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中国通史第五卷-中古时代-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上册)-第6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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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武敏:《新疆出土汉—唐丝织品初探》:《文物》1962 年第7、8 期合刊。② 吴震:“介绍八件高昌契约”,《文物》1962 年,第7、8 期。
①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出土文物展览工作组:《丝绸之路——汉唐织物》,文物出版社。第四节采矿关于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采矿技术,有关文献中只有一些简略的记载,如左思《魏都赋》曾提到一种“墨井”,从张载的注可知,墨井深八丈。唐李周翰的注称:“墨井,井中有石如墨”②。可见“墨井”就是采煤井。这表明西晋时中国已开凿了具有一定深度的煤井。煤井之下有巷道,有支撑顶板的木头和简单的排水机械。据《晋书》载:石虎因盗掘古墓而发现了一个久废的旧煤井,其中有支撑顶板的木垛和大量坑道水①。《南齐书·刘悛传》载“南广郡(令四川珙县西南)蒙山下有烧炉四所,又有古掘铜坑,深二丈”。陶弘景《本草经集注》谈到开采丹砂矿时说:“采砂,皆凿坎入数丈许”。南朝王韶之撰写的《始兴记》中,有一段关于开采银矿的较详细的记述,“英德、清远,其山传有银矿者。。其矿或红如乱丝,或白如草根,或衔黑石,或有脉,谓之龙口。循龙口挖之,浅者一、二丈,深者四、五丈,有焦路灶土然,斯矿苗也。又挖则矿见矣。由微而盛,盛而复微,或如串珠,或如瓜蔓;微则渐绝,绝复寻焦,焦复见矿,若焦已绝,则又盘荒也”②。王隐《晋书·地道记》载有开采金矿的两段文字。其一曰:“鄱阳乐安出黄金,凿土十余丈,披沙之中,所得者大如豆,小如粟米”。这是开采沙金矿。其二曰:“金乡县多山,所治名金山。山北有凿石为冢,深十余丈,隧长三十丈,旁却入为室三方。云得白免不葬,更葬南口,凿而得金,故曰金山。故冢今在,或云汉昌邑所作,或云秦时”③。这是偶尔发现的山金矿。
② 《四部丛刊·六臣注文选》第89 页。
① 《晋书·石季龙载记》。
② 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十五“货语”。
③ 《晋书·地道记》已佚,转引自王谟辑《汉唐地理书钞》,中华书局,1961 年版。第五节冶金三国曹魏,鉴于“盐铁之利,足赡军国之用”④,仍实行盐铁官营。《三国志·蜀志·王连传》载刘备任王连为司盐校尉,“校盐铁之利”,“有裨国用”,又设司金中郎将,“典作农战之器”①。引吴黄武五年(228)“采武昌山铜铁,作千口剑、万口刀,。。皆是南钢越炭作之”②。
三国到南北朝时期的长期战乱,严重破坏了北方地区的社会经济。但由于军事和农业生产的需要,冶铁业仍具有一定规模,后赵、南燕在丰国、绳池、商山设有铁冶③。北魏时经济逐渐恢复,《魏书·食货志》记载:“其铸铁为农具兵刃,在所有之”,西至长安,东尽即墨,营造器中,必尽坚精,相州牵口冶(今河南濬县)尤以锻炼军刀著称。北周在夏阳(陕西韩城)设铁冶,“每月役八千人,营造军器”④。渑池北魏铁器窖藏共出土各类铁器60 多种,4000 余件,总重3500 公斤⑤。《梁书·康绚传》记述修筑浮山堰时,曾用东西二冶铁器数千万斤沉于堰所,可见北方和南方冶铁业都有相当的规模和生产能力。
北方人口和技术南迁,使南方地区的矿冶业进一步发展。西晋在安徽贵池和湖北武昌设梅根、和塘两冶。东晋在江南诸郡县设冶令和丞⑥。《晋书·庾亮传》记邓岳在广州“大开鼓铸,诸夷因此知造兵器”,所用技术是由浙江会稽郡传去的。南朝时,建康有左右冶,尚方有东西冶,扬州成为冶铸中心,上虞谢平和尚方匠师黄文庆号称中国绝手⑦。
铁范、生铁范铸术和铸铁柔化术等在汉代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发展,百炼钢已相当成熟,魏、蜀、吴三国都用之锻制刀剑。曹操曾令工师制作“百辟利器”①,曹丕《典论·剑铭》说:“选兹良金,命彼国工,精而炼之,至于百辟”,制成的刀剑有美丽的纹理,文似灵龟,“采似丹露”,“理似坚冰”,“曜似朝日”。《太平御览》卷346 引《刀剑录》称:“蜀主刘备令蒲元造刀五千口,皆连环,及刃口刻七十二湅”。《古今注·舆服》称:“吴大帝有宝剑三。。一曰百炼,二曰青犊,三曰漏景”。陈琳《武军赋》称:“铠则东胡阙巩,百炼精刚”。《晋书》记述赫连勃勃命将作大匠比干阿利造五兵之器,“射甲不入,即斩弓人,如其入也,便斩铠匠,又造百炼刚刃为龙雀大环,号曰大夏龙雀”。由此可见,一些少数民族也已掌握这项技术,并用于铠甲和兵器制作。
此外,在制钢技术方面出现了新的突破。《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卷四十五“石部”引陶弘景语:“钢铁是杂炼生鍒作刀镰者”,这是最早明确记载用生铁和熟铁合炼成钢(即灌钢)的文献资料。东汉王粲《刀铭》:④ 《三国志·魏书·王修传》注引《魏略》。
① 《三国志·蜀志·张裔传》。
② 《太平御览》卷89 引陶弘景《刀剑录》。
③ 《晋书·石季龙载记》、《慕容德载记》。
④ 《周书·薛善传》。
⑤ 河南省博物馆:《渑池发现的古代窖藏铁器》《文物》1976 年第8 期。⑥ 《宋书·百官志》。
⑦ 《太平御览》卷六○五。
① 《太平御览》卷三四五引《内诫令》。
“灌辟以数”,晋张协《七命》:“乃炼乃烁,万辟千灌”,这些词句似乎表明类似的工艺在汉末、晋代已经出现。北齐的綦母怀文用灌钢法造宿铁刀,“其法,烧生铁精以重柔铤,数宿则成钢。以柔铁为刀脊,浴以五牲之溺,淬以五牲之脂,斩甲过三十札”②。“生”指的是生铁,“柔”指的是熟铁。先把含碳高的生铁溶化,浇灌到熟铁上,使碳渗入熟铁,增加熟铁的含碳量,然后分别用牲尿和牲脂淬火成钢。牲畜尿中含有盐分,用它作淬火冷却介质,冷却速度比水快,淬火后的钢较用水淬火的钢硬;用牲畜的脂肪冷却淬火,冷却速度比水慢,淬火后的钢比用水淬火的钢韧。由此可知,当时不但炼钢技术有较大的发展,淬火工艺也有了提高。灌钢法在坩锅炼钢法发明之前是一种先进的炼钢技术,对后世有重大的影响。
冶铸中的鼓风技术,也有了重大进步。三国时魏国的韩暨在官营冶铁工场中改进和推广应用水排,计其利益比马排、人排增加了三倍。这种鼓风水排,节省了人力、畜力,提高了生产效率,为后代广为流传使用。
这一时期的铜产地主要在河南、山东、四川、江苏、湖北等省。金、银、铅、锡也有一定开采量。据《魏书·食货志》记载,恒农郡(河南陕县)铜青谷矿每斗可得铜五两四铢,河内郡(河南沁阳)王屋山矿每斗得铜八两(含铜量约2。5~3。5%),长安骊山银矿每二石得银七两,白登山银矿(今山西大同)每八石得银七两(含银量约0。2~0。6%)。总的来说,有色金属的生产仍处于恢复和缓慢发展的阶段。
除青铜外,黄铜和白铜在此期间已有冶炼和使用。《太平御览》卷八三引曹魏钟会《刍荛记》:“秀生似禾,鍮石像金”。晋王嘉《拾遗记》说:以鍮石、珷块为隄岸”。梁宗懔《荆梦岁时记》称:“七月七日,是夕人家妇女或以金、银、鍮石为针。”这里的鍮石,即是现代的黄铜。至于如何炼得,尚待进一步研究。东晋常璩《华阳国志》说:“螳螂县因山而得名,出银、铅、白铜、杂药”,螳螂又作堂琅,即今云南会泽、巧家一带,这里的白铜当即指镍白铜。
② 《北史·綦母怀文传》。
第六节机械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机械制造技术有了很大进步,并且出现了一位机械大师马钧。
马钧,字德衡,曹魏时扶风(今陕西兴平东南)人,是一位杰出的机械发明家。他的突出成就是改进织机和发明(或改进)翻车。据《三国志·方技传·杜夔传》注称:“时有扶风马钧,巧思绝世,傅玄序之曰:马先生,天下之名巧也。。。为博士,居贫,乃思绫机之变。。。旧绫机五十综者五十蹑,六十综者六十蹑。先生患其丧工费日,乃皆易以十二蹑,其奇文易变,因感而作者,犹自然之成形,阴阳之无穷。”由于绫机的改良简化,使操作简易方便,提高了生产效率。这种新绫机很快就得到推广应用,促进了丝织业的发展。杨泉《织妇赋》描写织绸女工“节奏相应,五声激扬,。。屈申舒缩,沈厚抑扬”。
据《后汉书·张让传》记载,东汉毕岚曾“作翻车”,供洒道之用。这在马钧之前约半个世纪。但毕岚的翻车是否就是后世的龙骨水车,不得而知。而马钧所作之翻车,则无疑是用于农业排灌的龙骨水车。其结构精巧,“灌水自覆,更入更出”,可连续不断地提水,效率比其他提水工具高得多,并且运转轻快省力,儿童都可操作。所以马钧应是龙骨水车的发明者,至少可以说他是继毕岚之后,对翻车作了重大改革,并用于农业排灌的革新家。翻车问世后,迅速得到推广,并沿用至今。在近代水泵发明之前,翻车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提水工具之一,对灌溉农田,发展农业生产,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马钧还制成了久已失传的指南车。关于马钧作指南车的问题,以及与高堂隆、秦朗在宫廷上的争论,史书上有很生动的描写。其后的祖冲之曾将一辆只有外壳的指南车,制作安装了内部机构,予以修复。但宋代以前史书关于指南车的记载都较简略。直到宋代,燕肃于1027 年,吴德仁于1107 年又先后制造了指南车,《宋史》详细地记载了指南车的内部构造。据此,人们才对指南车有了更具体的了解。
马钩还改进了连弩和发石车,又利用机械传动装置,创造了以木为轮,以水为动力变化万端的水转木偶百戏。①在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一批成就卓著的机械发明家,如杜预、刘景宣、祖冲之等。他们在发明或改进各种机械,如先进的农业加工机械——畜力连机磨,水转连磨,水力连机碓等方面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① 《三国志·方技传》。
第七节交通运输工具三国以前,陆上运输所用的车辆,多数是双轮车。双轮车只适用于在平地大道上行驶,而在山间小路上则无法使用。三国时,蜀汉在与曹魏的战争中,由于山道运粮困难,运输工具亟待解决。这时,蒲元发明了独轮车——“木牛”,“廉仰双辕,人行六尺,牛(指木牛)行四步,人载一岁之粮也”(《蒲元别传》)。这种独轮车适用于在崎岖小道上行走,一千多年来一直被广泛使用。
造船技术在这一时期也有很大的发展。孙吴政权建立不久,就拥有船舰五千余艘,并不断派出较大规模的船队,北航辽东,南通南海。其中大船上下五层,可载三千人。晋在作灭吴准备时发明将许多小船拼装成一艘大船的造船方法。这种大船称为“连舫”,“方百二十步,受二千人。以木为城,起楼橹,开四出门,其上皆得驰马来往”(《晋书·王濬传》)。这一时期的造船数量很大,东晋安帝时,建康一次风灾,所毁官商船只约达万艘;北魏神■三年(430),在冀、定、相三州造船即达三千艘。由此可见造船业之发达,如何提高船行速度,是船舶设计建造中的重要问题。祖冲之造“千里船”,可“日行百余里”,有人认为这是利用轮桨的车船。关于车船的最早明确记载,出现在唐代。《旧唐书·李皋传》载有李皋设计的新型战船,“挟二轮蹈之,翔风鼓浪,疾若挂帆席”。梁侯景军中有160 桨的高速快艇“鵃■”,“去来趣袭,捷过风电”①;这是史书所见船桨数量最多的快艇,后世快艇大都在40 至60 桨之间。船用设备亦有改进,如船尾已采用升降舵,帆的面积逐渐加大,大帆用布120 幅,高9 丈,并注意到帆的方位,以利于充分发挥风帆效率提高船速。
① 《梁书·王僧辩传》。
第八节兵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战争的需要,攻城略地的战略战术以及攻防器械和兵器制造,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在攻守器具方面,有火车、发石车、钩车、虾蟆车等。梁侯景在制作攻城器械方面尤为突出,曾“设百尺楼车”,又造飞楼、撞车、登城车、钩堞木、阶道车、火车等,“并高数丈,一车至二十轮”②。攻防器械在战争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在官渡之战中,先是曹军失利,袁绍军“为高橹,起土山,射营中”,使曹军“大惧”。曹操便令制造发石车,摧毁了袁军的楼车,于是曹军转危为安。这种发石车被袁军称为“霹雳车”①。在兵器制造方面,诸葛亮改造前人连弩制成一种新式连弩,取名“元戎”,它具有简单的自动发射性能。两晋时弩机趋于大型化,《晋书·舆服志》称:“中朝大弩卤簿,以神弩二十张夹道,。。刘裕击卢循,军中多万钧神弩,所至莫不摧折”。三国时,刀已安上长柄,作为长兵器使用。刀的质量也比前代提高了,蒲元为诸葛亮造刀三千口,用这种刀劈砍装满铁珠的竹筒,象斩草一样。两晋和南北朝,兵器的质量又有了新的突破,东晋时发明横法钢,以制刀剑,锋利无比;南朝时改进了灌钢技术,提高了钢的质量,从而有利于制造兵器;北齐綦母怀文所造钢刀,据说能斩铁如泥。两晋、南北朝的兵器种类,除承袭前代的刀、矛、剑之外,还增加了少数民族的杂色兵器,如鞭、锏之类。原来的戟,已很少用于战阵,而多用于仪仗,矛也逐渐演变为枪。
② 《梁书·侯景传》。
① 《三国志·袁绍传》。
第九节造纸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造纸技术比汉代已有明显进步。通过对出土汉纸和三国两晋南北朝纸进行检验,即证明了这一点。汉纸白度差,表面不甚平滑,结构不紧,纸面上纤维束较多,纤维帚化度低,帘纹不显,纸质粗厚。而三国两晋南北朝时的纸则白度增加,表面较平滑,结构较紧凑,纤维束较少,有明显的帘纹,纸质较细薄。有的晋纸纤维帚化度达到70%,已接近机制纸①。
汉代造纸术发明后,在书写纪事材料方面,还是纸与缣帛和简牍并用,纸还不足以完全取代简帛。这种情况,到晋时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于晋代已能造出大量洁白平滑而又方正的纸,人们不再使用昂贵的缣帛和笨重的简牍来书写,而逐步习惯于用纸。最后纸成为占支配地位的书写材料,彻底淘汰了简牍。随着造纸术的进步和推广,这一时期的南北各地都建立了官私纸坊。北方以洛阳、长安及山西、河北、山东等地为中心;浙江会稽、安徽南部和建业、扬州、广州等地则为南方的造纸中心。当时主要生产麻纸、桑皮纸和楮皮纸。浙江嵊县剡溪沿岸是藤纸中心。由于藤纸质地优良,曾名噪一时。但在南方仍以麻纸为大宗。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造纸原料,以麻料为主,此外还采用其他韧皮纤维原料如楮皮、桑皮、藤皮等,有时还将树皮纤维和麻料混合起来造纸。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