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中国通史第五卷－中古时代－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上册)-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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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1982　年版。
　　后逐渐分离。窑炉结构和装烧技术因时代不同而有所改进。大体说，窑身由宽短变成狭长，由统烧改为分段烧，窑床斜度由前缓后陡变成10　多度平斜，窑型由不定型逐步走向定型化，随着窑炉的改变，烧制技术的提高，窑具的设计也有改进，从而增加了装烧的数量和提高了成品的质量①。
　　考古发现的六朝瓷器，大多出自窑址所在地及其附近的墓葬中。长江下游沿岸也是六朝瓷器的重要分布区，特别是六朝都城建康（今南京）及其沿江西上的马鞍山、芜湖和东下的扬州、镇江一线。根据器形、装饰纹样，釉质色泽以及坯体等特点，可分为孙吴、西晋、东晋、南朝四个发展阶段。东吴青瓷较多保留东汉瓷的特点，常见器形有钵、双耳或四耳的罐，双耳或四耳的盘口壶，双沿罐，水盂、油灯、香熏、唾壶等日用器。此外还有专供随葬用的模型明器，如堆塑谷仓罐、羊形尊、虎子、灶、碓、鸡笼之类。胎质坚硬细腻，呈淡灰白色，釉色灰青，表面不大均匀。装饰纹样有弦纹，模印的斜方格回纹、斜方格井字纹，雕刻，镂空，堆贴等技艺。南京及其附近出土的东吴越窑青瓷器，造型大多优美雅观，例如，1955　年南京光华门外赵士岗4　号墓出土的“赤乌十四年”青瓷虎子②，1958　年南京清凉山出土的“甘露元年五月造”的青瓷羊尊和青瓷熊灯③，1974　年南京甘家巷建衡二年墓出土的双系罐和双系、四系盘口壶①，1962　年溧阳东王公社凤凰元年墓出土的一组青瓷明器（仓、灶、水盂、鐎斗、提篮等）②，1955　年南京光华门外赵士岗凤凰二年墓出土的蛙形水盂③，1973　年金坛白塔天玺元年墓出土的堆塑楼台谷仓罐④，等等，都是越窑精品，充分展示了东吴时期青瓷制作的高度艺术水平。
　　西晋青瓷的成就最为突出。工艺技术、器形种类以及装饰变化，都比东吴时期有明显的发展。常见的器形除东吴时原有的以外，出现了不少新的造型，有筒形罐、鸡头或虎头的双耳罐、扁壶、圈足唾壶、兽形尊、三足盘、多子福、镂空香熏，熊头或兔头水注；明器中新出现犀牛形镇墓兽、男女俑、尖头形灶、猪舍、狗舍等。这些新器形，有的造型直接采用动物形象，有的用动物形象作装饰。在一般器皿上，流行模印的饰带，如细小斜方格纹，井字菱形纹，联珠纹。在盆、钵、洗上流行用竹刀刻划海星纹和水波纹。谷仓的装饰更为突出。在谷仓罐肩部以上，堆塑了各种形象的奴仆、卫士、阙楼馆阁、长廊列舍、龟趺碑等复杂的内容。西晋晚期出现了在青釉上点染酱褐色斑纹的做法，打破了青瓷单色釉的传统作风，丰富了釉的装饰效果。
　　在青瓷器上刻写年号、产地和制作者的姓名，也是东吴西晋越窑青瓷器的一个特点。例如上述南京赵士岗东吴虎子，腹部刻“赤乌十四年会稽上虞师表宜作”，江苏金坛西晋墓出土扁壶上刻“紫（此）是会稽上虞范休可作①　朱伯谦：《三国两晋南北朝的陶瓷》，《中国陶瓷史》，文物出版社1982　年版。以后收入《朱伯谦论文集》，紊禁城出版社1990　年版。
　　②　倪振逵：《南京赵士岗发现三国时代孙吴有铭瓷器》，《文物参考资料》1955　年8　期。③　南京博物院编：《江苏六朝青瓷》图4～6，文物出版社1980　年版。
　　①　南京博物院等：《南京栖霞山甘家巷六朝墓葬》，《考古》1976　年5　期。②　南京博物院：《江苏溧阳孙吴凤凰元年墓》，《考古》1962　年8　期。③　王志敏：《从七个纪年墓葬漫谈1955　年南京附近出土的孙吴两晋清瓷器》，《文物参考资料》1956　年11　期。
　　④　镇江市博物馆：《江苏金坛出土的青瓷》，《文物》1977　年6　期。
　　坤者也”①。绍兴、余姚、平阳发掘的西晋墓，以及吴县狮子山西晋傅氏家族墓，墓内随葬的堆塑楼台谷仓罐上，往往在楼台下方的龟趺碑上分行刻写“元康×年×月造，会稽”、“出始宁，用此丧葬宜子孙作吏高迁众无极”等字样②。说明上虞一带是当时青瓷器的重要产地，同时反映了生产青瓷器的商品性质。
　　东晋时，青瓷生产进入普及阶段。瓷器造型趋向简朴、实用，装饰大大减少，模型明器衰落。常见的产品有罐、壶、盘、碗、钵、盆、洗、灯、砚、水盂、香熏、唾壶、虎子和羊形烛台。饮食器皿大都大小配套。纹饰以弦纹为主，少数器物上仍可见到水波纹。到东晋晚期，开始出现莲瓣纹。南朝仍采用两晋时的制瓷工艺，多数胎质致密，呈灰色，通体施青釉。器形较小，制品以鸡头壶、盘口壶和四系罐为最多。浮雕莲瓣和刻划莲花纹成为当时的主要纹饰，由此看到佛教在南朝民间已十分盛行。西晋后期出现的褐色点彩工艺仍普遍存在，但褐点小而密，与初始时不同。
　　长江中游的江西、两湖和四川，大约在三国时期开始设窖制瓷。南昌市郊的吴永安六年墓③、吴高荣墓④、武昌莲溪寺吴永安五年墓⑤、鄂城吴孙将军墓⑥，随葬的青瓷器，为这看法提供了实证。这四座东吴墓随葬的青瓷器，胎质、釉色、器形基本相同。属于越窑青瓷系统的一个分支。胎呈浅灰色，釉色分豆青和蟹壳青两种。豆青釉薄匀润，开细片，不脱落；蟹壳青釉不甚均匀，呈蜡泪状，有脱落现象。釉不及底，有些壶、罐表面印麻布纹。主要器形有罐、壶、钵、碗、碟、盅、盘、案、槅、耳杯、香薰等日用器和院落、房屋、仓、灶、碓、磨、臼、牛车、禽畜及禽畜圈舍等模型器。造型、胎釉与浙江越窑青瓷均略有差异。值得注意的是，安徽马鞍山孙吴朱然墓①和佳山吴墓②，墓中随葬的部分青瓷器竟与这四座墓出土的同类青瓷器完全相同。表明江西、湖北在三国时已经烧制青瓷器，而且把青瓷器作为商品远销到长江下游。
　　西晋时期，长江中游的青瓷器数量明显增多。从墓中随葬的陶瓷器比例看：江西瑞昌马头西晋墓随葬青瓷器66　件，陶器仅6　件③；湖北黄陂滠口吴末晋初墓随葬青瓷器73　件，陶器7　件④；益阳⑤、长沙⑥较大的西晋墓，几乎全部用青瓷器随葬。一般造型规整，釉色莹润，装饰华美，有捺印、贴花，加彩和透雕，并开始出现褐釉点彩的新工艺。缺点是釉胎仍结合不好，吸水①　镇江市博物馆：《介绍一件上虞窑青瓷扁壶》，《文物》1976　年9　期。②　张志新：《江苏吴县狮子山西晋墓清理简报》，《文物资料丛刊》（三），文物出版社1980　年版。③　秦光杰：《江西南昌市郊永安六年墓》，《考古》1965　年5　期。
　　④　江西省历史博物馆：《江西南昌市东吴高荣墓的发掘》，《考古》1980　年3　期。⑤　湖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武昌莲溪寺东吴墓清理简报》，《考古》1959　年4　期。⑥　鄂城县博物馆：《鄂城东吴孙将军墓》，《考古》1978　年3　期。
　　①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安徽马鞍山东吴朱然墓发掘简报》，《文物》1986　年3　期。②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马鞍山佳山东吴墓清理简报》，《考古》1986　年5　期。③　江西省博物馆：《江西瑞昌马头西晋墓》，《考古》1974　年1　期。
　　④　武汉市博物馆：《武汉黄陂滠口古墓清理简报》，《文物》1991　年6　期。⑤　益阳地区文物工作队等：《湖南省益阳县晋、南朝墓发掘简况》，《文物资料丛刊》（八），文物出版社1983　年版。
　　⑥　湖南省博物馆；《长沙两晋南朝隋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9　年3　期。率和气孔率都较高。进入东晋南朝时期，这里与长江下游一样，青瓷制品转入以日用器皿为主，明器少见，纹饰趋向简朴，烧制技术有所改进，但釉面光泽较差，透明度始终不及长江下游所产①。
　　已发现的长江中游六朝窑址，重要的有四处，即江西丰城窑址②、湖南湘阴窑址③，以及四川的成都青羊宫窑址④和邛崃窑址⑤。丰城窑址分布于罗湖一带，范围约3　万平方米，废品堆积有的达5—6　米。1979　年发掘。上层堆积唐代瓷片，下层堆积的瓷片与南昌、新干、清江、永修等地南朝墓出土的瓷器相同。丰城唐代属洪州，这里发现的南朝窑场，应是唐代洪州窑的前身。湘阴窑址分布于县城堤坑一带，范围约10　万平方米。1973　年发掘。在25　平方米的发掘区内出土西晋至初唐的青瓷一千多件（片），还有大量的匣钵等窑具。其中的两晋南朝瓷器与长沙、浏阳、湘阴、益阳、郴州等地的两晋南朝墓瓷器完全一致。湘阴唐代属岳州，这里发现的两晋南朝窑场，应是唐代岳州窑的前身。成都青羊宫窑址和邛崃县的固驿窑址、十方堂窑址，都只做过调查和小规模试掘。初步认为这些窑址均始烧于南朝而盛行于唐代。四川南朝墓中的四系壶、四系罐、敛口平足碗，以及杯、盘、钵等日用器，都可以在这些窑址的遗物中找到归属。
　　南方沿海的福建、广东、广西，已发现的两晋南朝的青瓷器也不少。从发表的资料看，三省区的情况各有不同。福建政和西晋永兴三年墓随葬的青瓷器①，是福建目前可确认的最早青瓷器。此墓随葬盘口壶、双耳罐、短颈壶、钵、虎子各一件，从出土的器物造型看，与浙江越窑所产相似。东晋墓出土的青瓷器遍及全省十多个县，重要的器形有碗、碟、盘、钵、罐、盘口壶、三足盆、五盅盘、多子槅、耳杯、灯、博山炉、膲斗、蛙形水注、三足砚、唾壶、虎子等日用器和灶、谷仓罐、猪圈、鸡舍等模型器。从器形、胎釉和纹饰风格看，明显分为两类。一类与浙江越窑所产相似，釉色青绿，胎釉结合较好，例如谷仓罐、三足砚、蛙形水盂等。另一类造型独特，带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如南安丰州东晋墓出土的带嘴双系罐、敛口深腹钵，器形纹饰均不同于他处所产②。这类瓷器，釉色较杂，有青黄、青灰、苍青等不同色调，胎釉结合较差，易脱落。南朝墓随葬地方特色的青瓷器更多，如锯齿形托杯、盖碗、年底浅刻重瓣莲花盘、排列多层乳尖的熏炉、前蹲后卧的虎子，以及单管或多管的烛台等。这时长江中下游随葬明器已大为减少，但福建南朝墓仍甚为流行。常见的有鐎斗、火盆、带盘三足炉、粘连的五杯盘、提桶、虎①　蒋赞初：《长江中游六朝墓葬的分期和断代——附论出土的青瓷器》，《中国考古学会第三次年会（1981）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4　年版。
　　②　江西省历史博物馆等：《江西丰城罗湖窑发掘简报》；余家棟：《试析洪州窑》，均见《中国古代窑址调查发掘报告集》，文物出版社1984　年版。
　　③　周世荣：《从湘阴古窑址发掘看岳州窑的发展变化》，《文物》1978　年1　期。高至喜：《略论湖南出土的青瓷》，《中国考古学会第三次年会（1981）论文集》，　文物出版社1984　年版。④　江学礼、陈建中：《成都市西郊青羊官窑址试掘简报》，《文物参考资料》1956　年6　期。翁善良：《成都青羊宫窑址调查》，《景德镇陶瓷》（中国古陶瓷研究专辑第二辑），1984　年。⑤　陈丽琼：《四川古代陶瓷》75　页，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　年版。①　卢茂村：《福建松政县发现西晋墓》，《文物》1975　年4　期。
　　②　泉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福建南安丰州狮子山东晋古墓（第一批）发掘简报》，《文物资料丛刊》（一），文物出版社1977　年版。
　　子和鬼灶等，形体皆短小，显然是专供随葬的明器③。
　　关于福建瓷器的来源，目前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意见认为，两晋及南朝前期墓所出的瓷器均为浙江越窑产品，至南朝后期，才多见本地产品①。另一种意见认为，福建两晋南朝墓出土的瓷器，绝大部分是本地烧造，只有少数来自浙江瓯窑②。1982　年试掘福州西郊怀安窑址，发现一段龙窑残基。出土瓷片含有南朝至唐代的遗物，出土窑具上又有刻写“大同三年”“贞元”的年号③。由此推知，怀安窑的始烧年代至迟在南朝中期，到晚唐仍未停止。福建南期墓出土的青瓷器，有一部分应是怀安窑所烧造。由于发掘面积太小，资料未全部公布，全貌还不清楚。看来福建瓷器来源的问题，还有待于怀安窑的继续发掘和更多的新窑址的发现。
　　广东至今未发现六朝瓷窑址，但是从西晋墓出土的瓷器中可以看出，广东在西晋或孙吴时期可能已设窑烧瓷。举年代明确的广州沙河顶西晋永熙元年墓为例④。此墓随葬青瓷器50　多件，器形有四耳罐、鸡首壶、碗、盏、盆、盂、盅、耳杯盘、簋、豆形灯、唾壶、虎子、牛车、骑马桶等。其中鸡首壶、唾壶、虎子、牛车、骑马俑等，与长沙西晋墓所出的同类器十分近似。四耳罐、簋、盅、豆形灯、耳杯盘、灶等，则常见于广州东汉墓所出的同类陶器。这部分瓷器胎色灰白，釉呈青黄色，开细片，多脱落，说明尚未完全瓷化。它们应是沿袭东汉制陶工艺，在本地设窑烧成的。进入东晋南朝时期，广东青瓷器似乎完全是清一色的本地产品。
　　粤北始兴韶关是东晋南朝墓的主要分布区，已发现的东晋南朝墓近百座①，内有纪年墓10　余座，断代比较明确。随葬青瓷器400　件左右，其中绝大多数是富有地方特色的四耳罐和大小配套的瓷碗。长江中下游所习见的鸡首壶、莲花壶、盘口壶、虎子以及鸡、狗和圈舍，在这里甚为罕见。
　　广西青瓷器大多发现于南朝墓②，从出土的盘口壶、莲瓣鸡首壶、多子槅、多足砚、唾壶、虎子、禽畜模型以及骑马俑、部曲家兵俑等的器形看，与长沙西晋墓③出土的同类器十分近似，可能是受长沙方面的影响而在本地仿造的。考古工作者曾在象州牙村发现一处汉至六朝的陶瓷窑址。从窑址中采集③　福建省博物馆：《福建福州郊区南朝墓》，《考古》1974　年4　期。卢茂村：《福建建瓯水西山南朝墓》，《考古》1965　年4　期；曾凡：《福州西门外六朝墓清理简报》，《考古通讯》1957　年5　期。①　福建省博物馆：《福建近十年的文物考古收获》，《文物考古工作十年》146　页，文物出版社1990　年版。②　福建省博物馆：《建国以来福建考古工作的主要收获》，《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257　页，文物出版社1979　年版。
　　③　福建省博物馆：《福建近十年的文物考古收获》，《文物考古工作十年》146　页，文物出版社1990　年版。④　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考古组：《广州沙河顶西晋墓》，《考古》1985　年9　期。①　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广东韶关六朝隋唐墓葬清理简报》，《考古》1965　年5　期。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广东曲江东晋、南朝墓简报》，《考古》1959　年9　期。广东省博物馆：《广东始兴晋——唐基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年。杨豪：《广东韶关市郊的晋墓》，《考古学集刊》（一），1981　年。杨豪：《广东韶关市郊的南朝墓》。《考古学集刊》（三），1983　年。②　桂林市文物工作队：《桂林市东郊南朝墓清理简报》，《考古》1988　年5　期。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广西壮族自治区融安县南朝墓》，《考古》1983　年9　期；又《广西融安安宁南朝墓发掘简报》，《考古》1984　年7　期；又《广西永福县寿城南朝墓》，《考古》1983　年7　期；广西梧州市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