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的心就这么高－钢琴天才郎朗和他的父亲-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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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认为这孩子发展下去会不得了。最后，评委们在研究确定入选名单时，觉得郎朗毕竟还小，稍显嫩一点，以后还有得是机会参加比赛。这一次，就只能割爱了。
郎朗在十名选手中正好排在第五名，取前四名参赛，痛失一次机会。有的评委深为郎朗感到惋惜。
落选对郎朗打击不小，但是，他已经不是当年在太原时哭闹着冲击评委以泄内心之忿的郎朗了。如果算上坎坷的话，这是郎朗钢琴生涯中第二次挫折。这次挫折带来的遗憾不仅仅是一次国际钢琴选拔赛失去了参赛资格问题，而是他由此失去了一次到德国埃特林根参加第四届国际青少年钢琴比赛的机会。因为参加这种国际性的比赛，选手要由文化部确定，而郎朗如果在这次国际钢琴邀请赛和选拔赛上夺魁，那么他一准能够代表国家由文化部派到德国埃特林根去参加国际钢琴比赛。他在选拔赛上的成绩仅排在第5 名，那显然不能进入文化部的视野。
埃特林根举行的第四届国际青少年钢琴比赛的那张通知书是直接寄到赵屏国老师手里的。赵老师与凌远老师每届赛事都能接到这样的通知，他们会根据自己学生的情况，在指定的时间内报名参赛。能公派的更好，不能公派，还可以自费。自费出国参赛，自然需要具备一定的经济条件。赵屏国掂量着那份赛事通知，他觉得在他的学生中，最有希望的还是郎朗。他为郎朗在国际钢琴选拔赛上落选而深感遗憾。他太了解他的学生了。他那种极强的上进心，正适合在更多的大赛中磨练。但是，他知道郎朗的经济状况，父亲没有了职业，没有了收入，仅靠母亲一个人挣钱，能够在北京维持下来就已相当不容易了，他们怎么可能拿出一笔资金自费去德国参赛呢？然而，他没有想到，当他把这份赛事通知拿给郎国任看时，郎国任几乎连想都没想，就当场表示要自费参加比赛。
郎国任是那种只许儿子成功不许儿子失败的主儿。选拔赛得了个第五名，他牙根就没想到。他以为进入前四名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却偏偏来了个第五，与他过不去。他不服气。他绝不承认在中央音乐学院附小和附中学生当中还有四个人比郎朗强的。即使有一个比郎朗好的，他都睡不好觉，何况还有四个。他生气的时候一句话不说，一整天都不说。爱说爱闹的郎朗最怕爸爸不说话。爸爸不说话，这家里的空气可把他憋坏了，他只能尽量表现得乖一些，努力弹琴，努力弹好，他想以此改善家里的空气。
跟郎国任交往不错的老师也劝他，郎朗还这么小，潜力这么大，一次比赛参加不上算不了什么，还有得是机会，来日方长嘛！郎国任也觉得话可以这样讲，只是心里边不得劲，他不想放过任何一次机会。正在他一筹莫展时，从赵老师那里得知了埃特林根国际钢琴比赛的消息，他怎么能放过这次机会呢？
机会确实不错，国内选拔不是没上去吗？那就到国际上比试比试。郎国任是憋着一股劲跟赵老师表态他要去埃特林根的。他说得很肯定，他认准了的事情是一定要做的，只是当他回到那个白纸坊的空空如也的家时，他的决心不能不为之动摇了。
郎朗当时在音乐学院上学时，是同学们当中最贫穷的一个，有条件的学生家长早就给孩子配上了一套音响设备。都进入CD盘时代，可郎朗家还是用那个破旧的录音机。录音机的声音常常会把大师演奏的曲子弄得变了味道，那些堆积的录音带也大多陈旧得无法保证质量。郎国任是最明白听音乐对郎朗的作用，尤其是听大师的精典演奏，能够从中吸取营养。看看大师是怎么处理的，再看看自己差在哪能儿，虽然录音机破旧，却是他们父子每天离不开的工具。但是，郎国任知道录音机的声音不好，将会给郎朗带来怎样的损失。他早就在筹划着买一台音响了，只是到了音响专卖店一打听，他就只能望而却步。在郎朗与别人进行竟争较量时，可以说他们是以小米加步枪的条件。而人家则早就进入了“现代化”。当父亲的因为买不起音响，而不能改善儿子的听音乐环境，这让他心里边一直不好受。然而，音响买不起，却要自费出国，他初步打听了一下，大概得5 万元人民币。5 万元，对于当时的郎国任而言，这是个天文数字，上哪里筹措钱呢？俗话说得好，一分钱难倒英雄好汉，何况5 万元！
郎国任真正犯愁了。何止是郎国任一个人犯愁，周秀兰一听这个价码，也惊出一声：“哎呀妈呀！这可上哪整这么多钱。”
因为钱太贵，放弃这种参赛机会的家长并不少见。别说像郎国任这样一贫如洗的条件，就是一般能够积蓄这五万块钱的家庭，又有几个舍得往外拿这笔钱呢？除非做买卖的大款人家，不在乎这几万块钱。对于郎国任来说，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借钱出国。借钱平时也许并不觉得怎么难，可是，到了节骨眼上，能把人急死。原本以为能借到钱的亲友，却不曾想你刚一张口，人家就找理由拒绝了，钱没借到不说，让你为亲情友谊在关键时刻靠不住而伤心难过。有的人也许出于好意，劝郎国任不一定非要急着去国外参加比赛，这种自费参加比赛是件不合算的事情，就算借到了钱，背着一身债去国外比赛，那种心情很难有好成绩，万一比不上名次，岂不白花一大笔钱？还不如从长计议，等郎朗更成熟一些，找个公费出国参加比赛的机会，岂不两全其美？
这些话听起来入情入理，尤其是郎国任为借钱焦头烂额之时。睡不着觉时，他也曾反复这么核计过。但是，他觉得不能等到公费出国，那得等几年？时间对于郎朗来说是最为重要的，早一年出外开开眼界就是早一年的收获。如果仅仅为了钱的问题把儿子的前途耽误了，那么他认为就是本末倒置了。尽管他没有钱，但是，他从来不把钱看得高于一切。他认为钱是人挣的，只要有了事业的成功，挣钱还不容易吗？他决心已定，谁劝也没用，他不心疼这笔钱，他认为花上这笔钱为郎朗争取一次机会，值！
那些天，周秀兰也四下里张罗借钱。她打电话方便，可借钱却未必方便。她只能找亲戚借。郎国任金口玉牙，给她下了指示，让她借两万。而且限定在三天内。周秀兰嗓子都因上火而嘶哑了。她给大哥打电话，总也打不通，好不容易打通了，她急的声音都变了，而且没等说出什么理由就以急切的口气让大哥快把她准备两万元，马上送来。大哥还以为家里出了什么大事呢，紧张得够呛。周秀兰对大哥的感情一直很深，大哥对这个唯一的妹妹始终是关照的，特别是在郎朗到了这种紧关节要时刻，大哥二话没说，真就立马把钱送来了，令她感动不已。直到今天，周秀兰说到当初为了郎朗出国比赛时到处借钱的情景，情绪还是很激动。郎国任是个硬汉，遇到困难，他绝不低头，周秀兰也是个女强人，她到了要劲的时候，更是能够冲上去。他们夫妇都有那么一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劲头。这哪里是一个孩子的事情，这是一个家庭的综合势力的较量。正是凭着这样一种劲头，他们闯关夺隘。
钱总算凑齐了，但是，报名、办出国手续却异常麻烦。一切事情都得自己操办，任何地方哪怕稍有闪失，都将铸成大错。护照办好了，机票也提前预定了，去签证时，却遇到了麻烦。德国领事馆充分体现了日尔曼人的一丝不拘的办事态度，他们审查材料时，发现郎国任递上的材料中缺少两项内容：一是他与郎朗的父子关系需要公证材料；二是缺少德国那边的医疗保险。拒签之后，需要尽快补上所缺的内容。时间逼近了，郎国任心急如火。父子关系得到户口所在地办理，他得马上回到沈阳。一个本来很简单的事情在我们的办事机构却常常办得复杂了，你着急上火都没用，只能把事情搞糟。好在可以寻找关系，总算把这一项内容补充上了。郎国任马不停蹄赶回北京，却对另一项内容——德国的医疗保险不知所措了。打听明白的人怎么办，人家说，用不着这个，其他人去德国没有这个保险，也照样签成了。当然了，如果就是因此卡你，不给你签，你也得自认倒霉了。郎国任忐忑不安地又一次去了德国大使馆办理签证。德国人还是那么认真地看着材料，抬起头来打量着他问：你怎么没有工作呢？郎国任简要地述说了自己如何为了孩子弹琴，辞掉工作从沈阳来到了北京，德国人听得几乎楞了神儿，在他们的国家，大概不会有这样一位宁肯牺牲自己，一切为了孩子奉献的父亲吧？他那双海蓝色的眼睛直直地盯着郎国任，显然是受了感动。他让郎国任下个周四来取签证。
郎国任充满希望地等待着。每天，他都到音乐学院收发室去查找来自德国领事馆的信件。按规定，要取签证得拿到一个证件，就是所谓的票，这个票是由领事馆寄给你。你只有接到了这个票，才能进到领事馆里边取签证。郎国任天天盼着来自领事馆的信件，可一天过去了，音信杳无。由于他天天去查问，管收发的人一见到他不等他发问，就对他摇头。肯定出差错了。郎国任已经把机票拿到手了，时间是下周五，就是说，取完签证的第二天一早，就得动身起飞。到了星期四那天，他还是没有见到取签证的票，他心急火燎地赶到了德国领事馆。
德国领事馆门前那天排队等候签证的人太多太多了，队伍排得很长，每人发个号，按号一个一个叫着，叫到你才能放你进去。郎国任一到这里就傻眼了，如果按号排队，得排到下个礼拜，可是，他的飞机票就在明天。上午要是签不上，那就彻底砸了。因为德国领事馆只有半天办公，到了下午，就不办公了。
眼见时间在一分一秒飞逝，他恨不得插翅飞进去见那个负责签字的领事。然而，领事馆戒备森然，看门的军人手持枪枝，一副威武的拒人千里之外之感。怎么办呢？他把可以求援的人逐一想过，只有找文化部的人帮忙了。因为德国埃特林根比赛是由文化组织代队，所以，他给文化找了电话。还算顺利，他找到了文化部有关负责此项赛事的人。他说明情况后，那人表示理解，并表示马上给领事馆这边打电话问询。郎国任挂上话机，焦急地等待起来。排队的人往前移得很慢，那么长的队列，排在后边的人可真够有耐性了。郎国任却完全失去了耐性。
他反复给文化部那位同志拨打电话，对方说一直在跟领事馆那边的熟人打电话，却始终联系不上，从那人的口气中可以听出对方同样的焦急。郎国任觉得惟一的希望破灭了，他的心猛地往下一沉，沉到了一片绝望中。他第一次感到自己是这样的孤立无援，这样的无能为力。从借钱到买机票，一直在紧张中忙碌到现在，难道这一切辛苦都白搭了吗？他郎国任绝不甘心。
如果换了另外一个家长，面对这样的绝境肯定束手无策了。但是，郎国任是个意志力极其坚强的人，即便只有千分之一的希望和可能，他也毫不犹豫地做出九百九十九份的努力。他抱定一个信念，一定要设法进去，哪怕从地下钻进去。他必须要见到那个被他感动过并答应他今天来办签证的领事。他来到那个威武的把门的军人面前，设法说服他，放他进去。这种可能几乎是微乎其微的，他也在部队呆过，他知道当兵的只认命令，不会被任何理由所说服。如果没有那个票，就休想凭空进领事馆，要是这个战士放他进去了，那么这个战士岂不就是失职吗？明知不可为，却偏要为之，这就是郎国任性格的特征所在。
郎国任想方设法跟人家讨近乎。郎国任在这方面也是很擅长的。他首先从口音上断定对方是东北人，他知道，在部队是讲乡亲乡情的。然后，他进一步与对方聊天是东北什么地方的。当他得知是吉林人时，郎国任的眼睛灿然一亮：吉林老乡。他们郎家是吉林省东风县杨木林乡的，他的爷爷郎纯义是当地一位很有名气的教育家，自己创办了东风县的一所小学和一所中学。张作霖大帅都曾为他爷爷创办的学校送过匾。当郎国任把这段历史讲与战士听时，他们之间的对立感消失了，两人的距离拉近了。命运就在这时出现了意想不到的转机。真是巧合，这个战士也是东风县的，他所就读的学校正是当年郎国任的爷爷创办的。也许是郎老太爷在天有灵保佑他的重孙，也许是郎家祖辈积下美德，那个战士老乡竟然破例为郎国任开了方便之门，放他进去了。
郎国任找到了那个签证的窗口，那个普通的铝合金制作的让他朝思暮想苦苦以求的窗口，找到了那个正在签证的领事。在他说明情况之后，领事起身到另一个房间里去了。过了一会儿，领事转回来，把两个小小的护照递给了郎国任。郎国任接过他和儿子的护照时，激动得差点掉下泪来。他想跟人家说句感谢的话，却怎么也说不出来了。原来，早在五天前就把他的签证签好了，不知哪一道程序出了疏漏，害得他差点怡误大事。谢天谢地还得谢那个把门的老乡，当然，最应谢的还是他郎国任那种坚忍不拔的意志。否则，岂不前功尽弃？
走出领事馆大门，郎国任腿都软了。他把护照揣在兜里，像命根子一样用手紧紧护着。到了家，他发现护照的封皮已经挂上一层汗湿。爷俩又是高兴又是庆幸，赶紧往沈阳打电话。沈阳那边的周秀兰更是紧张地左等电话不来，右等电话还不来，差点没把她急出个好歹。接到爷俩明天就要动身的电话，她才常出了一口气。
第二天动身前，周广仁和凌远二位老师来给他们送行。赵屏国老师跟他们爷俩乘坐同一趟班机。同行的还有一位女选手，也是自费前往。周广仁是德国望重的老师，她是中国钢琴界的泰斗地位。她多次出任国际钢琴大赛的评委，她对国际赛事有着丰富的经验。郎国任一向很敬重她。她能够前来送行，使郎国任很是感激。他抓紧点滴时间跟周广仁先生（人们对于有成就有资历的女士可以称先生。）征询出国比赛的经验。周广仁先生很看重郎朗，她鼓励郎朗，她说郎朗非常有希望。她还告诉郎国任这次文化部公派前去参赛的两名选手是陈韵颉和吴驰。
郎国任一听到陈韵颉这个名字，一下子怔住了。本来和谐的谈话气氛此时一下子卡壳了。在郎国任的心目中最有份量的一个名字就是这个上海的少年钢琴天才陈韵颉。尽管他从未看过他的演奏，但是，从来自各方面的信息使他感受到这是全国最好的少年选手。当然还有那个四川的吴驰。吴驰是但昭义教授的弟子，其才气和名气也是享誉全国。他们都在国内重要赛事上夺过冠。就是说，此番埃特林根之行，他们要与郎朗同台竟争，甭说国外还有多少不知道的强手，仅从国内这两位娇子，就已经足够郎国任深深不安了。他从心里往外不希望这么早就与这两个选手遭遇，他觉得郎朗与他们相比，无论从哪个方面说都不占优势。他从心里边打怵。借了那么多钱自费出去，不就为了图个获取名次吗？要是得不到名次，岂不白花钱吗？他们爷俩等于背水一战，而他们面对的对手该有多么强大。这种压力使得郎国任沉默了好一阵子，才总算意识到不能让聪明的儿子在心里上留下半点阴影。于是，他故作轻松地对儿子说，这样也好，迟早要与他们撞上，躲是躲不过去的，在国外撞上比在国内好，评委都是外国人，他们不带框子，谁弹得好就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