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中国通史第五卷－中古时代－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上册)-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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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坞堡都有一个坞堡主。这些坞堡主，首先是当地的豪族，也可能是些英雄勇猛之士，在敌方进攻时能领导大众进行防御。这些坞堡，构成了各地不能自保的小农的避难场所。如《晋书·郭默传》所述：“郭默，河内怀（今河南武陟西南）人，少微贱，以壮勇事太守裴整，为督将。永嘉之乱，默率遗众自为坞主。流人依附者甚众。”又据《李矩传》称：“李矩，平阳人。及长为吏，送故县令于长安。刘元海攻平阳，百姓奔走，矩素为乡人所爱，乃推为坞主，东屯荥阳，后移新郑。。。招怀离散，远近多附之。”《魏浚传》也称，“永嘉未，与流人数百家东保河阴之硖石。。。及洛阳陷，屯于洛北石梁坞，抚养遗众，渐修军器。于是远近咸悦，襁负至者渐众。”《郗鉴传》称：“郗鉴，高平金乡人。鉴得归乡里，。。共推鉴为主，举千余家俱避难千鲁之峄山。三年间，众至数万。”《苏峻传》也记述，“永嘉之乱，百姓流亡，所在屯聚。峻纠合得数千家，结垒于本县。于时豪杰所在屯聚，而峻最强。”
　　从以上记载来看，坞主大都是推选的。当时是在战乱环境中。这些最初团聚起来的及后来依附投靠来的人，就逐渐成为坞堡主的部曲。如最初跟随魏浚的数百家和后来襁负而至的人，在魏浚死后都归其族子魏该所率领。这些人就都被称为魏该的“部曲”了。最初，这些部曲与主人的隶属关系可能还不太强。魏该后来受刘曜的攻击，拟南徙，“众不从，该遂单骑走至南阳”（《晋书·魏浚传附该传》）。但这些部曲总是要受些军法部勒的。八王之乱时，庚衮率其同族及庶姓保于禹山。众推衮为主。庾衮对大众说，立之为主就要听他的命令。于是他就定出一些法规，“众咸从之”（《晋书·庾衮传》）。魏晋时期依附关系，隶属关系转强，中原地区坞主和坞内大众的关系即是隶属关系强化的体现。
　　这些坞堡组织，是军事性的防御战斗组织，又是经济性的生产组织。每一个坞堡都是一个独立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体。在城市破坏，交换停滞，金属货币萎缩，战乱频仍的条件下，每个坞堡都要生产自己所需要的物品，特别是粮食衣物。庾衮后来自禹山迁到林虑山，林虑山附近的人都来投靠他。当地有个大头山，形势绝险。庾衮率领他们共守这个大头山，而在山下耕田种地（《晋书·庾衮传》）。邵续纠合亡命，绥怀流散，屯于厌次。曹嶷乘续军外出，“乃破续屯田，又抄其户口”（《晋书·邵续传》）。有粮食才能生存，耕田种地，且耕且守，必然是各个坞堡组织的共同情况。
　　东晋：普的再建及在东南的偏安南逃的中原人，在世家大族率领下拥立琅邪王司马睿为帝，在建康再建东晋政权。这些南下的北方世家大族，其中琅邪王氏家族的王敦、王导是代表人物。
　　司马睿是司马懿的曾孙，其祖司马伷封琅邪王。怀帝时，东海王越把持朝政，司马睿受东海王越的提携，被任为安东将军，都督扬州江南诸军事。他接受了王导的建议，由下邳移镇建业。以后，司马睿就从建业起家，开创了东晋帝业。
　　司马睿、琅邪王氏和西晋最后一个权臣东海王越，他们三家的关系很密切。王导曾参东海王越军事。司马睿在洛阳时，王导就与他过从甚密，劝他离开洛阳到琅邪封国去。司马越为太傅时，王衍以太尉之尊，却作他的太傅军司。永嘉元年，即司马睿移镇建业这一年，王衍请求司马越以弟王澄为荆州都督，族弟王敦为青州刺史。可见，永嘉年间，晋统治者已在安排逃往江南的后路。①司马睿虽是司马懿的曾孙，但其父祖在政治上都未立过大功、也未处重要地位，因而也就没有卷入西晋晚年诸侯王争夺政权的斗争漩涡。他与司马越是皇室的远支，封地相邻，思想意识上也接近，因而他们在政治上的关系特别密切。
　　公元317　年，愍帝被杀，司马睿就在江南作起皇帝来，史称为晋元帝。
　　他能建立东晋王朝，主要靠下述两个条件。
　　第一是靠地理和经济上的优势。司马睿封国琅邪在东方（今山东临沂一带），曾为都督徐州、扬州诸军事。先镇下邳，后移镇建康，也均在东方。建康是孙吴的都城。江南的财富曾支持孙吴建国数十年之久，而江南经济也有相当的发展。西晋八王之乱，流民起义以及刘渊、石勒等的起事，都很少波及到这一带地方。因此，正当中原连年战乱，迭遭破坏之际，江南却是一片祥和的乐土。这里是地理和经济上的优势地区。
　　第二，得到了南渡的北方世家大族和江南本地世家大族的支持和拥护。
　　其中起着关键性作用的人物，就是王导。①司马睿初到建康时，南方的世家大族看不起他，多持观望态度。后来看到王导、王敦对司马睿的拥戴，才改变①　参阅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上册）第五章。
　　①　参阅陈声恪《述东晋王导之功业》，刊《金明馆丛稿初编》。
　　态度。王导遂即向司马睿建议：“顾荣、贺循，此土之望，未若引之，以结人心。二子既至，则无不来矣。”（《晋书·王导传》）司马睿让王导亲自去拜访他们，顾荣、贺循都应命而出。江南人看到顾、贺两家如此，也都改变了以往的态度。北方的世家大族乐意拥戴司马睿是比较自然的，但也靠了王导的拉拢联系。《晋书·王导传》记载：“洛京倾复，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导劝帝收其贤人君子，与之图事。”所以司马睿称帝时，硬是要王导“升御床共坐”，王导固辞，至于三四次，才不相强。所谓“王与马共天下”之说（《太平御览》卷四九五引《晋中典书》），真实反映了东晋初年的势态。
　　王氏与司马氏的关系如此重要，但也并非始终都很融洽的。司马睿作了皇帝，王导为侍中、司空，假节，录尚书，领中书监；王敦为侍中、大将军，都督江、扬、湘、交、广六州诸军事，荆州刺史，坐镇上游。这样的安排，司马睿是未必情愿的，因而逐渐任用刁协，刘隗，以疏远王导。当时王导尚能“任真推分，澹如也”（《晋书·王导传》），可是王敦却“益不能平”，“嫌隙始构矣”（《晋书·王敦传》）。
　　太兴四年（321），元帝接受刁协的建议“免中州良人遭难为扬州诸郡僮客者以备征役”（《晋书·元帝纪》）。这是在加强朝廷的军事力量。同时，以戴渊为征西将军，都督司、究、豫、并、冀、雍六州诸军事，司州刺史，镇合肥。以刘隗为镇北将军，都督青、徐、幽、平四州诸军事、青州刺史，镇淮阴。各领兵万人，名为防御石勒，实为防御王敦。王敦对此再也不能容忍了。
　　永昌元年（322），王敦以讨刘隗、刁协为名，起兵武昌，其部参军沈充也在吴兴起兵响应。王敦以沈充为大都督，督护东吴诸军事。王敦和沈充，以东西两路夹攻建康。
　　这次战争，王敦打胜了。军队进入建康，诛杀大臣多人。刘隗出逃过江，投奔石勒。刁协在出逃途中被杀。
　　王敦打胜后没有留在建康，又退还武昌。是年冬，元帝忧愤而死，太子司马绍继位，为晋明帝。玉导受遗诏辅政。元帝在位时，喜爱琅邪王裒，欲以易太子。赖王导的保护，才得不废。为感激王导，明帝即位后对他非常信任。
　　王敦自武昌移镇姑孰（今安徽当涂），屯于湖（在站孰南），又自领扬州牧。太宁二年（324），王敦病，明帝又下诏讨伐王敦。王敦病死，军败，亲党皆死。王敦虽死，王导尚在，王氏在政治上仍为第一世家大族。
　　明帝在位三年（323—325）死，年仅二十七。儿子司马衍继位，即晋成帝，即位时才五岁，王导、庾亮、郗鉴、温峤等受遗诏辅政，尊皇后庾氏为皇太后，由皇太后临朝称制。庾氏是庾亮之妹。朝政大权就落在庾亮手里。明帝病笃时，受遗诏辅政的大权几乎都在宗室南顿王司马宗之手。庾亮一得势，司马宗深为不满，不久被庾亮杀掉。司马宗一头白发，成帝好久不见到他，问庾亮：“常日白头公何在？”亮对以谋反伏诛。帝泣谓亮曰：“舅言人作贼便杀之，人言舅作贼复若何？”（《晋书·成帝纪》）。庾亮杀了司马宗，又图排挤王导。但担心荆州刺史陶侃势力强大，对自己不利，就用温峤为江州刺史，镇武昌（今湖北鄂城），以防备陶侃。接着，庾亮又要调历阳（今安徽和县）内史苏峻到建康作大司农，目的在夺苏峻的兵权。庾亮问朝臣的意见。王导反对，说：“苏峻为人猜险，必不奉诏。不着且包容之。”光禄大夫卞壶说：苏峻拥强兵，历阳与建康一江之隔，一天可到。一旦不听调命，领兵来犯，将很危险。温峤也带书信来表示反对。庾亮不听，一意孤行。
　　咸和二年（327）十一月，苏峻联合豫州刺史祖约，以讨伐庾亮为名，渡江进攻建康。次年初，苏峻攻破建康，放火焚烧，“台省及诸营寺署一时荡尽”，又“纵兵大掠”（《晋书·苏峻传》）。庾亮逃往寻阳，投奔温峤。陶侃本对庾亮不满，不愿出兵救建康，因温峤的劝告，才同意出兵。庾亮又亲自去看他，引咎自责，陶侃始释然。
　　陶侃、温峤大军顺江而下，打败了苏峻，收复建康。苏峻被杀，祖约逃走，投附石勒，后为石勒所杀。
　　战后，陶侃回荆州，自江陵移镇巴陵（今湖南岳阳）。温峤回江州武昌。庾亮自愧惹出苏峻之乱，请求外镇，出为豫州刺史，镇芜湖（今安徽芜湖）。朝廷大政仍归王导执掌。王导在政治方面的指导思想仍是“镇之以静’和“政务宽恕”。此后，东晋的政局大体上安定了几十年。
　　从前赵到后赵。北方大部分地区的短暂统一正当东晋在王敦、苏峻之乱以后这一时期，内部暂时相对平静和少事，北方中原地区也在饱经战乱之后，出现了后赵时北方大部分地区统一的局面。但不久以后，由于石虎的残暴统治，北方人民又复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公元318　年，汉刘聪死，经过一番内乱，皇位被刘曜夺去。刘曜迁都长安，改国号为赵，史称前赵。
　　刘曜，乃刘渊之族子，少养于渊。年少时，博览群书，汉化较深。刘曜称帝后，立太学于长乐宫东，立小学于未央宫西，选百姓年二十五以下、十三以上，神智可教者千五百人，以朝贤宿儒教之。
　　石勒于刘聪死后内部大乱时，出兵占有平阳、洛阳，自称大单于、赵王，定都城于襄国（今河北邢台），与刘曜东西相峙。史称石勒之赵为后赵。关中地区，经汉未及西晋未年的破坏，到刘曜占有时，并未有多少恢复。这是个胡、汉、羌、氏民族杂处的地方。刘曜在这里与羌、氏的战争频仍。公元320　年，刘曜部将解虎及长水校尉尹车谋反，与巴人首领句徐、厍彭①相联结。刘曜杀解虎、尹车、并杀句徐，厍彭。于是巴众反，“四山羌、氏、巴、羯应之者三十余万，关中大乱，城门昼闭”。同年，又与陇右氏羌虚除权渠部战。此后，又连年与仇池氏羌杨难敌战，与陈安战。后来，他又向凉州张茂进攻，“自陇长驱至西河，戎卒二十八万五千，临河列营，百余里中，钟鼓之声，沸河动地”。但刘曜自己也知道他的“中军宿卫已皆疲老，不可用也”（《晋书·刘曜载记》）。公元325　年，刘曜与石虎在洛阳附近作战。夜里，“军中无故大惊，士卒奔溃，乃退屯渑池。夜，又惊溃，遂归长安”（《资治通鉴》卷九三）。无故大惊奔溃，说明刘曜军队因连年战争，士卒疲惫，战斗力已非常弱了。
　　成帝咸和三年（328），后赵石虎率军四万自积关（今河南济源西）西入，下河东五十余县，遂进攻蒲坂（今山西永济西）。刘曜救蒲坂。石虎退，刘①　《资治通鉴》卷九一“巴酋句徐、厍彭”，《晋书·刘曜载记》作“巴酋徐厍彭”。今依《资治通鉴》。胡注：“句，古侯翻；厍音舍；皆姓也。”
　　曜追之，于高候原（今山西闻喜北）大破石虎军，石虎败奔朝歌（今河南卫县）。刘曜自太阳（今山西平陆西南）渡河攻洛阳金墉，分兵攻汲郡。河内、荥阳、野王皆来降。石勒部将石生守金墉，自八月至十一月，刘曜攻之不下。冬十一月（这年冬十一月十五日已进入公元329　年1　月），石勒亲自统步骑救金墉。臣下劝他不要出兵。石勒说：“刘曜率十万大军，攻金墉一城，一百天攻不下，已看得出他的师老卒怠了。但如不救金墉，金墉破，刘曜乘胜来攻，将席卷河北，就大事不好了。”石勒的大臣徐光对他说，“刘曜高候大胜之后，不能乘胜直趋襄国，而去围攻金墉，这本身就说明他的无能为。伐之必胜。乎定天下，在此一举，机不可失。”
　　石勒对刘曜可能采取的作战计划作了三种估计。他说：“曜盛兵成皋关（今河南荥阳西北，汜水入河处），上计也。阻洛水，其次也。坐守洛阳者，成擒也。”（《晋书，石勒载记》）石勒到成皋，见无守军，高兴地对左右说，“可以贺我矣。”大军直抵洛阳。刘曜军十余万，集中在洛阳城西。石勒自帅步骑四万人入洛阳城。石虎率步卒三万自城北而西，攻刘曜中军。石堪、石聪各以精骑八千自城西而北，击其前锋。石勒帅大军出城三面夹击。刘曜自幼嗜酒，未年尤甚。这次大战之前，刘曜又大饮酣醉。临战，石堪以骑兵冲击，曜军大败。曜昏醉退走，落马坠于冰上，为石勒军所俘。后被杀。刘曜子刘熙、刘胤放弃长安，逃往上卦（今甘肃天水）。公元329　年，石勒出兵攻占上邦，杀刘熙、刘胤等。前赵亡。至此，西起关陇，东接辽西，大河中下游广大地区都归在后赵统治之下，形成了北方部分地区一统的局面。尽管这个局面没有长期维持下去，但在十六国的混乱时期也是值得重视的。石勒，没有读过书，不识字，但聪明而有才略，又勤奋好学。在戎马倥偬中，常令儒生读书给他听。石勒占据襄国（今河北邢台）后不久，就建立大学，简取明经善书者署为文学椽，选将佐子弟三万人教之。后又增置宣文、宣教、崇儒、崇训等十余小学于襄国四门，简将佐豪右子弟以教之（《晋书·石勒载记上》）。他提倡经学，任用儒家。以从事中郎将裴宪、参军傅畅、杜嘏并领经学祭酒，立秀孝试经之制。又命各郡立学宫，郡置博士祭酒二人，弟子百五十人。
　　石勒拉拢、使用一些汉人作官，帮助他进行统治。同时，对汉人也有杀戮，有报复。大致可以认为，石勒的这些作法是有一定的政治考虑的，不是简单的残杀。对一般汉人、老百姓，石勒懂得，应当加以安辑，使他们能够安定地生活。《晋书·石勒载记上》称：“勒与刘零、阎黑等七将率众三万寇魏郡顿丘（今河北安阳、临漳、清丰一带）诸垒壁，多陷之。假垒主将军、都尉，简强壮五万为军士，老幼安堵如故。军无私掠，百姓怀之。”“攻巨鹿，常山（今河北石家庄到巨鹿一带），害二郡守将，陷冀州郡县堡壁百余，众至十万。其衣冠人物，集为君子营。乃引张宾为谋主。”后来，他在襄国设崇仁里。“徙朝臣椽属已上士族者三百户于襄国崇仁里，置公族大夫以领之。”张宾，说他之所以依靠石勒，是因为“吾历观诸将多矣，独胡将军可与共成大事”（《石勒载记附张宾传》）。张宾是十六国时期很有才略、高识的人，对石勒在政治上军事上都很有帮助。北方的上层人物多和张宾一样，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