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学评介丛书 显微镜中看人生-自然主义文学-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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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2年）。 1992年9月28日，他在巴黎寓所因煤气中毒而不幸逝世，有人怀疑是反动派谋害所致。
左拉一生创作的成就较之巴尔扎克固然略有不及，但算上他理论上的建树，就足以和巴尔扎克分庭抗礼了。
自然主义是左拉有意识、有目的创建起来的一种标新立异的文学主张，他创建它的意图是要成为一个划时代的作家，要在创作上与理论上具有自己的，不同于过去时代大作家的东西。“自然主义”一词原用于哲学领域，含义是：除自然外，不存在超自然的事物，一切都包括在自然的法则中。泰纳在《巴尔扎克论》中对自然主义作了这样一些规定：“奉自然科学家的趣味为师傅，以自然科学家的才能为仆役，以自然科学家的身份看现实。”左拉的阐述更明确、丰富、系统、完整：一、小说家最高的风格就是真实感，而真实感就是如何如实地感受自然、表现自然。真实性是文艺作品是否有存在价值的标志。二，排斥与否定浪漫主义的想象。三、否定作家的主观色彩，认为主观色彩不是把场景缩小了，就是把它夸大了，使一切都浸渍在虚伪的色彩中，一切都张牙舞爪而又支离破碎。四、作家的个性与独创性当然不能排斥，但它们也是在真实地表现自然上的独特方式。五、把科学的方法介绍到文学中来，文学理论与自然科学结合，在文学创作中运用自然科学的实验方法，认为文学也能借助实验方法而成为科学；把医学的遗传学说引入文学，要求按照遗传学的观点去描写人。左拉的自然主义文学理论，从根本上说与现实主义的写实性是一致的，只是在如何写实上与巴尔扎克有所不同而已，一方面，它从生理方面解释人的行为方式，补充了一个真实地描写人的新角度，另一方面，它往往忽视社会对个人行为的影响，又难免让人觉得偏颇。反映到创作实践中，他的作品较之巴尔扎克的作品，既同是展现了整整一个时代的详尽社会景象，在表现手法上又各有得失，各显风骚。
左拉的创作经历了一个由浪漫主义到现实主义，最后转向自然主义的过程，如早期的中短篇小说集《给妮侬的故事》就带有鲜明的浪漫主义色彩。而其后的一些影响不大的小说则深受法国现实主义文学影响。
成就最大的当然还是在自然主义创作方面。这类作品主要是长篇，也包括一些短中篇，如 《夏布尔先生的贝壳》就是短中篇中较有代表性的一篇。整个故事发生在一个明确的婚姻生理学的背景上。夏布尔先生因肾阴不足而无嗣，他接受一个医生的建议，携年轻漂亮的夫人去美丽的海滨浴场，在那儿大吃贝壳肉。当他充满希望地进行这种无效的饮食疗法时，他的妻子却以最自然不过的方法解决了他的苦恼——一次浪漫的外遇使她怀了孕，而当她生下一个男孩后，糊涂得可爱的夏布尔先生还喜不自胜地到处向人夸耀贝壳的功劳。左拉以高超的手法绕过了人的自然生理这个本来无须多加表现的问题，让它只成了一条远远的地平线，而在这条地平线前上演了一个有浪漫情调、发散着大自然气息的爱情故事。它既是自然主义的典型作品，又没有一般自然主义作品的琐细繁复、平淡无味，而那种客观冷静的笔法使得故事情节象生活之流缓缓而来。
《小酒店》是家族史巨著中第一部具有重大意义的作品，它提出了尖锐的社会问题，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两方面都表现了左拉的自然主义的重要特征。《小酒店》的主人公绮尔维丝，父亲以编柳条筐为业，母亲若瑟芬·加沃丹是一个小莱贩，劳累而死，绮尔维丝在贫困、劳累、被虐待和缺乏教育中长大，十岁就开始当洗衣娘，十四岁与同乡青年朗第耶同居，生了两个孩子。后来他们到了巴黎，性情奢侈、好逸恶劳的朗第耶又同别的女人姘居，而将绮尔维丝和两个孩子抛弃不顾。绮尔维丝在极端困难的处境中挣扎奋斗，出卖劳力，独立担负起抚养孩子的重担。在这过程中，她得到青年工人古波的帮助，并结婚同居。两人努力工作，勤俭持家，生活得很幸福。绮尔维丝积攒了一大笔钱打算开一家洗衣店，不料古波在屋顶上做工时摔了下来，养伤期间不仅耗光了积蓄，而且养成了酗酒和懒惰的恶习，这时，朗第耶又笼络了古波，成为他的朋友和他家的食客，勾引绮尔维丝，成了实际的屋主。在朗第耶的腐蚀下，绮尔维丝日益贪吃、惰怠，沉醉在酒与肉欲之中。店铺不久倒闭，她沦为娼妓，女儿娜娜也出走当了娼妓。最后，古波酒精中毒疯狂致死，绮尔维丝死于饥寒，朗第耶则投靠了别的女人。
这部小说的显见意图是指出酗酒的危害，支配人物命运的直接原因就是酗酒。酗酒使一个生机勃勃的家庭走向衰败，使一个勤劳健壮的妇女走向堕落。书中还写到一个叫俾夏尔的工人，酗酒使他天良丧尽，人性灭绝，将妻子虐待致死，又整天折磨小女儿。当时酗酒是法国社会的严重问题，左拉以此来解释一个人、一个家庭的变迁，是一种自然主义者特有的思路。
这部小说还试图从遗传学的角度去表现主人公命运的必然性。他在小说中屡次指出古波生于一个酗酒的工人家庭，父亲就是因喝酒过量而从屋顶上摔下来跌死的。绮尔维丝的父母都是酒精中毒者，他们在醉酒中结合而有了绮尔维丝，父母性情都遗传给了她，她母亲有与男人一粘着就离不开的特点，这使得维尔维丝也容易被引诱和堕落 （这又遗传给了女儿娜娜）；甚至连她的跛脚也和母亲一模一样。
这部小说还有一个明显的自然主义特点，作者总是不厌其烦、不避其讳地描写生理性细节，如古波临死前的疯狂状态；对一些生活现象也作了过于繁琐的、堆砌性的描写。
《小酒店》中男女主人公的女儿娜娜从十五岁起就浪迹街头，沦为下等妓女。她成了左拉家族史小说第九部《娜娜》中的主人公。小说开始时，她被低级剧院经理捧上万象剧场舞台，主演一出庸俗的歌剧 《金发的爱神》。她的演唱极为拙劣，但她的裸体却赢得了狂风暴雨般的掌声，使得观众迷离心醉，轰动了整个巴黎。上流社会的淫徒色鬼趋之若鹜，她家门庭若市。她一面与绅士们周旋，一面仍去妓院。不久，她得到银行家史坦那的供养，同时又接待未成年的资产阶级小少爷乔治·于贡与朝廷大臣莫法伯爵。史坦那破产后，她抛弃了他，转向莫法伯爵，由于伯爵没给她多少经济上的实惠，加以她又爱上了演员丰当，于是向莫法揭发他夫人与新闻记者浮式瑞通奸的丑事，并把他一脚踢开。她真心热爱丰当并与他正式结了婚，渴望过正常的生活，但受到丰当的虐待与盘剥，再度沦为娼妓，生活相当悲惨。万象剧场排演《小公爵夫人》时，她又被邀约扮演其中的荡妇，她却渴望扮演正经女人，并在莫法伯爵帮助下如愿以偿，从此她在莫法伯爵的供养下，过着奢华生活，可她又并不忠于莫法，对一切有钱男人门户开放。她的色情与淫乱使上流绅士不能自拔，使许多男人倾家荡产，身败名裂。后来她去了国外，也受到当地王公贵族的宠爱。普法战争前夕，她携带大量钱财回来，从儿子那里染上了天花，烂死在旅馆里。
这部小说具有尖锐的揭露性，充分显示了自然主义文学暴露社会丑恶、腐败现象的特殊力量。左拉第一次在文学中展示了无所不在、无孔不人的淫靡之风，并充分灌注了自己的鄙夷、嘲讽之情。如王公权贵出入后台围着裸体女演员；剧院经理厚颜无耻地宣称他的剧院就是妓院；乔治的哥哥去娜娜的淫窟挽救乔治，却连自己也陷进去了；莫法伯爵在浮式瑞门外游荡，守望，明知妻子在里头与奸夫鬼混，却不敢进去捉奸，后来在家庭舞会上竟与情夫握手言欢；他为讨好娜娜，不惜在她面前装畜生，给她当马骑，当狗打，还按她命令在自己的徽号与勋章上践踏。
正如作者通过书中人物之口所说的：“上等人都是禽兽”，“许多道貌岸然的上流人物，比平常人放纵得更显出猪形”。
左拉的自然主义描写，有时到了令人们的道德感和作为人 （区别于动物）的自尊心难以忍受的地步，如莫法伯爵的岳父舒阿尔侯爵，其下流的程度几乎象一个低等动物。由于长期的荒淫生活，他早已衰老不堪，但他仍然将色迷迷的眼光盯着鲜艳的石榴裙。他追逐娜娜一时没有得手，就用重金买了一个妓女的小女儿来作玩物。左拉用令人心惊肉跳的字句写到，这个行将就木的老淫棍，被自己的女婿看见，象一堆残骨摊在娜娜的怀里，令读者恶心不已。
左拉在这部小说中仍然强调遗传和生理与主人公行为的联系，说娜娜由于父母酒精中毒的遗传，在生理上与神经上形成了一种性欲本能特别强烈的变态，渲染娜娜的“色欲光波”、“肉之魔力”、“性欲的火焰”。
不管自然主义有多少缺陷，作为一种新的文学潮流、总有它特定的存在意义，它和现实主义有不同的特点，但不一定是缺点和弱点。如果因为它描写的繁琐的而看不到其精细的一面，因为它渲染的露骨而看不到其尖锐的一面，因为它角度的片面而看不到其深刻的一面，就容易对它产生误解。
欲望与罪行
性爱与“浸染”
评论家们一般认为，左拉后期创作超出了自然主义范畴而带有更多批判现实主义的成分。他的自然主义代表作当是前期的《雷斯·拉甘》与《玛德莱娜·费拉》。
黛蕾斯·拉甘是一部以生理学分析为基础的病态心理分析小说，也可说是一篇犯罪研究的作品。拉甘太太原是一个外省杂货商，小有积蓄，丈夫死后靠利息维持富足生活。她的儿子卡米尔幼患大病，身体虚弱，发育不全，虽进过高校，但脑中空空，满足于做一点简单、机械的事务，拉甘太太早年从她弟弟，一个在阿尔及利亚服役的上尉手中收养他的私生女，这是他与一个部落酋长之女结合的产物。后来，上尉在非州战死，这个私生女，即黛蕾斯·拉甘，正式过继给拉甘太太。黛蕾斯从小与卡米尔同吃同睡，一齐长大成人，婚姻是顺理成章的事。二人成婚以后，全家迁往巴黎，在一条小巷里开起一爿小杂货店，卡米尔则到铁路公司谋到一个雇员的差事。在婚后生活中，身体强健、性格粗犷、内心炽热而外表冷淡的黛蕾斯苦闷异常，度日如年。一天，卡米尔把他童年时在外省乡下的朋友洛朗带回家中作客，这个身材高大、体魄健壮的青年人引起了黛蕾斯内心的骚动，而洛朗本就是个品质恶劣、好吃懒做、贪求色欲的人，一见黛蕾斯就心存不良，有所企图。他设法成了这个家的常客，并占有了并不反抗的黛蕾斯。从此两人沉溺于疯狂的肉欲。而洛朗并不满足，渴望永远霸占这个温暖舒适的家庭和性欲旺盛的女人。他产生了谋夫夺妻之心，并得到黛蕾斯默许。一天，三人同出郊游，泛舟于塞纳河上，洛朗突然把卡米尔扔进湖里，这个善良、可怜而迟钝的丈夫还惨声向妻子呼救。洛朗制造了翻船落水的假象，并得到冒死救友人妻子的美名。虽然两人得以逍遥法外，但互相的关系却发生了不可思议的变化。犯罪的行为使他们先是不敢接触，竭力回避，而后都开始了心理上的不安。他们以为正式结婚后就可以消除，于是巧妙地取得了亲朋与拉甘太太的信任与同情，而后成为夫妻。然而，从新婚之夜起，被淹死的丈夫的形象与回忆就不断地困扰他们的神经，增加了他们的不安与恐惧，而他们彼此的存在，不仅不能使各自得到一点点安宁，反而使得他们陷入罪恶感而不可自拔。这样，两人的共同生活反而成了共同的枷锁与苦刑，只有在分开的时候才有所缓解。他们开始互相厌弃，互相憎恶，互相推诿罪责，乃至争吵、殴打。拉甘太太不幸中了风，不能说话和行动，虽然她从奸夫淫妇的争吵中听出了儿子被害的真相，但她已没有任何报复与揭发的能力，只能以仇恨的眼光看着，等待着。黛蕾斯为了从悔恨的歇斯底里的生活中解脱出来，开始经常外出不归，找其他男人麻醉自己，洛朗也大肆挥霍、纵情酒色，而且，二人互相都有了戒心，唯恐对方揭露罪行。为了彻底解脱，两人都起了杀心，一个准备了毒药，一个准备了利刀，他们几乎同时动手，但此时他们都发现了对方的意图，于是共饮毒药，双双自杀，拉甘太太象一尊无言的复仇女神，在近旁看着这最后的结局。
小说写黛蕾斯和洛朗在感官欲望支配下犯罪并因自己不能为世所容的罪行而恐惧不安，自行覆灭，这样的情节人们在莎士比亚的著名悲剧
《麦克白斯》中可以看到，区别是莎士比亚注重人的社会性欲望——权位，而左拉描写的是人的生理欲望；黛蕾斯与洛朗是自我毁灭，麦克白斯夫妇是受到正义力量的制裁。相同的罪行给两对主人公都带来灵魂上的不安。莎剧具有生动性与丰富性，具有现实主义因素，从《黛蕾斯·拉甘》与它的比较中可明显看出左拉小说的自然主义特色。
作品主人公的犯罪与由此产生的变态心理，可联想麦克白夫人的不断洗手—－想洗去那手上的永远、时时沾着的鲜血——去理解之。这种变态是由潜在于每个人内心的道德感、法律裁决意识与其反法律、非道德行为的激烈冲突，与其不可遏止的欲望、不可避免的罪行的冲突。不过，左拉并不这样认为。他将这一切归因于生理。他在小说序言中说，人们如果细心地阅读这部小说，就会看到每一章都是对某种生理的奇特病情的研究。对于导引黛蕾斯罪行的情欲，左拉最根本的解释是：她的母亲是未开化部族的蛮女，具有钢铁一般强壮的体质、旺盛的生机，放任的、不愿受社会约束的性格和疯狂无度的热情。然而，狭小阴暗的房间，发散霉气的店铺，面目可厌的几个亲友，年老的姑母与多病的丈夫，使她的内心不得伸展。她压抑得太久，婚前，自小就和生病的表哥同住，轻言细语，不声不响，整天闻着药味；婚后，她不得不在浑身发散着病人气息的、发育不全的丈夫身边渡过一个又一个空虚的夜晚，她炽热的情欲象洪水被堤堵住了一样。一旦遇到外来诱惑，那高高的理智、道德、法律之堤倾坍，本能冲动便再也无法管束，使她一步步走向犯罪。
至于洛朗，左拉在他身上也安置了一个根本的病因——他在生理上是一个血气旺盛的嗜欲者，游手好闲，贪图享乐，尤其是耽溺淫欲。他的经济条件难以保证他充分满足自己这种邪恶的癖好，因此就时时琢磨获得一种便宜的肉欲生活。他一见黛蕾斯就决定引诱她，因为他看出有机可乘。他本来并非色胆包天，只是逢场作戏，见好就收，但黛蕾斯狂热的肉欲给了他前所未有的生理上的刺激，使他一发而不可收拾，越陷越深，沦入罪恶深渊。
小说结局是二人自杀，这比互相谋害更具悲剧色彩，引起的不再是人的厌恶、恐惧，而是喟叹，甚至一丝伶悯。他们的悲剧既不是社会条件造成的，也不是性格造成的，而是由生理与气质造成的，是人的官能要求被放纵、动物性压制人性而泛滥的悲剧。正如作者在序言里所说：“在《黛蕾斯·拉甘》中，我是要研究人的气质，而不是人的性格。”“我选择了两个人物，……在他们血肉之躯的必然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