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的心就这么高－钢琴天才郎朗和他的父亲-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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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是斯坦威音乐厅空间太好，也许是到了美国人就变得心情舒畅，反正，那天郎朗每一首曲子在郎国任听来都比过去弹得好。光色好，音乐也好，还不断有那种灵感升腾的火花。因而，所得到的欢迎也是够激动人心了。
郎朗弹奏肖邦第二练习曲震动了斯坦威，也震动了纽约。这首曲子对指法要求特高，一只手的大拇指与食指伴奏，其它三个指头是旋律，要同时进行，要有分有合，其难度极高。不仅技术上要求精湛，音乐上也要求极高。郎朗在吸气时很有功夫，他好像吸的不是气，而是音乐的底蕴，音乐的精华，他慎慎地吸着，不敢有一丝的松懈。他对音乐有着惊人的控制力，这么小的年纪能够有着这样了不起的自力，确实了不起。
郎朗一炮打响，随后而来的另外六场比赛，也是场场发挥出色，场场精彩动人。他们从纽约到波士顿，与了不起的波士顿乐团合作弹协奏曲。波士顿乐团唤起当年的郎国任多少崇拜啊！波士顿到过中国，给中国人留下深刻印象。
郎朗完成了父亲的要求：每场演出必须弹好，必须要留下好印象，必须要有一批崇拜者跟随……台湾一批学生听完郎朗的演奏，感动得纷纷落泪了。他们对郎朗说：“你是未来的大师！”
《世界日报》一位女记者追踪采访。她问郎国任，郎朗这孩子如何练琴？几岁学琴？一天弹几小时？在哪儿上学？郎朗一一作答，她什么都问，都打听，都感兴趣，唯独没有问到郎朗弹琴的苦难和遭了多少罪。当她发现郎国任对孩子管得特别严，一点也不放松时，便不解地问：不什么要这样管孩子呀？
郎国任说已经管习惯了。不管的话，他们父子都不得劲儿。女记者对这种回答很不理解。郎国任只好向她诉说了在北京他们爷俩舍家撇业，天天在一起呆了5 年。5 年，已经把孩子管得习惯成自然了。
管了五年？她“NO！NO！”地连连摇头。郎国任无法给她解释，越解释，人家就越费解。她怎么能够理解中国的父母？怎么能够弄懂望子成龙呢？
郎国任只好避开那些沉重的话题，拣点轻的说。比如郎朗弹什么曲子，获过什么奖项等，当他听完郎国任的这种回答，忍俊不住地连声称郎朗是天才。
这位资深的女记者很敏感，她问这孩子是跟谁学的琴。郎国任一一道来：朱雅芬、赵屏国、殷承宗。这几位老师只有殷承宗在场，女记者就上前采访殷承宗。她问殷承宗什么时候开始教郎朗，怎么发现了郎朗，如何评价郎朗云云。
殷承宗的情绪特别好，他非常爱回答记者的提问。他的学生在美国为他这位老师争了光，他脸上便放起光了。那光也能照亮别人，且也能给人以温暖的。殷承宗肯定地说，郎朗是中国最好的琴童。
女记者又问：“像他这样的孩子在中国还有几个？”
殷承宗马上答道：“什么几个，仅仅一个！”
仅仅一个！这是殷承宗对郎朗的评价，也是对郎朗的信任。这很令郎国任感动。他在对我诉说这件事时，他的高兴是溢于言表的。
在美国这段时间，郎朗父子和殷承宗朝夕相处，彼此都觉得很愉快。殷承宗很细心地照顾着郎朗父子。无论生活上还是练琴上，都安排得很好。即便业余时间，他们也玩得很开心。殷承宗爱好游泳，可郎朗还是个旱鸭子，殷承宗就耐心地鼓励他下水，教他游泳，还让他趴在自己厚实的背上，驮着他在游泳池中前行。在外人看来他们一点不像师生，倒像是父子或者兄弟。总之，郎朗非常难忘与殷承宗在一起的日子。
尽管他们郎家父子是那样感激殷承宗，但是，最终，郎国任在为郎朗前途的抉择上依然没有顺从殷承宗的意愿。这就又一次说明了郎国任的不同寻常之处。这也是后话。
第二节 又一次惊人举措
从美国归来，郎国任的视野更开阔了，心气也更高远了。他已经感觉到曾经那么神往甚至不惜一切代价往里边挤的中央音乐学院，已经让他感到太狭窄了，甚至有种说不出来的憋闷。对于赵屏国老师教郎朗，他已经觉得不那么合适了。郎朗接受能力太快，他恨不得儿子能够飞得更快更高。而赵老师却远没有他这么急切。他给郎朗留的曲子，在他郎国任看来，太保守了，与郎朗提高的速度已不大合适了。他有了想法，搁心里憋着，不说，那可不是郎国任。管你爱听不爱听，愿意不愿意，该说就得说。他大概也不会想到，他与赵老师的矛盾已经达到了一触即发之地，经不起他这一说——
郎国任跟赵老师接通了电话，他对赵老师说：你让郎朗弹“拉三”吧！郎朗有这种激情，也有这个欲望。郎国任说这话时，口气一定不柔和。（郎国任从来说话也不大讲究口气是否柔和的问题）这在对方听来，能不觉得刺耳吗？
赵老师马上说：那不行！得按教学大纲来。
郎国任回敬道：哪有按大纲来的？郎朗从进音乐学院起，就从未按过大纲。要是按大纲来，还拿不到金牌呢！（这话说得很冲，也很理直气壮，毕竟儿子拿了大奖，有什么比拿大奖还是国际著名的大奖更有说服力的？）
对方顿时语塞，好久没有回音，可想而知，作为资深的一位老师此时内心会有着怎样的翻腾不已。后来，电话是在摔出的声音中挂断的。
在对待儿子的问题上，再有责任心的老师也是不如家长动心的。更何况郎国任这种敢于打破常规，敢于藐视权威，一心要创造奇迹的家长。他的举动常常令人不可思议，更难于接受。
郎国任当时只有一门心思，就是让儿子跟世界上跑得最快的人比，让儿子成为超级神童。他得知世界上有一位希腊的神童，13岁时弹奏拉赫玛尼诺夫第三钢琴协奏曲。所以，他也要让郎朗在13岁时拿下“拉三”，撵上这位希腊神童。前苏联有位金发神童基辛，12岁轰动世界。基辛确实神奇，一头金发羊毛卷，隆起的眉骨下深陷着一双瓦蓝的眼睛。那目光绝对有着超凡脱俗的感觉，弹琴时，从不旁视，异常专注瞅着暝暝前方，仿佛在与神灵交流，并能从神灵那里获取弹琴的灵性。这个与众不同的孩子曾被喻为来自天国的金童子。他在12岁上能弹肖邦的第一、第二钢琴协奏曲，这对郎朗而言，已经可以达到了。郎国任非常关注基辛，他时常拿郎朗跟基辛比。他觉得郎朗并不比基辛差，郎朗不仅也具备基辛达到的难度，而且郎朗还有自己的绝活——肖邦24首练习曲。他郎国任不相信别的同龄孩子能够弹下这24首练习曲。
郎国任给儿子规定的目标就是别人有的，我一定要有；而我有的，别人却一定没有！就是这种功名心切，导致了他指挥老师，让老师给他的儿子留作业，好像他比老师还明白，可以指导老师似的。
郎国任特殊就特殊在这点上，当然，得罪人也在这点上。他有点不近常理，也不怎么按常规。一些学生家长在学校门口闲着议论打孩子的事儿，有的说打好，也有的说不能打。一位老师过来，听到家长们议论，便表态说：当然不能打了！孩子得心平气和地劝说，打是对孩子的摧残。家长们见老师这么一说，马上随声附和。开始主张打孩子的家长也瞬间变了态度。郎国任却不听邪，他冲着老师说，哪个弹好琴的孩子没挨过打？一百个孩子就得有九十九个挨打的，怎么能说不挨打？要是不挨打，这孩子也练不出来。
那位老师瞅瞅郎国任，一声没吭，扭头就走。这不是平白无故得罪一个人吗？如果那位老师是个小心眼儿，背后还能说一句郎国任的好话吗？
赵屏国接到郎国任的“指示”，肯定气得够呛。谁是老师，谁听谁的？这在整个音乐学院没有先例。他愣坐着，说不出话来。这不是头一回了，他郎国任比比划划，指指点点，仿佛他比老师还高明。他已经不能容忍了，上课时，他总是有他自己那一套想法，总想强加给老师。他赵屏国教了这么多年学，还从未遇到过郎国任这样的家长。人家的学生家长无论地位多高，对老师都是毕恭毕敬，生怕老师不满意，哪有他这种专挑老师毛病跟老师过不去的人呢？他傲慢无礼，自以为是，他眼中还有我这个老师吗？当一个人意识到自己的尊严受到挑衅时，他是无法平静的。赵屏国老师无论如何咽不下这口气，他感到窝囊，他必须找个说理的地方，必须找个出气的办法。
赵老师找到学校领导。他委屈得不得了。他说，太不像话了，哪有学生家长给老师留作业的。这是对学校正常教学的干扰，不能不管！他提议一定要开个会，专门解决这个问题。他希望学校领导给他撑腰，刹一刹郎国任的威风，让他在会上公开承认错误，向赵老师赔礼道歉。
这件事一阵风般在音乐学院传开了。郎国任成了人们议论的中心。
郎国任听说学校要开他的“批判会”，他觉得很好笑。这让他不禁想起当年在小工厂时，因为拉二胡跟一位车间小头目干了一架，工厂要开他的批判会的情景。那是个批判的时代，批判会比什么都具有杀伤力。郎国任是个要面子的人，他真害怕批判会上出他的洋相。因此，他坐立不安，最后，不得不搬动他的母亲去找厂长，好说歹说才化险为易。然而，今非昔比，他郎国任倒要好好看看赵屏国的张逞。他才不怕什么狗屁批判会了。
这像一场隆隆作响的雷声滚过天际，声音很大，却没有带下来一点雨水。许多家长议论纷纷，都听说要开郎朗爸爸的会了。各种说道都有。郎国任不能没有压力。但他既然认准了的事情，他就坚决干到底。他的主意才正呢！他不相信赵老师有那么大的能耐。既便真开了他的会，他也绝不在乎。为了儿子的成功，他在乎过什么？如果需要，把命搭上他都不会说二话的。从这点说，郎国任有种！闹哄了好一阵子，却并未开成什么会。原来，应该参加会的有份量的人都借故不参加，会就没有开成。开不成会，赵老师的气就没地方出。双方只能僵持着。
郎朗知名度雀起，报社电台纷纷到学校来采访或制作节目。对外，家长与老师的矛盾还得掩饰着，彼此都很节制。赵老师对郎朗似乎比以前更显得亲近。他给郎朗配了眼镜，还让郎朗去他家休息。记者在赵老师家看到了他们师生之间很亲密的样子，于是，就写出了很有利于老师的报导。郎朗是何等精明的孩子啊！他也会当着别人的面表现出对老师的亲昵来。在老师与父亲的矛盾中间，他当然是要向着父亲的，这一点毫无疑义。但，他绝不愿让赵老师看出来。在这方面，郎朗有着惊人的聪明。
但是，有位记者好像看出来了赵老师与郎朗父亲之间的矛盾，便对郎朗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在弹琴上假如老师和你爸的意见不一样时，你听谁的？
郎朗毫不犹豫地回答：我当然听我爸的了！
这段话，在报纸上刊登出来后，产生了不小的反响，当然也有一定的副作用。特别是有些老师很反感，认为记者水平太低，不该提出这种问题，更不该把它刊登出来。我想，那时候郎朗毕竟还小，要是现在，记者再问他同样的问题，他绝不会作如此回答。至少，他更通达了事理，他学会了掩饰。掩饰，可以避免彼此的诸多尴尬。
然而，掩饰只是暂时的，矛盾终归要暴发。有两件事令他们父子难忘（为了叙述方便，这两件事不按时间发生的顺序）：
赵老师给郎朗上课。上的是柴柯夫斯基的变奏曲（F 小调）。这个曲子在郎朗看来有点像舒曼的风格。赵老师让郎朗手指往下摁键，郎朗却说俄罗斯人手指不是往下摁是往上翻。赵老师说不对。郎朗据理力争，他说殷承宗让我这么弹的。赵老师说，殷承宗也不是柴柯夫斯基！
临近春节时，中央电视台派人到音乐学院来拍摄春节节目。有摄相的，也有导演，在学校有关人员陪同下，闹哄哄的一大帮人。郎朗坐在钢琴前，试了试音，一切都做好了准备。高倍亮度的灯光也打开了，把拍摄现场顿时照得呈明瓦亮，空间有种失真的晃眼。当摄相机镜头对准了郎朗时，郎国任马上盯住了导演，告诉他让郎朗弹《夜曲》。郎国任总是在这种关键时刻长精神头儿。
导演几乎连核计都没核计，就要转达郎国任的“指示”，哪知就在这一刹那间，矛盾激化了。在导演旁边的凌远老师听见了郎国任的话，气不打一处来。她的脸愀然变色，指着郎国任训斥道：
你个家长，老说什么？
凌远老师是中央音乐学院附中钢琴学科主任，是赵屏国老师的妻子，她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超过了他的丈夫。无疑她是这种场合的权威了。她肯定对郎国任的不识时务或者不自量力早有不满。她这突如其来的指责，完全令郎国任措手不及，也令在场的人目瞪口呆。一时间，闹哄的场面沉静得可怕，人们刷地一下子将目光扫向郎国任。
只见高倍强光下的郎国任那张脸变成了紫颜色，五官似乎出现了瞬间的错位。他瞅着盛怒之下的凌远，张口结舌，一下子就没电了。如果换了赵屏国，他或许还会说点什么，起码不至于如此窘状，但是，面对凌远，他实在不知如何是好。瞅瞅身前身后这么多人，有多少双眼睛就有多少人在看他出洋相。他最受不了这个，他郎国任什么时候吃过这种“亏”？但，他又有什么办法？他只能忍气吞声，诺诺而退。
可是，强光下躲避并不容易。他觉得脸烫得像被人狠狠煽过，一种火辣辣的滋味。他灰溜溜地从人缝中挤了出去。那简直就是他一生当中最为难堪的一幕。郎国任哪是个吃过亏的人呀！即便是那种眼前亏，他也从不愿吃。他在这么多人面前掉了架，你不妨想想，他该有多么恼羞成怒。但是，他就是条龙，此时也得委屈地蜷着。这里是没有他的市场的，他很清楚这么多人是不会向着他的，相反，倒是要好好欣赏一下他是如何出的洋相。
强大的郎国任在一片哂笑的表情面前迅速萎顿下去。他只能透过绝望的人缝中去瞅他的儿子。
郎朗把一切都看在眼里。他看到了胜利者一方，也看到了失败者一方。他很震惊。他既震惊于凌远老师这么厉害，又震惊于他更厉害的父亲怎么如此不堪一击。灯光在烧烤他，他觉得浑身不自在。他比他那尴尬的父亲还不自在。他知道这么多人都在盯着他，都在等待着他做出选择。弹什么，这本来是最简单的事儿，可现在复杂得令这个孩子透不过气来了。
这种时候有点像“文革”站队，是个一点也含糊不得的原则问题。众目睽睽之下，郎朗突然从琴凳上站起来说：我不弹了！
中央电视台的录音，中央电视台的编导和镜头，只因郎朗这突如其来的举措而沉默了。这一下子可乱了阵角。很多人劝郎朗，导演也过来劝郎朗。他们主要是为了郎朗而来，郎朗是中央音乐学院的宝贝，惹恼了他，他不弹了，这节目就做不成了。那上面怪罪下来，责任谁负？
郎朗是在替父亲争面子，争尊严，他执拗地说，要弹就弹我爸说的《夜曲》。到底还是按着郎国任的意图行事，最终还是同意郎朗弹《夜曲》。
当郎朗重新坐回到琴前，在灿亮的灯光下缓缓抬起手，去触键时，郎国任的心动了。动得难以控制。就像猛地涌涨起一股难言的酸楚，直顶到了鼻腔，弄得一片酸溜溜的胀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