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大道-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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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必合道，所以就是中道管理。
　　张晓峰先生分析中有五义：一中正，二中和，三中庸，四中行，五时中。（如图3…4…1）现在分1。中正。
　　别从这五种取向，来检讨中国固有的管理，说明如下中就是中正，管理者惟有大中至正，一切光明正大，才能管得恰到好处。陈大齐先生探究诸德成美的条件，认为所系正大，应居首要。任何组织，如果目标邪恶不正，则管理越有效，为害社会人羣，势必越大。同时成员的表现，例如忠诚、肯干、负责，虽然都是美名，却全成了恶德；况且越忠诚肯干，越认真负责，其为恶越加厉害。孔子主张“正名”，他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春秋繁露玉英篇也说：“治国之端在正名。”管理者必须明确订定中正的组织目标，才足以号召员工通力合作；再以大中至正的精神，确立可行的制度，来调整成员之间的权利与义务，然后员工的良好感应，才是真正的美德。
　　2。中和。
　　中庸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钱穆先生认为人生有其分别性，亦有其和合性，拿中国人的天性和西方人相比较，则是“和合性大于分别性”。西方管理，由于他们的天性好分，常用对立、冲突的眼光来考察事理现象，因此强调监督、制衡。中国式管理目的在安人，一切以“和谐并行，相辅相成”为重。管理者必须了解：对立、冲突乃是一时的病态，并非恒久的常则。中国人特别重视和合，一切管理活动，都需要协调。把协调的精神，贯彻到“计画”、“组织”、“领导”、“控制”和“训练”，亦即融化于整个管理的历程。
　　3。中庸。
　　郑德坤先生深究中国人的基本思想，肯定可以用两个字来说明，就是“中庸”。中国人的思想及生活习惯，无处不受“中庸主义”的支配，其具体表现，可分析为下述六种基本观念，来加以说明：（1）人是宇宙的中心，是万物最优秀的成分，所以人类的尊严，必须加以维护。管理者自己的“面子”固然需要维持，其它的人，如股东、员工、顾客，也不能让他难堪。因为不顾别人的面子，结果只有冲突鬪争，引起不安。中国管理者，应善于诱导，使员工既要面子也要脸，千万不可只要面子不要脸。但在管理过程中，则不可不谦让三分，顾及对方的面子，切勿伤害了他的尊严。
　　（2）人之初，性本善。中国人相信人是天地万物的精华，否认西方人所信仰的“原罪论”。古人讲用人，常说：“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固然是因为既任用他又不信他，他便无法竭忠尽智，发挥其长才。而根本信念，还是系于人性本善。曾国藩主张“广收、慎用、勤教、严绳”，实在是管理者用人的中庸之道。
　　（3）人为万物之灵，有智能，可以格物致知；有自省、自我批评的能力，能应付一切事态及环境。管理者只要确立原则，充分从工作中训练员工“以不变应万变”（依据既定的不变原则，应付万变的事态及环境）的能力，便可以由有为而无为。让全体成员，尽量发挥各自的潜力。
　　（4）人类对于一切事物的决策，必求其有利于人。管理者最完满的措施，是能利己益人，其次要利己而不害人。有时为了生存竞争，不得已试一试利己害人的决策。但是害己伤人的，则绝对无人过问。不过我们相信为善者昌，为恶者亡，为求天命所归，最好不以恶小而为之。
　　（5）人类生活的基本希望是安居乐业。中国式管理，以安人为目标，即在促使成员身安心乐，而又安分乐业。组织内的每一分子，都应该“安分守己”，尽一己的心力，做好自己分内工作；“乐天知命”，愉快地克尽人事，不计较成败以听天命，“富贵不淫，贫贱不移”，这才是最有效的控制，也才是幸福的泉源。
　　（6）文化是求生的工具，一切发明创造，都要为人群服务。管理者扮演“服务人”的角色，建立有利于人群的法则制度，自能获得大家普遍而良好的感应。
　　4。中行。
　　孔子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他看出志于道而具有中和德性的人，自古以来便很少，不如退而求其次，找那些志趣高大，不做不好的事情的狂狷之士，后来孟子才感叹地说：“孔子岂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狂狷之士，并不是最合理的，只不过中道难得，孔子才不得已退而求其次。管理者当然不能“阉然媚于世”，成为孔子最讨厌的“乡愿”，这种一味随顺着世俗，迎合着污世；用心好象忠厚，行为似乎廉洁；大家都喜欢他，而他也就自以为是”的作风，是永远也不能进入中正之道的。管理者至少也应该积极进取，而有所不为。最理想的，则是具有朱子所说“刚果决烈”的性格，硬着脊梁无所屈挠，自反常直，仰不愧，俯不怍，那才是“中行无咎”呢！5。时中。
　　子思作中庸，记述孔子的旨意，指出“君子而时中”。孟子也赞美孔子为“圣之时者”。因为孔子深知变是宇宙中的一种根本事实，一切事物莫不在变易之中，“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管理者必须要在时、位的改变情况下，随时调整，随时改进，以求其“中”，而获得良好的感应。这“位、时、中、应”（因应时空的变化，做出合理的调整，以求得良好的效应）四个观念，从古史中可以看出它们的形成，早于西周时代，却深远地影响了后代的中国人。善于把握“难得而易失”的时机，才是切合时中之道的管理者。中国常说“天时、地利、人和”，便是最佳的组合。管理者必须“好古敏以求之”，充分了解持经达权的道理，无所胶着，无所凝滞，却能够变通创新，那就是时中的精神。
　　（二）中道管理符合人性的要求中国人普遍并不十分理性，因为我们相当重视感情。加以我们的情绪变动得很快，又很容易走极端，不是爱之欲其生，便是恶之欲其死。孔子看到这种情况，才特别提出中庸主义，希望中国人能够稳定情绪，凡事尽量求合理。
　　汪少伦先生毕生追求人类幸福之路，发现人类不能幸福的原因，在于“人类本身不似天使，各种环境又不似天堂”，以非天使居非天堂，自然不能有幸福。人类不似天使，主要是受到观念的影响。各种不当观念，使人做出不当的行为，当然不像天使。人类居住的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及文化环境。自然环境系由物质世界所形成，与人类有直接而密切关系的，即是太阳和地球。太阳影响气候与气象；地球包含地形与物产。这四种不同的因素，具有相当的差异性和固定性。前者表现在有些地方自然环境较佳，而有些地方自然环境较劣，人类只能适应相当好的自然环境，特别坏的，非但不能适应，而且只有听其为虐，因而引起竞争，希望夺得较好的自然环境。后者则陆地面积既不可能任意扩张，重要资源也无法任意增加，不足以因应急速增长的民族人口，以致你争我夺、战火频仍。文化环境系人类运用智能，改造自然环境的结果；人力改造“地”，形成物质文化；人力改造“人”，产生社会文化；人力改造“天”，发展精神文化。然而这些文化，都非孤立个人所能完成，亦不是整个人类合力创造的；随着人类活动范围的改变，由氏族文化而民族文化，因而有其矛盾性与相对性。前者由于各方面文化有其本身发展的法则，极易倾向绝对性的发展，形成某一方面文化的独尊，以致民族文化朝向畸形或偏道，造成变态；但是任何一方面的文化无论如何发展，均仅能满足人类某一方面的需要，不能满足人类所有的需要。文化发展有其绝对性，文化效用复有其相对性，这就形成了矛盾。后者呈现为文化量的限制性与质的差异性，特别是物质文化，量既受到限制，质又有显著的差异，有的人可以获得多量而质优的物质，有的人显然不能；即使社会文化或精神文化，亦因其质、量的差异而形成文化的相对性。文化的矛盾性与相对性，使人变成文化发展的工具或奴隶，例如欧美的偏物文化，使得大多数人成为拜金主义者。资本家或财迷自愿为金钱牺性自己，在主观上可能不知道自己不幸福，在客观上则显然并不幸福。
　　自然环境不像天堂那样可爱，却是可以改造的；人类对于自然环境的改造能力越高越强，则自然环境对人类不幸福的影响即将日益减少。文化环境不似天堂，那是人类自己所造成，亦即系于思想或意志；倘使人类由于过去痛苦的经验，尽力调整改变自己的文化环境，当可使其近似天堂。
　　各种环境透过人类的控制，可能近似天堂；人类本身，也应该改变思想，使自己近似天使。
　　以近似天使的人类居于近似天堂的环境，人类才有幸福的可能。
　　人类应该接受那一种思想，方有天使般的可爱呢？汪先生指出：中道思想综合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的长处，而且与宇宙人生各方面事实互相符合，亦即中道合于人道，人道合于天道与地道，所以中道主义便是人类幸福之路。惟有中道思想，可以使人类近似天使，并进而改造环境使其近似天堂，享受以天使居天堂般的幸福。
　　天、地、人三界，性质不同，亦自有其变迁法则。康德便曾说过：人有人的特性，而其特殊之点，绝不能从动物中去比较或求取证明。我们不能借着矿物学去证明植物的特性，不能藉植物学去证明动物的特性，同样不能藉动物学去证明人的特性。因为人是属于人的世界，绝不同于无机物世界或动植物世界。易经说：“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荀子说：“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精神世界为纯粹精神，完全依照目的法则而变迁，所以完全自由，也完全靠力。物质世界为纯粹物质，完全依照因果法则而变迁，所以毫无自由，亦即完全认命。唯有人类世界既有精神又有物质，一部分依照目的法则而变迁，另一部分又依因果法则，因而享有相对的自由，既靠力又靠命，所以儒家主张“尽人事”以“听天命”。
　　尽人事以听天命，便是中道管理的要旨，充分符合人类理性和欲情的需要，也就是合乎人性要求而导致人类走上幸福之路的最佳取向。兹说明如下：1。尽人事。
　　对任何组织而言，管理都是一种挑战，并不是万灵丹。管理技术无论多么老到，总不是神符。
　　西方管理受到西方知识论的影响，一切纯理性，重客观，以通于物的心感和方法来通于人，可以说只看到人类理性的一面而忽略了欲情的一面。虽然人群关系运动，掀起了人性管理的热潮，但是西方“执己忘天”，惟知有“人”，不知有“天”的偏道思想，使他们深信“天定胜人”，因而很容易择定一个目标就信而不疑地去追求。中国人当然也肯定“人定胜天”，但中道思想使我们同时也了解“天定胜人”的道理。吴兆棠先生曾谓：人生之祸患，往往源于执己而忘天。宇宙玄妙，惟“神”得释。即就地球历史而论，一般认为已有三十亿年，若缩为一年，则前八个月，尚无生物。自第九个月起渐有单细胞生物发生，第十二个月之第二周始有哺乳动物。人类则于十二月三十一日下午十一时四十五分方告诞生，在一年历程中仅占十五分钟。以如此后生之人，竟妄欲为天地之主，而任性逞意，安得不自扰扰人，造成祸患？吴先生并不否定人类对自己力量的自信，只是人虽相信自己的“努力”，而“努力”的结果，却未必一定有效。管理者是人，应该体认自己能力的极限，也谅解员工在理性之外，有其情感，这样才能“视人为人”，不把员工当作“物”或“机器”看待，那便是真正的人性管理。
　　2。听天命。
　　孔子自述“五十而知天命”，俗说以为孔子崇信天命，实则大谬。“四十而不惑”，四十岁以前，尽力培养自觉意志，先求“知义”；五十之后，转往客观限制的一面，以求“知命”。于是人所能主宰的领域与不能主宰的领域，同时朗现。孔子认定“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也在提醒我们欲明“义”“命”分立的道理，必须知命。管理者了解自力所能主宰的范围，以自觉意志在此领域内建立秩序，扮演服务人的角色，使员工知所感应而又有所适当的感应，即是“知义”（尽人事）。然后把客观限制的条件，尽量予以突破，到了无可奈何的时候，就应该安之若“命”，不要再怨天尤人（听天命）。如果以企业管理为例，则“命”就是“企业组织与外界环境交互作用的历程”，有如图3…4…2。
　　管理者惟有深切了解孔子的“相对力命主义”，才能知道企业自身的能力有其极限，外界的因素，包括政治环境、经济环境、文化社会环境、市场以及技术的变迁，均非自力所能控制，因此“不以成败论英雄”。管理者有此信念，员工才愿意也才敢于多多去做，否则我们一再指责中国人“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不错”为错误有害的观念，亦纯属徒然。管理者“发愤忘食，乐以忘忧”，更应该抱持“只顾耕耘，不问收获”的心态，这才是孔子最为可爱的“无所为而为”的精神，惟有真正“无所为而为”，才能到达“知其不可而为”的伟大境界。
　　人类由天地生出来，人类世界即是精神世界与物质世界的互相结合。汪先生进而肯定：人类既非如犹太神话所说，系由神创造而成，或单为天所生；亦不是如达尔文所谓，系由猿猴进化而成，或单为地所生。果真人类为神所创造，人类绝不致如此之坏；果真人类为猿猴所进化，人类绝不能如此之高（人类能创造文化，其它猿猴至今仍难能如此）。所以他推断人类在精神世界与物质世界之间，自成一个世界；好比子女为父母所生，亦于父母之间自有一个人格一样。
　　方东美先生曾经指称：“对立感”乃是西方人根深柢固的特性。西方人，特别是欧洲人，向来具有“二分法”的本能，所有事物都一分为二，彼此敌对。整个宇宙，被他们割裂成表像与实体、现象与本体，或者自然与超自然，姑不论其所用的名目为何，都是一分为二，然后便很难再行和谐沟通。这种“恶性二分法”，使得西方哲学家偏向于“二选一”的极端。他们不是相信人类为神所创造，即是肯定人类为猿猴所进化。一方面，人是神的形象，而另一方面，人又是兽的化身，两者既不能兼容，人就成为一种内在的自我矛盾。德国哲学家包雅可（JacobBoehme）甚至建立一套“神图为外界对企业的作用（三）中国管理现代化仍然是中道管理魔同在”（God…Lucifer）的形上学理论，以便使宇宙的截然二分更为突出。
　　管理的偏道思想，也使西方管理学者，无法忘怀于劳资对立，把劳工与雇主，画分成为两个截然不同的阶级。在劳工方面，希望工资越高越好，工作时间愈短愈好，工作环境越愈安全愈好，一切劳动条件愈是优厚愈好。而在雇主方面，却是工资愈低愈好，工作时间愈长愈好，工作环境愈简陋愈好，一切劳动条件愈是单纯愈好。两者的立场与要求既不相同，在权利与义务关系上也就难求其一致。
　　偏道思想，也导致西方管理界始终把“人”和“业绩”视为对立的两个概念。泰勒（F。W。Taylor）希望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