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中国通史第五卷－中古时代－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上册)-第5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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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安重视亲自讲经，宣扬佛法。他一生收了很多弟子，并分派他的弟子到各地去传教。著名高僧慧远，就是道安的高足。
道安对佛教思想研究有很深的造诣。他在北方时，对禅学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当时北方正盛行禅学。他到南方后，又钻研般若学，当时南方盛行的是般若。他还热心地翻译小乘一切有部经典。道安对传入的佛教各派思想是兼容并包的。在兼容并包中也有主次，般若思想是道安的主要思想。道安关于般若的著述就有二十种。
般若学的根本思想是“本无”。后来虽分为多种学派，有所谓“六家七宗”之说，而道安则是本无宗。嘉祥吉藏《中论疏·因缘品》叙道安本无说：“什师未至，长安本有三家义。一者释道安明本无义。谓无在万化之前，空为众形之始。夫人之所滞，滞在末（原作未，依汤用彤说，应作末）有。若宅（原作诧，依汤用彤，应作宅）心本无，则异想便息。安公本无者，一切诸法，本性空寂，故云本无。此与《方等》经论，什、肇山门义，无异也。”吉藏这段话，叙述了道安的根本思想。
道安的“本无”思想和何晏、王弼的玄学“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的思想很接近。东晋时期，玄学随世族过江，当时的执政大臣和士大夫大多是玄学中人或受玄学影响的人物。道安和他们大都有交往或书翰问候。东晋佛教的发展，主要在社会上层。道安的本无和玄学的无为，正相合拍，更有助于佛教在南方的传播发扬。
鸠摩罗什，天竺人，家世国相。罗什生于龟兹，约当晋康帝之世（343—344）。自西晋以来，龟兹即有佛教流行，为小乘学。
罗什曾游沙勒、温宿，又归龟兹。广诵大乘经论，洞其奥秘。在西域各国，讲说佛法。吕光破龟兹，获罗什，致之凉州。后秦姚兴弘始三年（401）破后凉。弘始三年十二月二十日，姚兴迎罗什到长安，时已在公元402 年初。当时长安佛教已甚盛。自苻坚迎道安到长安后，主持译经，长安已是译经重镇。罗什到长安，姚兴待以国师之礼。罗什在长安住了十二年，弘始十五年（413）去世。在他主持下，译经三百多卷。
协助罗什译经的助手，都是当时的名家。如道生、道融、昙影、僧叡、慧观、僧肇等，都是名僧。他们对经义的领悟，常受到罗什的称道。罗什主持下的译经，不仅文字是佳制，而理解精微，也非旧译所能及。
罗什对佛教思想的理解，造诣是很深的。可惜他大部分时间都用在译经上，自己很少著述留下来。罗什对佛教思想理解的幽微，未能尽传于世。慧远，俗姓贾，雁门楼烦（今山西崞县东）人，晋成帝咸和九年（334）
生。年二十一，随道安出家，时道安正在太行恒山立寺，传布佛教。后随道安南投襄阳。苻丕争襄阳，慧远别师东下，到庐山。时桓伊为江州刺史，为慧远造东林寺。慧远住东林寺三十多年，晋安帝义熙十二年（418）或谓十三年卒，时年八十三或八十四。
慧远天资聪颖，早年曾读儒书，博通六经，也接触过老庄。后听了道安讲《般若经》，豁然而悟，说：“儒、道九流，皆糠粃耳。”晚年尝致书刘遗民，叙述由儒、道而入于佛说：“每寻畴昔，游心世典（儒学经典），以为当年之华苑也。及见《老》、《庄》，便悟名教是应变之虚谈耳。以今而观，则知沉冥之趣，岂得不以佛理为先？”（《广弘明集》卷二七上）
道安门下高僧很多，但他特别看重慧远，把传播佛法的希望寄托在慧远身上。道安说：“使流东国，其在远乎？”（《高僧传·慧远传》）慧远在庐山三十多年，是他从事佛教活动最重要的时期。他培养弟子，宣扬佛教，组织佛教经典的翻译，和全国名僧保持联系，并交结南朝朝中公卿，使庐江成为南方佛教中心。
慧远传布佛教宣扬佛法，从两方面作了工作。在人民群众中，他宣传因果报应和神不灭论。宣传善恶有报，这是针对广大群众的愚昧迷信而提出来的。因果报应说，帮助佛教在下层人民群众中传布。在佛教教义方面，慧远属于道安的本无派。道安的本无思想，和玄学家以无为本思想是合拍的。慧远早年曾研究过儒学，研究过老庄玄学。他在庐山讲过儒家的经典。他讲《丧服经》，也讲《诗经》。他在讲《般若经》时，为了使听众容易听懂并接受，常引用《庄子》的话来作说明，使听众晓然。慧远讲儒家经典，用玄学比附佛经，解释佛教教义，使得佛教在上层知识界得以广泛传布。
概括地说，三国两晋南北朝数百年间，意识形态中的主导思想经过三变，由儒转入玄，又由玄转入佛。儒是继承汉儒传统，玄是洛阳世族之学。晋东渡后，玄学也随之东渡，北方仍以儒学为主。佛学兴起在汉末魏晋，先藉玄学以传播；其后，讲究修练的禅学和因果报应之说在北方比较发展，讲究义理的般若学则仍借助玄学在南方较为发展。
道教的形成和发展当西来的佛教在中国境内广为传播的时候，土生土长的道教也由形成而走向发展。一千多年来，佛教和道教一直是中国的两大宗教。
道教和先秦的道家，都以“道”字为名，而道教还推崇老子为“太上老君”。但两者实各不相干。道家大师老子倡导“无为而无不为”，庄子宣扬“齐死生”，而道家却是向往长生不老的神仙，幻想肉体飞升。
神仙长生不死的幻想，起源甚早。史书所记，可以上溯至战国时期。《史记·封禅书》：“自成、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莱、方丈、瀛州。此三神山者，其传在勃海中，去人不远；患且至，则船风引而去。盖尝有至者，诸仙人及不死之药皆在焉。其物禽兽尽白，而黄金银为宫阙。未至，望之如云。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临之，风辄引去，终莫能至云。世主莫不甘心焉。”后来“秦始皇并天下，至海上，则方士言之不可胜数。始皇自以为至海上而恐不及矣，使人乃赍童男女入海求之。船交海中，皆以风为解，曰未能至，望见之焉。其明年，始皇复游海上，至琅邪，过恒山，从上党归。后三年，游碣石，考入海方士，从上郡归。后五年，始皇南至湘山，遂登会稽，并海上，冀遇海中三神山之奇药。不得。还至沙丘，崩。”汉武帝也是一个追求仙人想得不死之药的人。他招致的方士李少君，对他说：“祠灶则致物，致物而丹沙可化为黄金。黄金成，以为饮食器则益寿，益寿而海中蓬莱仙者乃可见。见之以封禅，则不死。”于是，武帝“遣方士入海求蓬莱，安期生之属，而事化丹沙诸药，齐为黄金矣。”齐威王、齐宣王、燕昭王和秦皇、汉武以极富极贵而消除不了精神上的空虚，反而增长了贪生怕死的困拢，这是帝王权贵追求神仙的思想根源，带有显著的阶级性。他们追求神仙的手段，从沿海巡行以期偶然的际遇，发展到妄图通过提炼丹砂以创造难得的机会。李少君的丹砂黄金之术，可说是原始道教金丹派所宣传的主要内容，这些方士就是原始道教的道士。
东汉晚年，在汉中有张修、张鲁宣扬的五斗米道，在青、徐等东方八州有张角宣扬的太平道。太平道，以其流传的经典称作《太平清领书》而得名。据《三国志·张鲁传》及裴注引《典略》，太平道，以巫师“持九节仗为符呪，教病人叩头思过，因以符水饮之。得病或日浅而愈者，则云此人信道。其或不愈，则为不信道”。五斗米道的办法约略与太平道同，而有所增饰。五斗米道设有静室，“使病者处其中思过”。“其来学道者，初皆名鬼卒，受本道已信，号祭酒，各领部众，多者为治道大祭酒。”“诸祭酒，皆作义舍，如今之亭传。又置义米肉，悬于义舍，行路者量腹取足。若过多，鬼道辄病之。犯法者，三原然后乃行刑。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民夷便乐之。”对于有病的人家，要“家出五斗米以为常”，因而有五斗米道之称。太平道和五斗米道，近年我国的学者称之为“廉价的符水道教”，以与“高贵的金丹道教”相区别，是相当正确的。符水道教的出现，使原始道教拥有大量的群众和宗教的组织形式，可说是道教的正式形成。张角是黄巾大起义的发动者和领导者，他的太平道就是用作组织农民起义的工具。后来，张角被杀害了，张鲁投降了曹操，但他们所创立的道教仍然继续流传。
东晋初年，葛洪①著《抱朴子》，为长生求仙说出一番道理，他可以说是神仙道教的理论家。他认为，玄是天地万物之本。玄，又称作道，称作一，是非物质性的神秘的存在。他提出，人要守一。守一，可以突破肉体的局限，分身有术。只要你想着要分身为三，三个人就出现了，辗转增益，“可至数十人，皆如己身”。同一个主人，可以在同一时间内出现在座位上与客人谈话，在门口迎客，还可以在水边垂钓。守一，还可以突破生命的局限，长生不死，并且“位可以不术而自致，膳可以咀茹华璚，势可以总摄罗邦，威可以叱咤梁柱”，可以享受超人间的富贵。这种“神仙思想，原是封建贵族想延长他的生前享受至生命的极限以外，甚至延长至永远的一种荒店的想望。在乱离之际，封建贵族的生活被震撼着的时候，神仙思想更帮助他们追求超人间的永远幸福。”葛洪申论这种幸福并不是任何一个人都可以追求得到的，“无神仙之骨，亦不可得见此道也”，神仙也必须具备先天性的条件，这也同样是反映封建地主之贵族意识，他们在求仙的活动中也享有其特权。
守一的办法是服丹，这是求长生的要道。《抱朴子·对俗》：“仙经曰，‘服丹守一，与天相毕，还精胎息，延寿无极。’此皆至道要言也。”《抱朴子》内篇有二十篇，其中心旨趣就是讲长生之道，而《论仙》、《对俗》、《至理》、《塞难》、《辨问》等篇专论神仙必有，服食可信，《金丹》、《仙药》、《黄白》等篇则专言金丹的作用和制作。葛洪在书里既极言金丹的妙用，又极言炼丹的种种困难，因而既吸引人们的向往，又使他们永远做不到。而且，炼丹也须投下本钱。如炼丸转全丹，须黄金数十斤，约费四十万钱左右，即四万匹绢左右，不要说穷人，即是小康之家也是根本没有条件过问的。《隋书·经籍志》还著录《神仙服食药方》十卷，称“抱朴子撰”，久佚。
① 关于葛洪思想的论述，参用侯外庐说，见《中国思想通史》第三卷第七章第三节，人民出版社1957 年版。葛洪反对符水派道教，并说过去的一些道书，篇幅虽多，用处不大，“徒诵之万遍，殊无可得”，“若金丹一成，则此辈一切不用也”。葛洪对医药学是有贡献的。他著有《金匮药方》一百卷。后因此书卷帙过大，又著《肘后卒救方》三卷，备列急性传染病、内外科、儿科、眼科、皮肤科病症，所载方药也多易得之物，因此，本书流传甚广。从医疗的角度看，葛洪的医药学比起符水教之以符水治病要进步多了，并且也包含一定的科学因素。当然，从神仙道教的传播上看，葛洪在医学上的成就也可增进他在宗教上的神秘性，增长他在宗教上的威望。
南北朝时期，陶弘景和寇谦之分别成为道教在南方和北方的代表人物，南北朝统治者都曾对道教有所尊崇。《隋书·经籍志》：“陶弘景者，隐于句容，好阴阳五行、风角、星算、修辟榖导引之法，受道经符箓。（梁）武帝素与之游。及禅代之际，弘景取图谶之文，合成‘景梁’字以献之。由是恩遇甚厚。又撰《登真隐诀》，以证古有神仙之事。又言神丹可成，服之则能长生，与天地永毕。帝命弘景试合神丹，竟不能就。乃言中原隔绝，药物不精故也。帝以为然，敬之尤甚。然武帝弱年好事，先受道法。及即位，犹自上章。朝士受道者众。三吴及边海之际，信之逾甚。陈武世居果兴，故亦奉焉。”这说的是道教在南朝传播的大概情形。《隋书·经籍志》又记：“后魏之世，嵩山道士寇谦之自云曾遇真人成公兴，后遇太上老君授谦之为天师，而又赐之《云中音诵科诫》二十卷，又使玉女授其服气导引之法，遂得辟谷、气盛体轻，颜色鲜丽。弟子十余人，皆得其术。其后又遇神人李谱，云是老君玄孙，授其图箓真经，劾召百神，六十全卷，及销炼金丹、云英、八百、玉浆之法。太武（拓跋焘）始光之初，奉其书而献之。帝使谒者奉玉帛牲牢祀嵩岳，迎致其余弟子。于代都东南起坛字，给道士百二十余人，显扬其法，宣布天下。太武亲备法驾而受符箓焉。自是，道业大行。每帝即位，必受符箓，以为故事。刻天尊及诸仙之象而供养焉。迁洛已后，置道场于南郊之傍，方二百步，正月十月之十五日，并有道士哥人百六人拜而祠焉。后齐武帝迁邺，遂罢之。文襄之世更置馆宇，选其精至者使居焉。后周承魏，崇奉道法。每帝受箓，如魏之旧。寻与佛法俱灭，开皇初，又兴。（隋）高祖雅信佛法，于道士蔑如也。”这说的是道教在北朝传播的大概情形。陶弘景和寇谦之也像葛洪一样，在医药方面做了些工作。陶弘景增订了葛洪的《肘后卒救方》，改称《肘后百一方》，有更广泛的流传。他又著《本草经集注》，对后世药典的编撰有相当大的影响。
道教自东汉末年起，到南北朝的结束，有不断的发展，道书的撰写也不断地增加。梁阮孝绪的《七录目录》①中，有《仙道录》，列：经戒部二百九十种，三百一十八帙，八百二十八卷。
服饵部四十八种，五十二帙，一百六十七卷。
房中部十三种，十三帙，三十八卷。
符图部七十种，七十六帙，一百零三卷。
《隋书·经籍志》所著道经与此略有出入，而增益不多。然而，与东汉末年只有《太平清领书》相比，则《七录》及《隋书·经籍志》的著录就够多了。
① 《广弘明集》卷三。
无神论的战斗传统①佛教和道教的广泛传播，有助于封建朝廷对人民的精神统治。但佛、道之间有矛盾，佛、道跟统治者之间也有矛盾，甚至出现了封建朝廷对佛、道进行毁灭性的打击。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无神论者对于鬼神及成佛成仙的虚构，进行了揭露和批判，这是无神论的战斗的优良传统。
中国佛教史上有所谓“三武”的灭佛活动。第一次是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太平真君七年（446）的灭佛。拓跋焘于太平真君五年（444）曾下诏，禁止王公以至庶人私养沙门、师巫。沙门是佛教中人，师巫应是道教中人，这似是佛、道并举的。到了太平真君七年，拓跋焘下诏，坑杀全国沙门，烧毁所有佛像。因为事先走露风声，有些僧人得以逃遁，没有全部被杀。第二次是北周武帝宇文邕建德三年（574）的灭佛。这次灭佛，是经过朝廷上的多次议论，最后才决定了的。宇文邕的诏书，是禁断佛、道之教，实际上是针对着佛教，想把三百万僧人收为编户，四万所庙宇收归官府。这对于调整农民的劳役和租税的封建负担，都有一定的好处。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