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的心就这么高－钢琴天才郎朗和他的父亲-第3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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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适应比较贴切。一个孩子在向成人过渡时，他能懂得适应对方情绪而不是光顾自己情绪渲泄和表达，那就是说明他在走向成熟。我感慨：从97年8 月份去美国到99年的2 月份，也不过一年半时间，这一年半的时光对我来说，稀里糊涂怎么就过去了，也找不到个形状，更找不回来对时光飞逝的感觉。而郎朗站在面前时，一下子就找回来了，一年半，真结实！于是，就会生发出许多感慨。
当然，更多的感慨还是与郎朗的谈话中。他的见识，他的口才，他的表达能力在此以前，我总觉得与他的钢琴水平不能平衡。看到他在获大奖时接受记者采访，也不够从容，说起话来总像心里没底。而现在，1999年的郎朗谈吐镇定自若，而且很有一番见地了。特别是对音乐的理解，令我感到他突然高长起来。由此，我感慨美国的环境。郎朗真是幸运儿。他在成长的道路上一丁半点都没耽误。在沈阳时，他跟朱雅芬教授学琴，条件优越，再多学个一年半载进北京也不妨；在中央音乐学院时，出名了，受宠了，环境由不利到越来越有利了，晚两年，等到毕业后再出外留学，也是顺理成章的事，何必一定要硬扭着来，以退学为代价出国？我相信，换个不是郎国任的家长，或许真就那么拖一下，别说拖一下，就是迟钝那么一星半点，对于正在成长的这种聪明绝顶的孩子都是个耽误。多多少少都会有所耽误。
中国有天才的钢琴家不能说少，前几代人中，被文革耽误得令人扼腕。比如许斐平，他当年被范继森那么看重，就连当时也学钢琴的杨立青（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至今都为之感慨不已。杨立青的感慨是在2000年的6 月，炎热的上海音乐学院居然比我们东北气候还要凉爽。杨立青说他不知道我写了一部《百年钢琴》，他说要是知道的话，他会给我提供一些素材的。他在沈阳度过了最难忘的一段时光。他说他原本是有望在钢琴上出成就的，但是，那个特殊的年代他下到基层锻炼推独轮车，一家伙把手腕子弄伤，伤得十分厉害，从此断送了他的钢琴之梦。不过，他在谈到中国钢琴家时，对许斐平和许忠宠爱倍加。特别是许斐平，他认为当年太有才华了，很可惜被文革耽误了，要不，他认为许斐平会在钢琴上取得更大的作为。
说到中国钢琴家如今在国外的情况，他还是首推傅聪的。
傅聪是比较早地到国外生活。他没有跟他的父母一同在那个非常年代遭受含悲忍辱的折磨。他在国外的发展就是比在国内的钢琴家环境好，发展得好。上一代钢琴家的命运不是操作在个人手中，而这一代孩子的发展则重要在于他们的家长。所以，郎国任的大智大勇淋漓尽致地用在儿子身上，毫厘不差地为儿子成长提供条件。现在不妨设想一下，如果不是提前走，那么郎朗在国内这一年半能与IMG 签约吗？能有格拉夫曼这种大师级的老师指导吗？赵屏国教得再好，也不可能适应郎朗飞速的消化量。在国内的钢琴教育专家成功在于基础教育，经验也在于基础教育，我们的教授专家学者大多是保姆式的，而天才式的大师级的专家学者在哪里？国内任何音乐院校是不可能培养出国际级钢琴人才的。我们的环境不行。因此，我为幸运的郎朗庆幸，为他这一年半获得的结结实实的时光而感慨。在美国一年半与在国内一年半多么不同。
郎朗这次回家可能是他最轻松自在的一次。早晨9 点半我去他家，居然把他堵在被窝里。他慌忙爬起来，穿衣洗漱，还得戴隐形眼镜，摆弄药水扒眼皮什么的，挺费劲。母亲开始数叨他：昨晚看电视看太晚了，哪有这种孩子，看到下半夜也不睡觉，这么大了，还得管，还得他爸管他。
我想，周秀兰能舍得说他吗？就是说他，也不会严厉地真说，就呆这么两天，她能不溺爱吗？所以，郎朗还得郎国任这样的父亲管。
在美国对待郎国任的管束，郎朗也并不是在国内时那么言听计从了，一方面受美国的文化影响，再一方面，他觉得自己长大了，他居然也学会了反抗。那一次是在克蒂斯的音乐厅。郎朗在演出前走台。郎国任在台上跟着郎朗，还像在国内一样，像个监工。只不过他轻易不吱声。郎朗过一遍曲子，他弹的是《伊斯拉美》。前边介绍过这是一首十分难弹和曲子，技巧上要求极高。而郎朗已经弹累了，心烦了，手上的活儿就有些发毛。郎国任是眼里揉不进砂子的，他在旁边看不下去了，便没好气地训斥“未来的大师”——你瞅你弹些什么？乱七八糟的，松松垮垮，给我再弹三遍！
其实，郎国任的声调并不高，但这份严厉的口气足以使旁边的几位郎朗的同学惊异，他们竟用一种特殊的眼神瞅郎国任，也瞅郎朗。郎朗一下子激了，他顶撞道：什么？你说什么？你简直就是法西斯！我不弹了！
父子俩头一次冲突，都在气头上。郎朗觉得父亲太不近情理，多累呀！他还让再弹三遍，再弹三遍不把手弹坏了还怎么上场？何况父亲居然当着同学的面这么训他，太没面子了。所以，他忍不住了必须反抗。而他忽略了，此时的父亲已不再似过去那么强大，那么自信。沧桑的父亲心里太脆弱了。他万没想到郎朗会当众顶撞他，这是从来不曾有过的事情，他被一下子顶懵了。等到他稍稍醒悟过来，他的愤怒被更大的伤心覆盖了。他二话没说，掉头就往外走。郎朗一看不好！心一软，马上追出去：
“在马路上，我哄他，他说，别跟我来这一套。去你的法西斯！你翅膀硬了，管不了你了。你那么狂，狂下去，什么出息也没有！我任凭他训，再也不敢吱声。刘叔，你想想，人家也不容易，听三遍也够累了，你弹不好，人家耳朵也受罪。我说，我以后听你的还不行吗？”
郎朗从小就会哄人，会来事儿，几句话就把郎国任哄好了。父子俩重新回到了音乐厅，像没事儿一样。“我一高兴，就下不来，兴奋期长，我就撩拨我爸。弄激了，我爸就跟我厉害。我说，你小时候不也淘了叭叽？他说，你跟我比？我都给你奉献了！……有时候，也真得我爸管我，我性格像我妈。”
郎朗说像他妈时，周秀兰可高兴了。
“我自己出外到香港，自己打天下。很放松。我爸有时说道太多——”郎朗说这话时，面露无奈。看来，孩子大了，郎国任的确需要改改封建式的家长制了，何况他们还是生活在自由的美国。不过，郎朗毕竟是个通达事理的孩子。他对父亲的作用还是首肯的，特别是现在父亲到了美国的作用。
“我爸能把我的神经绷紧。他很细，每次演出时，他都到现场，看看音乐厅温度怎样，湿度怎样。湿与干弹琴时踩踏板用劲不同，湿呢，减轻踏板，手下键别太柔；干呢，得加重踏板，手也得使劲，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在不同地点、不同条件下弹出一样的声音。
“我爸还有招儿，老师没给的东西，我爸给。我自己过去的感觉没了，我爸能给我找回来。他每堂课都到场，他也在进步。我能在美国这么快发展，他感慨万千。我爸总爱感慨：美国——天堂啊！”
我与郎朗谈到他的老师格拉夫曼对他事业上的帮助时，他是这样说的：
“我老师现在给我抠得特别细，弹这个音时能怎么样？每个小节的处理上，让你感觉特清楚。看第一小节，就能感觉到下面如何发展，像看电影，开头部分看了，下面故事情节的发展，也能知道个大概。上一场大台，排练时走台，老师给你听一遍，讲讲，演奏完回来，再讲。有很多人老曲子弹得好，新曲子不行。而老师想让我新曲子也弹好，少走弯路。通常是他拿个小本，给我挑毛病，记在小本上。他在我毛病不多时，却能挑出一些来，国内没有任何人能明白地给你挑出来，点出来。像我弹贝多芬幻想曲时，结尾处理上，我把一个句子弹三小节，他想出一个旋律来，把三小节联缀得更美更迷人，很新颖，没人能这么做。”
郎朗说到他的老师充满欣慰：“每次他都是想好了，再告诉你。把不太好的后果想完了，提早提醒你，让你避免走弯路，一步到位。弹特别硬的时候，联不上，断了，他告诉你如何弹，用哪个音震动震起来，用和声震起来。让你有感觉，往前流畅走。他都研究透了。弹得特乱时，他想办法把一个尾音去掉，就干净多了。遇到拖音时，一般人是先拖，不真正动人，而他让后拖，一下子到位，像一脚入门，比别人高多了。”
郎朗能有这么高明的老师指点，确实得天独厚。加上他的苦练和悟性，安有不成功之理？可以说，他目前在美国天时地利人和全都具备。而且还不欠东风。IMG就是最好的东风。
谈到以后的打算和安排，郎朗说他回去以后，三月份弹布拉姆斯作品118 、拉赫玛尼诺夫第二钢琴奏鸣曲、贝多芬第四钢琴协奏曲；
四月份弹拉威尔的代表作《加斯巴之夜》，跟新加坡交响乐团合作，弹贝多芬的第四钢琴协奏曲；
五月份到费城开独奏音乐会，弹舒波特奏鸣曲，与费城交响乐团合作，弹李斯特第一钢琴协奏曲，还要在纽约州搞一场音乐会，弹贝多芬幻想曲，李斯特奏鸣曲，中间休息，然后弹布拉姆斯作品118 ，（这是六首小品构成的间奏曲。有A 小调热情的间奏曲，A 大调优美的间奏曲，F 小调轻快的间奏曲等。）“拉二”奏鸣曲；六月一日，与巴尔迪摩乐团再次合作，弹李斯特第一协奏曲。三月底，去见巴尔迪摩总监，确定99年循环演出曲目，6 月份费城交响乐团总监萨瓦利什听我弹，纽约爱乐乐团指挥马舒尔也专程来听，六月二十二日在美国CARAMOOR夏令营弹独奏音乐会；
七月份，学新曲子；暂未安排。
八月份，有艺术节。（上一章写到的8 月份在芝加哥“替补”就是指此。）
九月份与印第安纳交响乐团合作弹莫扎特协奏曲，作品20；跟田纳西交响乐团弹帕格尼尼主题与变奏；
十月份去西雅图丹佛弹独奏音乐会，与克罗拉多交响乐团弹“拉二”；十一月去弗罗里达和加拿大温哥华开独奏音乐会；十二月要做循环演出；2000年1 月在圣地罗萨弹“拉三”协奏曲；在华盛顿肯尼迪中心与美国国家交响乐团合作演出，还要与西雅图交响乐团合作。二月份以后，要走遍美国各州……2000年的圣诞节将在彼得堡与莫斯科交响乐团演出；这是一个有着辉煌传统的演出日子，每年都由俄国最好的演奏家在此演出，阿什肯纳吉演出过，近年来最红的基辛也演出过，现在轮到了郎朗。在彼得堡进行这种演出的中国人只有郎朗。
郎朗在2000年还将与如下各大乐团合作：
巴黎交响乐团——克里夫兰——洛杉矶——休斯顿——罗切斯特——巴尔迪摩——新泽西州——美国国家——印第安那——科罗拉多——密尔沃基——肯萨斯城——底特律……
郎朗99年5 月26日已正式与欧洲的IMG 签约，将到欧洲各地演出……郎朗还将在2000年9 月回到中国，在人民大会堂向祖国汇报演出。
毫无疑问，作为克蒂斯的学生郎朗已经开始了环球演出生涯。现在他是人为控制演出场次，明年将增长到一百多场，后年还将递增，不用等到毕业，他就会像一位成熟钢琴家那样每年至少150 场以上的演出。作为一个钢琴家而言，最难能可贵的就是不间断的签约，不间断的演出。在此之前，中国的钢琴家在国外还没有谁达到过郎朗这种待遇的。中国的钢琴家在国外靠演奏吃饭的到目前还没有。由此可见，郎朗的前程真是明朗！
周秀兰乐得呀，那几天一直用高八度音说话，带着郎朗走遍了亲戚家，特别是到郎朗的大舅家（辽阳）住了三天。郎朗长这么大，这是唯一的一次舅和外甥这么近距离接触。舅舅感慨万千，他说，没想到郎朗会这么好玩，这么招人喜欢。郎朗仅呆了一周，就回美国了。母子俩难舍难分。两双泪眼相望。母亲已经习惯了这种折磨。自从儿子跨出家门进京的那天起，就不属于她的私有财产了。她希望儿子飞得更高更远更有出息，却不曾想儿子居然会这么快就属于美国了。她眼前总是晃着郎朗小时候的样子。一晃，多快呀！这就是时光，而时光的全部意义对于周秀兰来说就是感伤，就是落泪。她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脆弱，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渴望追上儿子，去遥远的美国过上家庭生活。她太渴望和丈夫儿子相聚了。快50岁的人了，属于自己的前程还有什么？回头一想，只有儿子和家庭！儿子走得再远，也走不出母亲的情怀，这一点，周秀兰有着永远的自信。
据息，她已经提前办了退休，正在想方设法办理去美国的手续。上半年就曾去使馆办理签证，很遗憾没有签上，再想签，中美关系因科索沃大使馆被炸骤然紧张，自然还是签不上。现在，已经十月下旬了，都到了本世纪末了，还能签不上字吗？周秀兰说，年底前差不多了！
在我要结束全书写作时，我又来到了周秀兰的家。还是那间小屋，还是那种简易的不合时宜的装修。还有那台钢琴，那台很旧的钢琴，那台郎朗最早弹响的钢琴，并且郎朗每次回来都要弹的钢琴。好久没调了，这琴有好几个音跑得快没影了。瞅着这台钢琴，我不禁感慨万千，何况每天都在这屋子里瞅着的她呢！还有钢琴旁边的长条沙发，也早都旧了。满屋的东西都已用旧了，都有对岁月的记载。只要周秀兰在这里坚守，郎朗就总得回家来看看，无论是从香港绕道还是从日本或新加坡，他总得回来。但是，如果周秀兰年底前真的办好了签证，这个家就不复存在了。这个家中一切有纪念意义的家具都将被弃置，周秀兰是不会把这些东西带到美国去的。美国那边的家据说真好。从照片上看，也真是豪华而现代。有一张照片是郎国任坐在餐厅里切生日蛋糕，自己给自己过生日。他脸上的表情除了满足之外，还隐藏着一种忧郁和期待。他的身边竟空着两把白色靠背的餐椅，那是给谁留的？还用说吗？
一想到周秀兰就要走进那个家，就要坐在郎国任旁边那把清冷的椅子上时，我就会由衷地替他们这一家人终究的团圆而欣慰。但同时，我不知怎么竟滋生了隐隐约约的忧虑——他们彼此能真正的适应和默契吗？但愿这是杞人忧天。
因这部书稿在出版过程中的延缓，使我得以将最新消息补上：一直在学习英语的周秀兰有天突然给我打来电话，她兴奋不已地说，她已得到签证了，明天就要到北京，然后就飞往美国。周秀兰将最繁杂的话语用最简洁的语言表述，可见她在行前有着怎样的忙乱。那是1999年12月的一天。以前，她说过大概要在12月份走，却不曾想这么快就到了。也许在我看来这么快，而在人家那边认为慢得已经不能再慢了。
周秀兰去美国后，郎国任给我打来了电话。在他们那里正是早晨。郎国任说周秀兰正在橱房忙着做饭，很显然，他可以从此解脱做饭了，他显得很是自在，我似乎能够感觉到他是怎样雍懒地躺在华贵的床上给我打电话。他说，周秀兰到费城时，是他去接站的，郎朗有演出任务不在家。他妈妈已经到家一周了，郎朗才回来。郎国任没有描述他们母子相见时的动人情景，他只是说，都过去一个礼拜了，郎朗一早醒来，还会怔怔地寻找他妈。郎朗情不自禁地嘟哝着：爸，我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