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在宋代的城市-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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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品纷呈局面的形成，也和贵族的提倡有着密切的关系。首先，皇帝就将“汤药”与“茶”赏赐给自己欣赏的人物、远征的将士，以示宠爱。北宋政府还有一条规定：宋选人、使臣等无职田或职田不足者，于俸禄外另给“茶汤钱”。
所以，拥有“茶汤药”简直成了一种荣誉，这更引起了王公臣僚起而效仿，最为常见的是他们碾制汤末、丸药、茶饼，随身携带，须臾不离。像人们所熟悉的《拗相公饮恨半山堂》中的王安石，在罢相返乡途中，痰火病发，他就吩咐手下人只取一瓯沸汤来，将沸汤调“丸药茶饼”服了，这才确保痰火病未发起来。
这又反映出了有身份的贵宦还随身携带煎点汤茶的器皿，而且这种器皿绝非一般。开宝年间，有一身着布衣的美须髯者，引着一须眉皓白担布囊的仆人，叩开了洛阳甘露寺院门，高大丰肥的院主与他相礼攀谈，时间长了，布衣者便命老仆取茯苓汤末和两只金盂、一只小金汤瓶，然后向僧人索火点金瓶，借寺院的托子点汤。
这种金汤瓶当是上品，以此类推，稍差的汤瓶是银质的，次之则是铁的或者瓷石的。汤瓶分为金银瓷三种，就是因为社会各个不同层次都需要煎点汤茶。在宋代城市中，已把点汤茶当成了一种礼节。如宋真宗与晏殊谈话，坐下便“赐茶”；谈话完毕，起来便“点汤”。“讲读官”在上朝时，也是“赐坐饮茶”；讲读完毕，饮汤乃退。看来，“客至则设茶，欲去则设汤”，已在城市里成为规矩。可是也有不设茶，只设汤的，如范纯夫每次日当“进讲”，这天夜里在家先讲，众弟子全部来听讲，他不设茶，只点汤而退。这多半是在一种比较随和的环境中。也有反其道而行之的：客人一来则设汤。武臣杨应诚来了个标新立异，家里有客来时，他经常用蜜渍橙、木瓜之类的水果，作为茶汤款待客人。于是，去他家的客人予以仿效，但有人认为：客人来了久坐，说话多了伤气，故在他走时则将汤端上，前人的意思一定是出于此点，宋代人不应为嫌。然而由于文化素质的不同，宋代的许多市民是很难掌握这一尺度的。有客人来，便将茶与汤一起点上端上，以至使客、主都喝空了盏，这就使人好笑。而公厅之上，主人的汤，不能准备很多，许多客人因此也就盏杯里空空的，这就是本想行礼反而失掉了礼节，更可笑了。
可是，习俗一经形成，便有其相对独立性。无论先茶后汤，还是先汤后茶，它们总是一枝树干的两朵花，并蒂生放，相得益彰。施耐庵这样的小说大家也用笔忠实记录了“煎点茶汤药”这一情形。其余的小说家们也在其作品中，不止一回地勾勒出了一个又一个侍候顾客吃茶、吃汤茶博士形象。元代杂剧中也出现了许多类似“则我这汤浇玉蕊，茶点金橙”的景象，这自然是北宋城市“煎点汤茶药”之余韵……
画家也运笔描绘出了宋代城市这一最为常见的食风景象，如南宋佚名画家所作的，现藏于黑龙江省博物馆的一幅图——
六位着宋代城市下层市民服饰的商贩，围成一圈，右侧二商贩端盏吸饮，一手捧盖碗的商贩凝神观望，左侧一笑呵呵的商贩从一长颈容器中往一盏内倒饮料，他身后一商贩，躬身俯首，一手用夹子在炉灶内拨弄，一手握一长颈汤瓶，左侧第一位商贩，一手握盏，一手提装长颈饮料容器的移动炉灶，似等右侧端盏吸饮者的品评意见……
此画构图紧凑，气韵恬静，但并无题名，有专家认为它描述的是南宋城市卖浆情况，故名为“卖浆图”。笔者认为不妥，根据宋代城市煎点汤茶药成风这一史实，似冠以“煎点汤茶药图”较为合适。
第八部分 婚育之俗
第1节 嫁娶
在东京，有一富户为儿子娶一媳妇，刚过三天，就被皇宫中一位指挥官命令入见，结果，泥牛入海无消息，半个月不见人归来。这事发生在颇得人望的仁宗朝，富户自然上告到开封府。开封府尹范讽为此毅然去面奏，他对仁宗侃侃而谈：民妇既成礼，而强取之，何以示天下？范讽所说的“礼”，即是严格按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程序而进行的婚姻礼俗，它是维系社会安定发展的重要大礼，怎么能随便破坏呢？仁宗闻言极是，立刻降旨，放出此女子，在御榻前交给范讽带回。透过这件事看，即使是皇帝，也要摆出一副尊重婚俗的样子，尤其是在城市里，讲究礼仪，婚俗是千万马虎不得的。
首先，任何一桩婚姻的形成，都要由媒人往来通言。那些严循明媒正娶戒律的名门，需要的媒人是戴盖头（即帷帽），拖裙到颈，着紫色套服，衣饰华丽者，她们的装束几乎和贵妇人一样。所以，从外地来到东京的人，见一妇人着红背子，戴紫幕首，却没有仆人跟随在后面，就感到诧异。皇帝为使宗室与有钱富户联姻，选定了数十名官媒人，也就是这般模样。中等门户，所需媒人则着冠子，黄包髻，系把青凉伞儿。再次之就是头挽一窝丝，身穿粗布衣，混迹在市井城镇上的王婆之流。她们做媒为生，练就巧舌如簧，可以：
开言成匹配，举口合姻缘；医世上凤只鸾孤，管宇宙单眠独宿。传言玉女，用机关把臂拖来；侍案金童，下说词拦腰抱住。调唆织女害相思，引得嫦娥离月殿。
这样的媒人真是不简单，所以男女双方都将希望寄托在媒人身上，尤其那些婚姻未圆满者。像宋话本《小夫人金钱赠年少》中描写的：
东京界身子里拥有十万资产、年过六旬的张员外，孑然一身，便想续弦，找来了张媒、李媒，委托她们为之说亲。但是条件苛刻，他一要人才出众，二要门户相当，三要有十万贯房奁。两位媒人明知这非常不实际，肚里暗笑，口中却答应这三件事都容易。结果，她们把张员外的年纪瞒了三四十岁，和女方说了，又到张宅讲定财礼。成亲那天，女方才知是位鬓发皆白的老员外，叫苦不迭，后悔已晚。为了钱财，媒人就是这样指鹿为马，颠倒黑白。有人特别感叹宋代城市媒人的这种见钱眼开的做法：到女家则说男家不求备礼，而且帮助出嫁遣之资；到男家则厚许其所迁之贿，而且虚指数目。轻信了这些媒人的话而成了婚的人，往往赍恨见欺，夫妻反目，乃至离婚。可是，没有媒人，任何婚姻都不成。即使强霸妇女的财主，也要使强媒硬保，否则名不正言不顺。一句话，城市婚姻的序幕，必须要由媒人拉开。
男家正式草帖女家正式草帖
在媒人的主持下，婚姻的第一步是起个“草帖子”，或者“讨一个利市团圆吉帖”，看看吉利否、无克否。媒人一般都带着这样的帖子，往往是“从抹胸内取出”，如“一幅五男二女花笺纸”，由议亲人写了，她们带给男女双方。
若双方见草帖后彼此满意，再告诉媒人通一个更细的帖，也叫“定帖”。上面写着男家曾祖、祖父、父亲三代名讳、职业；议亲的是第几位男子，何时所生，父母在不在堂，家有多少财资，主婚的是哪位尊长等。
女家也以对等的形式，将自己情形一一写明。两家把定帖放在彩色绸缎或布衬着的盘子里，选个日子送给对方，这就表示此事可谈。下一步就是“相媳妇”，是由男方亲人或媒人上女家去看，也有男子亲自去看的，这唤作“过眼”。
男家正式定帖女家正式定帖
相媳妇的地点往往在酒楼、园圃等雅致环境，这颇有些今日自由恋爱的味道，但是自始至终却充满着男强女弱之意。如男方用四杯酒，女方准备两只酒杯；若新人中意，男方即以金钗插于冠鬓中，这叫“插钗”；若不如意，送二匹彩缎，美其名曰“压惊”。
也有相退女方的男子，被女方告发的，东京的司法机关，即依据刑律条例判决，引起市民的议论，认为这样处理太甚。这表明，婚姻观念已有些许松动，但因循守旧的势力还是很大。倘若不去相媳妇，那就只好听天由命了。都官凌景阳，与东京一豪门孙氏女子成婚，但怕自己年纪大，就匿报了五岁，待交礼时，才知这位孙氏女子比自己还要大，原来她匿报了十岁。此事荒唐，引得皇帝都大笑，这就是没有去相媳妇的后果。假如去相媳妇，而且相好了，那就很快由媒人去道好，议定礼，再往女家报定，接着男方选黄道吉日，送聘礼，婚姻的节奏就加快了。当然，快不快取决于当婚者的主观意图，这要看下财礼多少。
到了以摆谱为荣的南宋都市里，富裕之家，则准备珠翠、首饰、金器、销金裙褶、缎匹茶饼，牵送两只羊，还有装上大花的四罐酒蹲，用绿销金酒衣或罗帛帖套花酒衣盖上，酒担用红绿缎系上，送往女家。女方备些紫罗匹缎、珠翠须掠、箧帕鞋鞍等回定礼物，再用两只空酒罐，放满清水，投入四条金鱼、一双筷子、两棵葱，作“回鱼筷”送往男家。只有官户富豪，才用金银打造一双鱼筷，用彩帛做两棵生葱，挂在鱼水罐外面。
可是，“下财礼”就非同小可了，因为它意味着婚姻已完全成“定论”。男女双方，都要倾其所有，有钱人家送聘礼，以送“三金”为时髦，即金钏、金、金帔坠。送不起金器的家庭，用“银镀”的代替。这种以金为主的财物聘礼，闪烁着好一派富贵气象。这是在唐代婚姻聘礼中所未见的，也是元代婚姻聘礼所未达到的，反映了商品货币经济在宋代城市婚姻中占有的无可争辩的主导地位。此外，官宦之家还送销金大袖或红素罗大袖缎、黄罗销金裙、缎红长裙、珠翠团冠、四时髻花、上细杂色彩缎匹帛、花茶果物、团圆饼、羊酒……简直像展开了一场送聘礼的比赛，看谁送得多，送得好。
在宋代以前，这一习俗并不明显。但到了宋代，“将娶妇，先问资装之厚薄；将嫁女，先问聘财之多少”，已成为最基本的婚俗第一步，然后再立契约，“以求售其女”，所以“世俗生男则喜，生女则戚”。倘若城市中的富室，一次新婚，最低程度要有“半千质具”！王安石嫁女到蔡家，慈寿宫赐一珠褥，就值数十万钱。南宋景定年间，一小小九品郑姓将仕郎之女庆一娘，许嫁给万知县之子，仅资装费钱就高达十万五千贯，随嫁五百亩田尚不算在内。通过以上一高一低两例，可以推想婚姻论财已成为一种普遍的风气，这与宋代以前讲究门第、等级的悬殊是有明显区别的。在这种风气影响下，为下聘财损资破产，乃至嫁娶失时、不能成礼的特别多起来。故官府将聘财定立等第，以男家为主，大致分为上、中、下三等：
上户金一两，银五两，彩缎六表里，杂用绢四十匹。
中户金五钱，银四两，彩缎四表里，杂用绢三十匹。
下户银三两，彩缎三表里，杂用绢一十五匹。
这只是大体的规定，目的是让市民们下聘嫁礼时有所遵循。实际上，即使没有钱的市民，也要硬撑着备一两匹彩缎、一两封官会，加上一些茶饼鹅酒。有的穷苦市民，不顾“报应”，竟到居处附近的大庙，取人们布施给寺院的缣帛以嫁女。至于一贫如洗之家，奁具茫然，但假如女子姿色可取，这就要由男方送首饰衣帛等物，叫作“兜裹”。然而，也有女方奁具万计，只慕男方容仪，情愿不要男方分文，只想及早成婚的。男方一旦答应，女方便来人，“施供张，敷茵几，金玉绮绣，杂然盈前”。然后便是笙箫之音，锵洋渐近，女子乘花舆而来……
这与东京有权人家，专去科场上选婿，毫不考虑男方的阴阳凶吉及其家世同出一辙。这唤作“榜下捉婿”，女方还给男方缗钱，唤作“系捉钱”。后来富商和广有钱财者，也都到科场上捉婿，并成倍付“捉钱”，以诱士人上钩。捉到一个女婿一次就给千余钱，这一明码实价还是非常之高的。可是一旦从科场上选来的这女婿与女子成婚后，其家则就要索取“遍手钱”。通过女不看男家世只重相貌，女方重男才干而不虑其他的这二事，可见宋代城市婚姻不计较门第、“不问阀阅”的端倪，而且它透露出了宋代城市婚姻直逼钱财，专问实际而不好虚名的举措，已是很有代表性，以至可以成为宋代城市婚姻的最大特色。所以，即使男方再贫穷，也要备纳采、问名之礼，始为允当。而受了聘送的富家女子，不仅要用双匹绿紫罗、金玉文房玩具、珠翠须掠这样的女工礼物答回，而且还要送给媒人缎匹、盘盏、纸币、花红礼盒等。
送礼到此还不算完。到迎亲的前三天，男家开始送催妆花髻、销金盖头、花扇、花粉盘、画彩线果等物品，女家则回送罗花幞头、绿袍、靴笏等。一直到了成亲的前一天，“下财礼”才告一段落。因为这时要“铺房”，由男家备床席桌椅，女家备被褥帐幔；女家出人去男家铺设房奁器具，摆珠宝首饰等。张幔设褥、布幕置毡的程序，演变成了女家夸耀的机会。像公主出嫁的房奁，还由皇帝降旨许官员去参观。
唐代嫁娶时，虽有广奏音乐、歌舞喧哗的现象，却遭官方取缔。至北宋前朝皇帝、皇太子还是袭用旧制，婚礼仍不举乐，可民间却松弛多了，《清波杂志》曾说元祐哲宗大婚时，宰执议论不用乐，宣仁太后反对道：“寻常人家，娶个新妇，尚点几个乐人，如何官家却不得用？”这就告诉了我们，城市婚礼用乐已司空见惯。《事林广记》中一段话也透露出了这一新礼节的抬头、不用乐的旧制的崩溃：
近俗，六礼多废，货财相交，婿或以花饰衣冠，妇或以声乐迎导，猥仪鄙事，无所不为，非所以谨夫妇严宗庙也。在乐队吹吹打打声中，男家陪伴人各拿花瓶、灯烛、香球、沙罗洗漱、妆盒、照台、裙箱、衣匣、青凉伞、交椅等物，跟着送“迎客”的车子或花担子前往女家。女家在男家来人迎亲前，叫出嫁的女儿先拜家堂并祖宗，以保过门平安，并且要有一大套吉利话：
今朝我嫁，未敢自专。四时八节，不断香烟。告知神圣，万望垂怜。男婚女嫁，理之自然。有吉有庆，夫妇双全。无灾无难，永保百年。如鱼似水，胜蜜糖甜。
待迎亲队伍到女家门口，女家用酒礼款待来人，并散“利市钱”，乐官作乐催妆，待嫁的女子“房中巧妆画，铺两鬓，黑似鸦，调和脂粉把脸搽。点朱唇，将眉画，一对金环坠耳下。金银珠翠插满头，宝石禁步身边挂”。这时，有“克择官”报时辰，茶酒司仪互念诗词，促请新人出屋登车。新人登上车，从人却不肯起步。此刻，有人念这样的诗句：
高楼珠帘挂玉钩，香车宝马到门头。 花红利市多多赏，富贵荣华过百秋。
新人家只得赏了这一求利钱酒的，担才起了，迎至男家。北宋时，迎娶的人先回男家门口，吵吵嚷嚷向男方要钱物，这叫“拦门”，旁边还有人吟诵拦门诗，以推波助澜：
仙娥缥渺下人寰，咫尽荣归洞府间。今日门阑多喜色，花箱利市不须悭。绛绡银烛拥嫦娥，见说有蚨办得多。锦绣铺陈千百贯，便同萧史上鸾坡。拦门礼物多为贵，岂比寻常市道交。十万缠腰应满足，三千五索莫轻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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