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四合院到秦岭深山 -叶广芩-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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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讲人简介：　
　　叶广芩：北京市人，满族，西安市有突出贡献的专家。中学就读于北京女一中。1968年分配到陕西，当护士、记者；1990年在日本千叶大学学习。1999年任西安市文联副主席。2000年到陕西周至挂职任县委副书记，关注生态与动物保护，长期蹲点于秦岭腹地的老县城村。现为国家一级作家，中国作协会员，陕西省人大代表。　
　　主要作品有家族题材的小说《本是同根生》、《谁翻乐府凄凉曲》等，长篇小说《采桑子》；纪实题材的《没有日记的罗敷河》、《琢玉记》等，多部文学作品被改编为电影，如《红灯绿灯》、《黄连厚朴》、《谁说我不在乎》等。其作品曾多次获奖，主要有鲁迅文学奖、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百花奖等。　
　　内容简介：　
　　她是慈禧叶赫那拉的后裔，她是出身于八旗世家的格格。人家说她是贵胄后裔，可只有她自己最清楚，这个姓氏曾给她带来过什么样的灾难。　
　　历史的选择，让这个叶赫那拉家族从满清的皇室一步步走向了没落。所以，叶广芩出身的贵族家庭并没有给她什么生存优势。她出生时，一大家子人已经开始四散飘零，他们只能靠寄卖来维持家里的正常生活。家的基调给她的是一种落魄、冷漠、贫穷、苍凉、另类的感觉。　
　　她的童年是在四合院中度过的，耳濡目染中，自己家族的兴衰、四合院里的是是非非便烂熟于心。这为后来她的《采桑子》、《黄连厚朴》等家族小说的创作积累了大量的生活素材。有人评价她的家族小说，说，“这是她积淤已久的情感的自然流露。北京四合院赋予了她很多很多的东西，不知不觉中这些埋藏许久的故事慢慢地走向了她的笔端。　
　　生活给这位出身于叶赫那拉贵族家庭的叶广芩开了个大大的玩笑。1968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洪流席卷了整个中国，因为出身的原因，她被迫离开了双目失明、身患绝症的母亲、离开了生她、养她的京城四合院到陕西插队，而这一去，竟是三十六年。她放过猪、当过护士、做过记者，入过藏、走过八百里秦川。在秦川腹地、以山曲水折闻名的陕西周至流传着这么一句话：叶广芩就是那个穿着旗袍、吃着烤白薯，坐着一块钱三轮车满城转悠的作家兼县委副书记。的确，她在这里生活、工作了四个年头。她喜欢这里民风的淳朴，热爱这里山川林木的神奇秀美，这里的一草或一木会使她生情，这里发生在金丝猴、大熊猫、华南虎身上的故事曾一次次地让她感动。　
　　在周至四年的生活体验，使她对作家这个职业有了新的认识，她的笔尖跳出了四合院，转向了大自然，转向了生态文学。开始了对人乃至对人类的生存与命运的终极关怀。远离都市繁华喧嚣的秦岭腹地—老县城，给了这位格格作家太多太多的东西。当时只是抱着深入生活、探访未知世界的念头踏进这块人迹罕至土地的她，如今已深深地爱上了它。她亲近山、亲近老百姓、亲近生灵，她记录着、传播着、沉思着。她在《老县城》这本书里说：“倘若我能预料到这种结局，我会早些进入这个领域，四年的老县城生活使我思考了许多写作之外的事情”。　
　　（全文）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文学馆听讲座。今天我为大家请来的主讲人是，作家叶广芩女士，我们欢迎叶老师上场。叶老师是旗人，祖姓叶赫那拉，出生在东城区的四合院，是地道的北京人。1968年因为出身的原因，离开了双目失明、身患绝症的母亲到陕西插队。她在黄河滩上放过猪，当过忽视、当过记者、入过藏、走过八百里秦川。20世纪90年代又到日本去留学。可以说不同的、丰富的生存环境和人生体验，拓展了她的创作视野，同时也成全了她的写作。她写过普通的市民、写过京城四合院，现在又深入秦岭深山，写起了自然生态以及动物的系列小说。所以，我们今天呢，请叶老师为我们讲的题目就是讲她的写作，《从京城四合院到秦岭深山》，大家欢迎。　
　　我这一次讲话的题目呢，是《大四合院到秦岭深山》，副标题是“从老县城说生态文化与文学”。大家都说，说作家要跟得上时代、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确是这么回事。我特别尊敬的一个编辑现在已经退休了，叫崔道怡，原来是人民文学的编辑。他曾经说过，他说：“大凡作者，其思想水平和境界要高于常人，要新与常人，要看得远、要挖得深，要见人之所未见，识人所未识，成为群众时代的先知先觉。”这个话，我听了以后，我觉得老先生说得非常地对。可是我是永远也做不到这一点。我这个人平时稀里糊涂的，人家郑板桥说是“难得糊涂”，我们家挂了一个书法，那是我爱人写的，是“难得清醒”，他给我写的。我那个书房挂了，人家什么斋什么斋，我那个也有名，叫“糊涂斋”。我那个卧室上挂了一个木头牌子，也是我爱人给我挂的，叫“反省中”。就是说你这一天到晚稀里糊涂的，也不知道你写出的文章，怎么能骗这些读者。也不知道那些评论家们怎么会从你的文章里还能挖掘出什么思想来，他说不理解。我想是因为他对我太了解了，所以他不理解。今天在这儿给大家说这些话，可能也是骗人的。　
　　我的家族小说呢，主要是写了一些家里边的素材，挖掘出来给予它一些文学内容。我就想，这些老北京的素材，北京大宅门里边的故事，为什么我们家里的人谁都没把它写出来，非得我写出来？很多事情他们知道得比我更多，他们的文化水平比我更高，可是他们没写，让我写了。我说这是为什么？就是因为离开了北京。如果我今天还泡在北京城里，泡在我这个四合院家里边，恐怕我跟他们一样，也是什么也写不出来了，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北京的作家为什么没写出像我这样的东西。我就说，北京的作家有北京作家的生活环境。我每回到北京是一种什么状况大家可能不太清楚。我们家住在东城，现在就是那一片地方被拆了，那些四合院全没了。我原来回来的时候呢，四合院是非常优美，海棠树、金鱼缸、石榴树什么的。但是冬天，回来都是冬天，那个院里头是没有暖气的，生着蜂窝煤炉子，弄着白铁皮的烟筒，在屋里绕一圈再转出去。每天还得担心那火炉子灭，蜂窝煤炉的那个热力是极其有限的，比我们现在的暖气差远了。所以我每到冬天回来，就得穿着大衣在街上走来走去地，溜啊，这样还能暖和一点。我在街上溜的时候，我就想，我说老天啊，我说北京那么多作家，他们现在都在自己的单元房里边有着暖气，幸福地生活着，只有我这个作家凄凄惨惨地被冻得满街转，就是上个厕所还得穿上大衣跑到公共厕所去，蹲坑儿。那么这一种别有一番滋味，是我区别于北京作家的一个点，所以我的作品和北京作家的作品是不太一样的，这也是个区别。　
　　那么家的基调给我是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是落魄、冷漠、贫穷、苍凉、另类，这是我对我家的几点归纳。人家说你贵族家庭，贵族家庭应该是生活得非常好，但是我们知道，贵族家庭的后裔，尤其是辛亥革命以后，这么长时间，我们家基本是靠卖东西来生活。所以我小的时候，很小就和寄卖商店打交道，卖各式各样的东西。那么这种状况下长大的孩子，一个是敏感，再一个是自卑。和同学们在一起的时候，人家都是干部子弟，人家穿的衣服都比我新。我穿的是什么呢？穿的是我父亲的礼服呢马褂改的夹袄，看起来是非常地另类。大铜扣在这儿，然后是黑的，里边里儿是蓝绸子的。我说现在要是把这衣裳穿上了，那多时髦啊！现在街上卖的那个，现代中式服装，有哪一件比得上我那个衣服啊！可是在那个时候，和人家的灯心绒、条绒的制服一比，那我那衣服太土了，就是给人一种非常自卑的感觉，老和人家不一样。一到交学费的时候，就拿不出钱来，就藏在人家的背后，等同学都走完了，跟老师悄悄的地说，能不能给我免费。因为父亲死得早，1956年就死了，没有生活来源，老是这种状态。这些呢，我想也就渗透到我的骨子里边去了。到今天，实际上我的性格还是比较内向，虽然在县里边当个什么书记，当这个、当那个，但是我实在是觉得，我是进入不了角色，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为什么写出了北京大宅门这么多的东西呢？我说就是因为赶上了这个好时代。文化政策的宽松，就使得文学艺术非常地宽松，现在。我写这些东西原来我还很有顾虑，就是说你写这些东西，人家会不会说你是企图翻案？你是格调不太健康，是不是太灰暗了，有这种顾虑，那么我现在好像没有这些想法了。因为如果写出这些东西，能够被大家所理解，能够被年轻人所喜欢，我觉得这也是我们读者的一个思路的拓宽，也是一种文学的进步。包括我个人的历史、家族的历史和民族的习惯，包括北京四合院赋予我的一切，不知不觉地就走向了我的笔端。许多不想提及的往事，原来被我封起来了，永远也不去想它。比如说我当反革命的事情，带着牌子去游行的事情，这些我都不愿意去想它了。但是封了这么多年了，忽然我觉得从封的泥口这儿，从坛子里就冒出了酒香，打开一看，原来是一坛好酒。正是因为这些磨难，给予了我文学创作的素材和激情，才使得我别于常人能够写出大家喜欢的东西。这也是出乎我预料之外的，是我们社会进步的表现，是人性的共同，也是文学的美丽。　
　　2000年的时候呢，我要求到我们陕西周至县去体验生活，深入生活。后来组织部就派我到周至县挂一个副书记。实际上我是什么都不管，我就住在秦岭深山，一个叫老县城村的这么一个地方。一个作家深入到基层去，深入到老县城这样的地方去，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情。对于作家来说，至少对于我个人的人生来说是一种净化。我就跟别人说，我说我到周至县这么多年了，我没有别的收获，我换了一副“狼心狗肺”。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学会了用动物的眼光、用自然的眼光来看我们这个世界，看我们人类。在我这个《老县城》书里边提到了一个所罗门，所罗门是中世纪的一个国王了，传说他有一个指环，一个戒指，谁戴上这个戒指，就能听得懂野兽的说话。这个所罗门王戴上这个指环以后，听到了很多野兽的语言，他也听到了鸟的语言。听到了鸟说哪个哪个妃子对他不忠，另外有相好，他非常生气。所罗门王就把这个指环扔了，嫌它太扰乱他的心。我就想，我说所罗门王靠指环才能听懂鸟兽语言，这确实是有点太不怎么样。大自然万物寸焉，活活泼的生物，完全无需你借助魔法的指环才能达到和它们交流。实际上自然再小，再不起眼的生命，它也有它的喜怒哀乐，它彼此也能传递它们之间的信号。它们的这些感情，我们完全能理解，关键是我们有没有这个心。　
　　在周至县，在大熊猫保护区，老县城大熊猫是时常可见的，我在佛坪自然保护区，那是老县城的南边一点，刚开始的时候，给大熊猫带圈，最早给大熊猫戴圈，那个圈不是像我们现在金属的，是皮带的，皮带上弄一个无线电发射装置。这个皮带要编号，20世纪80年代那时候很原始，就是把皮带拿红漆写上多少号，过一段时间这个号就磨没了。要给这个熊猫重新写上号，就根据无线电追踪，找着一个大熊猫。保护站的人就提溜着油漆桶，去给皮带上写号。这个皮带戴的时间长了，那个油啊，熊猫那个油磨在上边，这个漆就写不上了，在上边描半天，这个熊猫急呀，你还没描上，然后自己拿起桶来朝上一扣。熊猫很聪明的动物，它现在完全知道你对我没有任何的伤害，它知道它是宝贝，你把我杀了你得枪毙。动物它是非常聪明的，有时候我也想，我说熊猫这个性情像谁呀？这个性情，有时候我就想，熊猫的性情和我们中国人的性情在某种程度上非常相近。老子写“尚善弱水”，在周至楼观台。是不是也受了熊猫的启发在里边。近视眼、高度的近视眼，不愿意活动，往那儿一靠，这胳膊一搂一抱竹子，就像吃芹菜一样，然后这胳膊再一搂、再一搂摸不着了，站起走两步，嗤坐下了。看不到远处，有一次我和一个熊猫面对面，我就这样拿摄像机，这样照着它，我就看不见它那眼睛。因为那俩黑圈，我就想看看它干嘛，因为我在看着它，它也在看着我。我就把眼睛掉过来一看，哟，睡着了。它能在你的视线下，在你的摄像机下，它能睡着了。你想想它把什么放在眼里？它什么也不放在眼里头。　
　　不光是有大熊猫，我们那儿还有金丝猴。金丝猴呢，有一次在猴年的时候，我们有个乡长姓侯，逮猴犯了猴案了。大家都知道这样的故事，猴年侯乡长逮猴犯了猴案，给判了刑了。金丝猴是个很有思想和人非常接近的动物，我们那个保护区有一个叫雍严格的大熊猫专家，他是当地人，他的父亲过去是个老猎手，打这个金丝猴。这个金丝猴在二十世纪50年代是各个乡、各个村都集中起来要打猴的。打猴干嘛呢？就是做那个皮衣服。我也问过，我们那儿有个老会计，有金丝猴皮的衣服。我就问他，我说你穿吗？他说，我不穿，我从来也不穿。我说为什么不穿？他说：你知道吗？金丝猴皮的衣服，所有羊的皮的衣服什么的，它有绒毛，皮底下它是有毛的，它是保暖的，惟独猴它和人是非常接近的。那个金丝猴的毛是非常长，像人的头发一样长，披肩发，“金发女郎”。他说这个做成皮大衣以后，你把手一扒拉这个皮面，没有绒，就像是头皮。你穿这个就像穿头皮。我说这个消息，我说你应该在报上写一写，让所有想穿金丝猴皮大衣的人，看看他谁还做，谁还穿人头皮的衣服。金丝猴在打它的时候，是非常残酷的，要围山。一边儿围山，一边儿把树砍完，最后把金丝猴围在小的环境里边，人上去，人猴大战，他是要猴，不是要活的，就往死里打。　
　　其中雍严格同志他就说，他的父亲在一次围猴的过程中，有一个大母猴抱着一个小猴突围出来了。这个母猴突围的时候，背了一个别人的猴，自己还抱着一个自己的猴。跑到一棵枯树上，再没有地方可跑了。这个雍严格他爸爸拿着枪和另外一个老猎人，两个人，对着猴就瞄准。正要开枪的时候，这个母猴对他们做了一个手势，这样。我说一个猴能做出这样的手势来，这猴干什么呢？它给它那两个小猴喂奶，这俩猎人就想，它喂奶等一会儿，给猴喂奶。那小猴可能也不太饿，吃了几口不吃了。这时候那个母猴就把那些枯树叶摘下来，把自己的奶水挤挤，挤到这个树叶上，把这个树叶放到小猴能够到的地方，放了很多的树叶。最后这个母猴面向着两个猎人，就把自己的脸一捂，它说：开枪吧。这两个老猎人再也举不起枪来了，因为他们知道，他们面对的不是动物，是一个母亲，从此老猎人再也不狩猎了。这就是我们山里边发生的事情。山里人他和动物的这个感情是非常地融会贯通，非常地好的。你比如说，有一个农民他在山里边摇那个栗子，山里的栗子树非常多，他摇栗子呢，看树上一个穿黑棉袄的，他说：你在上面摇，我在下边捡，咱俩一家一半儿，上边就使劲地摇，他就在下边捡。他后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