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中国通史第五卷－中古时代－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上册)-第5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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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后汉纪》卷二十六。
②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见《金明馆丛稿二编》第59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版。① 见《隋书》卷三十二，《经籍志·序》又卷三十二，《经籍志》下。
汲冢书，是晋武帝时在汲郡古墓中所得竹简书。《晋书·束皙传》称：“太康二年，汲郡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书数十车。其纪年十三篇，记夏以来至周幽王为犬戎所灭。以事接之。三家分，仍述魏事，至安釐王之二十年，盖魏国之史书。大略与《春秋》，皆多相应。其中经传大异，则云：夏年多殷。益干启位，启杀之。太甲杀伊尹。文丁杀季历。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寿百岁也。幽王既亡，有共伯和者，摄行天子事，非二相共和也。其《易经》二篇，与《周易》上下经同。《易繇阴阳卦》二篇，与《周易》略同，繇辞则异。《卦下易经》一篇，似说卦而异。《公孙段》二篇，公孙段与邵陟记《易》。《国语》三篇，言楚晋事。《名》三篇，似《礼记》，又似《尔雅》《论语》。《师春》一篇，书《左传》诸卜筮。师春似是造书者姓名也。《琐语》十一篇，诸国卜梦妖怪相书也。《梁丘藏》一篇，先叙魏之世数，次言丘藏金玉事。《缴书》二篇，论弋射法。《生封》一篇，帝王所封。《大历》二篇，邹子说天类也。《穆天子传》五篇，言周穆王游行四海，见帝台西王母。《图诗》一篇，画赞之属也。又《杂书》十九篇，周食田法、周书论楚事，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大凡七十五篇。七篇简书折坏，不识名题。初发冢者烧策照取宝物。及官收之，多烬简断札，文既残缺，不复诠次。武帝以其书付秘书校缀次第，寻考指归，而以今文写之。皙在著作，得观《竹书》，随疑分释，皆有义证。”汲冢书的考证工作，于束皙外，尚有荀f 、挚虞、王接、卫恒等人，见《晋书》荀f 、王接等人传。《穆天子传》，流传至今。《纪年》，称《竹书纪年》，早已散佚，今有辑本。《竹书纪年》记古史，与儒家所记经传大不相同，对研究古史有重大史料价值，甚为近代学者所重。
文献整理，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史学中有相当的地位，是应当予以重视的。
第四节文学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历史大变动，丰富了文学的内容。这一时期，诗作大为发展，小说和文学评论都有一定的成就。
建安文学建安时期（196—219），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盛世。这时期出现了享有盛名的文学家，其中最有名的是曹操父子和建安七子。他们的诗文，反映了时代的动乱和动乱给人民生活带来的痛苦。他们诗文的风格，慷慨苍凉、意境深沉却又富有生气。《文心雕龙·时序》称：“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
曹操，是政治家、军事家，又是文学家。他的诗歌质朴豪迈，多有悲凉慷慨的特色。如他的《蒿里行》，叙述了董卓之乱、关东义军讨代董卓之战以及随后的自相攻杀，给人民带来的巨大灾害。诗写道：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
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
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
势力使人争，嗣还自相戕。
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
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
白骨蔽于野，千里无鸡鸣。
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他的诗，流传下来的有二十多首，大都具有雄放豪迈的风格。
曹丕的诗，多是抒情诗，文字流丽，基调比较伤感低沉，没有曹操那种积极乐观风格了。文学造诣比较高的是曹植。曹植字子建，是曹丕的同母弟，得到曹操的宠爱，但也因此遭到曹丕的猜忌。曹丕作了皇帝后，曹植受到百般压制。他虽贵为封王，实情同囚徒，郁郁不得志。他的作品可以公元220年曹丕称帝为界，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作品，反映他的政治抱负及战乱给人民带来的疾苦。后期作品充满了受压抑的激愤。他的前期作品如《送应氏》诗，写出洛阳经董卓乱后的残破景象，有曹操《蒿里行》的气势。另一首《野田黄雀行》是他后期的诗作。诗中，借黄雀比况自己，恨不得像黄雀一样冲破罗网求得解放。
建安七子是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禹、应瑒、刘桢。曹丕在《典略·论文》里说：“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自以骋骐骥于千里。”（《三国志·魏志·王粲传》注引）就诗而论，王粲的诗是七子中最好的。他的《七哀诗》，反映了战争对人民所造成的浩劫。当时，长安遭受董卓之乱，王粲避乱南依刘表，离开长安时他在郊野里看到战争所造成的人间惨象。诗写得真实而有感情。
建安时期的三曹七子，在辞赋方面也很有成就。曹植的《洛神赋》，用洛水女神宓妃的神话传说为素材，塑造了一位雍容华贵、秀丽多情的洛神。想象丰富，描写细腻，很有艺术魅力。
正始文学正始时期（240—248），玄学兴起。玄学反映到文学领域里，出现了玄言诗。这时政治斗争残酷，有些玄学中人物如嵇康、阮籍，内心都有苦处，他们的诗还是有感情，有内容的。故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篇》说：“正始明道，诗杂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浅。惟嵇旨清峻，阮旨遥深，故能标焉。”刘勰的理解是对的，嵇康、阮籍虽然也是玄学中人物，但他们的诗却有感情，有内容，不是空洞无物的谈玄说道。正始年间，是魏晋政权的递嬗时期，曹氏、司马氏政治斗争激烈，司马氏残酷地杀害了党于曹氏的文人志士。阮籍、嵇康都是党于曹氏一方的人。嵇康被杀。阮籍嗜酒放达而内心却是苦痛的。这些思想感情，自然反映到他的诗文里去。阮籍有《咏怀诗》八十二首，其中一首《夜中不能寐》：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
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
孤鸣号外野，翔鸟鸣北林。
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
诗是心声，《咏怀诗》反映了阮籍内心的苦闷。
嵇康的性格是矛盾的。他一方面恬静寡欲崇尚老庄，一方面却又疾恶如仇，刚强任使。他的性格气质自然会在他的诗里得到反映。有些诗如《酒会诗》表现清逸脱俗的思想，有些诗如《幽愤诗》又表现了愤世疾俗的感情。西晋文学正始以后，直到两晋之际，玄言诗是主流。《诗品·总论》说：“永嘉贵黄老，祖尚虚谈，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传，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建安风力尽矣。”诗作既然理过其辞，淡乎寡味，他们便转而追求形式。《文心雕龙·情采篇》评西晋的作品是：“体情之制日疏，逐文之篇愈盛。”情是内容，文指形式。这就是说不注意内容，但追求形式，走向形式主义道路。太康中有所谓三张（张华、张载、张协）、二陆（陆机、陆云）、两潘（潘尼、潘岳）、一左（左思），号为文章中兴。其实除左思外，一般成就都不高。
左思的代表作是《三都赋》，当时名家如皇甫谧、张载、刘逵等为之作序作注，都评价甚高。“于是豪贵之家，竟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晋书·文苑·左思传》）。其实，左思的诗要比他的赋好。左思出身贫寒。后来左思的妹妹为晋武帝贵嫔，但这似乎并没有抬高左家的社会地位。左思的诗里对社会门第充满了愤恨不平。他写过八首《咏史》诗，对“世胄蹑高位，英俊沈下僚”之愤恨不平，溢于言表。他还说：“何世无奇才，遗之在草泽。”他蔑视权贵，说：“贵者虽自贵，视之若埃尘。贱者虽自贱，重之若千钧。”他豪气昂然地说：“被褐出闾阖，高步追许由。振衣千仞岗，濯足万里流”。左思的豪气和意境，跃然纸上。
另外还有傅玄，他的诗反映社会实际，在当时是有现实意义的。特别是几首反映妇女问题的诗，如《豫章行·苦相篇》、《秋胡行》和《秦女休行》，或写妇女的受欺凌，或写爱情的坚贞，或写妇女的刚烈，都有较高的艺术成就。
被《诗品》称作“善为凄戾之词，自有清拔之气”的刘琨，在西晋末年屯守晋阳（今山西太原市西南）和刘聪等相持，后因失败被害。死前有《重赠卢湛》诗云：功业未及建，夕阳忽西流。
时哉不我与，去乎若云浮。
朱实陨劲风，繁英落素秋。
狭路倾华盖，骇驷摧双辀。
何意百炼钢，化为绕指柔。
这表现了他的效忠国家而又壮志未酬的郁积悲怆的感情。这种悲壮风格是西晋诗中少见的。
东晋南朝的玄言诗和山水诗东晋前期，文学方面比较消沉，没有伟大的作家和作品。正像锺嵘《诗品·总论》所说：“爰及江表，微波尚传，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建安风力尽矣。”这里所说“诗皆平典似道德”，指的正是玄言诗。
东晋初年的诗人，只有郭璞可述。他的诗富于文采，代表作是《游仙诗》。托名游仙，实是表示对现实不满。李善注解说：“凡游仙之篇，皆所以滓秽尘网，锱铢缨绂，瘡霞倒景，饵玉玄都。而璞之制，文多自叙，虽志狭中区，而辞无俗累。”（《文选》卷二一郭景纯《游仙诗》七首解题）郭璞的诗，可以看作阮籍、嵇康、刘琨、左思一流派。他生在两晋之际玄学盛世，思想里难免受有玄学的影响，但他的诗有内容有感情，语言鲜明生动，不是“平典似道德经”的玄言诗。
东晋后期，山水诗兴起。到了南朝宋初，山水诗大盛，玄言诗衰落。《文心雕龙·明诗篇》说，“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山水诗兴起的背景是：过江世族居住东土会稽，境地含山临海，河流纵横。出身名家的公子文学之士，闲暇无事，可以邀游山水。兴之所至，发之为诗，于是山水诗出。最有名的山水诗人是谢灵运。
晋末宋初，文学造诣高的有陶渊明、鲍照、谢灵运、颜延之。鲍照的文学造诣要比谢灵运、颜延之为高。
陶渊明（365—427），字元朗，后改名潜。东晋大司马、荆州牧陶侃的曾孙。但陶渊明这一支，到他父亲时就没落下来。中年时期，陶渊明曾作过几任小官。义熙以后，便不再作官，终老田园。
陶渊明一生，尤其是晚年，生活是相当穷苦的，有时甚至连饭也吃不饱。他的诗句中就有：“弱年逢家乏，老来更长饥”，“菽麦实所羡，熟敢慕甘肥”，“岂期过满腹，但愿饱粳粮”。
陶渊明少年时受过儒家教育。他的《饮酒》诗有：“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可证。他也曾有一定的政治抱负，他的《赠羊长史》诗有：“贤圣留余迹，事事在中都。岂忘游心目，关河不可逾。九域甫已一，逝将理舟舆。闻君当先迈，负痾不获俱。”义熙十三年，刘裕伐后秦，破长安，江州刺史左将军檀韶遣长史羊松龄去关中称贺，渊明作此诗以送之。诗中流露出他对收复关中的高兴心情。由于政治形势的动荡，官场的腐败，他才意志消沉，辞官归隐田园。
渊明的诗，以田园生活为题材，也都表现出闲适恬静不慕荣利的意境。
这可以他的《归田园居》诗一首为例：少无适俗韵，性本爱山丘。
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
羁鸟恋归林，池鱼思故渊。
开荒南野际，守拙归田园。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
榆柳荫后簷，桃李罗堂前。
暖暖远人村，依依虚里烟。
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
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这位田园诗人，不喜欢战争、压迫和剥削。他理想的社会是人们可以过着安居乐业的太平生活的社会。他大约听到过流亡逃户所建立的村社生活的一些传说，他就空想了一个桃花源社会。在这个桃花源社会里，“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怡然有余乐，于何劳智慧？”（《桃花源》）这首诗反映当时农民的理想。
谢灵运（385—433），是东晋名将谢玄的孙子。王、谢两家是东晋南朝地方上最高的门阀世族。“灵运因父祖之资，生业甚厚，奴僮既众，义故门生数百。”（《宋书·谢灵运传》，下同）谢灵运喜爱山林生活。他家在始宁县（今浙江上虞县西南）“有故宅及墅”，“傍山带江，尽幽居之美”。他在会稽“凿山浚湖，功役无已。寻山陟岭，必造幽峻。”他“尝自始宁南山，伐木开径，直至临海（今浙江临海县西南），从者数百人。临海太守王琇惊骇谓为山贼，徐知是灵运，乃安。”这种山水生活，孕育了他的山水诗。谢灵运写诗，注重字句的雕凿。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篇》评论宋初的文风说：“宋初文咏，体有因革，老庄告退，而山林方滋。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另一评论家锺嵘在《诗品》里评论说：“元嘉中，有谢灵运，才高词胜，富艳难纵。”两人对谢灵运的诗都是推崇的。但他们所说的，都是谢灵运在文字上下工夫，不是诗的内容。谢灵运、陶渊明都写五言诗。陶渊明写田园生活。透过田园生活吐露出自己的真实感情，他的诗可以说文情并茂。谢灵运写山水，太注意文字技巧，伤害了内容。这是同他的优裕生活分不开的。
颜延之（384—456），是和谢灵运同时的人。祖籍琅邪临沂，移居建康。少孤贫，好读书，“文章之美，冠绝当时”（《宋书·颜延之传》）。颜延之诗的缺点，一是喜用典故“弥见拘束”（《诗品》卷中），二是太注意文字雕饰。他的诗比谢灵运更注意文字的雕凿，更加局促于绮语浮词。他问鲍照，他的诗和谢灵运的诗比起来如何，鲍照说：“谢五言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君诗如铺锦列绣，亦雕缋满眼。”“铺锦列绣”、“雕缋满眼”，形象化地指出了颜诗形式上的优点，也就涵蓄地指出了内容上的缺点。
宋初的作家，能够一扫只注意形式之风，不在文字词藻方面苦求雕琢，而以矫健之笔抒写自己感情的，只有鲍照。
鲍照，因为出身门第低微，总是被看不起而受压抑。文学上也不为当时所重视。锺嵘《诗品》感叹地说：“嗟其才秀人微，故取淹当代。”他的诗总反映出一种怀才不遇和对现实不满的愤懑情绪。
无论从文学技巧还是内容来看，鲍照的诗确是高出他同代的一些诗人。
唐代伟大诗人杜甫曾称赞他是“俊逸鲍参军”（《春日忆李白》），把他与李白、庾信并称。他的诗对唐代诗人如李白、高适、杜甫等都有很大影响。鲍照的作品，以乐府诗为多。他的诗现存的约二百首，其中八十多首是乐府诗。
永明体南齐时，出现了“永明体”的诗。齐竟陵王子良周围聚集了许多文人，其中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