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的心就这么高－钢琴天才郎朗和他的父亲-第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需要一辆大汽车。在这短短的时间内要把所有东西拾掇好，可真正要了周秀兰的张逞。她是个能干的女人，她有多少天没有睡好觉了，悲伤没有把她击倒，忙累也没有把她击倒，她风风火火地忙着她应该忙的事情。
郎国任通过战友找来了一辆大解放，车都开进院了，司机在楼下一声声鸣笛。周秀兰下楼把司机请上来时，见郎国任他们爷俩还守在钢琴前，全然没有要走的意思。周秀兰便催促他们麻溜点，人家司机都来了，郎朗刚停下，一边督战的郎国任便板着面孔充满威严地说，不行，郎朗还没弹贝多芬呢！周秀兰知道郎国任的脾气。他就是这样不管遇到多么重要的事情，就是火上房子了，那么郎朗也得把琴弹完。于是，她充满歉意地招待着司机。
这几天感冒了，郎朗的课程多少受到点影响，但是，郎国任一定要让他找回来，一定要补上。郎国任对于郎朗的要求从来就是这样一丝不拘，雷打不动。这也是他从自己的人生经验中总结出来的。对于父亲这种近乎不近情理的要求郎朗已经适应了。尽管感冒发烧，他也没有停止弹琴，只不过比平时少弹了一点而已。这一天他弹得比平时任何一天都多，不仅得把前几天少弹的补上，还得把明天的作业弹出来。因为明天的迁徙，还不知会出现什么情况还能不能有条件弹琴，总得往前赶。父亲跟他说明白的事情，他就得无条件地照办。尽管已经弹了一整天，尽管已经很累很累了，他都不敢有丝毫松懈。
郎朗当时正在弹贝多芬的奏鸣曲OP110。这是贝多芬晚年的作品，一个8 岁的孩子弹这样充满沧桑的作品究竟能理解多少？或许他看到了一个两耳失聪，形色枯槁的老人在初春的寒冷中蹀躞而来？或许他听到了阵阵哀乐在冷嗖嗖的风中绵延不绝？带着对外祖父深切的哀恸，这位8 岁的孩子进入了深层的情感世界中了。
他的柔性的小手在键盘上划出的忧伤和惆怅，深深打动了父亲的心。父亲随着儿子身子的前后仰动，由呈示部而进入再现部。任凭司机就坐在那儿焦急地等着，一支接一支地抽烟。周秀兰更是焦急不安。眼瞅天要黑了，满地堆得都是要搬的东西，乱七八糟的，他们爷俩不动地方，怎么搬得完呢？再说，主要是得把钢琴抬走。搬运钢琴得打包装，郎朗在那里弹琴怎么打包装呢？打包装得费许多时间的。周秀兰一方面得准备打包装的东西，一方面还怕人家司机等不耐烦。琴声由缓到疾，声声敲击作母亲的心弦。像疾驰的马蹄，正在全速飞奔。一想到儿子就要远离自己了，这一去还不知怎样，前途未卜，她的心就七上八下地悬荡起来。这时候，她还没有充足的时间感受这种担心和惦记，在以后的独身生活中，她有太多太多的时间去饱尝这种滋味，那何止是几句话能交待完的呢？此时此地，她只能等到儿子把琴弹完。
这首曲子郎朗弹了差不多20分钟。郎朗弹到后边激烈的地方，手指在琴键上越跑越快，最后嘎然而止。他把手从键盘上往起一挥，对守在一边纹丝不动的父亲下达了“命令”——开路！
钢琴被抬走了，墙边空出一大块。这意味着这么热闹的一个家庭将从此天各一方，从此再也听不到钢琴声了。这块宽出来的地方整个留给了母亲周秀兰去收拾去品味，更多的还是另外一种滋味。和钢琴一起往车上装的还有两个破木箱子，这都是郎国任在部队时发的。这些年他们也没有钱添置新的家具，他们的心也没有用在布置家上，而是都放到了郎朗身上。平时放到角落里也没大注意，现在一搬弄才发现这两个箱子都旧得掉楂了，还裂了几条难以弥合的大缝子。这种箱子拿到北京还不擎等着人家北京人笑话？然而，没有别的东西可以代替这两个破箱子，事到如今，周秀兰也只好睁只眼闭只眼了。
家里边一下子显得空荡了。其实，那一瞬间，留守的周秀兰的心比屋子还空荡。她呆呆地望着大解放车装了满满一车箱东西，晃晃悠悠地开出了院子。车上的东西在晃悠，她的心也在起伏不已。
爷俩没有跟车走，而是乘坐了当时的54次列车，那时候好像叫作114 次吧？沈阳人去北京都喜欢乘坐这趟车，晚间上车，一觉就能睡到第二天一早，就到北京了。只是这趟车的票比较难买，但，郎国任还是买到了硬卧。那天晚上气温比白天更低，风也比白天更大，爷俩去往火车站时没有任何人送行。随身携带的东西都由父亲一人背负，就像未来的一切压力也都沉沉地由他一人承担。他做好了充分思想准备。但是，他只能成功不能失败。他这么要面子的人假如万一失败了，他是绝没有脸面回来见江东父老的。迎着强硬的晚风，郎朗跟着急匆匆的父亲去往车站。他的个子还太矮太瘦小了，但是，他浑身充满一种劲头。他爱上北京，他一路上蹦蹦达达，他是否意识到此番远征的真正含义呢？
心里装着事，郎国任就不爱吱声。火车站候车室永远那么乱糟糟的，而去往北京这趟车的沈阳人总是那么满满登登。郎朗睁着一双好奇的大眼睛东望西撒，这么多的上车人中竟没有一个人是他认识的。而车上车下那么多的人也没有谁会去注意这个琴童。他还不是肖邦、莫扎特，即使他就算是的话，投身在沈阳这座拥挤的乱哄哄的车站，也不会赢得什么人的尊敬。
郎国任上车后找到了铺位把东西放好，就闷闷地靠坐在边座上，呆呆地瞅着车窗外边。站台上的风从送站人的头发和衣服上可以感受到有多猛。灯光在风中似乎有些飘忽。白天的葬礼场面这时候并没有从郎国任的眼前消失。那份悲伤正在他的心底酿造出人生的更多感伤。当车徐徐开动时，这份感伤不仅丢不下，相反随着车轮的响动而越来越清晰地吞蚀着他的心。列车从北站驶出，带着新的希望从这座新建成的车站驶出，车窗外已经消失了站台和灯光，将城市那夜的轮廓推向远处。斑驳的灯光在夜色中如泪珠闪烁。此情此景最易唤起人的伤感情绪。郎国任贴在窗玻璃上的目光极不情愿地被疾驶的车轮拉松了，割断了，无奈地破碎在一片茫然的暗夜中。
别了，沈阳！什么时候再能回来？
第二节 昨日重现
晃荡着的列车像个特殊的大摇篮，不知什么时候就能把生命从现实摇入梦境，而后又能从梦境拉回现实。39岁的郎国任进入了人生最为成熟的年龄了。在他身上，这种成熟体现的最为充分的标志就是爱沉思，爱回忆。他在这种现实与梦境的交替中徜徉。
像50年代出生的这一代人一样，郎国任的童年是涂有着文革那种特殊年月的色彩的。彩旗、标语、锣鼓、游行，大场面的闹哄，大潮流的激荡。那时的孩子是缺少管束的，读书无用论，什么有用呢？最有出息的便是文体特长。郎国任的家是在大东区，是黎明机械厂的宿舍。黎明机械厂是沈阳赫赫有名的大厂矿，在那个年月，大厂矿总是令人羡慕的。游行时，队伍浩大，文娱体育各路人才云集，总有文艺演出，总有球类比赛，就是厂里的俱乐部也比一般的厂矿俱乐部要气派得多。或许正是受到这种环境熏陶，郎国任从小就爱好文艺。他兄弟姐妹一共五个，父母收入都不高，所以，家庭生活很是拮据。他先是学吹笛子。那时候好多孩子都学吹笛子，因为笛子在所有乐器当中是最便宜了，几毛钱就能买一支。他的同学当中还有几个爱吹笛子，有的学得比他还早，当然吹得比他好一点。比他吹得好的同学就爱在他面前显摆，每到这时候郎国任就格外严肃。他可不能眼看着别人比他强。他从小就争强好胜，干什么总得比别人强才能。而且，他总爱跟人家比。他的儿子郎朗就有这个特点，爱跟别人比，越是比他学琴早的人越是比他弹琴好的人他就越是有比的兴致，一定要比过你。今天比不过还有明个，终有一天要比过你。郎国任不是那种盲目攀比，他很有头脑，很有心劲，没事就爱琢磨，他总能琢磨出名堂来，因而，他超过那个爱显摆的同学一点不奇怪。问题是＇ 正巧当时学校要成立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选人时，郎国任蛮有信心。大有舍我其谁也的架式。学校里再没有别人比他的笛子吹得好了。却不曾想宣传队要了那个同学而把他排斥在外。他第一次觉得不公平。其实，他这般好胜，把比他强的人一个个比下去，能不遭致人家的嫉妒？好像从此命中注定了将有嫉妒伴随他一生。当他儿子在大踏步超越周围弹琴孩子时，嫉妒的怪影就是笼罩着他，他来到北京后第一次受到的最大打击——老师不教郎朗了，那就是来自一种嫉妒的力量。可以说郎国任是被嫉妒害苦了。但是，也正是因为不断的嫉妒造就了他顽强上进的不屈不扰的个性。从小他就不服输。不让他进宣传队，他就组织了几个同学去市政府找市长，要求市长批准他们自己成立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他们来求见市长是有所准备的，每人能背100 条毛主席语录，要背给市长听。人家瞅他们几个毛孩子怪可笑的，就想法糊弄他们说市长没在，外出了。问得啥时候回来？接待的人说起码得一个月。一句话就把几个小学生唬住了，那几个孩子没了主意，就瞅郎国任，等他拿主意。郎国任动了心眼，他说他不相信，见不到市长就不走。人家怎么哄他他也不走，结果，他硬是没走，在市政府大楼里过了一夜，到底拜见了市长。这是他童年时代最为自豪的事情，在当时传为佳话。那年他是小学四年级的学生。他想组织成立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愿望虽然未获批准，但是，他得到了学校的高度重视，由此被学校的军乐队接受了。军乐队比宣传队更有派，在全市都很有名。
郎国任能吹笛子还能唱歌，还能指挥，在小学时就出尽了风头。他还嫌不过瘾，便练起了二胡。他开始学二胡时纯粹是白手起家。当时商店里摆放的二胡并不贵，十元二十元就能买到一把。但是，郎国任没这笔钱买，就只好自己动手制做。他做的二胡竹筒比京胡稍粗一点，用一张青蛙皮绷住，弓弦也是自制的，把竹棍用火烘烤软了弯成形，再偷偷从马尾巴上剪下一络，这可是个挺危险的活儿，弄不好要被马蹄子伤着，还得提防着让车老板子看见。自制的二胡拉起来声音也真不赖。每天吱吱呀呀地拉着自制的二胡倒是别有一番兴味。在他的记忆中，只管妈妈要过一次钱。只那一次就让他刻骨铭心。
那是上小学时，他特别痴迷踢足球。天天在操场上撒鸭子奔跑，几天下来就把鞋踢坏了。他看到别的同学穿着新买的白球鞋，羡慕不已。回到家后他就管妈妈要。妈妈不同意，他就哭着叫着，蹦着高管妈妈要，不给不行。他宁肯不吃饭不睡觉，也一定要钱买白球鞋。他把妈妈闹腾火了，一气之下操起赶面杖吓唬他：你再闹我就打死你！他更高的声调喊叫：打死我也要买！妈妈犹豫地把赶面杖抡起来，以为他能躲闪，可是，赶面杖落降下来时，他不仅不躲还挺身迎了上去。结果，赶面杖打在了他的胳膊上。
母亲在2 岁时就失去了父亲。母亲的父亲是张作霖大帅手下的一个团长。在一场战斗中悲壮地战死沙场。从母亲这一赶面杖来看，英雄的热血似乎并未凝固。母亲是个女强人，她有文化，爱好文艺。她爱唱歌，郎国任从小就喜欢听母亲唱的《三杯美酒敬亲人》《渔光曲》《芦生恋歌》《阿哥阿妹情谊深》等。母亲很有办事能力，当过街道办事处主任。主任这一赶面杖打出去之后，就后悔了，她怕打坏儿子。儿子像英雄一样顽强不屈，终于迫使母亲让步了。
郎国任如愿以尝地穿上了新球鞋。为此，挨这一赶面杖也值。新鞋除了让他兴奋之外，还使他增加了另外一种和他同令的孩子不同的感受。他知道珍惜东西。他那双鞋总是自己刷得干干净净，总是怕别人踩脏。而且，从此以后，他再也没有管妈妈随便要钱买什么用品。俗话说得好，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或许正是因为清贫，使得郎国任过早地具备了奋斗意识。他从小就不依靠任何人，全凭自己去把握命运。父亲给他的童年带来的并不是自豪，而是自卑。家庭出身是破落小地主，还有海外关系，他的大爷在台湾。台湾，那是一个一提起来就让他头皮发麻的字眼，他最打怵的就是填表。而那个时代偏偏总有那么多莫名其妙的表格让他填写，面对这种表格，每一次都使他这位刚强的少年的内心受到了深深的刺伤。出身的十字架像一片厚重的乌云始终盘旋在他的头顶上，让他憋闷得很。他那么渴望出风头，却偏偏加入不了红卫兵。全班那么多同学几乎全都戴上了红袖标，这让他无比羡慕。除了受到的压抑之外，更激发了他的上进心。他痛切地意识到自己的出路只能在业务上，必须具有超人的一技之长，否则他将永无出头之日。他比任何人都下功夫。每天天不亮，他就爬起来练二胡。功夫没少下，但因为没有正规拜师，总是长进不大，这使他很苦恼。他渴望拜师学艺，可是，到哪里找老师呢？也许苍天不负有心人。有一天傍晚，他正从学校往家走，走着走着，忽然听到一阵悠扬的二胡声从远处断断续续地飘了过来。那声音美极了，使他简直不敢相信会是真的。当时是夏天，马路牙子上坐了好多乘凉的人。他从这些人身边走过，顺着二胡声音找去。伴着凉爽的晚风，这声音越来越清晰，越来越真切。多么熟悉的歌啊！“向着北京致敬，向着北京致敬，”这正是他天天在练的歌，可是，为什么人家拉得这么好听？这是什么人在拉呢？他穿过一条小胡同，绕到大鸡仔合作社的后院，发现了这个拉二胡的人。楼上的窗户洒过来的灯光并不很亮，却把他勾勒得比较清晰。他端坐在一把小板凳上，好像是那种能折迭的小马搭子，摆出的姿势一看就是拉二胡的派头。二胡架在腿上，头微微低垂，一手揉弦，一手运弓，那声音丝丝缕缕地绕住了郎国任，他就像被绑住了似的，再也迈不开步了。直到人家拉完走了，直到楼上洒出来光线的窗户完全都闭了灯，变得一片漆黑，他才意识到该回家了。肚子早就饿了，不过这时候他才觉察到。从此，他天天到这里听人家拉二胡。他不敢靠前，只能用心去听去悟。他这是在偷艺，他怕人家烦，每次都躲在暗处。躲在暗处的小家伙知道在明处拉琴的人是沈阳有名的拉二胡的，名叫刘万生。他仰慕已久，却只能默默地躲在一边听人家怎么拉。同样一首歌，人家一拉就那么有滋有味儿，可轮到自己拉时，就没这种味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有一次，他完全被陶醉了，居然忘了隐藏自己，而是跟着二胡哼唱起来，越来声音越大，突然，二胡声嗄然而止，那边传来声音：是谁躲在那里啊？他听人家喊他，心里边打鼓似地慌跳。他像犯了错误似地一边嚅嚅应答着，一边从暗影里走出来。其实，从郎国任第一次偷艺开始人家就觉察到他了，只不过看他是个小毛孩子而没有搭理他而已。原以为小孩子不过是图个新鲜，听一听就得一走了之，却不曾想他还天天都来听，竟然一连坚持了一个多月。他这才意识到这不是个一般的孩子。仅凭这份毅力和心劲就赢得了他的喜欢。刘万生问他怎么老听不走呵？他说他很喜欢听，听不够。人家又问他有什么好听的，天天听还听不够？他说越听越爱听。在他眼里刘万生就是大师了，所以，他非常仰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