“海山仙人小影”后，更加坚定了这一想法。黄裳先生对此刻本的评价为：镌刻疏隽，行款秀雅，亦奥东雕板佳品。另一幅是《静好楼双兰记》中的“兰花”图，页面上一朵美丽的兰花，蓓蕾初绽，肥蕊赤露。画风刻风淋漓尽致，天韵天成。笔者研磨兰文化几近二十年，睹此物不能不为之怦然心动。
重要者，《清代版刻一隅》给予我们一个客观公允的启示。综观诸家关于古籍善本的定义，笔者认为，判断善本书大概不外乎四条基本标准：一是从时间上考察，当然越古越旧越好；二是从质量上考察，当然是名人手校（手写、手抄、手录、手批、手跋），印制精良，差错越少越好；三是从数量的多少上考察，当然是越少越好，俗话说“物以稀为贵”，无论是什么东西，一多了就不值钱了；四是从流传过程中的附加值方面考察，当然是“镀金”越多越好。这里讲的“镀金”主要指书本流传过程中附加或累积的新生文化价值。例如，著名的宋刻《前、后汉书》，流传到清代时，已被赵孟烦、钱谦益等著名文人收藏过，乾隆皇帝还曾亲自为其题跋，则其身价之昂，自然是不同凡响的了。
上面所谈，主要是针对清代以前的古书而言。从现今来看，清代的书、民国时期的书乃至1980年以前出的书，都可按以上标准去衡量、收藏和研究。
总之，黄裳先生编选的这部《清代版刻一隅》，是值得我们时时研磨，细心品味的，它不会因时间的流逝而“减色”。另外，书中由黄先生亲笔撰写的《序》及《清刻之美》（代跋），如他的其他散文一样，也是两篇不可多得的美文，殊堪一读。
那不是一群小“精神贵族”么？
■ 刘鹤守
抗战期间，重庆南开中学设在重庆沙坪坝，名重一时。各方学子，以人南开为荣。南开学生举止端庄，走出校门，即便不戴校徽，人家也能认出那是南开学生。社会人士对他们分外尊重：一位学生放假乘车买不到票，车站站长看到是南开的，就特别为他开了绿灯。陶恒生（史书《高陶事件始末》作者，陶希圣之子）不无深情地回忆他考南开：“居然榜上有名，我仿佛一步登天，又好似在梦中，不敢相信。直到今天，我还常常在想，出身于那样一个不像样的小学的一个‘浑球’，居然能够考取当时大后方最有名气、水准最高、学习环境最好的中学，是怎样的‘异数’？倘若当年我因自卑而不敢去考，或考而不取，今天的我又会是怎样的一个我？”
我作为六十年前该校的毕业生，《沙坪岁月——重庆南开校园回忆录》的编者，常常自问：南开学生在当时社会中归人何类？突发奇想：“呵！那不是一群小‘精神贵族’么？”
诚然，自近百年前辛亥革命以来，贵族犹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当时，由于社会把南开说成“贵族学校”，以至该校主任、教育家喻传鉴为文反驳：“学生入学凭成绩，不论门第。”“人学以后，衣着同，膳食同，训练同，亦未因其来自富家巨室，而予以特殊待遇。”“南开收费并不较他校为高，学生生活亦并不较他校为奢。”“浅见者说，又以为南开校舍宏大，即是贵族学校的特征。但学校系社会事业，负树人大计，一切建筑自当求其坚固，一切设备，自当求其完善。”一直到近年，尚有南开校友撰文指出：五六十年代北京某些学校和八十年代出现的一批豪华型民办学校才算是贵族学校，“这类学校中比家庭门第，比家长官职，比家庭钱财……经常听到的：‘我爸爸是三八年的，你爸爸是那一年的？”我爸爸是正军级，你爸爸是什么级？’之类的话。他们在校里看不起老师，在社会上看不起民众。‘文革’初期一批打着‘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旗号的红卫兵大多出自这类学校的培养。”
如今，“贵族”称谓又时兴起来了，在道德缺失的社会无非用以炫示拥有权势和财富。其实真正的贵族是从骨子里长起来的，如章诒和女士所描写的康同璧母女那样，即使潦倒，仍不失其高贵的气质和行止。这可不是时下“贵族”学得了的。“精神贵族”有异于“贵族”或“物质”贵族。至于我称作“精神贵族”的南开学生是怎么模样呢？学校怎么培养他们呢？可以从《沙坪岁月》这本书上的形象话语中见到片鳞半爪：
教育家主校。校长张伯苓和主任喻传鉴以教育为终生职业和追求，在天津几十年的办学创立由小学、中学、大学到研究所的南开学校。抗战时，张伯苓身为国民参政会副议长，中外贵宾、国共领袖频频到访，他却要将校长办公室设在教学楼里：“校长办公室就是为学生、教师办事的么，没有学生算什么学校！”胡适引用他所自述：“我既无天才，又无特长，我终身努力小小的成就，无非因为我对于教育有信仰有兴趣而已。”
精专敬业的教师。个个都是饱学之士，又能循循善诱。他们立志终生从教，安贫乐道。有的本来可以在大学教书，却宁愿到中学来，认为中学阶段对青年至关重要。学生上课听得津津有味，“下课铃响，才如梦初醒，回到现实。”由于师生的投入，在课堂上学生把课业听懂记住，以至不须课后更多的复习。
高升学率。学生学习认真勤奋。当然，报考南开者众，只有几十分之一的录取率。人校后，考试升级制度严格，不管是谁（达官贵人子弟也不例外），考试及补考成绩不及格者或留级或退学。故顺利读到毕业者只占六年人读的四分之一至五分之一（高淘汰率）。故毕业生升大学率接近百分之百，同时考三个大学者大多都被录取。
体育、美育、技艺活动多姿多彩。校长常说：“不会玩的是傻孩子。”学生下午三点半后离开课堂，参加球类、体操、话剧、京戏、歌咏、器乐、壁报、绘画、摄影、劳作、无线电等等各种课外活动，培养学生十八般“武艺”，校园一片欢乐声。各项活动成绩斐然。篮球、足球比赛战胜大学队，垒球比赛与美军对阵。音乐演出不亚专业团体，校际比赛迭居榜首。话剧演出过《北京人》《少年游》《娜拉》《风雪夜归人》等多幕剧，京戏演出过《西施》《坐宫》《女起解》等传统和新编剧。
寓乐于教，陶冶情操。体育贯穿Sponsmanship（运动家精神），内涵包括FairnaY（公平比赛，光明磊落）原则和Tea一。rk（团队精神，合作协力）的要求。戏剧演出活动使人获得艺术的享受，也使人受教育。演员自咏：“捧出心演戏，演戏需人戏。人生欲何求，追求真善美。”校园的歌声净化心灵。“月儿高高挂在天上，光明照耀四方……在这个静静的深夜里，记起了我的故乡……”家国之悲在青年学子心上烙下永不能磨灭的刻痕。
抗战时生活的艰辛和良好教养。敌机轰炸频仍。“晨光未露，课堂上一课又一课……雾散，向山边防空洞行进……”“晚上无电，我们在教堂里点了蜡烛做功课，一边做题目，一边轻轻唱起来，其中有一曲是“准愿重听我都纳故乡，溪水流潺潺’……”学生穿划一的校服，男生光头。素食，菜肴不足。住校，回家交通不便。学校执行严格的作息、请假制度。宿舍整洁，床上铺得像豆腐一样方方iEeE。设有“镜箴自鉴”，在校门穿衣镜旁刻有箴言：“面必净，发必理，衣必整，钮必结。头容正，肩容平，胸容宽，背容直。气象：勿傲、勿暴、勿怠。颜色：宜和、宜静、宣庄。”让学生按此养成卫生习惯和文明举止。
同窗情深。同学来往从不论对方的家庭背景，甚至不知道、不探问。大家生活在同一个环境里，平等和睦相处。在同学问若说成某人Selfish（自私），就是对他最大的贬损和侮辱。在课业、技艺切磋上，在竞赛场所、表演舞台上，在校园游乐玩耍时光，洋溢友情，“家里的兄弟姐妹都没有同学的关系熟”。当同学唱和情到浓时，如喻舱居（港台资深报人）所忆：“继淹兄如玉树临风，倚身横笛，十指回旋，五音清扬；文圻兄等摇头晃脑，扣指击节，眯眼睁目，高吟低哦；把所有少年维特的烦恼都暂且忘怀了。”
以天下为己任。南开校训是“允公允能 日新月异”。公的教育处处体现在学校各项活动之中。学校最有特色的一项活动是每周邀请不同政治派别、不同观点的名人来校演讲。他们讲国际大局、抗战形势、时政财经以迄天文地理、文化教育、科学技术、修身养性、立志报国等，无所不包，大大开阔学生的视野。有一次马寅初演讲指名道姓抨击财政部长孑L祥熙贪婪，给同学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又如时事辩论比赛，题目选的大都涉及国际大局。有一次举行辩论会，选个琐碎生活问题，校长知道了说没出息，这是什么时候了。题目后来改成“美国是否应该参战”，不久，果然珍珠港事变爆发。再如办壁报，琳琅满目，指点校内、国内和天下事。周恩来夫妇来校曾伫足在壁报栏前，“夫人指某报载延安跳舞盛会消息一则，二人相盼。”（重庆《世界日报》，1946年4月8日报导）
如上所述，无甚高论，无非办学外则不攀权贵，不牟金钱；内则择徒从优，择师从优，教育从严，得天下英才而教之。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所培养出的学生称之为“精神贵族”，其实就是具有独立意志、独立人格、尊重社会，有责任感的公民，具有远大目光、高尚情操、丰富学识、平常心态的精英分子。他们有异于没有头脑的工具，追逐享受的宝贝。
编者在书中慨叹：“当年学府的冰清玉洁，是否可作为时下的一面镜子呢？”或答：“现在时代变了，没有你的老调唱了。”无论如何，多一些“精神”贵族，少一些“物质”贵族，社会才有救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