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中国通史第五卷－中古时代－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上册)-第3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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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主要是对人民积欠的减轻，但人民却多少可以减轻一些负担。二是鼓励农桑。东晋末年以来，南方经济在政局动乱中受到损害。宋文帝时，“农桑情业，游食者众，荒菜不开”的状况，依然存在。宋文帝下诏，号召他的巨民“咸使肆力，地无遗利，耕蚕树艺，各尽其力”。并把劝农成绩的好坏与仕途升迁联系起来，“若有力田殊众，岁竟，条名列上”（《宋书·文帝纪》）。宋文帝鼓励农桑的效果是较为显著的，一些废弃田地被辟为良田，农民的积极性也有所提高。
经过刘裕父子的努力，晋末以来“治纲大弛，权门并兼，强弱相凌；百姓流离，不得保其产业”（《宋书·武帝纪》）的状况有所改善。史称其时：“三十年间，氓庶蕃息，奉上供徭，止于岁赋。晨出暮归，自事而已。。。民有所系，吏无苟得。家给人足，即事虽难，转死沟渠，于时可免。凡百户之多，有市之邑，歌谣舞蹈，触处成群。盖宋世之极盛也。”（《宋书·良吏传序》）这一派歌舞升平，人民安居乐业的太平景象，难免带有封建史家过于渲染的色彩。但不管怎么说，元嘉时期确是南朝最安稳的时期。
宋元嘉之治的小康局面继续维持了二十年之久。在这期间，基本上没有对外用兵，处于守势。但宋文帝仍“欲经略中原”。宋朝廷群臣能认清形势者不多，反而纷纷“争献策以迎合取宠”。彭城太守王玄漠最是跃跃欲试，想建武功。宋文帝高兴地对侍臣说：“观玄谟所陈，令人有封狼居胥意。”意思是希望群臣也能仿汉代的名将霍去病，大败匈奴，封狼居胥，做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
拓跋焘的南征。瓜步之役宋还未出击，拓跋焘就抢先一步，于公元450 年二月亲自率领十万步骑南征。宋南顿太守郑琨、颍川太守郑道隐弃城逃走。北魏军把宋悬瓠城（今河南汝南）层层包围。城中宋军不满千人，北魏军昼夜攻城，搭起云梯临城而射，矢如雨下。宋守军以一当百，杀伤敌人以万计，城中死者亦过半。双方相持四十二天之久，北魏军始终无法攻入，只好解围而去。
北魏另一路大军由永昌王拓跋仁率领，北屯汝阳。宋文帝令镇守彭城的徐州刺史武陵王刘骏备三日粮，袭击北魏军。刘骏征发境内马，得一千五百多匹，分为五军，直趋汝阳。北魏军只预计到宋的救兵从寿阳来，对彭城方向的守军掉以轻心。宋军突然逼向汝阳，杀北魏军三千余人，烧其辎重。魏军大败，慌忙东走。然魏军探听到宋军后无援军，便引军突然反扑。宋军战败，士卒得生还者仅九百余人，战马只剩下四百多匹。
四月间，北魏拓跋焘率军北还。回到平城后，拓跋焘给宋文帝书声称：“彼若欲存刘氏血食者，当割江北输之；摄守南渡，当释江南使彼居之。不然，可善敕方镇、刺史、守宰严供帐之具，来秋当往取扬州。大势已至，终不相纵。彼往日北通蠕蠕，西连赫连、沮渠、吐谷浑，东连冯弘、高丽；凡此数国，我皆灭之。以此而观，彼岂能独立！”（《资治通鉴》卷一二五，下同）魏军虽退，但一场更大的南攻已在酝酿之中。宋文帝对此估计不足，不思如何防御，反而想马上兴师北伐，建立奇功。左军将军刘康祖认为“岁月已晚，请待明年”。宋文帝立即反驳道：“北方苦虏虐政，义徒并起。顿兵一周，沮向义之心，不可。”太子步兵校尉沈庆之也进谏：“我步彼骑，其势不敌，檀道济曾二次出师北伐，皆无功而还，到彦之失利而返。今料王玄谟等，未逾两将，六军之盛不过往时，恐重辱王师”。沈庆之所言确是明智之见，当时形势对宋极为不利，宋的当务之急不是出击，而是防守。但宋文帝对敌我力量估计错误，固执己见，对沈庆之的忠言逆耳，反而说：“王师再屈，别自有由，道济养寇自资，彦之中途疾动。虏所恃者唯马；今夏水浩汗，河道流通，泛舟北下，础x必走，滑台小戍，易可覆拔。克此二城，馆谷吊民，虎牢、洛阳，自然不固，比及冬初，城守相接，虏马过河，即成擒也。”宋文帝盲目自信，低估了对方的力量，而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七月，宋文帝下诏北伐。由于财力不足，国内上起王公、妃子，下到民间百姓，都要献金帛、杂物以助国用。又因为兵力不足，在青、冀、徐、豫，二兖六州全境征兵。符到之日，十日内就须整装上略，民间丁壮皆被征发，田间劳作就多剩下妇女老人了。
宋军精锐倾国出动，东西并举，一时声势浩大。宋军攻占础x，使沈庆之守础x，王玄谟进围滑台，柳元景等将兵出弘农，大军进迫虎牢。拓跋焘率兵救滑台。双方展开了激战。
王玄谟所率部“士众甚盛，器械精严”，但他“贪愎好杀”，在实战中也缺乏指挥才能，打得很被动。他派钟离太守垣护之以百柯为前锋，占据了石济（位于滑台西南一百二十里处），这本来可以乘胜进攻，但王玄谟却命令垣部按兵不动。垣护之闻魏兵将至，派人急驰劝王玄谟马上进攻滑台。王玄谟不加理睬。不久，拓跋焘率大军渡河，众号百万，鞞鼓之声，震天动地。王玄谟惧而退走。魏兵追击，宋兵死者万余人，散亡殆尽，委弃军资器械堆积如山。王玄谟撤退之速，竟来不及把消息告垣护之。魏军以缴获王玄谟的战舰，用铁锁连成三层，横在河上，想断绝垣护之的退路。垣军顺流而下，每到铁锁处，就令兵士用长柯斧砍断，终于得以突围。
宋军的其余各部作战，也连连失利。只有柳元景部打得很顽强，连克卢氏、弘农、陕县，占领了潼关，直逼关中。但孤军深入作战，最后不得不撤退。
魏军开始由防御转向进攻。拓跋焘命令诸将分道并进。永昌王仁自洛阳趋寿阳，尚书长孙真趋马头，楚王建趋钟离，高凉王那自青州趋下邳，拓跋焘自己则从东平趋邹山。
宋军弃甲南逃，魏军穷迫不舍。魏中书郎鲁秀出广陵，高凉王那出山阳，永昌王仁出横江，所过之处无不残破。宋沿途城邑守军望风披靡，魏军很快就直达淮上。宋京城建康处在危急之中。
宋文帝派辅国将军臧质将万人急救彭城，但行到盱眙时，魏军已过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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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军长驱直入，几乎没受到什么阻挡。元嘉二十七年（450）十二月，魏军直抵达瓜步（今江苏六合）。魏宋之间进行了著名的瓜步之战。瓜步古时滨临长江，与建康隔江相对。魏军伐苇为筏，坏民庐舍，日夜备战，声言欲渡江直捣建康。建康形势万分危急，内外戒严。百姓纷纷组织护城，王公以下子弟皆被征发。宋领军将军刘遵考等将兵分守津口要塞，游逻上接于湖，下至蔡洲，陈舰列营，周亘江滨，自采石（今安徽当涂）至暨阳（今江苏江阴）六七百里。太子劭出镇石头，总统水军。
事与愿违，力主北伐的宋文帝懊悔不及，对臣下自责：“北伐之计，同议者少。今日士民劳怨，不得无惭，贻大夫之忧，予之过也。”又曰：“檀道济若在，岂使胡马至此！”而能征擅战的大将檀道济几年前却因猜疑而被他杀掉了。檀道济死前曾愤怒地说：“乃坏汝万里长城！”（《贸治通鉴》卷一二五）
魏军在宋军严密防备之下，一时无法进攻。魏后方也不稳固，加上远路作战，兵师疲敝，第二年（451）春便解围而去。魏军在后撤中，又几乎没有遇到宋军追堵，魏军过彭城时，江夏王义恭畏惧万分，不敢出击。当时魏军俘虏了宋万余人口，军民混杂，驻扎在离彭城不过十里之遥的安王陂，只要宋军出兵袭击，就有可能救下这批被俘人口。但义恭竟眼睁睁地看着魏军不打，等到宋文帝诏书到，命他出击时，魏军已先闻风声，杀尽俘虏人口遁去。宋军在北伐和瓜步之战中，都打得很被动。这固然是由于双方实力相差较大，宋无论在人力、物力上都不如北魏，但指挥上，也存在着很大失误。宋文帝“每命将出师，常授以成律。交战日时，亦待中诏。是以将帅越趄，莫敢自决”。将帅不能根据具体情况主动灵活指挥作战，打起仗来，是很吃亏的。
瓜步之战，宋受创惨重。经过战乱，宋土一片残破。元嘉之治自此衰落了。
战争中获得胜利的北魏也没有获得什么好处。魏军在战争中“士马死伤亦过半，国人皆尤之”。但与宋相比，魏的损失就小多了。
这以后，南北两方很少大战，出现南北相对平安的局面。
第三节宋齐梁初政治权力的攘夺瓜步之战，使宋受到严重的打击，北魏也蒙受重大的损失。公元451 年，北魏大武帝为中常待宗爱所害。宋文帝闻讯，布署北伐，但没有得到胜利的战果。公元453 年二月，宋文帝也为太子劭所害。至此，南北朝的历史进入一个南北对峙并同时都趋向衰弱的时期。一直到北魏六镇起义（523）的前夜，这一时期延续了七十多年，这期间包含了宋文帝死后的二十多年、南齐二十四年和梁武帝初期的二十年。六镇起义后不久，北魏分裂为东西魏，梁也分裂出后梁，南北朝对峙的形势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历史又向前发展了。在这七十多年的时间里，南北朝之间有和有战。像淝水之战和瓜步之战那样规模大、影响大的战争是没有了，但也并不是没有相当大的战争，不过这并不足以改变南北对峙的形势。在南朝方面，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其中包含皇权与宗室间的斗争和帝王与权臣间的斗争，也包含经济领域年的斗争。当然，统治阶级与人民群众间的矛盾和斗争仍然是经常存在的。在北朝方面，民族矛盾是社会矛盾的主要形式，而阶级矛盾往往是以民族矛盾的形式出现。有名的北魏孝文帝的改革，实质上也是民族矛盾的产物。孝文帝想缓解这一矛盾，但又引起了另外的矛盾。
本节叙述宋、齐、梁初政治权力的攘夺并上溯到东晋初年。以后三节，将分别叙述江南经济的开发和农民起义，北方的民族矛盾和北魏孝文帝的改革，还有北魏与南朝的和与战。
门阀大族和寒门庶族间政治权力的更迭宋、齐、梁初，实际掌握政治权力的状况，同东晋时期相比，有相当大的变化。
东晋时期，是门阀大族发展的顶峰，他们既掌握政权又掌握兵权。
渡江以后，权力最大的是王家。当时社会上流传着“王与马共天下”（《晋书·王敦传》）的说法。王导居中掌朝中大权，王敦领兵屯驻荆州，居战略要地。甚至，元帝在江东即帝位时，百官皆陪列，却令王导升御床共坐。玉导固辞，说：“若太阳下同万物，苍生何由仰照。”元帝才不说话。
王氏之后，有庾氏。庾氏也是既掌政权又握兵权。庾亮在朝廷作宰辅，庾翼、庾冰一直领兵。
庾氏之后是桓氏。桓温领兵，桓家子弟都领兵。桓玄还领兵自上游入建康，废了晋帝作起皇帝来。
桓氏之后是谢氏。谢安掌政，谢玄、谢石、谢晦都领兵。谢氏是门阀大族中最后一家掌握兵权的。他们也代表门阀大族作了最后挣扎。在寒门出身的刘裕兴起以后，谢晦还领兵居上游荆州重地，他与宋文帝之间的斗争，除他们个人间的恩怨和权力的斗争外，多少也反映了门阀大族和寒门的权力争夺。直到谢灵运一个文人，还想用兵夺权。
门阀大族的权力，在刘裕起来后受到挫折。寒门素族在政治上渐强起来。刘裕集团，从文到武多出自寒门，可以说是个寒门集团。他的手下如刘穆之是“家本贫贱，赡生多阙”（《宋书·刘穆之传》）。徐羡之是“中才寒士”，傅亮是“布衣诸生”（《资治通鉴》卷一二○）。武将如刘毅“家无担石之储”（《宋书·武帝纪上》）。
门阀大族权力衰落了，并不是说他们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有什么衰落。门阀大族丢掉了政权和兵权，政治地位却仍然很高，仍然享有高官厚禄，门阀大族还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和经济基础。门阀大族之所以丢掉权力，一方面是由于新兴的皇家如宋和南齐都是要求加强君权的。要加强君权，他们就乐意用易于指挥的寒人；另一方面也是由于门阀出身的人，轻视世俗事务，脱离实际，逐渐丧失了处理政治事务的能力。这种情况，在东晋时已经出现。《世说新语·简傲篇》载有桓冲、王徽之这样一段故事：“玉子猷（徽之）作桓车骑（冲）骑兵参军，桓问曰：‘卿何署？’答曰：‘不知何署，时见骑马来，似是马曹。’桓又问：‘官有几马？’答曰：‘不问马，何由知其数。’又问：‘马比死多少？’答曰：‘未知生，焉知死。’”①这个故事，很形象地描述了门阀士人既无行政能力，也不屑于过问行政事务。宋齐时期，寒门庶族逐渐取代门阀士族掌握了朝廷大权。《宋书·恩幸传序》：“孝建（宋孝武帝）、泰始（宋明帝），主威独运，官置百司，权不外假，而刑政纠杂，理难遍通，耳目所近，事归近习。赏罚之要，是谓国权，出内王命，由其掌握。于是方途结轨，辐凑同奔。人主谓其身卑位薄，以为权不得重。。。外无逼主之嫌，内有专用之功，势倾天下，未之或悟。”宋文帝时，中书通事舍人秋当、周纠，出身寒门，并管要务。孝武帝时，巢尚之、戴法兴并为中书通事舍人，参与“选授迁转诛赏大处分”，“凡诏敕施为，悉决于法兴之手，尚书中事无大小，专断之”。民间称戴法兴为“真天子”（《宋书·恩幸·戴法兴传》）。巢尚之出身是“人士之末”，戴法兴“少卖葛于山阴市”。明帝时，阮佃夫、王道隆、杨运长，并为中书通事舍人。阮佃夫出身台小吏，王道隆初为主书书史，杨运长初为宣城郡吏。
南齐时，任中书通事舍人的有：纪僧真、刘系宗、吕文显、吕文度、茹法亮、綦珍之，或门户低贱，或起自小吏，但“既总权重”，都“势倾天下”（《南史·恩幸·吕文显传》）。
中书通事舍人是中书省中的低级职位。魏晋时期，中书省权在监、令、侍郎；至南朝，中书省权在中书通事舍人。而监、令、侍郎成了清贵职务，但却无权了。茹法亮任中书通事舍人时，太尉王俭说：“我虽有大位，权寄岂及茹公。”（《南史·恩幸·茹法亮传》）
南朝的门阀士族，一般已满足于无权的高官厚禄。虽然他们在经济上仍保有土地、部曲、客、奴隶，在社会地位上，还有“士庶之分，本自天隔”的高贵身份，但较之东晋时期，已大大的衰落了。
典签制，朝廷对宗室和地方的控制来、齐时期，有一种典签制度。这是加强皇权，控制宗室和地方权力的制度。
宋、齐都用自己的子弟担任各州刺史。这原是一种保卫朝廷的办法。但从西晋以来，宗室封王，又兼任地方州镇长官，其结果不仅未起到保卫朝廷的作用，反而更多地成为威胁和颠覆朝廷的力量。宋、齐都接受了以宗室诸王任州镇长官的办法，但却指派皇帝的左右亲信去作诸王的典签，代诸王批阅公文。典签的职位虽低，实权却很大。朝廷通过典签控制诸王、控制州镇。① “不问马”，“未知生，焉知死”：都是《论语》中语。
典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