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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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有制宪议会以来，他是第一个召集全体国民代表开会的人。甚至在宪法生效之前，他也一直尊重不受限制的出版自由，而这种自由的泛滥只不过更加引人注目地坚定了他那高贵的决心。他恢复了大多数人民自己选择行政长官的权利。
他一看见自己的目标，立刻就找到了通往目标的途径。他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地认识到，一旦采纳了一种体制，就必须全部采纳它；自由必须是完整的；自由既是权力的保证，也是权力的限制。他的力量感使他用不着那些暧昧而怯懦的事后聪明，它们只能诱惑狭隘的心灵，分裂虚弱的精神。
这些都是事实，而这些事实说明了我们中间那些在危机关头团结在现政府周围的人的所作所为，他们虽然并不了解这位世界的主人，但仍然聚集在自由宪法的创立者和我们祖国的保卫者周围。
当他的名声传遍欧洲的每一个角落时，我们看到他成了世界的征服者，而且我们有了对自由的向往。有谁会真的认为，胆怯和懦弱能比一种巨大的、几乎是奇迹般的力量带来更多的好处呢？
我必须承认，我曾经相信过这一点，而且怀着这种希望，在度过与那个已被推翻的政府没有任何交往的十个月之后，在坚持反对它在出版自由、大臣的责任、被动服从等方面所采取的措施之后，在它土崩瓦解之时，我变得更为投入。我曾一再告诉他们，自由必须得到拯救，因为他们只有靠自由才能够拯救他们自己。但这些软弱无力的逆耳忠言他们常常听不进去。
我们也确实听到过有关宪法的片言只语。但从未采取过全民性的措施，从末见到过使仍然游移不定的舆论消除疑虑的公开步骤。一切都处于混乱、麻木和骚动之中。那些人已经对事业感到绝望，断定它希望渺茫。事实是他们痛恨自由这个真正能够救世的手段。
这个政府消失了。我们下一步该做些什么呢？跟随一个并非我们自己的党派走吗？但自从它显示出力量开始，我们就一直和它斗争，它的每一个意图和每一个思想都与我们的意见和愿望格格不入；跟随一个我们仅仅当作自由的手段、自由的通道去保卫了几天的党派走吗？但我们那时付出了全部努力的目标已经落空。我们能够期望一个由外国势力扶持的立宪君主制吗？当然不能，它必定会使法国四分五裂，或者是出现一个傀儡政府，一个对外国势力惟命是从的执行者。
当詹姆士二世离开英国时，英国人宣布他的逃跑等于退位：从那时起英国人就获得了自由。
不，我不想与我们的敌人同流合污，乞求他们屠杀法国人以使有可能再次垮台的政府再次崛起。
挺身保卫一个实际上自暴自弃的政府，并不是允诺和它一起流离失所。向一个既无希望又无资源的弱者做出献身的保证，并不是要放弃我们祖先的土地。为一项事业 —— 人们希望它得到拯救以从中受益 —— 去冒险，并不意味着当那项事业已经彻底堕落、面目全非，视外国人为盟友，以杀人放火为手段时，人们还会为它献身。最后，决定不出逃并不会使一个人成为叛徒。毫无疑问，一个人在授予自己庄严的人格担保时，会表现出强烈的感情。一个人会不无惊奇、不无痛苦 —— 这种痛苦不会由于新奇的发现而减轻 —— 地发现，名望是人类心灵的一个沉重负担，他还会发现，当人们相信一个无可指责的人已经不再无可指责并开始指责他时，他们会是多么兴高采烈。
未来将会做出回答。不管现在的暴风雨看上去多么猛烈，自由将会出现在那个未来。因此，在为捍卫人权、捍卫个人安全和这片土地的安全、捍卫思想自由、废除一切专横权力而奋斗了二十年之后，我为自己在胜利之前就参与创建那种认可所有这些权利的制度而庆幸。我将完成我一生的事业。
注释：
＇9＇ 我对消极服从的看法，受到一些论点的驳斥，我认为有必要说一下这
些论点，因为在我看来，它们又为我力求确立的原则增加了证据。
我问道： “ 一名士兵接到伍长的命令，是否就必须向其队长开枪？ ” 有人对我说： “ 显然，士兵根据服从的原则，对队长要比伍长给予更大的尊敬。 ” 但是我也说过同样的话： “ 土兵考虑到，队长的权威高于伍长。 ” 这里的意思不是一样吗？或者人们是在为 “ 考虑到 ” 这说法担心？但是，如果士兵不能考虑到使这两个同样可以向他发出命令的人有所区别的军衔的不同，服从的原则怎么能够采用呢？为了知道他们中间的一个人应当比另一个人得到更大的尊敬，他必须理解他们之间的不同。
我说， “ 作为一般原则，纪律是一切军事组织不可缺少的基础，如果这一原则有其限度，这种限度也是不能描述的，但能够感觉到它们。 ” 我的对手是如何回答的？ “ 这种情况是很罕见的，人们的内在感觉可以指出这一点，它们不能构成对一般规则的障碍。 ” 难道我们看不到，这里不但原则是一致的，甚至连用词都一样吗？ “ 内在感觉 ” 同 “ 这种限度也是不能描述的，但能够感觉到它们 ” 不是一样吗？ “ 一般规则 ” 与 “ 一般原则 ” 有什么不同吗？
此外，我说， ‘ 徘法逮捕公民的土兵或军官，不能因为受命于一位大臣而变得有理。 ” 请注意 “ 非法逮捕 ” 一词。反对者说的什么呢？ “ 下属只有两件事情要考虑。 ” 请留意一下 “ 有两件事情要考虑 ” 这一说法。当我说探寻事由不可缺少时，我并没有错，因为信奉消极服从的人也不得不求助于它。两件要考虑的事情是，他们接到的命令是否来自他们归属的人，向他们发出的请求是否在发出者的权限范围之内。这也是我提出的问题。有人似乎把逮捕无辜与非法逮捕混为一谈了。涉嫌犯罪的无辜者当然可以被合法地逮捕。逮捕令的执行者，不管是军人还是民兵，不必讯问他所收的逮捕令的对象是否应当被逮捕。要想使命令合法，重要的在于它应来自有权发出这种命令的权力，并且遵守规定的格式。这是我的信条，也是我的反对者的信条，他们用自己的话说： “ 卫兵或士兵……只需考虑，他是否履行了称职或不称职的权力分派给他们的使命，这一使命是否符合事物的常规，符合正义和行政的通常规定。如果是这样，他就应当执行这一盲目接受的命令，并且他这样做是正确的。 ” 毫无疑问他是正确的。谁会反驳这种观点？但是，为了搞清楚向他发出命令的权力是否称职，命令是否符合事物的常规和正义的规定，他不是必须进行评价、比较和判断吗？我加上这条评注，并不是想回答一篇已被人忘却的报纸文章，而是要表明，消极服从的观点是站不聊的，那些认为自己正在捍卫这种观点的人，也不得不放弃它；无论我们费多大力气，我们也不能把人的思考从人类事务中排斥出去。
＇10＇ 值得指出的是，在法国，在现有法律中我们并不缺少这样的法律，它规定了要对执行非法命令者无一例外地进行惩罚，甚至形式上包括军人，这迫使他们将自己接到的上级命令同这些法律进行比较。共和6年播种月13日（1798年4月2日）的法令第165条说： “ 任何军官、非现役军官或宪兵，如果他发出、签署或执行逮捕个人的命令，或已经执行了这种命令，或实际逮捕了这个人，而他又并非是在犯罪现场这样做或符合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况，且未将他直接送往警察当局，都将被指控为犯罪，并以任意拘禁罪受到惩罚。 ” 因此卫兵或军官在服从之前，必须判断他要逮捕的那个人是否属于现场犯罪，或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况。根据第166条，这一罪名也适用于将个人拘禁于并非为逮捕、审判和监禁而合法、公开设立的场所之行为。因此这些卫兵和军官在服从之前，也必须判断他们将被逮捕者带去的地方，是否属于公开而合法设立的拘禁场所。第169条说，除法律规定的现场犯罪之情形，宪兵无权逮捕任何个人，除非有符合规定的押送或逮捕令，或有逮捕证、正规的指控书或判决书。这都需要卫兵或军官在服从之前做出判定。我想，这里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让军人考虑法律，而为了考虑法律，他们必须利用自己的理性。
＇11＇ 我还可以提出另一个甚至更具决定性的事实。控告威尔克斯先生的大臣的主要代理人之一同国王的四位公文信差一起，搜去了他的文章并逮捕了五六个被视为他同党的人，为此威尔克斯先生得到了那个代理人1000镑的赔偿金，而他不过是奉大臣之命行事。这个代理人被责令这笔钱全要由他私人支付。国王的四位公文信差同样被另外几个被捕者告上高等民事法院，责令他们支付2000镑。不过，我在前面的注释中已经证明，我们在法国也有一些针对侵犯个人自由、执行非法命令者如卫兵和狱吏以及国库税吏的类似法律。那些自以为在他们的文章中攻击我的人，其实是在攻击我们的目前正在实施、每天都应受到遵守的法典。
＇12＇ 我极为高兴地发现，在这一点上我同我的一位最亲密的同事和朋友看法一致，他就是知识广博、品德高尚的德热兰多（Degerando）。他在写给我的一封信中说，人们担心所谓的地方精神。我们也有自己的担心：我们担心含糊其辞，担心不着边际的普遍性。与学究们不同，我们并不相信 “ 宇宙的实在性 ” 本身。我们并不认为，在一个国家里有比地方利益更真实的利益，它们在相同时联合在一起，它们不同时相互制衡，但在任何情况下人们都知道和感受着它们。……特殊联系不但不会削弱普遍联系，而且能加强这种联系。在情感和观念的强弱等级中，我们首先关心的是自己的家庭，然后是我们的城镇、我们的省，最后才是国家。如果你打破这些中间环节，你并不是缩短了这种联系，而是毁灭了这种联系。士兵心里想着他的连队的荣誉、他的团的荣誉，他是以这种方式献身于整个军队的荣誉。多样性大大丰富了将人们联系在一起的纽带。让祖国寓于一切事物之中，就像无数忠实的镜子一样，让祖国在你的地方制度中得到反映吧。
＇13＇ 我必须提醒读者，在这一章里，他将会经常发现引自一些出类拔萃的作者论述政治经济学及公共债权的著作中的句子。我有时会抄录他们的原话，我认为改头换面地表达他们业已精彩表达过的意思会不得要领。但是我不能始终引用原文，因为我手头没有笔记，是凭记忆写下了这一章。
《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
邦雅曼·贡斯当著 刘满译
第三编 征服的精神和僧王政治及其与欧洲文明的关系（上）
译者按：《征服的精神和僭主政治及其与欧洲文明的关系》在贡斯当生前共出版了四次。所有四个版本均于1814年出版：第一版于1月30日在汉诺威出版；第二版于5月在伦敦出版；第三版和第四版分别于4月22日和7月在巴黎出版。第二版（贡斯当曾期望能看到英译本，但却未能如愿）与第一版的内容没有区别。在第三版中，贡斯当删去了有关威廉三世的第五章，该章是专为支持贝纳多特而写的，并对某些可能会冒犯法兰西民族感情的表达方式做了软处理。第四版再次进行了修订，新增补了两章。我们的译本采用的就是这个最完整的第四版。
被删除的有关威廉三世的章节附在最后。与前几版文字有异之处均在注释中标明、贡斯当1818－1819年出版他的政治文选《宪政讲义》时，完全由于政治上的障碍，他略去了《征服的精神和僭主政治及其与欧洲文明的关系》，直到贡斯当谢世30年后，才由爱德华·拉布莱编辑的新版两卷本《政治学讲义》再版。
第一版序言
本书是一部政治学专著的组成部分，早已写成，但显然是法国及整个欧洲的环境，使它注定无法公诸于众。在写作此书之时，欧洲大陆恰如一座巨大的监狱，同那个高尚的国家——英国，自由思想的慷慨庇护地和人类尊严的杰出避难所——断绝了一切联系。刹那间，在地球的两端，两个伟大的民族响应着召唤，莫斯科的战火成为全世界自由的曙光。现在我们可以希望，法国本身不会被排除在普遍的解放之外：这是一个使交战各国肃然起敬的法国，一个依靠本身意志便足以获胜并奉献和平的法国。因此，机会已经到来，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按照自己的见识各尽其能，就可以为自己的存在价值而自豪。
本书作者，直到最近还是一批被迫沉默不语的人士的代表之一，并且是被非法剥夺了说话的资格，＇1＇他相信，＇2＇自己的声音无论有可能多么微不足道，至少会有效打破那种使欧洲其他民族感到惊讶和不快的全体一致的表象，事实上这种表象只是法兰西民族恐怖经历的结果。作者敢于深信不疑地宣布，全体法国人民——假如他们是自由的人民——几乎都会热烈赞同本书的任何一行文字。
作者在这里略去了所有纯理论的讨论，仅仅着眼于他所认为的眼前问题。他坦率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这也许会提高他的著作的意义，但在这个世界仍然遭受暴政统治的时候，他更愿意负责任地记下他发自内心深处的感受。他感到，在面对累累罪恶时，过分显示自己在强烈或勇敢地反抗所遭受的厄运，这是令人厌恶的。假如当前的社会灾难还留有使个人思考得到承认的余地，他会愉快地记住，要想使普遍奴役的计划不容任何反对，它也必然会去窒息他的声音。＇3＇
1813年12月31日于汉诺威＇4＇
注释：
＇1＇ 贡斯当这里是指他于1802年被排挤出保民院，共和十年（1802年）热月16日的元老院法令，将保民院人数从100人减为50人，他挑衅性地在本书上署名“邦雅曼·贡斯当，1802年遭除名的保民院成员”。
＇2＇第一版在“相信”之后加上了如下文字：“尽管环境极不适合讨论大量的抽象问题……”，在这一版里，整个这段话没有出现在序言中，而是作为一条单独的注释出现，参见注＇3＇。
＇3＇第一版在前言中加上了以下注释：“在为本书署上我的名字之前，我曾自问，我讨论这些本应由最有权势、最尊贵的人物去讨论的问题，是否会被指责为狂妄自大。但我的结论是，由于公意是由个人的意见所构成，那么今天的每个个人都负有紧迫的责任，即致力于塑造一种使当权者和人民的高尚努力经久不衰的公益精神。”
＇4＇第一版的序言未署日期。此书事实上出版于12月30日。
第二版序言
本书1813年11月写于德国，次年1月出版，3月初在英国再版。现在这一版几乎未加任何改动：不是因为我没有感到它在许多地方远远不够完善，而是因为，在特定时刻完成的著作，应尽可能保持那种写作环境使它具有的本来面貌。
我相信读者将不难看出，假如我是在法国或今天写这本书，我会在不止一个问题上作出不同的表述。我必须承认，我对波拿巴统治所感到的恐怖，也伴随着我对那个曾经容忍其统治的民族的厌倦。没有人更多地认识到那种统治对那个民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