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在宋代的城市-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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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临安城外的1200名防、灭火军兵，全临安专职的“消防队”可达6522人。

　　　　正是由于有了数量这样多，质量非常优良的专职的防、灭火队伍，才保证了临安的安全。用《淳祐临安志》里的话来说：这种“消防队”，自嘉定以来已成定规，由于这样的设置，便于扑灭火灾，自此十来年间市民生活才逐渐得到安定。

　　　　防、灭火组织的规范化，必然是和防、灭火设施的规范化互为表里的。如“消防队”，有专门的铺屋，即“望火楼”，他们住在楼里，白昼黑夜登楼顶观看火警，以利扑灭火灾。

　　　　望火楼的建构出于李诫的《营造法式》。《营造法式》于元符三年（1100）编纂完成，崇宁二年（1103），经皇帝批准，按照通用的敕令，公诸于世。这也就是说，在元符三年以前，就已经有望火楼的设置或至少有其设想了：

　　　　望火楼，一坐四柱，各高三十尺基高十尺，上方五尺，下方一丈一尺造作功

　　　　柱四条，共一十六功

　　　　榥三十六条，共二功八分八厘

　　　　梯脚二条，共六分功

　　　　平栿二条，共二分功

　　　　蜀柱，二枚

　　　　抟风版，二片

　　　　右各共六厘功

　　　　抟三条，共三分功

　　　　角柱，四条

　　　　厦瓦版，二十片

　　　　右各八分功

　　　　护缝，二十二条，共二分二厘功

　　　　压脊，一条，一分二厘功

　　　　坐版，六片，共三分六厘功

　　　　右以上穿凿安卓，共四功四分八厘

　　　　柱有多高，瓦版用多少片，护缝有多长，共用多少功，一清二楚，明明白白，以“法式”规定下望火楼的构造，其意是要遵此执行，望火楼的重要性显而易见。

　　　　目前遗存的桂林府城北的鹦鹉山石壁上，仍保存着南宋咸淳七、八年（1271、1272）镌刻的当时全城总平面图，其中就有一望火楼。此楼位于该城宝贤门与镇岭门之间的山上，与城墙连接，出宝贤门可沿石阶登上望火楼。

　　　　这是一座建造在立柱上的方形二层楼，于此可以看出，望火楼必须要建在全城的高处。“楼”是建在立柱之上，根据《营造法式》规定一柱要高30尺计算，望火楼必须要有9。30米的高度（1宋尺约合0。31米）。士兵站在建在高处的望火楼上，瞭望全城，火警可以说是一览无余。

　　　　类似这样的望火楼，在临安有23处之多。“消防队员”日夜值宿在望火楼里，若发现火灾，白天就用旗帜发出扑救信号，朝天门内挥指三次旗，朝天门外挥指两次旗，城外挥指一次旗，夜间用灯发出扑救信号。

　　　　望火楼是中国古代城市建设，同时也是世界古代城市建设中的首创，它对宋代以后城市建设有着启发意义。从城市防、灭火历史来看，　宋代以后的元、明、清、民国时期，均设有望火楼，如乾隆二十年（1755）湖南省城中，就在城内高处浏阳楼上值日瞭望火警，若有火警，立即吹号或击鼓，顷刻之间，满城闻知……

　　　　扑灭火的设施，也是自宋代始渐完备。宋代城市扑灭火器具，主要是水桶、水囊、水袋、洒子、麻搭、斧、锯、梯子、火杈、大索、铁锚儿、唧筒之类。

　　　　这种较之前代更为先进的灭火器具的出现，无疑对灭火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但仅靠唧筒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有其他灭火器具加以配合，如常用的灭火器具水囊——它是用猪、牛膀胱制成的。起火时，可盛水，掷向着火地点，水囊被烧穿，或破裂，水即流出灭火。还有用油布缝制成的油囊，其用法同猪、牛膀胱制成的囊一样，盛水掷着火处灭火。

　　　　由于宋代城市有不少高层建筑着火，所以在灭火时，要经常运用梯子，攻城时用的云梯为最理想之选。它的设置是用大木为床，下面有六个轮子，上有两条各长二丈的“飞梯”。云梯四面用生牛皮为屏蔽掩，用人推着前进，到了城墙根，则将“飞梯”树立起来。用云梯一是可以窥见城内，二是可以从云梯进攻城内。如欧阳修在《归田录》中所记：着火的房屋若高，灭火的军士就会攀上救火长梯而上，这种救火长梯当非攻城用的云梯莫属，因为只有这样梯子的长度、高度，才可以够得着像皇宫那样的墙垣和楼殿……

　　　　有了便利的灭火器具，还要有有条不紊的灭火组织程序配合才能扑灭火。那么宋代城市灭火的具体场景是怎么样的呢？《武经总要》中对付火攻的步骤，可以成为观察宋代城市灭火时的参照——

　　　　敌方用火攻城，我方必须准备好平常所预备的灭火器具，主要为托叉、火钩、火镰、柳洒弓、柳罐、铁锚手、唧筒等。假如敌方所烧的火已迅猛来到，就要用水袋、水囊投掷来灭火。

　　　　楼棚器械就是已经被火烧着，也要频繁地用麻搭湿润扑打。若敌方用蘸油后燃着的火把，我方要用土沙扑灭，切勿用水，加水则火势愈炽。敌方若向城内纵烟，则要从准备好装醋浆水的瓮中，汲醋浆水覆在脸上，使烟不能呛冲鼻和眼睛。

　　　　又可在长八尺的杆上束住重约二斤的散麻，　即麻搭，　蘸着稀泥、　浆水去扑打或湿润火焰或烧着的物品，以防扩大蔓延。还要用火钩、火叉、利斧，或用快锯，拆除掉障碍；还要用大索、带有长链的铁锚儿，套住或挂住房梁立柱，用力猛拉，拽倒，以切断火源……

　　　　这虽是《武经总要》所述的对付敌方向我方所发起的火攻的办法，但从中也可知道宋代城市灭火的真实状况，它标明宋代城市灭火已有一整套较为成熟的步骤、程序。当然，这并非一下子就形成的，而是经历了一个很长的过程。这可以从元祐年间一例灭火知道——

　　　　一州郡太守，为了防止一民家火势蔓延，关上子城，不开城门，使居住在城内的市民出不去，救火者又进不到城里，一直待到市民的房屋全部烧尽。大家去责问太守，太守却振振有词地说：现在天气久旱，我用的是董仲舒的防纵火的方法啊。

　　　　这种防、灭火方法可谓荒谬透顶，但在北宋初、中期，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在防、灭火知识方面，却都处于愚昧朦胧状态，就好像一个尚待启蒙的孩童，采取的消防措施极为幼稚可笑。

　　　　即使在东京，一有火起，尤其是夜间，便紧闭诸城门，致使赶来探视救火的人也不得进入。而且，火灾发生时，要等候负责这一地区治安的巡检官员前来，才能开始扑救，这样必然是贻误了灭火的良机。城市管理者觉悟后，便推行了较稳妥的救火“责任制”：若着了火，由仰探的军人，骑着“望火马”，飞驰报告巡检，如果都巡检因故未到，便由这一地段的治安官吏厢巡检负责去救。

　　　　如果去巡检的那地方遥远，其他军巡使等官吏先到，便要立即指挥穿着上有番号、以区别各军的“绯小绫卓画带甲背子”的“火背心”的“消防队”，和救火的“水行人”，与失火的“本主”，一起灭火，以免使远处屋舍连着。后来就形成了这样的局面：一有火起，“消防队”要按平日划分好的地界扑救，以免城市的秩序发生混乱。假如“消防队”一时赶不到，则就近地段上的官员，要带领他管辖内的将佐兵丁，前往失火地段灭火。

　　　　这都刺激着“消防队员”竭力灭火，不致使火势扩散。对于灭火积极者，政府将给予优厚的犒赏，“消防队”中有重伤者，政府还差官员去探望，并负责请医生治疗。这就如同淳熙二年（1175）十一月三日——

　　　　皇宫内火起被扑灭后，“消防队”均得到10贯至300贯不等的赏赐，重伤的将官和轻伤将官，各得200贯与150贯的医药钱，重伤人兵和轻伤人兵，各得70贯与40贯的医药钱。

　　　　若是在救火中有不尽力者，查出后定以“军法”治罪。宋政府经历多次灭火，已制定出了许多严格的失火、灭火惩治法律，《庆元条法事类》中，就对城市失火治罪及灭火时所应遵循的作了详尽的规定：

　　　　诸在州失火，都监即时救扑，通判监督，违者各杖八十。虽即救扑，监督而延烧官私舍宅二百间以芦竹草版屋三间比一间，都监、通判，杖六十，仍奏裁。三百间以上，知州准此，其外县丞尉州城外草市倚郭县同并镇寨官，依州都监法。

　　　　诸故烧有人居止之室者，绞。无人居止舍宅，若积聚财物蚕簇同积聚，依烧私家舍宅财物，律死罪。从及为首而罪不至死，各配千里，从者配邻州。

　　　　类似这样的法律很多，已在林林总总的刑法中独立成为专门，而且规定非常之细。如《庆元条法事类》中特别指明，在救火时，“不容久待者，许横绝驰过”，这就从法律上为救火时的交通问题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宋朝廷还将“修火政”，作为训示和考核地方官的一条准则，并发布了不少与防、灭火有关的诏书，如《禁中火求直诏》、《宫禁火赦天下制》等。这些举措都具有法律条文的同等效力，是必须遵守的。

　　　　宋朝廷制定防、灭火的规章，不走形式，在监督执行这方面法条诏令时，不讲情面，十分严格。皇帝往往也率先垂范，如熙宁七年（1074），判官宋迪一天使人煮药，不小心失火，一直烧到了“纪府”，火愈燃愈旺，惊动了宋神宗。神宗登上了西角楼观火，看见一支部队似疾风掠过，神宗一问左右，知道是有知制诰官衔的判军器监章惇率领本监设兵前往救火。翌日，火刚停，神宗马上传下旨意，勒令停止肇火负责者宋迪的职务，罢免主管“纪府”的三司使元绛，提拔救火积极有功的章惇为三司使。赏罚就是这样的分明，因为统治者已经深深意识到非如此不能遏止住火灾的蔓延。像包拯当开封府尹时，一次街巷着火，扑救甚急，有无赖子乘机想调逗包拯，问他是在甜水巷还是苦水巷取水，包拯连理都不理，便命拉下斩首，由此京城市民更加畏服包拯了……

　　　　据此看来，奖惩严明，才能顺利指挥扑救，从指挥灭火的过程中可以检验出一个官员驾驭政事的功力。绍定四年（1231）九月临安一次特大火灾，就是这样的一次检验，当时的火势是这样的：

　　　　九月丙戌夜未中，祝融涨焰通天红。层楼杰观舞燧象，绮峰绣陌奔烛龙。始从李博士桥起，三面分风十五里。崩摧汹汹海潮翻，填咽纷纷鉴鱼死。开禧回禄前未闻，今更五分多二分。大涂小涂噤不讲，拱手坐视连宵焚。殿前将军猛如虎，救得汾阳令公府。祖宗神灵飞上天，痛哉九庙成焦土。

　　　　从诗歌不难想见这场大火的可怕。参照其他有关此次大火的记载，却可见出贾似道的才干。当殿帅冯亲率精锐兵丁扑救，也遏止不了火头时，贾似道沉着地说：火近太庙来报。待传来火近太庙的讯息，贾乘两人小肩舆，前往着火处。

　　　　肩舆旁有持锤、剑的四力士护卫，以示威严，才走一里，即换抬舆人，一会儿就到了着火地太庙。这时，贾似道火速部署，具赏犒，募勇士；树皂纛，列刽手，全在呼吸间准备完毕。贾似道下令肃然，明确说道：火到太庙斩殿帅。令刚下，火沿太庙的“八风板”袭来，两殿前卒肩扛一卒飞上太庙，将“八风板”斩落了下来，火即止。贾命人登验灭火卒子的姓名，当时就赏赐给金银……

　　　　虽然这场大火最终还是使临安受到了破坏，可贾似道在灭火中采取的一系列严明的措施，还是值得称道和借鉴，它不仅显示了贾似道处置火灾的才干杰出，也反映了宋政府官员处置火灾，是恩威并重的。

　　　　这一做法可追溯到宋政府处置火灾的指导思想。宋政府并不一味采用硬性的处罚，而是两手并用，在推行处罚法条同时，也实行一些保证扑救火灾顺利进行的基本建设。像宋政府解决救火用水就是一例——

　　　　在南宋城市里，不仅有井，还专建了防、灭火用的蓄水池，如景定四年（1263）镇江府学渊源堂，在学生吃饭的场所前就凿蓄水池，以备着火时用。临安的蓄水池，则有二十多个，三省六部，要害之处，均有一个。

　　　　为了防止大火蔓延成灾，宋政府还开辟了“火巷”。如熙宁九年（1076），大相国寺着火，提举在京寺务司便向神宗建议“绕寺庭高筑遮火墙”。绍兴二年（1132），赵构在诏书中则更加明确规定：“被火处”每自方五十间，“不被火处”每自方一百间，各开火巷，要宽三丈。

　　　　精细周到的防火灭火的设施，使宋代城市的防火灭火处于一个健全、高效的轨道之中。在一般情况下，如袁《枫窗小牍》中所说“每遇火发扑救，须臾便灭”，这是实事求是的，可以随意举一个防火事例来加以证实——至和、嘉祐之间，枢密使狄武襄家“夜醮”，夜醮自然是要大举烛火的，可他忘记了事先要报告有关官员的惯例。夜半时分，从他家冒出火光。巡视火情的军巡铺兵，飞报厢主，又报开封知府，一会儿，他们便一块儿赶到了狄宅……

　　　　虽然，狄宅并未着火，只是一场虚惊，但从此可见宋代城市防、灭火制度之严密，“消防队”反应之迅速。这些都是令人惊叹的，是行之有效的，堪称中国古代城市防、灭火制度的典范。

　　　　像东京、临安这样的中心城市，积累起了丰富的防火、灭火的经验、方法、理论，形成了一整套可行的、有效的制度。宋代的中小城市也都纷纷加以仿效，并加以变通，灵活运用。

　　　　北宋末年到南宋初期，金兵连续向宋政权发动了大规模的军事进攻，与此同时，又出现了各种形式的反对宋政权的武装集团，他们目的不尽相同，但目标大致相同，都是瞄准了城市，他们所采取的重要手段就是火攻。

　　　　然而，由于此时的城市管理者，已对火灾有了相当的认识，累积了丰富的经验，所以一次又一次地化解了由于大火而造成的对城市的危害，并在防火、灭火过程中有所发明，有所创造。

　　　　像开禧年间的襄阳城之战，守军为防敌人用火炮攻城，引起火灾，将靠近城池的茅竹屋、仓库全部撤去，用市民平日使用的“潜火水桶”，防敌人的火箭，从酒库中取出酒瓮，置放在市中心，以备起火时用……

　　　　又如在陈规、汤的《守城录》中，屡屡能见到乱兵攻城用火箭之类的武器，使城市着火的叙述。如北宋靖康元年（1127）十二月，溃军王在等火攻长江以北的德安城（今湖北安陆）的骇人情景，便是一例——

　　　　攻城者用竹竿和木杆绑上荻草做成火把，长二丈，排列二三百火炬，像火山一样，朝城门及城墙上的竹栅栏和蓖篱笆烧来……

　　　　可是守城者深得灭火、防火方法之精髓，像一位武林高手，将遮天盖地而来的“火山”，干净利落地一一化解。

　　　　这无疑得益于城市防火、灭火的经验方法的积累和发挥。更为重要的是，守城者在频繁的防火、灭火战斗中，又借鉴了已有的城市防火、灭火器具，丰富了自己。如绍兴二年（1132），陈规在守德安时，发明了一种用长竹管作枪筒，内装火药，点燃后喷出火焰，以烧伤敌人的原始管形火器。

　　　　现无史料记载陈规是否借鉴过灭火器具“唧筒”的制造，但从“火枪”的形状、原理推测，不能不说这种内装火药的长竹筒，与“用长竹，下开窍，以絮裹水杆，自窍唧水”的唧筒有相近之处，至少二者之间有互为影响的痕迹。

　　　　喷火的火枪，开启了管形火器的时代；泚水的唧筒，开启了消防泵浦的时代。一火一水，其源均可追溯到到宋代城市防火、灭火的制度上，可见宋代城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