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邦党人文集-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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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需要互助，这种互助有明确规定、而且是经常需要和经常提供的；以及调解各州之间纷争所需要的某些经常的和永久性的规定。这种规定是：不合的双方各从中立州选出四名法官，他们如果意见不一致，就再选一名仲裁人。这个法庭，在保证公正的誓言下，宣告最后的判决，这种判决各州必须履行。这个规定的有效程度，可以从它们在１６８３年与萨伏依公国的维克多。亚马杜斯签订的条约的一个条款看出。在该条款中，仲裁人有义务在各州发生争执时作为居间人进行调停，需要时，可对不服从的一方采用武力。
就瑞士各州的特点与合众国各州的特点可以进行比较来说，就可以证实我打算确立的原则。这种联盟在寻常情况下无论有什么样的效力，在发生能考验其力量的争端时，就失效了。在宗教问题上的争执，曾有三种引起激烈的流血斗争的实例，事实上可以说分裂了这个联盟。从那时起，信仰新教的各州和信仰旧教的各州都有自己的议会，一切最重要的事情都在那议会里进行调停，因而使共同的议会除了关心共同的输出入税收以外，很少有其他事情可做。
这种分裂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结果，也就是产生了同外国结成的对立的联盟：一个是以新教徒联盟为首的伯尔尼与乌得勒支联盟的联盟；另一个是以旧教徒联盟为首的卢塞恩与法国的联盟。
普布利乌斯
《联邦党人文集》
汉密尔顿 杰伊 麦迪逊著
第二十篇 续前篇内容
（汉密尔顿、麦迪逊）原载1787年12月11日，星期二，《纽约邮报》
致纽约州人民：
尼德兰联盟是若干共和国或者更恰当地说若干贵族的联盟，其结构非常值得注意，也能证实从我们前面的回顾中所得出的一切教训。
联盟由七个同等的主权州组成，每一个州或省则由若干平等的独立城市组成。在一切重要问题上，不仅各省而且各城市都必须意见一致。
联盟的主权由国会代表。国会通常包括由各省委派的代表五十名左右，其中有些是终身任职，有些任职期限为六年、三年和一年不等，有两个州的代表可根据自愿原则继续任职。
国会有权签订条约和结盟，宣战与媾和，募集陆军和装备舰队，决定各省分担的税额和要求捐献。然而这一切情况需要他们的选民一致赞同和批准。他们有权任命和接受大使，履行业已订立的条约和盟约，准备对进出口商品征收关税，管理国家财源，保留一部分财源属于各省的权利，全权治理附属领土。各省未经一致同意，不得与外国订约，不得征收不利于他省的进口税，或向其他各省居民征收高于向本省居民征收的关税。一个国务会议，一个主计院和五个海事团，帮助和加强联盟的管理。
联盟的执政官是各省最高长官，他现在是世袭的君主。他在共和国的主要影响和势力来自这个独立的头衔，来自他的巨大的世袭产业，来自他与欧洲某些主要统治者的家庭联系，尤其是可能来自他既是数省的执政官也是联盟的执政官；以省执政官的身分，他有权根据某些规定任命城市长官，执行省的命令，高兴时就主持省的法庭，并且有完全的赦免权。
然而，作为联盟的执事，他还有相当大的特权。
在政治身分上，他有权在其他方法宣告失败时解决各省之间的争端，参加国会的审议工作和国会的特别会议，召见外国大使，向外国宫廷派驻专门代表。
在陆军身分上，他统率联盟军队，准备警备部队，全面管理军事事务，任命从上校到少尉的各级军官，并且安排设防城市的政府和官职。
在海军身分上，他是海军总司令，管理和指挥海军以及和海军有关的一切事务，亲自或由代表主持海军部，任命海军少将和其他军官，设立军事会议，会议的决定必须？他批准才能执行。
他的年金，不包括私人收入，共计三十万弗洛林。他所指挥的常备军大约四万人。
这就是羊皮纸文件上记载的著名的旧荷兰联邦的性质。实践在其特征上打下了什么印记呢？政府的无能，各省的不和，外国的影响和侮辱，平时的存在朝不保夕，战时则遭受异常灾祸。
格劳秀斯早已说过，使他的同胞不因自己政体的缺点而遭到毁灭的，只能是对奥地利皇族的仇恨。
另一位相当有名的作家说：乌得勒支同盟给予全国会一种看来足以维持和睦的权力，然而各省的嫉妒使实践和理论非常不符。
另一位作家说：这个机构要求每一省缴纳一定的税款，但是这个条款过去从来没有、将来也许永远不会得到执行，因为没有什么商业的内地各省，是付不出同样数量的税款的。
在纳税问题上，实际是放弃了宪法条款。拖延的威胁迫使同意的省不用等待其他各省，就付出它们的税额，然后用派代表（这是常有的）或其他方法从其他省取得偿付。荷兰省的巨大财富和势力，使它能达到这两项目的。
不只一次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差额最后不得不用武力去征收。在一个成员的力量超过其余成员的力量，而其余某些成员又因太小而不能策划抵抗的联盟里，这是切实可行的，虽然是可怕的。但是在这样一种联盟里是完全行不通的：它的某些成员的力量和资源相同，同样都能单独进行有力的和不屈不挠的防御。
威廉。坦普尔是一位外交部长，他说：“外交部长们就是通过对各省和城市的影响来避开尚须考虑的问题”。1726年，汉诺佛条约通过这些方法被拖延了整整一年。同样性质的例子很多，并且众所周知。
在紧急关头，国会往往被迫越过宪法范围。1688年，他们冒着生命危险缔结了一个条约。他们的独立借以得到最后和正式承认的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是未经谢兰的同意而签订的。即使最近与大不列颠签订的和约，也背离了宪法上的一致同意的原则。一种软弱无力的政体，必然以解散而告终，不是因为缺乏适当权力，就是因为为了全民安全而篡夺必需的权力。篡夺一旦开始，是适可而止还是发展到危险的极端，要看当时的情况而定。专制往往产生于一个有缺陷的政体根据紧迫情况而要求的僭越权力，很少由于充分行使最大的宪法权力。
虽然各省最高长官制造成种种灾难，但可以设想：如果没有他在各省的影响，联盟中出现的混乱状态，早就使联盟瓦解了。马勃雷神父说：“如果各省内部没有一个能够推动它们并统一它们思想的原动力。那么在这样一个政府下，联盟决不可能存在。这种原动力就是各省最高长官。”威廉。坦普尔曾经说过：“在各省最高长官空缺时，荷兰以其诱使其他各省处于一种从属地位的财富和权威，补充了这个职位。 ”
这些并不是控制混乱和瓦解趋向的唯一情况。周围的列强使联盟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绝对需要，但同时他们的阴谋又使共和国宪法上的缺点变本加厉，从而使共和国在某种程度上经常由它们摆布。
真正的爱国者长久以来就为这些缺点的致命趋向感到悲哀，他们曾为此特殊目的召开了特别会议，进行四次正式试验以求改进。他们那种值得称赞的热诚，多次发现不可能把全民会议统一起来，改革现行宪法中已知的和公认的致命缺点。同胞们，让我们想一想历史的这个悲惨的教训吧！我们为他们的有害见解和自私激情对人类造成的灾难而痛哭时，让我们为了自己的政治幸福而进行的融洽一致的协商而高声感谢上帝吧！
这个计划还设想建立一种联邦当局管理的普通税，也因为有人反对而失败了。
这不幸的人民现在看来正在遭受普遍动乱、各州之间的纠纷和外国的武力的真正侵略，他们的命运处于危机之中。
各国都在注视着这幕可怕的情景。人道主义所唤起的第一个愿望，就是这个严重的考验会使他们的政体发生这样的变革：建立它们的联合，并使这种联合成为太平、自由和幸福的根源。其次，我们相信，能在其中享受本国即将获得的这些幸福的避难所，会收容他们，并且为他们遭到的灾祸给予安慰。
我把联盟的前例作了如为此冗长的论述，但并不因此向读者致歉。经验是真理的判断，在答复是毫不含糊的地方，必然是明确而神圣的。在目前情况下，它明确指出的重要真理是：一种统治者的统治权，一种统辖政府的政府，一项为团体而不是为个人的立法，因为在理论上是一个谬误，所以在实践上也是破坏了国家行政法的秩序和目的，用暴力代替法律，或者用破坏性的武力高压代替温和而有益的行政制约。
普布利乌斯
《联邦党人文集》
汉密尔顿 杰伊 麦迪逊著
第二十一篇 现在邦联政府的其他缺点
（汉密尔顿）为《独立日报》撰写
致纽约州人民：
在最近三篇论文中已经概括地回顾了描述其他邦联政府的特征和命运的主要情况和事实，现在我要继续论述我们的现有制度已经使我们失望的那些最重要的缺点。为了给适当的改正作出一种可靠而令人满意的判断，我们绝对需要熟悉这种弊病的程度和恶劣性质。
目前邦联政府第二个最明显的缺点，就是它的法律完全缺乏支持。现在组成的合众国没有权力通过罚金、停止或剥夺权利或以任何其他合法方式来强制人民服从决议或惩罚违犯决议的人。没有明确授与他们对不尽职责的成员使用武力；如果说基于各州间的社会公约的性质，这种权利应当划归联邦首脑，那也一定是不顾邦联条款第二条的有关部分进行推论和解释。这一条说：“各州得保留国会未曾明确授合众国的各项权力、权限和权利。”毫无疑问，假定这种权利不存在是极其荒谬的，但是我们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要末接受那个看来荒谬的假定，要末把这个条款推翻或者搪塞过去。这个条款是新宪法的反对者近来一再颂扬的题目，新宪法正因为没有这种条款，曾经受到许多貌似有理的责备和严厉的批评。如果我们不愿削减这条被称赞的条款的力量，我们就不得不得出结论说，合众国提供了一个特殊的政府标本，这个政府连执行法律的宪法权力的影子都没有。从已经援引的例子中可以看出，美国邦联在这方面不同于任何类似的其他制度，并且在政治界展示出一种前所未有的新现象。
各州政府缺乏相互保证，是联邦计划中另一个重大缺点，在组成联邦的条款中，并未申明这类保证。假如从效用考虑，暗示应有一种不言而喻的保证，要比从同样的考虑暗示应有一种不言而喻的强制权力会更加昭著地背离上述的条款。缺乏保证，后果虽然可能使联邦遭到危险，但是并不象联邦的法律缺乏宪法支持那样会直接侵犯联邦的存在。
如果没有保证，来自联邦的、能抵制那些有时威胁州宪法存在的内部危险的帮助，也一定不存在了。篡夺权力的情形会在每个州里抬头，摧残人民的自由，而全国政府除了悔恨交集地眼看其侵害以外，在法律上什么事也不能做。成功的派别能在秩序和法律的废墟上建立苛政，而联邦在宪法上却不能为政府的同情者和支持者提供任何帮助。马萨诸塞州勉强摆脱的动乱局势，证明这类危险并非推论出来的。假如政治煽动者有一个凯撒或克伦威尔来领导，那么，谁能决定最近动乱的结局呢？谁能预测，在马萨诸塞州建立起来的暴政，对新罕布什尔、罗得岛、康涅狄格或纽约等州的自由会产生什么影响呢？对州的重要性的过于自豪，启发某些人反对联邦政府中的保证原则，认为它含有一种对其成员的内部事务的多余干涉。这类顾忌会使我们失去可望从联合中得到的一种主要益处，它只能来自对条款本身性质的误解。它并不能阻碍大多数人民用合法而和平的方式来改革各州宪法。这项权利是始终不会消失的。保证只能对暴力造成的变化起作用。对于预防这类灾祸，不能规定过多的限制。社会的平安和政府的稳定，完全决定于对这个问题所采取的预防办法的效力。在政府的全部权力掌握在人民手中的地方，一个州发生局部或偶然骚动时，采用暴力纠正法的口实也就少了。在民主政体或代议政体中，对于管理不善的自然纠正办法就是变动人事。国家当局的保证，不但能对付社会上党争和民变的动乱和暴行，同样也能对付统治者的篡权行为。
用定额规定各州向国库捐献的数量的原则，是邦联政府另一个主要错误。前面已经指出，各州厌恶为应付国家急需而作出足够的贡献，而且在为此所作的试验中，已充分表现了出来。
现在我完全是用各州平等的看法来谈这个问题的。凡是习惯于设想产生和构成国家财富的情况的人，必然感到满意的是，没有可以确定其等级的共同准则或标准。无论土地的价值或人数（这些已先后被提出作为各州贡献的准则），都不能认为是适当的标本。如果我们把尼德兰联邦的财富和俄国或日耳曼，甚至法兰西的财富进行比较，如果我们同时把尼德兰的狭小地区的土地总值和总人口同上述三个国家中任何一国的广大地区的土地价值和总人口比较一下，我们立刻就会发现，这两个对象的大小与那些国家的相对财富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如果把美国某些州作同样的比较，就会得出同样的结果。让我们把弗吉尼亚与北卡罗来纳、宾夕法尼亚与康涅狄格、马里兰与新泽西进行比较，就可以确信，这些州各自的纳税能力，同它们的土地面积的比例或其人口总数的比例没有类似之处。用这个方法对同一州内各县进行比较，也同样可以说明这种情况。如果我们用土地总值或总人口作为标准，那么凡是熟悉纽约州的人，没有人怀疑：金县的流动财富比蒙哥马利县的流动财富看来要大得多。
各国的财富决定于各式各样的原因。位置、土壤、气候、物产性质、政府性质、公民的天资、他们掌握知识的程度、商业、技术和工业等方面的状况——这些情况以及其他许多过于复杂、微小或过于偶然、以致无法逐一详述的情况，在各国相对富饶方面造成难以想象的差别。结果很明显，不可能有衡量国家财富的共同标准，当然也就没有决定各州纳税能力的一般的或固定的准则了。因此，用诸如此类的准则来规定邦联成员纳税额的企图，必然会造成明显的不平等和极大的压抑。
如果能够想出任何方法来强迫各州依从联邦的要求，那么，在美国，这种不平等本身就足以造成联邦的最后的灭亡。受难各州，不会长期同意在这样的原则上保持联合：它把公共负担用非常不公的办法进行分配，并且打算使某些州的公民变得贫穷，受到压迫，而其他各州公民则几乎感觉不到他们需要承担的一小部分负担。但这是与定额和征收原则分不开的一种弊病。
除非授权全国政府用自己的方法筹措收入，没有任何方法可以避开这个麻烦。进口税、国产税，总之一切消费品的关税，好比一种液体，到时候总会与付税的财力相平衡的。每个公民的纳税额，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自便，而且可视其资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