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大道-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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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管理应该发挥象棋的十二特色
就我国目前情形而言，除去固有传统思想以外，西方的文化和思想，显然已经成为当代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的精神传统。即使我们想要摆脱，也委实无计可施。这固然是由于：生存在某一时代某种环境中的人，很难不受当时当地思想的影响。我们今天在学校受的是西方式的知识教育，家庭内的陶冶因电视的侵入而解体。社会上所重视的，则是西方的科学技术，而正如海德格（MartinHeidegger）所说，科技基础始于希腊的古典哲学。另外还有一种重要的因素，就是中国文化不提倡锢蔽的宗教信仰与狭隘的国家民族观念，传统仁者无敌以及虚怀以致广大的精神，也是西方文化毫无阻拦、顺利输入我国的莫大助力。
社会学家孟汉姆（KarlMannhein）认为思想无法脱离日常生活，因此深受社会因素的影响。每当管理科学工作者谈论起他们的观点时，总会出现这样的论调：“有关的研究与分析，应先设法建立模式。”于是，继美国模式、日本模式之后，大家都热切地关心：“中国管理能不能建立它的模式？”如果无法建立，似乎就不足以称为“中国管理现代化”。
“模式”（Model）的原始意义，与“模型”相通。而“模型”的解释，则是“模仿实物的原形，缩小制成的样品”。“概括地说，模型是一事实的再表现。一般是将事实的结构予以简化及抽象化；然而在某些特定的意义上，使简化和抽象化后的系统与原系统相似，有助于研究者了解事实。”为描述或说明我们周遭形形色色的真实世界，事实上不可能完全采用模型来表现。因为真实世界的现象，太过于复杂，只好运用抽象的方法，作理想性的简化表示，这就是模式。
中国管理的模式，可以用中国人所熟悉的象棋来代表。凡是精于象棋，而又能体认其中的精神的，便能够充分了解中国管理的精髓。象棋俗称“象戏”，是一种“仿真的游戏”。它是逐渐演变而成的一种棋戏，由两人在棋盘上按位布棋，以攻死对方的将或帅为胜。
中国管理的“象棋模式”，包含天人合一、确立制度、公平竞争、组织精简、各施所长、互依互赖、无为而治、民主自治、竭尽心力、贯彻始终、千变万化与和平融洽等十二特性，兹分别说明如后。
管理应发挥的十二特色（1）天人合一思想，是儒家哲学的基本信念之一。孟子首先指出天的根本性德，即含于人的心性之中；天道人道，实一以贯之。他认为人之所以异于禽兽，即在人的心性与天相通。他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宋代道学，更进一步形成一个根本观念。程伊川说：“道未始有天人之别，但在天则为天道，在地则为地道，在人则为人道。”孔子虽然不明言天道，但亦表现出尊天、顺天的观念。敬天即所以爱人，爱民即所以尊天。中国人的天人合一观念，实包含了天定胜人与人定胜天两种看法。中国人思想，不偏于天定胜人，也不偏于人定胜天。象棋中的每一枚棋子，都有其特定的才能，也都有其尽心尽力的意向。但是否得遂所愿，端在下棋的人，如何布局与运行。假定棋子为人，则此下棋的人，即已扮演了天的角色。“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笃焉”，下棋的人，没有不谨慎细心，好好运用每枚棋子的；至少不会存心不良，把自己的任何一枚棋子拿来白白送死。然而外来因素的影响，内在心神的不安，乃至棋力稍逊，那就无可奈何，只好认命了。此所以孟子尽心章之后，立即承接莫非章，指出人生的吉、凶、祸、福，没有不是天命的。孔子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君子应该按照中庸的道理，“居易以俟命”。
这种观念，表现在中国式管理上面，则为“人时时刻刻在为自己盘算，做各种的计画，但是天也同时在为每一个人做计画。必须人所做的计画，与天所做的密切吻合，才能够获致圆满的效果”。
我们从“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启示中，发现任何计画，都应该顺天应人；所有目标，都必须光明正大。这样的管理，才有成效。天所做的计画，便是我们先天带来的命，可是说是与生俱来的生涯规划。而我们所做的计画，则是后天的人生规划，两者配合，即为天人合一。
（二）确立制度。
一般人依据孔子所说“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推断“为政在人”就是孔子“人治”的思想；大家看到明法篇主张“以法治国”，便认定管子是“法治”的先驱，韩非“立法以治民定国”，即为真正的“法治”。因而人治、法治对举，互较长短利弊，造成莫大的谬误。实则孔子不完全主张人治，他是相当重视典章制度的。他的“从周”，便是采取以往实施过的善法而重加实行。不过孔子觉察到徒法不能自行，必须用“仁爱”的原则，来加以补救，才不致像周代那样，制度虽粲然大备，终究不能久远维持。强大而文明的周室，在平王东迁之后，便濒临衰乱危亡的命运。
象棋的制度十分完备。两人对面而坐，一伸手都是去拿黑子，彼此客气地要对方持用红棋，这是礼让的开始。让不过的人，占用了红子，即宜秉持“占红不占先”的规矩，请黑棋先走。同时将、士、象、车、马、包、卒等，各有各的走法，双方都要遵守规定。到了最后，胜负已经十分明显，胜方先说：“承让、承让。”败的人也不妨说一句：“毕竟棋高一着，佩服之至！”从头到尾，有其完整的制度，但如下棋的人不知或故意不予遵从，那也是徒法不足以自行，难免争执，吵闹一番。
中国式管理，当然重视制度的确立，因为主观的意愿必须化为客观的组织制度，才能产生作用。但是，任何制度不论多么完善，终免不了有其漏洞。而且时日一久，流弊丛生。所以一方面要有合适的人来执行，一方面也需要贤明的人来批评反省。不断努力加以修正改善，绝不容许因循懈怠。
（三）公平竞争。
礼记礼运篇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孔子处理欲的方法，是“因势利导，把它引向正当的途径上去”。他认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人而达人”的“欲”，是人人所该的可欲对象，都应该把它导向高尚的途径，使其充分发展，尽量获得满足的快乐。然而，孔子认为实现可欲的对象，亦应使用正当的手段，必须“以其道得之”。他说：“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象棋的游戏，应该是一种君子之争。下棋的人，没有不希望得胜的；除非他另有企图，存心利用棋戏来讨好对方，故意隐藏实力，以“不胜”为手段，真是可鄙的谄媚。不过，当说双方棋力悬殊，我们也不愿见一方屡胜，给另一方带来太多的挫折感。这时可以采用让子的方法，譬如让一车或一马，甚至双车或双马，以求彼此旗鼓相当，寓有公平竞争的用意。
管理上，我们也体认人有欲望，才有管理的可能；否则什么管理方案，都将得不到适切的反应。但是，人有欲望，组织也有目标，于是人与人间、组织与组织之间，势必有所竞争。我们希望机构互助，却也不反对公平的竞争。因为正当的竞争，才是促成进步的良好动力。“对内竞争，彼此不断改善而获得进步；对外联营，以求得国际间竞争力的提升”，应该是中国式管理努力的目标之一。
（四）组织精简。
中国历史，一向推崇汉代的行政管理。所谓两汉吏治，永为后世称美。汉代的地方政府以县为单位，直到现在还没有改变。汉时县的上面是郡，郡的长官叫做太守，地位和当时中央政府的九卿平等。郡太守调到中央可以做九卿，再进一级就可以当三公；九卿放出来也做郡太守。汉代官级分得少，升转极为灵活，这是一大特色。
象棋分为红、黑两边，各有十六个成员，区分为帅（将）、仕（士）、相（象）、俥（车）、傌（马）、炮（包）、兵（卒）七种等级，组织十分精简。
中国人的组织，最喜欢采用“兄弟会”的型态。其最主要的特色，即在精简有效。当然，在初创时期，也可以采取“父子帮”的组织，父亲带领着几个儿子，一面教导，一面经营；待儿女长大之后，父亲退居顾问的位置，还是兄弟会组织。不过中国人的兄弟会，并不拘泥于兄弟的名分，也不必然都要仿效三国时代刘、关、张的桃园三结义。它的精神在于组织成员之间的如兄如弟。
彼此的关系，原本或许只是乡亲、朋友、同学，甚至根本就是互不相识的陌生者，如今既然以兄弟会的精神来组织，就应该赋以兄弟的实，做到“兄兄弟弟”，滋生出家族式的亲密关系。为了确保彼此能够如手如足，势须贯彻精兵主义，组织成员，重质不重量，在精不在多。精兵主义一方面要求适才适所，精简业务；一方面也要简化组织，减少层级，以符合现代化“压扁式”组织的精神。
（五）各施所长。
孔子主张“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便是宣导大家不要彼此干扰，或者互为对手制造问题。相反地，大家放手让在位的人，好好地去发挥他的长才。当然，在其位的人，也应该切实做好分内的工作，才不致造成“尸位素餐”的不良现象。要能够“各施所长”，必须先了解各人的长处。因为人的知性不等，“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此所以孔子肯定“仲田可以让他管一个能出千辆兵车的国家的军政；冉求可以做一个有千户人家的邑的宰，或者做一个能出百辆兵车的家的家宰；公西赤可以让他穿著礼服站在朝廷上和外宾周旋”，而“冉雍这个人，则可以居于君长的位置”。
象棋的车，可以纵向或横向直走，对方任何阻碍，不论其职级高低，悉数可以逐而食之。马跳日，无论东、南、西、北那一个方向，只要舒展得开，马腿不被蹩住，便可以耀武扬威，奋力克敌。包能够翻越障碍，攻击对方。士斜行；象飞田；卒只能进不得后退，过河以后还可以横着走；惟独将必须深居宫中，顶多左、右、上、下踱踱方步。各有所长，而又得以各施所长。
这种精神，应用到中国式管理，便是要求成员在修己安人的过程中，都要人尽其才。同时在此之先，必须人有其才。任何职位，哪怕表面上看起来再不引人注目，都不能随便找个人填填位置，应付一下。因为不具备这方面才能的人，不但不会了解其中的奥秘。而且外行人往往自认有自己的一套，例如相飞田却飞到对方的境域里去，弄得整个制度大乱，竟然沾沾自喜，认为自己飞得远，表现得出色，而不知已经坏了大局？但是，一旦人有其才，即应该知人善任，秉持“疑人不用、用人不疑”的原则。让他放手去做，才能人尽其才。所以千万不要处处防弊重于兴利，讲求制衡，使其无法各施所长。
（六）互依互赖。
中国的伦理，使所有中国人，结成一个硕大的互依互赖网。孔子的“连带责任主义”，更使得我们彼此之间，息息相关，互相依存。互依互赖的正确意义，是互助而非倚赖。例如有甲、乙两人，如果“甲的义务，即系乙的权利；同时乙的义务，亦即甲的权利”，互相消而又互相益，便是互助。推而至于分工合作，成为更复杂的互助。不幸我国旧社会误认为互依互赖即可以趁机依赖他人，因而依赖的风气甚盛。礼记王制说：“愈、聋、跛、繴、断者、侏儒，各以其器食之。”废疾的人，都要尽力以一艺一技来自赡，那些无所事事而依赖他人生活的，包括各种机构的冗员、呆人，实在是应该引以为耻的。
象棋的十六个成员，各自可以独立作战，不必也不能依赖他人。但是它们之间，却是互助合作的。车固然可以保护马，马也可以“看”住车，不让它平白遭受对方的攻击。士、象当然是将的心腹，随时要保护着。然而紧急时期，当士或象在将的行宫里受到袭击时，将也可以给予适当的维系，甚至奋勇地挫败来犯的敌人。卒的威力较小，而在适当的场合，照样可以攻死对方的帅。
或者保护自己的车、马、包，依然有其发挥互助能力的时刻。
互依互赖的精神，使得中国式管理，把员工视为部属，意思是“属于老板的一部分”，做到孟子所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心腹”。如手如足，当然不肯任意解雇、撤职，随便砍断自己的手脚。互依互赖的基础，则是集体努力和共同责任。管理者明白“红花亦需绿叶来陪衬”的道理，体认任何事业，都不是个人独力所能够完成的，有赖于同仁的互助合作，因而致力于加强这些“伦常之网”中各个“依存者”的“共识”，唤起大家“合则彼此有利，分则大家倒霉”的意识。共同努力，一起来担负责任，才能共策共力，达到真正互依互赖的境界。
管理应发挥的十二特色（2）（七）无为而治。
无为而治，是无为思想在管理方面的应用。这种思想，在中国历史上不只是一套理论，而且在汉初曾经实际施行过。传统的无为而治思想，有两个值得注意的要点：一是主张管理者无为，然后才能运用众智、众力；一是主张不扰民。无为很容易被误解为“什么都要否定”的虚无主义，所以老、庄又进一步说“无为而无不为”，用“无不为”来肯定“无为”的功效。孔子也主张无为而治，他说：“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不过孔子宣导由有为而无为，在过程上与老、庄有所不同。这种无为而治的思想，使中国人在领导上“集团性”更重于“英雄性”，到了“好象不见英雄性”的地步。例如楚汉之争，项羽显然带有英雄性，而刘邦像似没有英雄性，结果刘邦能得天下，项羽却自刎而亡。我们从民间普遍流传的西游记由唐三藏领导，不由孙悟空带头；三国演义刘备领导更具英雄性的关公、张飞、赵子龙；水浒传不以林冲、武松这些十足的英雄人物为首领，却推举看起来没有什么用的宋江来领导，便可以体会中国人在这一方面的心思了。
下棋的时候，经常有人警告：“当心他的马。”称赞“他的车十分厉害”，或者激赏“好威风的连环炮”。我们从来未曾听说：“他的老将好厉害。”当然也一直没有人赞美过“好能干的帅”。诚如钱穆先生所说：“中国的象棋，车、马、包、士、相、兵，都各有各用，而车、马、包又更有英雄性。
但一最高将帅，独无用，让一切有用的来保护它这无用的，岂不即是一项游戏，亦十足表现着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吗？”在领导上，我们也希望管理者能够体认胡适先生，当年形容美国艾森豪威尔威尔总统“无智，故能使众智；无能，故能使众能；无为，故能使众为”的道理，尽量无为而治。吕氏春秋记载齐桓公在位时，遇有部属提出问题，他总是说：“去问管仲吧！”部属听得多了，打趣他说：“这样的国君，可真轻松啊！”桓公说：“我找到了有能力的管仲，而又能够信任他，所以才能如此轻松。”然后他又加强语气地说：“不然，我这个国君就难当了。”做一个有眼光、有担当、能容人、敢用人的管理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