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中国通史第五卷－中古时代－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上册)-第4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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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府占有下的依附人户三国两晋南北朝的郡县编户民，比起秦汉的编户齐民来，身分也有降低。郡县编户民以外，在官府占有下的户口中还有屯田客、兵户、杂户、营户等，都具有不同程度的依附性质。
曹操在许下屯田，其后又推广到郡县。曹魏时期有很多屯田客。屯田管理是以兵法部勒，屯田官称作典农中郎将、典农校尉、典农都尉，都是军职。所以屯田客是国家隶属性很强的农民。国家可以屯田客赐给巨下。孙权以寻阳屯田六百户赐给吕蒙（《三国志·吴志·吕蒙传》）。曹魏曾“赐公卿以下租牛客户，数各有差”（《晋书·王恂传》）。这些客户不知是在赐人以前就是客户，还是在赐人以后才成为客户。如果是在赐人以前就是客户，这客户就很可能是屯田客。唐长孺似乎就是持这种看法的（参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客和部曲》，载《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
不但是屯田客，就是郡县编户民，隶属性质也是很强的。《三国志·吴志·陈武传附子表传》：“初，表有受赐复人得二百家，在会稽新安县。表简视其人，皆堪好兵。乃上疏陈让，乞以还官，充足精锐。诏曰：先将军有功于国，国家以此报之，卿何得辞焉？表乃称曰：今除国贼，报父之仇，以人为本。空枉此劲锐以为僮仆，非表示也。皆辄料取以充部伍，所在以闻，权甚佳之。下郡县，料正户羸民以补其处。”这里可以看到郡县正户、私家僮仆、兵，三者是可以互调的。兵户是世代为兵的。兵有兵籍，与民籍是分开的。兵，必须要有皇帝的制旨才能放免为民（参看《晋书·王尼传》）。兵，是被视为贱伍的，它和国家的关系是人身隶属关系。孙吴征服山越人后，都是“拣其精健为兵，次为县户”（《三国志·吴志·贺齐传》），“强者为兵，赢者补户”（《陆逊传》）。为兵、补户，只是以身体健壮条件而分，兵和民原无身分差别。
当然也要看到，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郡县编户民，虽然在身分上已是国家的隶属民，但法律上仍被称作“良民”，和其他名称的国家隶属民、依附民还有区别。晋代方镇去职，有送故的制度，把国家的兵户送给去职的方镇作私属。晋孝武帝时，范宁疏陈时政就说：“送兵多者至有千余家，少者数十户。。。兵役既竭，在服良人。”（《晋书·范汪传附子宁传》）良人，就是指的郡县编户民。前面引用过的晋元帝的一个诏书，“兔中州良人遭难为扬州诸郡僮客者”，僮客须要通过诏书放免才能恢复为良人。但从北周武帝建德六年一个诏书看，良人和部曲客差别又不太大。诏书称：“自永熙三年七月以来，去年十月以前，东土之民被抄略在化内为奴婢者，及平江陵之后良人没为奴婢者，并宜放免，所在附籍一同民伍。若旧主人犹须共居，听留为部曲及客女。”（《北周书·武帝纪》）从诏书看来，为民伍良人还是为部曲客女，身分区别在皇帝眼里问题并不大。良人没为奴隶或被抄略为奴隶的，可以放免附籍为民伍，为良人，也可以国与旧主人共居为部曲，为客女。区别在于一是门阀世族、豪门大族的依附民，一是国家的隶农。
郡县编户民、屯田客、兵户以外，官府还有其他各种依附民，其中数量比较多的是北朝的杂户、营户。十六国时期，关陇一带的杂户是大量存在的。他们是隶属性很强的官府的依附民。前燕时，有营户，慕容 时一次检括就出户二十余万（《晋书·慕容 载记》）。东晋南朝也有营户。这营户，就是兵户。杂户、营户都不属郡县。北魏的营户，多是北方少数民族。拓跋氏统治者一次次的把叛逃的北部民如沃野、统万敕勒、连川敕勒追捕回来，把杀剩下来的遗类迁徙到冀、定、相和青、徐、齐、兖等地作营户，北魏历史上称他们为城人、北人，他们也都是兵户。北魏的杂户、营户，数量是相当多的。《魏书·食货志》：“先是禁网疏阔，民多逃隐。天兴中，诏采诸漏户令输纶锦，自后诸逃户占为细茧罗毁者甚众，于是杂、营户帅遍于天下。不隶守宰，赋役不周，户口错乱。”这可见杂户之多。“户帅遍于天下”，也可见他们不属郡县管辖，而赋役负担也不同于郡县编户民。
杂户、营户的身分都是低于郡县编户民的。这从北魏后期和北周、北齐的一些皇帝诏令可以证明。北魏景明二年：“免寿春营户为扬州民。”（《魏书·明帝纪》）北齐天保二年诏：“免诸伎作、屯、牧、杂色役隶之徒为白户。”（《北齐书·文宣帝纪》）北齐天统三年诏：“今可悉蠲杂户，任属郡县，一准平人。”（《北齐书·后主纪》）北周建德六年诏，“凡诸杂户，悉改为民。”（《周书·武帝纪》）《隋书·刑法志》说：“建德六年齐平后，帝欲施轻典于新国，乃诏凡诸杂户悉放为百姓。自是无复杂户。”但杂户并未绝迹，旧的杂户放免了，新的杂户又产生。隋唐时代仍是有杂户的。《唐六典·刑部尚书·都官郎中》条的规定，明确地显示了杂户的身分等级。这条文说“凡反逆相坐，没其家为官奴婢。一免为番户，再免为杂户，三免为良人。”表明杂户的身分高于番户，低于良人。
总之，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是依附关系突出和盛行的时期。以前有一定自由身分的人大量成为依附民。奴隶解放而为部曲客，也成为依附民。郡县领下的编户民，身分较依附民为高，被称作良人。但朝廷可以把他们赐给达官贵人，使之随时变为依附民。他们的身分比秦汉的编户齐民，显然已降低了。
第四节民族杂居地区的封建化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北方民族的大量内迁，中原地区民族杂居的情况大大地发展了。在南方，由于西晋末年以来的人口流动，民族杂居的情况也有所发展。民族杂居的各个地区，都经历过自己的行程，其中往往是很痛苦的过程。但一旦定居下来，在不同民族之间就可能有互相学习、互相融化的机会。无论是北方民族进入中原，或南方民族受到中原势力的冲击，无论其是否经过武力较量，都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接受汉化。接受汉化，实际上就意味着封建化。民族杂居地区的封建化，是中国封建社会在发展阶段上的一个重大标志。
民族杂居和少数民族的汉化、封建化民族杂居，在中国历史上由来已久。即就春秋时期而论，在内地杂居见于记载者，有戎狄、蛮夷。戎，有犬戎，有骊戎、有山戎，有茅戎，有陆浑之戎，有扬拒、泉皋、伊洛之戎，有赤狄，有白狄，有肥，有鼓，有鲜虞。戎狄与秦、晋等国杂居，主要活动于今陕西、山西及河南西部境内。夷，有莱，有介，有根牟，与齐、鲁等国杂居，主要活动在今山东境内。蛮有百濮，有卢戎，有群蛮，与楚、越等国杂居，活动于今湖南省以南的广大地区①。春秋时期的戎狄蛮夷，随着时间的进展，他们的名号在史册上大量地消失。他们消失的过程已下可详考，但他们主要是消化在先进的社会之中，应当是无可置疑的。
秦汉的大一统，大大改变了春秋以来民族关系的面貌。这时，在星罗棋布的郡县中，出现了少数民族的聚居区。聚居区中的某些部分，被列入行政区划，约等于县级，被称为“道”。《汉书·地理志》称，孝平帝年间，有道三十二。《汉志》所载，以道标名者不足三十二之数。而陇西郡所属的大夏、上郡所属的龟兹，虽不称“道”，当也是少数民族聚居所在。在秦汉的行政区划中，还有更高一级的建置，即“郡”，虽无特定的名称，实际上也有少数民族聚居所在。《汉志》称：“巴、蜀、广汉，本南夷，秦并以为郡。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蔬食、果实之饶。。。景武间，文翁为蜀守，教民读书、法令，未能笃信道德，反以好文刺讥，贵慕权势。及司马相如游宦京师诸侯，以文辞显于世。乡党慕循其迹。后有王褒、严尊、扬雄之徒，文章冠天下，繇文翁倡其教，相如为之师。故孔子曰：有教无类。武都地杂氐羌，及犍为、牂柯、越嶲，皆西南外夷，武帝初开置，民俗略与巴蜀同，而武都近天水，俗颇似焉。”《汉志》记载了巴、蜀、广汉、武都等地之设郡，也说出了这些地方同少数民族的关系。所谓“有教无类”，实际上就是指少数民族的汉化、封建化倾向。
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由民族杂居而进入汉化、封建化过程，这在当时民族发展史上可说是一条规律。匈奴、氐、羌、鲜卑是这些民族中的三个类型，他们各有自己的封建化的道路。
匈奴在西汉末年，五单于争立。呼韩邪单于率众五千余落归汉，居朔方各郡，与汉人杂处，所受待遇，“与编户大同’。东汉建武二十二年（46），① 参看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卷三九。
因连年旱蝗，匈奴遭到大饥馑，人畜死耗大半。在这严重灾害的打击下的第二年（47），匈奴分裂了。一部分匈奴部落依附东汉，是为南匈奴。大部分部落西迁，离开本土越走越远，是为北匈奴。南匈奴附汉后，逐步内迁。曹操以南匈奴势力渐大，把他们分成五部，以便控制。五部约有三万余落，分布于今山西汾水流域。曹操吸收他们的上层参加荐举，丁壮参加部伍，并把他们中已经任官职和参军的家属数万口，逐渐迁居于邺。曹操控制下的匈奴，是“单于恭顺，名王稽颡，部曲服事供职，同于编户”①。这时，内附的匈奴人，无论是上层或群众，都显然进入封建化过程。此后，匈奴人中有大批成为大地主家中的田客的。史载：“太原诸部，亦以匈奴胡人为田客，多者数千。”②西晋武帝初年，匈奴二万余落内附。武帝使居河西故宜阳城下，“后复与晋人杂居。由是，平阳、西河、太原、新兴、上党、乐平诸郡靡不有焉”③。太康五年（公元284），匈奴继续内附者二万九千三百人。七年（287），内附者十万余口。八年，内附者一万一千五百口，并有牛二万二千头，羊十万五千口，车驴什物不可胜数。前后内附者共十九批。十六国时期，匈奴屠各种刘氏和屠各种赫连氏分别建立前赵、大夏政权。由于内附，迁居内地，与汉人及其他民族杂居，从而进入封建化过程，这是匈奴人经历的封建化的道路。匈奴人先后多次内附，其封建化的程度或有不同。前赵和大夏政权的封建性质达到什么程度，也有待于探讨。但他们都是处在封建化的过程中，这是没有疑问的。
氐和羌，是两个关系密切的民族，都有悠久的历史。在殷、周开国时期，他们都已参与中原的朝贡和战争。此后，他们跟汉族人民杂处，其历时的长久，在中国少数民族中是罕见的。就这一点而论，氐、羌接受汉化和封建化，是具有比较方便的条件的。三国时期，鱼豢著《魏略》，记述氐族社会：“其惜语，不与中国及羌杂胡同。各自有姓，姓如中国之姓矣。其衣服尚青绛，俗能织布，善田种，畜养豕牛马驴骡。妇人嫁时着衽露。其缘边之制，有似羌。衽露，有似中国袍。皆编发。多知中国语，由与中国错居故也。其自还种落间，则自氐语。其嫁娶，有似于羌。”①这一段文字表明氐人的汉化，已发展到一定的水平。其生产结构是耕织和饲养相结合的个体经济，这是可以与封建制生产关系相适应的。晋初，司马骏徙封扶风，“以氐户在国界者增封”。元康六年，氐帅齐万年反晋，潘安仁在《马济督诔》中记其事：“初雍部之内，属羌反，未弭，而编户之氐又肆逆焉”②。这可见，这时关中的氐已是编户之民，成为所在官府统治下有封建身分的普通劳动者了。关中之羌，比氐发展的进程要落后一步。十六国时期，关中的羌还大量的是营户③，营户的身分比编户要差一些，但也是封建性的身分。
氐和羌的封建化，比起匈奴族和鲜卑族来，经历了更为复杂、艰苦的过程。马长寿著《氐与羌》指出，“氐、羌人民在更长的时期内是受其他各族① 《三国志·魏志·梁可传》。
② 《晋书·外戚·王恂传》。
③ 《晋书·匈奴传》。
① 见《三国志·魏志·乌桓鲜卑东夷传》裴松之注引。“不与中国及羌杂胡同”，原作“不与中国同及羌胡同”，前“同”字衍文。今依马长寿《氐与羌》页17 校改。马书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② 见《晋书》卷三八，《宣五王传》及《文选》卷五七。
③ 参看马长寿《氐与羌》21 页。
统治阶级的统治。氐、羌受中原汉族统治阶级的统治时候最多，如在周秦时、两汉三国时、西晋和隋唐时，都是如此。在五胡十六国时，氐、羌受苻秦、姚秦、吕凉统治外，又受过前赵匈奴刘氏、后赵羯胡石氏、成汉寳人李氏、西秦鲜卑乞伏氏、南凉鲜卑秃发氏、北凉卢水胡沮渠氏、前凉汉族张氏等的统治。到南北朝时，氐、羌或受北朝拓跋魏或北周宇文氏的统治，或受南朝汉族宋、齐、梁、陈的统治。此时，氐、羌处南北两政权间，忽而事北，忽而事南，跟着各族首领的利害而定。而河湟之羌则又在游牧部落吐谷浑政权的统治下，受其支配，或随牧主游牧、或为国主战争，原来已经有所发展的农业经济至此又变为游牧生活了。”在与汉族和其他民族长期杂居的过程中，一方面受尽了折磨，一方面又曲折地前进，并由此而进入封建化过程，这是氐羌历史的特点。
鲜卑族，这里说的是鲜卑拓跋部，是由他们的统治者以君主的身分带领着自己的臣民进入封建化过程的，这是鲜卑历史的特点。关于鲜卑人的封建化，北魏孝文帝的改革是一个重要的标志。但鲜卑的封建化，却不始于孝文帝。《魏书，食货志》称：“太祖定中原，接丧乱之敝，兵革并起，民废农业。方事虽殷，然经略之先，以食为本。使东平公仪垦辟河北，自五原至于棝阳塞外，为屯田。初登国六年（391）破卫辰，收其珍宝畜产名马三十余万，牛羊四百余万，渐增国用。既定中山，分徙吏民及徒何种人工伎巧十万余家，以充京都。各给耕牛，计口授田。天兴（398—404）初，制定：京邑东至代郡，西及善无，南极阴馆，北尽参合，为畿内之田。其外，四方四维，置八部帅以监之。劝课农耕，量校收入，以为殿最。又躬耕籍田，率先百姓。”从屯田到计口授田，再到躬耕籍田，都是封建化制度，其中包括田亩的分配、劳动力的编制和君主亲自出面的躬耕形式。特别是计口授田，这是孝文帝所规定的均田制的先行形式。《魏书·贺讷传》：“讷从太祖平中原，拜安远将军。其后，离散诸部，分土定居，不听迁徙。其君长大人，皆同编户。”《高车传》：“及平统万（427），薛千种类皆得为编户矣”。又《官氏志》：“登国初，太祖散诸部落，始同为编户”。《北史·贺讷传》和《高车传》所记，与《魏书》两传略同，都可以与《魏书·食货志》相证明。①所谓“离散诸部，分土定居，不听迁徙”，是把劳动力同土地相结合，是进行封建化很重要的措施。从登国六年的计口授田，到孝文帝太和九年（4s5）颁均田令，已有九十多年了。孝文帝的改革也还遇到相当大的阻力，但自此以后，鲜卑人封建化的步子比其他民族要快了。
由汉化到封建化，由封建化而促进某些民族间的融合，往往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关于这方面的历史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