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中国通史第五卷－中古时代－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上册)-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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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④　吉林省文物工作队等：《1976　年集安洞沟高句丽墓清理》，《考古》1984　年1　期。集安县文物管理所：《集安高句丽墓葬发掘简报》，《考古》1983　年4　期；又《集安县上、下活龙材高句丽古墓清理简报》，《文物》1984　年1　期；又《集安县老虎哨古墓》，《文物》1984　年1　期。曹正榕、朱涵康：《吉林辑安榆林河流域高句丽古墓调查》，《考古》1962　年11　期。
　　⑤　吉林省博物馆：《吉林辑安五盔坟四号和五号墓清理略记》；王承礼、韩淑华：《吉林辑安通沟第十二号高句丽壁画墓》，均见《考古》1964　年2　期；集安县文物管理所等：《吉林集安洞沟三室慕清理记》；李殿福：《集安洞沟三室墓壁画著录补正》，均见《考古与文物》1981　年3　期。⑥　王健群：《好太王碑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　年。
　　⑦　抚顺市博物馆等：《辽宁省新宾县黑沟高句丽早期山城》，《文物》1985　年2　期。⑧　吉林省文物工作队：《高句丽罗通山城调查简报》，《文物》1985　年2　期。各两个。马面大小略有差别，一般长8～10　米、宽6～8　米。墙垣的西北角、西南角、东南角呈直角，上建角楼；东北角呈弧形，增建两个马面。墙垣四面共有六个城门，东西面各两门，南北面各一门，两相对应。城门间有通衢，构成东西二横道、南北一直道。今集安城内的团结路、胜利路和东盛路，大约就是当时国内城城年三条通衢的所在。曲于国内城几乎全部叠压在今集安县城底下，历经沧桑，除了有少量遗物被扰动出上外，昔日的城内建筑已经无法查考①。
　　丸都山城是国内城的守备城。城构筑在国内城西北2。5　公里的高山上。
　　东西北三面城垣垒筑在形如半圆的峰脊上：南面坡地，城垣低平，使整个山城形如簸箕状。城垣充分利用自然天堑，因山峰的自然形势垒砌石垣，或利用陡峭的石壁为城垣。石材平整，一般长20～50　厘米、宽29～40　厘米、厚10～27　厘米。城垣走向不平直，整体平面呈椭圆形，方圆近七公里，总长6951米。城垣上设女墙。女墙内壁基部有柱洞。全城共设五城门，东墙北墙各二门，南墙一瓮门，西墙无门。城年至今犹存建筑遗址三处，蓄水池遗址一处，墓葬三十七座②。
　　在通往两都城的要道上以及在广袤的高句丽国境内，发现了数以百计的城堡、关隘和哨卡，俗称山城。集安境内的山城很多，经勘查的有老岭南道上的霸王山城、望坡岭关隘；老岭北道上的关马墙山城和大川哨卡①。
　　分布于各地的高句丽山城，大都构筑在山巅上或地形险要处。就地取材，大小不一，无有定制。大型山城周长约2　公里，主要分布在辽河东岸山区与平原交接地带。一般由土筑、石筑或土石合筑三种方法构成，有城门、马面和瞭望台等设备，有的还有水门和环城马道。山城内大多有建筑基址。中型山城周长1～2　公里，大多属于高句丽早期建筑，主要分布于辽河东岸较大的支流之间，一般由土筑或石筑两种方法建成，也有城门。小型山城周长200～1000　米，城壁土石混筑，大多位于交通要道上，一般不独立存在，但对捍卫大中型山城的安全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②。《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所说的“当道小城”，或即指这种小型山城。
　　墓葬大多发现于吉林省集安县。辽宁省桓仁、抚顺、宽甸等地也发现不少，情况与集安基本相同。
　　集安高句丽墓葬集中分布在老岭山的岭前和岭后。分布岭前23　处，12206座：分布岭后的9　处，152　座。两地合计12358　座。其中以岭前洞沟地段（今集安县城附近）最为密集。在这地段内细分为下解放、禹山下、山城下、万①　集安县文物保管所：《集安高句丽国内城址的调查与试掘》，《文物》1984　年1　期。②　李殿福：《高句丽丸都山城》，《文物》1982　年6　期。
　　①　方起东：《吉林辑安霸王朝山城》，《考古》1962　年11　期，吉林省博物馆辑安考古队等：《吉林辑安高句丽南道和北道上的关隘和城堡》，《考古》1964　年2　期。李殿福：《集安山城子山城考略》，《求是学刊》1982　年1　期。
　　②　陈大为：《辽宁高句丽山城初探》，《中国考古学会第五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8　年；又《辽宁境内高句丽遗迹》，《辽海文物学刊》1989　年1　期。
　　宝汀、七星山和麻线沟等六个墓区，共11300　座①。这32　处墓群，大多分布在山麓上，排列有序，规模悬殊。石坟多分布在靠山麓处，土坟多在河谷阶地和平川地带。在保存较好的地区，尚能看出埋葬先后的序列。如七星山南坡的墓葬，从山腹开始往下成行排列。有的行列由小墓开始逐渐到大墓；有的则由大墓逐渐到小墓；有的开始由小墓逐渐到大墓，再由大墓逐渐到小墓。土坟则埋葬在排列有序的石坟行间空隙处。这种现象表明，集安洞沟墓群是当时生活在集安一带的高句丽族；不同的家族各有自己的墓地，并且按不同辈次有规律的埋葬，反映了高句丽各阶层身份的不同和葬俗的变化。在包括日本人发掘在内的300　多座高句丽墓中，重要的大中型墓有长川1　号墓、2号墓②，下解放区的31　号墓和冉牟墓、环纹墓，禹山下区的41　号墓、68　号墓、1080　号墓和太王陵、将军坟、角觗墓、舞俑墓、洞沟12　号墓、三室墓、四神墓、五盔坟4　号墓、5　号墓，山城下区的332　号墓、983　号墓、1411　号墓和龟甲壁画墓、折天井墓、兄墓、弟墓，万宝汀区的78　号墓、242　号墓、1368　号墓，七星山的96　号墓，麻线沟的1　号墓和千秋墓、西大墓①，等等。高句丽墓的墓室（放置尸体处）构筑在地表上（晚期有的在半地下）或高出地表的石墓基上，这是与中原汉式土葬墓最大的不同处。墓葬结构比较复杂。外部结构可分积石和封土两大类。所谓积石墓，即“积石为封”的墓葬，又简称为封石墓或石坟。封土墓即以土为封的墓葬，其中包括少数封土内混以石块和在封土底部四周用石块砌以方坛或方坛阶梯的墓葬，简称土坟。内部结构又可分为石圹和石室两种。所谓“石圹”，是指用石块或河卵石在地面上堆积方形墓基，再在上面构筑长方形框的石圹（椁室）。埋葬后封以碎石，不再加顶盖，整体如方丘状。一般没有墓门，也没有墓道。“石室”流行于封土墓时期，系用石材在地面上或半地下筑造墓室（石室），四壁上部抹角叠涩，顶加盖石，有墓门，也有墓道。但大型积石墓的石室仍构筑在顶部中央。根据已发表的资料研究，高句丽积石墓可划分为无坛石圹墓、方坛石圹墓、方坛阶梯石圹墓以及方坛石室墓、方坛阶梯石室墓等五型。封土墓都是石室墓，配合外部结构，可分为无坛封土石室墓、方坛封土石室墓和方坛阶梯封土石室墓等三型②。
　　这些形式多样的高句丽墓制，既有年代早晚的不同，又是墓主身份不同的标志。一般地说，积石墓出现较早，无坛石扩墓为一般平民墓，数量最多，①　李殿福：《集安高句丽墓研究》，《考古学报》1980　年2　期。
　　②　吉林省文物工作队等：《集安长川一号壁画墓》，《东北考古与历史》创刊号，　文物出版社，1982　年。陈湘伟：《吉林集安长川二号封土墓发掘纪要》，《考古与文物》1983　年1　期。①　吉林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吉林集安的两座高句丽墓》，《考古》1977　年2　期。集安县文物保管所：《集安县两座高句丽积石墓的清理》，《考古》1979　年1　期。吉林省博物馆辑安考古队：《吉林辑安麻线沟1　号壁画墓》，《考古》1964　年10　期。李殿福：《集安洞沟三座壁画墓》，《考古》1983　年4　期。吉林集安县文管所：《集安万宝汀墓区242　号古墓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82　军6　期。方起东、林至德：《集安洞沟两座树立石碑的高句丽古墓》，《考古与文物》1983　年2　期，吉林省文物工作队：《吉林集安五盔坟四号墓》，《考古学报》1984　年1　期。李殿福：《集安高句丽墓研究》，《考古学报》1980　年2　期。池内宏、梅原末治：《通沟》，日满文化协会，1940　年。
　　②　研究高句丽墓葬类型的文章很多，这里主要参考下列文章：李殿福：《集安高句丽墓研究》，《考古学报》1980　年2　期；方起东：《高句丽石墓的演进》，《博物馆研究》1985　年2　期；魏存诚：《高句丽积石墓的类型和演变》，《考古学报》1987　年3　期。
　　始见于高句丽建国以前，下限至五世纪初。方坛石扩墓和方坛阶梯石坟墓分属于统治阶级内部的不同阶层的墓葬，流行时间大致相同，上限不晚于东汉初年，下限约在四世纪上半叶。随后出现的方坛石室墓和方坛阶梯石室墓，墓主身份与方坛石扩墓、方坛阶梯石扩墓同。著名的太王陵、将军坟、千秋墓以及禹山下41　号墓、七星山96　号墓、万宝汀242　号墓和桓仁21　号墓，都属于方坛阶梯石室墓，大约都是高句丽王室或高级贵族的陵寝，这种形式的墓制，大约流行千公元三世纪末至五世纪末。其中保存最好的是将军坟。将军坟整体呈阶梯式金字塔形，每边长35。6　米，高12。4　米。用精琢的巨形花岗岩石条砌筑，共七级，每面有顶护石3　块倚护。墓室位于第五级中部，长宽各5　米，高5。5　米，顶部以整块巨石覆盖。气势雄伟壮观，是高句丽陵墓建筑的代表作。
　　封土石室墓出现最晚，大约开始于四世纪末叶，以后逐渐取代积石墓，成为高句丽中晚期墓制的主流。
　　壁画墓绝大多数见于封土石室墓。至今已发现壁画墓20　座，有角觗墓，舞踊墓，环纹墓，冉牟墓，洞沟12　号墓，散莲花墓，龟甲墓，美人墓，三室墓，四神墓，五盔坟5　号墓，五盔坟4　号墓，麻线沟1　号墓，山城下332　号墓、983　号墓，万宝汀1368　号墓，了解放31　号墓，长川1　号墓、2　号墓和禹山下41　号墓。其中除禹山下41　号墓是方坛阶梯石室墓以外，全部是封土石室墓。早期壁画墓内容简朴，大多绘于白垩壁面上，以表现墓主生前宴饮、歌舞场面为主，墓顶衬以日月星辰图案，设色单调。属于早期壁画墓的有万宝汀1368　号墓、角觗墓、舞踊墓。年代约在公元三世纪中叶到四世纪中叶。中期壁画墓大多出现于多室墓，作画方法与早期相同，壁画内容仍以墓主生活起居为主要题材，但佛教题材明显增多，并开始出现四神图像。壁画内容丰富，线条流畅，是高句丽壁画艺术的重要发展阶段。典型的墓例有洞沟12号墓、麻线沟1　号墓、三室墓、禹山下41　号墓和长川1　号墓、2　号墓。年代约在公元四世纪中叶到五世纪中叶。晚期壁画多出现于单室墓中，壁画直接绘于平整的石面上，以四神为主要内容，衬以怪兽、仙人、莲花网状图案。设色浓艳，装饰富丽，壁画内容和艺术手法，都明显看出受汉文化的影响。典型墓例有四神墓、五盔坟4　号墓、5　号墓。年代约在五世纪中叶到六世纪中叶。
　　由于高句丽墓构筑在地面上或高于地面上，历史上曾遭到严重破坏，尸骨、葬具遗存极少，除彩绘壁画保存较好以外，遗留下来的随葬器物也不多。根据发掘时的迹象和残存不多的葬具人骨分析，高句丽前期（积石墓前三式）实行火葬，似皆单入葬，随葬品不多，一般有陶壶、罐、铜制或铁制的马具和武器，连同尸体一起火化。后期（封土墓）采用土葬，设棺床，有木棺，单人葬，二人、三人合葬都有，皆仰身直肢葬式。随葬器物较前期丰富，种类与中原魏晋墓略同，一般都有陶制的明器和铜铁制的工具和武器，个别的还有金属饰品。常见的器形有壶、罐、钵、盆、耳杯、灶等陶明器，鞍桥、马镫、马衔、泡饰等马具和斧、锛、削、矛、长刀、镞、铠甲等工具和武器①。①　吉林省考古研究室等：《集安高句丽考古的新收获》，《文物》1984　年1　期。第六节瓷窑和瓷器古陶瓷学者对考古出土的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陶瓷器进行过多次科学鉴定和研究，提出陶器和瓷器的界定标准①，使长期存在于考古学界的陶瓷混称现象有所改变，这是古陶瓷研究工作中的一大进步。根据古陶瓷学者提出的陶瓷器界定标准，我国真正的瓷器开始出现于东汉，发源地在今浙江上虞一带。随后，南方各地也开始设窑烧瓷。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南方的瓷器生产已进入成熟阶段。北方战乱不息，经济凋敝，手工业遭到严重破坏，瓷业的出现大约要迟至北魏统一北方以后。根据南北方所存在的不同情况，分别介绍如下。
　　南方的瓷窑和瓷器考古发现的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南方瓷窑，主要分布在浙江和苏南宜兴一带，江西、湖南、四川、福建等省境内也有零星发现。这个时期的瓷器，绝大多数发现于窑址所在地及其附近的六朝墓中，除云南、贵州以外，其他各地的六朝墓也有一些瓷器出土。
　　浙江是我国瓷器的发源地和主要产区之一。其中烧造最早、产品数量最多、质量最好而最负盛名的是越窑青瓷。浙东的上虞、宁波和浙南的永嘉等地，都发现了东汉中晚期的越窑窑址；在东汉晚期墓中，又相继发现用越窑生产的青瓷器随葬①。上海硅酸盐研究所曾对上虞小仙坛东汉越窑址中出土的青釉印纹壘瓷片进行测试化验，并与上虞龙泉塘西晋越窑青釉瓷片的试测数据进行对比研究，证实这些青瓷片具有瓷质光泽、透明性较好，吸水率低，烧成温度达1300℃左右，胎釉结合紧密，符合近代瓷的标准②。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江浙一带的制瓷业迅猛发展，仅上虞一地，已发现东吴时期的窑址30　多处，西晋窑址60　多处。曹娥江沿岸的帐子山、鞍山、小仙坛、龙池庙等地，窑址密布，是当时烧造青瓷器的重要场地。这里不仅蕴藏着丰富的优质瓷土，也有烧制青瓷器的充足燃料，曹娥江更为青瓷的远销提供了极为便利的运输条件。江苏、安徽、江西、福建、湖北、湖南等地六朝墓出土的青瓷器，经常发现是浙江生产的越窑瓷器。
　　除上虞以外，浙江的绍兴、余姚、鄞县、宁波、奉化、临海、萧山、余杭、湖州以及江苏的宜兴等十几个市县，也都发现了六朝瓷窑遗址。根据制品釉色的不同，可分为越窑、均山窑、瓯窑、婺州窑和德清窑。越窑主要分布于浙江北部和东部沿海地区。均山窑在江苏太湖之滨，集中分布于宜兴丁蜀镇和均山附近。瓯窑在浙南温州一带。婺州窑主要分布于浙江中部的金华地区。德清窑主要分布于浙江北部的德清县及其附近。上述瓷窑，除德清窑和上虞帐子山窑兼烧黑瓷以外，全部烧制青瓷，各有特色。
　　发掘资料表明，南方青瓷普遍采用龙窑烧制，起初是陶瓷同窑共烧，以①　李家治：《我国瓷器出现时期的研究》，《硅酸盐学报》第六卷第三期。以后收入《中国古陶瓷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2　年。叶宏明、曹鹤鸣：《关于我国瓷器起源的看法》，《文物》1978　年10　期。①　浙江省文物考古所等：《浙江上虞县发现的东汉瓷窑址》，《文物》1981　年10　期。②　李家治：《我国瓷器出现时期的研究》，《硅酸盐学报》第六卷第三期。以后收入《中国古陶瓷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2　年版。
　　后逐渐分离。窑炉结构和装烧技术因时代不同而有所改进。大体说，窑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