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中国通史第五卷－中古时代－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上册)-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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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时，还在洛阳城及金墉城城垣外侧附设城垛（亦称“马面”），洛阳城西北两面城垣共发现城垛七座，间距110～120 米。城垛均长方形，夯筑，面积大小不一，大的19。5×12。5 米，小的18。3×8。3 米。金墉城外城垛多已毁，幸存者十一座，形制与大城垛相似。它们是迄今所见我国内地古城中出现最早的城垛实例③。
魏晋洛阳城内至今犹存的建筑遗址，多数属于北魏遗存，有些则是北魏沿用汉魏旧物。勘查判明，曹魏时，东汉南北宫制已不复存在。曹魏西晋北魏三朝都在汉北宫故地营建皇宫。北魏时，洛阳城从北到南已逐渐被宫城、衙署、寺院和高官宅第所占据。宫城位于全城正中而稍偏西，平面整体作长方形，南北长约1398 米，东西宽约660 米，面积约为大城的十分之一。宫城东南西三面保存尚好，北垣已无痕迹。宫城共探出四门：南面一门，西面二门，东面一门。南门即宫城正门阊阖门，门洞缺口宽46 米，是全洛阳城最大的一座城门建筑。宫城内北为苑区，南为宫殿区。宫殿区夯土台基密集，主要集中于阊阖门直北的南北线上，目前已发现二、三十处。
北魏洛阳城内的街道共发现东西横道四条，南北纵道四条。其中的第三条南北纵道，系由宫城直通宣阳门的主干大道。这条南北中轴线，应即北魏的铜驼街。在铜驼街两侧，发现有大面积的建筑遗址，应是《洛阳伽蓝记》所描述的司徒府、太尉府等中央衙署和庙社的遗址。在这里曾清理属于官署的房基一座，出土带刻文和印文的板瓦、筒瓦900 多片，瓦上文字记录了管理官员随主、匠师以及承担轮、削、昆等制作工序的工匠姓名①。为北魏官府手工业及其管理制度的研究，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北魏洛阳城内的佛寺遗址也引起考古工作者的关注。1979～1981 年发掘了当时最大最著名的佛寺永宁寺②。永宁寺位于宫城南门西南约1 公里处。寺院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305 米、东西宽215 米，四周设版筑围墙，东、南、西三面备有一门。木塔建在寺院正中，塔北为殿堂。这种以塔为中心的布置，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魏故城工作队：《汉魏洛阳城北魏建春门遗址的发掘》《考古》1988 年9期。
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魏故城工作队：《洛阳汉魏故城北垣一号马面的发掘》，《考古》1986年8 期。
①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队：《汉魏洛阳城一号房址和出土的瓦文》，《考古》1973 年4 期。黄土斌：《汉魏洛阳城出土的有文字的瓦》，《考古》1962 年9 期。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队：《北魏永宁寺塔基发掘简报》，《考古》1981 年3 期。正是我国早期寺院的典型布局。永宁寺木塔共九级，是当时闻名国内外的高层建筑。现存塔基呈方形，高2。2 米，四周青石包砌，每边各设一踏道。塔基上布置排排木柱，中心部位是一个木柱与土坯混作的方形实心体，残高3。6米。在中心柱的南、东、西三面壁上，各有五座弧形的佛龛；北壁留出支架木梯的方形住槽一个，知由此处登塔。根据塔基出土的现状，可以复原这座名塔的基本形状，并由此推知北魏时期的建筑技术水平。
在永宁寺塔基发掘中，发现一批大型的佛教泥塑和彩绘影塑，造型逼真，工艺精湛，堪称北魏最上乘的雕刻珍品，在我国佛教美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勘查工作还证实，北魏确实在洛阳城外创建外郭城。六十年代初，在城北邙山上探出外郭城的北城墙数段，连接总长1000 多米。1984 年又探出外郭城的西城墙及可能是郭城门的阙口。外郭城西墙长达4000 余米；阙口三个，东面正对内城城门。1991 年又探出外郭城的东城墙1000 多米①。这些发现，初步证实《洛阳伽蓝记》所载“京师二十里，南北十五里”的真实性。如加上洛河以南的四夷馆、四夷里，南北亦为二十里，成为我国古代都城中规模最大的都城之一。
孙吴武昌城和六朝建邺城曹魏黄初元年（220）孙权始都武昌，吴黄龙元年（229）迁都建邺。东晋依吴建邺旧城为都，改称建康。终南朝之世，建邺城址无大变动。可见武昌城和建邺城对中国南方的都城建筑具有很大影响。
武昌城故址在湖北鄂城县城迤东一带，城址轮郭仍隐约可见。城垣平面基本上呈长方形，东西长1100 米，南北长500 米，周长约合汉代8 里。城垣依自然地形构筑，与同期建邺石头城（今南京市）和京口城（今镇江市）的作法一样，体现了长江中下游滨江城他的特点。具体说，武昌城北垣和东垣北段主要是依靠江湖之险，不设城壕；西垣、南垣和东垣南段的城垣，则构筑较为严实。夯土筑造，保存最好的南垣一段，基部宽18～28 米，残高4。6米。城垣四角有夯土基址，似为角楼一类建筑。在一段保存尚好的南垣外侧，发现一突出土台，似为“马面”遗存。城垣外侧均挖有宽而深的城壕，其中南城壕至今尚存，长270 米，宽90 多米。经钻探，城壕一般宽5O～70 米，深5 米。武昌城有五门，除流（临）津门可确定外，其他四门已无遗迹可寻。城内北部似有子城，约为武昌宫所在。城西有郭城遗迹。西郊外沿西山南麓是当时的墓地。城南有冶铁遗址。武昌城北依大江，西屏西山、樊山，南阻南湖，形势险要；又有良港、铁冶①。六朝时期，武昌城一直是控制长江中游的军事重镇。
建邺城位于今南京市区。东晋南迁，在吴旧城的基础上改建都城和宫城，布局仿魏普洛阳城，基础仍依建邺旧制。历东晋、南朝，城年宫室官署屡有改变，但都城范围、城门名称并无大变动。
关于建邺（建康）都城的范围和富城、城门的位置，《建康实录》和《舆① 段鹏琦：《汉魏洛阳城的几个问题》，《中国考古学研究——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年纪念论文集》（一），文物出版社，1986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城工作队：《北魏洛阳外廓城和水道的勘查》，《考古》1993 年7 期。
① 蒋赞初等：《六朝武昌城初探》，《中国考古学会第五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8 年版。地志》均有记载，朱偰在《金陵古迹图考》曾做过详细查考。可惜的是，这座六朝都城早在隋朝初年夷为平地，以后各代又屡有扰动破坏，现在已难于验证①。
大夏统万城公元407 年，匈奴族首领赫连勃勃窃据朔漠，僭称天王大单于，国号夏。413 年因汉奢延城改建统万城为都城，成为北朝十六国都城之一。故址在今陕西省靖边县白城子的无定河北岸原上②。分东西两城，两城外围有郭城。郭城依无定河北岸地形，呈西南向东北方向延伸，破坏严重，南垣、北垣情况不明，东垣西垣相跨5 公里，可知范围相当广阔。西城是内城，呈南北长东西窄的长方形，东南北三垣平直，西垣有一处曲折，周长2470 米。
内城四面各开一门，南北东三门仅存基址，西门瓮城尚存，门道宽3 米。城垣四隅有突出城外的墩台。墩台作长方形或方形，高出城垣。西南隅墩台最高，达31。62 米。四隅墩台上建角楼，角楼已毁。从墩台顶面平坦，中央置一大础石，以及残存的柱槽、板道等遗迹考察，推知角楼围以栏干，其下有层层板道，状若架设于峭壁上的栈道。每面城垣外侧均建“马面”。东西北三面各有马面十座，南垣八座，较宽厚，每座长18。8 米、宽16。4 米。正中有方形竖坑，从出土的高粱米、木材等遗物判断，应为仓储建筑。这在我国城市建筑史上是非常罕见的。城内中部偏南处有长方形夯土台基一处，残高1。2～1。5 米，从出土的花纹方砖及大瓦判断，应是大夏宫殿遗址。
东城后建，略大于西城，周长2566 米。两城毗连，东城西垣即西城东垣。亦有城门（北垣无门）、墩台、马面等设施。保存较差。
郭城和东西城的城垣、墩台和马面，均由三合土夯筑，呈青灰色，质地极为坚硬。经化验，主要成分是石英、粘土和石灰。
保存在统万城址内的遗物相当丰富，瓦砾成堆，生活日用的陶瓷片俯拾皆是。遗物的年代比较杂乱，汉晋唐宋都有。据《魏书·食货志》记载，赫连勃勃营建时，这一带是水碧山青的绿洲。魏灭夏后，这里成为牧场。唐初为农业区，唐末以后，植被遭到严重破坏，于是底沙泛起成流沙。至北宋末，这里已是一片沙漠。具有六百年历史的统万城，从此沦为废墟，湮没在一望无垠的毛乌素沙漠里。从统万城的变迁，可以看出鄂尔多斯高原自然面貌剧烈变化之一斑。吸取毁林造成严重恶果的历史教训，是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的。
吐谷浑伏俟城西晋末，慕容鲜卑首领吐谷浑率所部西迁，抵今甘肃青海间。至六世纪，其王夸吕始称可汗，居伏俟城。据1960 年和1981 年的调查研究，今青海湖西岸铁卜卡古城即吐谷浑伏俟城故址①。伏俟故城由郭城和内城组成。郭城平① 罗宗真：《江苏六朝城市的考古探索》，刊《中国考古学会第五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8 年。②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统万城城址勘测记》，《考古》1981 年3 期。① 黄盛璋、方永：《吐谷浑故都——伏俟城发现记》，《考古》1962 年8 期；青海省文物考古队：《青海湖环湖考古调查》，《考古》1984 年3 期。
面长方形，城垣用砾石垒砌，东西宽1400 米，北垣被切吉河冲毁，长度不明。郭城内偏东有南北内墙一道。内城在郭城西部，平面方形，每边长约200 米。墙上无雉堞，仅东墙正中开门。城内偏西北处发现大型台基，方形，每边长70 米，似为宫殿遗址。城内有通衙，布局与城墙方向一致，东西向与南北向交叉呈方格状。城门和宫殿皆东向，可能是沿袭鲜卑“以穹庐为舍，东开向日”的旧俗。地面遗迹稀少，反映了慕容鲜卑西徙青海后仍然过着“有城郭而不居，随逐水草，庐帐为屋”②的生活。
② 《晋书·四夷·吐谷浑传》。
第二节魏晋十六国墓葬本节辑录的魏晋十六国墓葬资料，以淮河、秦岭以北的北部地区为限，同时期的吴蜀两晋墓葬资料，详见第四节。
魏晋十六国时期，一般指曹魏黄初元年篡汉起至北魏攻灭北凉统一北方止（220～439）。这期间，淮河、秦岭以北的中国北部地区，各政权各民族间相互攻伐，战乱不息，社会经济调敝，反映在埋葬方面，一般表现为简埋薄葬，与秦汉墓比较，已大为逊色。曹魏西晋的统治者，迫于经济困难，无力营建宏大陵寝，又为防止死后陵墓被盗掘，往往“依山为陵，不封不树”，不建寝殿，不设园邑，不设神道，地面上不留任何痕迹，考古探觅较难。十六国时期，入居中原的少数民族统治者，为防止坟墓被盗掘，大多沿用本族流行的“潜埋”而不起坟的葬法，所以他们的坟墓也不易被发现。但是，帝陵以外的一般魏晋十六国墓葬，并不受此限制。1915 年，英国斯坦因盗掘新疆阿斯塔那古墓群，从已发表的资料看，至少有六座墓属于十六国时期的墓葬①。本世纪上半叶，日本人鸟居龙藏、驹井和爱等人先后多次在辽阳一带发掘汉魏晋壁画墓②。1944 年，西北科学考察团在敦煌佛爷庙墓地发掘十多座魏晋墓③。还有，自本世纪初以来，魏晋墓志不断在洛阳出土，其中有晋贾充妻郭槐墓志、武帝贵人左棻墓志、晋中书侍郎荀岳夫妇墓志④。这些墓志为研究这一地区的魏晋墓，特别是西晋帝陵的位置，提供了重要线索。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各地的魏晋十六国墓葬不断被发现，就北部地区来说，河南的洛阳、偃师、郑州、延津、焦作、安阳、南阳，陕西的西安，河北的石家庄，北京市，山东的苍山、诸城，辽宁的辽阳、北票、锦州、义县、旅顺、朝阳、本溪，甘肃的敦煌、酒泉、嘉峪关、张掖、永昌、武威、崇信，青海的大通，新疆的吐鲁番⑤，都发现了这个时期的墓葬。在这个时期的大中型墓中，往往有纪年墓砖或其他带有纪年的器物随葬，还有记录墓主姓名身份的碑形墓志、印章和壁画题记，这些都为墓葬断代、器物编年以及墓主身份的研究提供了可靠依据，这是先秦两汉时期所无法比拟的。
由于北部地区的地理环境、民族传统等方面的原因，各地墓葬所反映的文化面貌不尽一致。国内学者一般把北方魏晋十六国墓葬划分为中原、西北、东北三个区①。
中原地区黄河中游及其邻近的中原地区，魏晋十六国墓葬，其主要特点是，以砖室墓为主要形式，土洞墓次之；较大型的砖室墓有斜坡墓道，并在墓道两侧壁留出递减的台阶，甬道间安置石门；随葬器物中以陶制的牛车、武士俑、① 张小舟：《北方地区魏晋十六国墓葬的分区与分期》，《考古学报》1987 年1 期。② 鸟居龙藏：《南满洲调查报告》，三友社，1910 年。驹井和爱：《辽阳发现汉の代坟墓》，东京，1950年。
③ 夏鼐：《敦煌考古漫记》，《考古通讯》1955 年1—3期。
④ 郭玉堂：《洛阳出土石刻时地记》，洛阳大华书报供应社，1941 年。⑤ 《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1979 年。《文物考古工作十年》，文物出版社，1991 年，① 张小舟：《北方地区魏晋十六国墓葬的分区与分期》，《考古学报》1987 年1 期。镇墓兽、长方形果槪㈢孕」蓿拔恢寥泵牡乃缥仆档茸罹咛厣Ｎ航汲锹逖簦堑笔闭魏臀幕闹行摹Ｕ庖坏厍穆裨嶂贫群拖八祝渌厍哪怪埔越洗蟮挠跋臁Ｆ渲杏忻魅芳湍昊蛞阎矸莸募朴校郝逖�16 工区曹魏正始八年（247）墓②，西晋太康八年（287）墓，元康九年（299）贾后乳母徐美人墓，永宁二年（302）士孙氏墓③，以及北京发现的西晋永嘉元年（307）王浚妻华芳墓④，山东诸城发现的西晋太康六年墓⑤。本地区虽然没有发现十六国纪年墓，但在西安收集到一件前凉升平十三年（369）制作的金错泥筩①。根据随葬器物基本上可以确定为十六国时期墓的至少有西安草厂坡墓②、安阳孝民屯154 号墓等多座③。
探寻西晋帝陵是本地区的一项重要考古工作。据《晋书》记载，仅知司马氏三代都葬在洛阳故城东的首阳山，而且都是依山为陵，勘查不易。考古工作者利用本世纪初出上的左棻、荀岳两墓志，根据志文所载的晋陵方位进行核查钻探，结果在左荀二墓志出土地点的附近，各探出一组排列有序的墓群。其中一组在峻阳儿地，共二十三座：另一组在枕头山前，共五座。考古工乍者发掘了两组中的大墓各一座，初步确定枕头山前墓地应是晋文帝司马昭的崇阳陵墓地，峻阳儿地应是晋武帝司马炎的峻阳陵墓地。这两座已发掘的大墓，有可能就是崇阳陵和峻阳凌④。由于两墓早年被盗，没有留下直接的物证，目前尚不能确定。但这项工作已为解决西晋陵问题迈开了第一步。西北地区西北地区的魏晋十六国墓葬，绝大多数发现于甘肃河西走廊和新疆吐鲁番地区。其主要特点是，地面上常见平面方形的坟院式茔域，坟院内的墓葬作斜行排列或横行排列，有覆斗形或馒头形的坟丘为标志。墓葬以砖室墓和土洞墓为主。较大型的墓，墓门上砌有门楼或照墙，有的高达10 多米，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