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学评介丛书 显微镜中看人生-自然主义文学-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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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主义文学的特征，是与自然科学原理及方法相关的。

　　首先，它追求一种自然科学式的周全齐备、繁细具体的描写。宏观上，作家立意要对第二帝国时期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写得面面俱到，无一遗漏；微观上，则是对具体场景、具体事物的描写提高到空前绝后的详尽程度，并且这种描写不仅是为了表现主题、塑造人物、叙述故事而使用的手段，它本身就成了目的。这对于后来的新小说派的专门描写“物”而言是一种先导。

　　自然主义在描写生活事件与人物行动时，力求削除任何浪漫成分与奇异色彩，避免人为的布局与匠心的安排，而致力于日常生活化，以求用活生生的图景和生活进程来实现对完全真实的追求。这就使得一些与主题情节完全无关的生活细节也进入了作品，如一个妇女的梳妆过程，一桌酒席的上莱情况，这类生活实录与照像式的描写在自然主义作品中是屡见不鲜的。

　　自然主义将自然科学严肃冷静的精神发展到极端，便显得严酷冷峻。它不仅不回避丑恶，甚至还乐于表现各种丑恶。一切禁区都被打破，一切自然界的、生活中的东西都进入了作品，这诚然有时因其过于露骨而让人不能卒读，但也开拓了文学题材和表现范围，并且对腐朽丑恶暴露得淋漓尽致而抨击得体无完肤。

　　自然主义最大的特点，还是在于它从生理的角度来观察人、理解人与表现人，它重视人作为自然人的一面，将人的行为、思维、情感主要归因于人的生理机体。这以前浪漫主义重“灵”与“情”，现实主义也只是加进了“欲”，而自然主义则把人的“血”和“肉”都带进了文学，表现那发挥着自然机能、由生理机制支配其运转的“血肉之躯”与“灵”、“情”、“欲”的关系。如《一生》中，婚姻生理学是影响男女主人公家庭关系、决定女主人公命运的决定性因素。自然主义的这个角度从另一个方面开拓与充实了对人的写实，对二十世纪文学产生了显著影响。

　　此后，人不再被写成单纯的社会人，而也被写成自然人，即从生理、心理、社会环境、历史条件等多方面来分析人的行为，从而将人写成了全面的人和真实的人。

　　自然主义文学的成就与贡献，在于它出色地对自己的时代社会进行了真实的描写，既留下一份关于一个历史时期的经济、政治和风俗人情的文献资料，又留下一份真实描写现实和描写人的艺术经验的宝贵财富。

　　自然主义也存在着局限性。自然主义作家专注于历史或自然科学，缺乏哲理性思考，作品缺乏思想的闪光。他们不注重伦理道德的探讨，没有任何倾向性，过于淡泊。他们追求严格的写实，而缺少艺术的加工与提炼，显得繁琐、呆板和滞重。对丑恶的过多、过细的描写，对生理状态与行为的过分渲染、有时令人难以接受甚至引起读者们的反感。他们从生理和遗传角度描写人，尤其是将这些因素绝对化，削弱了对正常人性与社会性、阶级性的挖掘，损害了人物形象的描写。

　　自然主义作为一种文学思潮和一种创作方法对文学的影响，首先是在十九世纪后期的法国和二十世纪初的欧美诸国掀起了一场自然主义文学运动。由于各国的具体社会历史条件不同，自然主义文学运动状况也有差异。

　　自然主义在德国兴起的最主要、最直接的原因，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德国文学正处于一个低潮时期，当时德国文坛上的“摹仿文学”一味摹仿古典作品，脱离现实，粉饰太平，即使是坚持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作家史托姆、凯勒等人，也因蛰居偏村僻壤，把握不到工业化时期的新变化、新动向，创作不出富于时代气息的力作。这种状况引起一批年轻有为的作家的不满，他们把眼光转向国外，从异域吸收新鲜空气和营养。此时，自然主义运动在法国已成正果，以其绝对真实的态度和严厉的批判精神显示出反映复杂生活、把握动荡时代的非凡力量。德国作为邻国，理所当然会近水楼台先得月。德国的社会和文坛现实的需要与法国自然主义的创作方法所提供的可能相结合，一批优秀的自然主义作家和作品就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了。著名的有被誉为“德国的左拉”的小说家马科斯·克莱策尔　（1884——1941）的代表作《梯姆坡师傅》；威廉·封·波仑茨的小说《农民卡特纳尔》；康拉迪的短篇小说集《暴行》，阿尔诺·霍尔茨的　《哈姆雷特爸爸》及戏剧家盖尔哈特·霍普特曼的代表作《泽里克一家》（与史拉夫合作），史拉夫的《奥尔第师傅》等等，真可以称得上盛极一时。欧洲其他许多国家的文学创作受到了法国自然主义的影响，但都未曾像在德国一样掀起一个小高潮。

　　日本属于东方文化系统，但它较早较多地接受了西方文明的影响。

　　明治维新以来，随着西方文化科学的传入，自然主义也被带到了日本文坛。当时的日本社会，在政治制度、思想观念等各方面还带有浓厚的封建性，文坛普遍感到压抑、窒息，需要突破障碍，尽情宣泄。于是，西方自然主义的那种纯客观、无禁忌的创作方式便与日本作家们一拍即合，并在某些方面　（如性描写）发展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拉丁美洲还是一个几乎尚未开化的地区，保守、愚味、落后，许多人尤其是农民，本身就接近于生理性动物，不依人类文明法则行事，自然主义的某些原则对于拉美文学反映生活而言具有更多的合理性。传统道德不容许如实暴露这一切，对那些大胆的、尖锐的自然主义作品横加指责，但这反而扩大了自然主义的影响，使作家们认识到自然主义原则是一种能使他们有更大用武之地的原则，读者们则由这些无所顾忌而深刻有力的作品全新地认识了自己的大陆及自身。

　　自然主义对世界文学之影响的另一重要表现是：它对现代主义诸流派有这样或那样的启发、引导作用。从文学表现的广度讲，在自然主义之后，文学禁区不断缩小，作家们的笔触从生理到内心隐秘，从情欲到尖端几乎无所不包。从深度来说，情节流程的动力由外部冲突演进到生理冲突，意识流干脆只展示心理运动本身而略去其原因与结果。表现手法上，传统的模式已不足以容纳日益深广的内容，作家们开始充分发挥自己的创造力，采取各种手法，甚至是荒诞的手法，如超现实主义的自动创作，实际上是自然主义的忠实照录的极端发展。

　　从实证哲学到自然主义

　　从实验医学到实验小说

　　自然主义文艺理论的哲学基础是孔德的实证主义，泰纳、左拉的文艺思想均深受他的影响。

　　奥古斯都·孔德（1798—1857），法国哲学家，曾任圣西门的秘书，实证主义哲学的创始人。他把哲学分为神学阶段、形而上学阶段和科学阶段，也就是所谓的虚构阶段、抽象阶段和实证阶段。他将实证等同于科学，宣称实证即实在、确定，否认推理的作用和事物的内在规律性，过分拘泥于具体现象。他是一个学究习气浓厚、眼光狭隘的哲学家，既反对黑格尔的绝对唯心主义，也反对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一味推崇自然科学的方法，而又不能用联系和发展的眼光看问题，所以将实证视为人类智慧的最高体现。

　　孔德的著作主要有《实证哲学教程》和《实证哲学精神》。在这两本书中，他认为，只有以观察为依据的知识才是真理。依此类推，那么，只有完全实录或确有生活原型、事实依据的文学作品才能蕴含和揭示真理。龚古尔兄弟的实践与这种理论不谋而合；莫泊桑正好在观察方面有特殊本领，表达能力也是强到滴水不漏的；左拉则是有意识、有目的地从文论到创作两方面向这种理论靠齐。然而，观察固然重要，但它只是获得真理的前提，人的思维、经验、创造力才是发现真理的更重要的因素。对于作家来说，细致观察和精确表达诚然是一种必要的能力，而提炼生活，进行艺术加工也是必不可少的。否则，文字显得冗长，而铺展的内容却很有限。实际上，龚古尔兄弟、左拉、莫泊桑等也并没有成为生活的奴仆，相反更多地发挥了他们作为文学大师的能动性。孔德强调实验哲学的基本性质是把一切现象之间的先后关系和相似关系看作真实的规律，号召人们放弃对现象的内在原因的分析。他之所以排斥推理、想象、概括、归纳，是因为在相互依存的现象中，规律常常已经浮现出来，推理、想象等已经在一瞬间凭借经验与惯性完成。否则，一个哲学家竟然不运用推理、不重视推理，这简直不可想象。应当说真理在实证过程中已经显现，对于孔德这样认识能力强、反应迅捷的人来说，实验本身足以显示一切了，推理只是多余。而对于自然主义作家来说，当他们看到现实生活中的原始材料时，他们已敏锐地感悟到了情和理，因而认为生活本身足以说明之，才使用了那种绝对忠实生活、冷静客观的创作方法。

　　孔德认为他已经成功地通过实验的途径发现了人们思维机能所服从的“规律”，而超越了人类认识第一阶段的神学世界观，排斥了那些错误知识和虚假的神圣形象；也超越了形而上学阶段的一味追求事物的抽象本质，强调感性的、直观的材料蕴含了最高的真理。这样他等于否定了文学上的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而推出了自然主义。实证主义在哲学上带有不可知论倾向，在文学上则是等同于福楼拜的不带任何主观色彩的绝对客观。龚古尔兄弟是不折不扣地作到了这一点，对于左拉、莫泊桑而言，则只是尽量如此，因为他们没有龚古尔兄弟那样的在历史研究过程中养成的冷静客观的写作习惯，而更多是出于对实证主义观念和自然主义理论的依从。

　　从孔德到左拉，中间还经过了泰纳这一重要环节。孔德影响泰纳而泰纳再直接影响左拉。泰纳　（1828—1893）是法国著名的文艺理论家和历史学家，《英国文学史》和《艺术哲学》的作者。他在孔德的实证主义和达尔文的进化论影响下，用自然界的规律解释文艺现象。在　《英国文学史》导论中，他提出了著名的“种族、环境、时代三方面动力”说，认为文学创作的发展依赖于上述三动力，其中种族包含人的先天的、生理的、遗传的因素，环境包含地理的因素，时代包含文化的因素。他将种族因素推至首位，认为它是内在动力；环境则是外部压力，时代只是后天促力。这也就是说，自然因素是先天性的决定性的力量。这一观点在左拉的文论和创作中常有体现，尤其是生理和遗传，常常是小说的起点和终点，甚至它本身就成了叙述和表现中心。

　　泰纳将实证论发挥到更具体、更丰富翔实的程度，从而成为实证论美学最有影响的人物。泰纳认为每个人的生活状况与生活过程都不是绝对孤立和截然不同的，而是具有某些共同的思考方式和行为方式，这些方式是个人的种族天性所固有的；因此，可以采用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将这些种族共性挖掘出来。泰纳深信自然科学的实验可以移用于社会科学研究，左拉也深信小说可以变成试管，或者是病房与实验室。泰纳说人的心理和行为的原因或由于虚荣，或由于勇敢，或由于诚实，或由于消化，或由于肌肉活动，或由于体温。气质与生理成了决定因素。左拉深受这种观点的影响，以至用他的一句名言作《黛蕾丝·拉甘》的卷首题词——“恶行与美德也是硫酸盐和糖一样的产物。”

　　泰纳将社会史和自然史相提并论，他说，在这两者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自然群，即按一定的总门类形成并按科、种、属分类的个体。在这两者中，研究的对象皆为内部长期变化的生物体；原始的形态遗传下来，而新获得的特征只是部分地逐渐地传给了后代；机体只是在环境的影响下得到发展；生物体的每下一代的状况皆因其双重条件而具有上一代的状况以及该门类的总趋势。无比完善的人类动物是其他动物进一步的继续。由于人的特性　（包括构成人的特殊地位的高级特性以及与其他动物所共有的低级特性）源于大脑活动，所以机体规律将其威力扩展到一定的范围时，自然科学便停止发展而让位于“精神科学”。不过，在“精神科学”领域内仍然还保留了自然科学在自然现象领域内规定的因果依存性。一个种族固有的精神代代相传，不论文化发生什么变化，它都保持不变，并且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在有机界中，遗传的特征同外部环境相结合，成为下一代机体的必然条件。根据泰纳的这些观点，再看看

　　《卢贡·马加尔家族》，就能发现左拉的创作所受泰纳影响是多么深。“一个家族的自然史与社会史”这个副标题本身就是重复泰纳将二者联系起来的总说法，而卢贡·马加尔家族首先是一个由遗传学决定的自然群，各代各人就是泰纳所说的总门类下按科、种、属分类的个体，家族世系图与生物进化树、生物种属几乎没有区别。家族史小说首先在总构图上注明备代各人之间的生理联系、自然属性，而后，按泰纳自然让位于精神的观点，左拉着重描写人物作为社会人的社会活动，从而使小说没有成为自然科学教程而成为有社会意义、历史意义和审美意义的文学作品。只不过，亦如泰纳所言，遗传与环境结合影响下代机能，左拉受此启发，将遗传与社会环境始终联系在一起，使人物始终兼有生物属性与社会属性，家族内部代代相传的也是这种双重属性。应当说，只要不失之偏倚，这比单纯从社会性角度描写人更全面、更深刻。而许多自然主义作家则多少有点兼片面与深刻于一身，于是又受推崇，又遭贬责。

　　左拉在创立实验小说理论时，处处引证贝尔纳的论点，贝尔纳的实验医学是左拉实验小说的自然科学基础、理论根源。克洛德·贝尔纳（1813—1878），法国著名生理学家。中学时对文学感兴趣。后中途辍学，到里昂一家药店当职员。二十岁左右来巴黎学医，在法兰西学院生理学家马让迪手下工作。曾两度获得法国实验生理学大奖。他在法兰西学院先后开设过“医学中的实验生理学”和“神经系统的病理学和生理学”等课程。1865年发表《实验医学研究导论》。这是一部实验医学专著，但对哲学、文学产生了巨大影响。关于它的主要内容和对左拉的实验小说的影响，可从左拉的自然主义文学理论名著《实验小说论》中得以了解。

　　在《实验小说论》中，左拉声明，他所谈及的应用于小说和戏剧的实验方法，不过是一种借鉴；贝尔纳的《实验医学导论》，是他的理论基础与论据。然后他扼要地介绍了　《导论》的内容，主要包括：一，实验是一种人为发起的观察，实验者永远独立思考，不先入为主，一切现象，先予验证再予接受。二，有生命物体主要指人的自发性并不阻碍实验的应用，唯一的差别是无生命物体处于外界的、一般的环境中，而高级的有机体的组成部分则浸泡在内在的、完善的环境之中，这些环境也具有物理、化学性质。三，实验产生的目的，对有生命体和无生命体是相同的，是为确定某现象的必要条件。实验科学不应该去关心事物的为什么，而只说明是怎样。具体到左拉的创作来看，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