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中国通史第五卷－中古时代－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上册)-第6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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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国崇仁里，置公族大夫以领之”。按“公族大夫”见于《左传》。成公十八年载：晋荀家等为公族大夫，“使训卿之子弟共俭孝弟”。石勒似采此制。故第一句话当理解为朝臣凡椽属以上之家族，称士族，统被迁徒，由公族大夫领之。此按官位定士族之一证。
《晋书·苻坚载记上》：苻坚建太学，“公卿已下子孙并遣受业”。“行礼于辟雍（太学），祀先师孔子，其太子及公侯卿大夫士之元子，皆束脩释奠焉”。这“公卿以下子孙”、“公侯卿大夫士之元子”，以前引石勒措施例之，恐即“士族”。可见直到苻坚之时，太学入学资格仍和西晋以官位高低为标准之制同①，而与东晋末桓玄置学官教授门地二品子弟之制异，则在石勒之时岂能形成按血缘关系区分的士族。
我们知道，五胡十六国时期中原王朝更迭频繁，与东晋不同，加上胡汉隔阂的存在，所以门阀制度确立的时间也比较晚一些。《晋书·慕容宝载记》：“定士族旧籍”，时在公元396 年，或许这才是北方门阀制度确立的一个反映。既称“定”，就不是沿用，而是新定。又称“士族旧籍”，恐怕指的是后燕以前旧的户籍上的士族。在这以前，如石勒等全都按出仕本朝的官位高低，将九品以上定为士族。而一般不承认被推倒王朝户籍上之士族，除非他们归附了本朝。从慕容宝开始，对旧籍上士族不再一概否定，即便未出仕新朝，根据情况，不少人仍可予以承认。“定士族旧籍”的内容或许就是如此。另外，从永嘉末年以来，留在北方的某些世家大族，如范阳卢氏、河东裴氏等，每个胡族王朝上台，全都有人出仕，而且位居公卿，经过几代，家族声望大大提高，成为不管出仕与否，胡族王朝全得考虑依靠或拉拢的力量。这些情况，大概就是慕容宝其所以要“定士族旧籍”的一个客观动因。当然，南方东晋门阀制度的确立，对之也有很大影响。
役门之出仕及出仕后免徭役问题在门阀制度确立之后，高门、次门、役门等已经固定，一般并不因家族中是否有人出仕以及官位高低而发生变化。这种制度十分有利于高门甲族，而不利于次门、役门等。许多特权，特别是出仕中升迁迅速，轻易取得美官、高官等特权，被高门甲族垄断，长期把持，次门特别役门等，很难染指。不过，为了维护整个王朝的统治，高门甲族又不能把什么事务都包下来，特别是他们鄙薄的武事、吏事，必须依靠次门、役门以至兵户、吏家去承担。为了鼓励他们的积极性，在长期实践中形成以下制度：第一，虽为役门等，但如果仕至官品九品以上，在职期间，本人和家族沿用西晋太康旧制，仍可免徭役（官品九品以下大概不能荫族）。只不过去职之后仍须按“役门”等门第服徭役。和高门、次门无论在职、去职均享有免役权相比，这种优待是很有限的，可是毕竟对役门等为王朝服务的积极性，是一个不小的刺激。
第二，推行西晋已经萌芽的官分清浊之制，使之逐渐确立①。这一制度一方面可以刺激役门等贡献个人才能，为皇朝效力的积极性。因为根据这种制① 西晋官品五品以上入国子学，六品以下入太学；前秦只有太学，卿大夫、士以上元子入学。两者具体规定虽不同，但按官位入学之精神是相同的。
① 周一良：《南齐书丘灵鞠传试释兼论南朝文武官位及清浊》一文有详论，载《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度，高门所不愿为、不屑为的武官和吏事烦杂的文官虽不是清官，但品级并不低，有的高到三品以上，在统治人民，指挥战争上，权力很大。另外还有不分清浊的地方官（县令、太守、刺史），取得一定官职的役门等，也可升任①。另一方面又不影响高门甲族的优越地位。因为役门等不得为清官，清官必须由士族铨选。清官不但社会声望远高于官品高的浊官、武官，而且升迁迅速，易于飞黄腾达。特别是朝廷大权掌握在高级士族手中。他们虽鄙薄武事，但还是通过文武兼任或文武迭任方式，紧紧抓住军事长官（如各地都督）的位子。
这些就使役门等官位虽高，也只能从属于高级士族，为他们服务。《晋书·陶侃传》：庾亮抵抗苏峻失利，“亮司马殷融诣侃谢曰：“将军（指庾亮，时以护军将军为征讨都督）为此，非融等所裁。’将军王章至，曰：‘章自为之，将军不知也。’侃曰：‘昔殷融为君子，王章为小人；今王章为君子，殷融为小人。’”殷融出身陈郡殷氏，是名族；所任将军府司马，也是士族常出仕的幕僚性质之武官。王章事《晋书》仅此一见，不知详情，推定出身将门。陶侃的意思是：殷融本来出身名门，故是君子，王章出身将门，故是小人。但现在殷融作为幕僚，打仗失败后，归过于府主，而王章却风格甚高，肯替庾亮承担责任，故从思想品质言，两人倒换了位置。按王章敢于替庾亮承担全部责任，陶侃也没有斥他不够资格，可见其将军官品不低，权力不小，但他从门第言，仍是小人，和殷融存在士庶之别。《晋书·郭默传》：“少微贱，以壮勇事太守裴整，为督将”。以后虽逐渐升至官品颇高的后将军（三品）领屯骑校尉（四品），但仍被官品与他相等，然出身大族的平南将军刘胤视为“小人”。这种制度和风气，正是又拉拢“小人”，又保证“君子”优越地位的手段。
第三，如果役门等因功勋能够升至官品九品以上，甚至五品以上职位，子弟又能小心谨慎，将以上官位接连保持两、三代，还可以改换门庭，成为高门或次门。如彭城到彦之曾以担粪自给，显属役门。但自因军功封侯，升至护军将军（四品），第二代位至州刺史（四品），第三代位至五兵尚书（官品三品），到氏便升为高门①。这种制度与风气，对役门等为王朝服务的积极性，是个更大的刺激。当然，由于高门甲族的压抑与排斥，以及当时役门等家族本身文化素质的限制，取得高官要职并维持两、三代的，几如凤毛麟角；但将六至九品官位保持两、三代，升为次门的，虽然不多，却也不能算很稀罕，特别南朝。
以上为役门等出仕的制度。
至于次门，本为士族，无论出仕与否，均免徭役，自比役门等优越。但在高级士族掌握统治大权的东晋，同样受到压抑，仕途升迁困难，因此对待他们也有个如何调动其积极性问题。估计上述关于役门等出仕的制度，有的① 关于地方官不分清浊的原因，宫崎市定以为是西晋行甲午制，“凡选举皆先治百姓，然后授用”（《晋书·王戎传》），世族、寒门均得先经宰县，故无法分清浊。其实西晋官分清浊仅处萌芽时期，地方官恐怕还不存在是否分清浊的问题。而到东晋，并未继续推行甲午制。地方官其所以不分清浊，很可能是因为统治地方，事务极烦杂，边境还有战争，原则上无法排斥让有才干的役门、将门充任：但地方上有丰厚剥削收入，高门都力争当外官，因而清浊之分也就无法适用地方官。
① 《南史·到彦之传》：彦之孙到■竟讥琅邪王晏官职“清华所不为”。侄到溉位吏部尚书。到氏门阀自己成高门。
固然与次门无关（如出仕九品官以上免徭役），有的则大体也适用于他们。如次门虽有取得清官资格，但所得官位除清度低外，品级也不可能高，因为高级清官多为高门把持。因此次门也往往把出仕武职或清浊不分的地方长官，作为晋升的终南捷径。而且应该说，在东晋，通过这一途径取得高官的，次门因为条件稍优，数量要多于役门。同样，次门两、三代中保持五品以上高官升为高门的，可能性也大于役门等，南朝前期材料稍多，见后。
以下着重讨论一下役门等出仕后的免徭役问题。
如上所述，役门如仕至官品九品以上，去职后不能免徭役，但在职期间，依太康制度，是可以荫三族的。然而自刘宋，元嘉年间起，发生了对役门不利的变化。
《宋书·索虏传》：（元嘉二十七年）军旅大起，王公妃主及朝士牧守，各献金帛等物，以助国用。。。又以兵力不足，尚书左仆射何尚之参议发南兖州三五民丁；父祖伯叔兄弟仕州居职从事，及仕北徐、兖为皇弟皇子从事，庶姓主簿，诸皇弟皇子府参军督护、国三令以上相府舍者，不在发例，其余悉倩暂征行。唐长孺先生认为：“虽然这里没有说凡充任上举官职的才是士族，但既承认其免除兵役权利，实际等于宣布这些官职是最起码的士族标识。”又指出“寒人”如仕至这些官职，“也当认作准予荫三族的起码士族。”①此说可酌。这似是把役门、寒人仕至这些官职免役，与是否士族这样两个不同的问题混淆了。诚然，士族中层次低的，往往充任这些官职，甚至高门也有起家或历官州从事的，然而仕至这些官职的，却不限于士族，也可以是役门、寒人。如《宋书·武念传》：乃“三五门”，即仕至宋孝武帝当皇子时，军号抚军将军，任雍州等州都督的“参军督护”。唐先生自己也举了好几个寒人仕至参军督护、国三令的例子。可是这些人怎么能因此便“认作准予荫三族的起码士族”呢？试看下例：《南史·江敩传》：宋末齐初，寒人纪僧真得君主宠幸，自小吏仕至中书舍人（官品七品，士庶杂选）、尚书主客郎（六品清官）、太尉中兵参军（官品七品），官位都高过皇弟皇子府参军督护、国三令。可是他仍非士族。他对齐武帝说：“臣小人，出自本县武吏，邀逢圣时，阶荣至此。。。即时无复所须，唯就陛下乞作士大夫（意即将门第改为士族）”。帝曰：“由江敩、谢■，我不得措此意，可自诣之。”结果纪僧真碰了一鼻子灰，叹曰：“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
考永明年间，江敩任司徒左长史，谢■为吏部尚书。当时纪僧真必仍为役门或吏家，武帝是要他找江敩等将出身或门第改为士族①，而江敩予以拒绝。《江敩传》又称：“时人重敩风格，不为权幸降意”。这既说明当时权幸改变门第的不在少数，一般司徒左长史、中正无此“风格”，所以江敩为① 参见《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71 页及72 页注一。虽然唐先生在作出上述论断前曾说“规定最起码的士族起家官是在元嘉二十七年”。似乎要讨论起家官，可是因为何尚之议一个字也没有涉及起家问题，所以在具体分析中实际上主张仕至这些官职就是“起码士族”。
① 这当中定有一套制度和手续，因史料阙如，试推测如下：凡士族均有门品，归司徒左长史掌管，吏部尚书则据品铨选。而役门等仕至官品九品以上，大概仍无门品，与司徒左长史不发生关系，直接由吏部尚书根据另一套制度铨选。要改士族，不但要司徒左长史准予定门品，而且也要吏部尚书将其铨选由役门等改为士族铨选系统，这就是为何要找江敩、谢■两人之原因。
人所重。另一方面又说明如不经一定手续，即使在君主示意下仕至清官，甚至更高的三品以上文职大臣（如南齐王敬则、陈显达，均位三公），也非士族。
再举一例：《文选》卷四十《奏弹王源》一文反映南齐士族王源因与寒人满氏联姻，遭到御史中丞沈约弹劾，此事前已提及。而据沈约文，满璋之官“王国侍郎”。如是皇弟皇子王国，则侍郎官位高过“国三令”；如王国等级较低（如嗣王），待郎官位也大体与皇弟皇子“国三令”相等。如果仕至这一官职就被认作“起码士族”，便不会发生弹劾问题。实际情况是：沈约虽提到了这一官职，却不把它当一回事，仍从血缘上揭发：“窃寻璋之姓族，士庶莫辨。。王满连姻，实骇物听”。这又证仕至这些官职的寒人仍是役门、庶人，不是士族。那么何尚之的建议如何理解呢？
便是要求进一步改变西晋太康制度，压缩官吏荫族特权。情况大概是这样的：在这之前，即便役门，凡官至九品以上，在职期间均可荫族，这是沿袭太康旧制。可是自东晋门阀制度确立以后，高门、次门不管出仕与否均可免役；再加上战争频繁，役门等立功升至官品九品以上者日多，这样，可供王朝役使的对象便在减少。到元嘉二十七年，军旅大起，“兵力不足”，怎么办呢？对士族不敢碰，便在役门头上做文章。依何尚之议，仅只征发“三五民丁”，即“三五户”亦即役门之民丁，但实行一个新制度，即将三五户中本来出仕至九品以上官位所享有的荫族权予以压缩，改定为大体官品七、八品的州从事、皇弟皇子国三令等方能享有。为了缓和这些被剥夺荫族权之寒官的不满，规定“悉倩暂行征”，意即只此一次，下不为例，而且限于兵役。可是因为整个说来，徭役、兵役等需大于供，这个口子一开，便收不住了，不但后来征行照此办理，而且也适用于其他徭役、杂役。太康制度便改变了。这是门阀制度确立，高门甲族掌握大权（何尚之即高门），压制役门、寒人的又一表现。据《宋书·羊玄保附羊希传》记载：为尚书左丞，在离元嘉二十七年不久的大明初建议改变旧制，允许官吏占山护泽，官品第一、第二听占山三顷，依次递减，七、八品听占一顷五十亩，而九品却与“百姓”同，仅听占一顷。这种压制绝大多数由役门、寒人充任的九品官吏特权的作法，与何尚之议的精神正好遥相呼应（泰山羊氏亦高门），可作为前述对元嘉二十七年改制新看法的一个旁证。
附带一说，史学界有认为出身州从事是起码的士族标志，我们觉得这个论断尚可斟酌。按《隋书·百官志上》，萧梁天监官制改革后，门地二品者官分十八班，门地不登二品者为“寒微士人”，又有流外七班安置他们。这流外七班，大体相当于晋宋八、九品官位（考证见后）。我们知道，寒微士人也是士族，数量较多。《南齐书·陆慧晓传》：山阴一县课户二万中资产超过三千者，占一半以上到三分之二。可“凡有资者，多是士人复除”。从这句话虽无法断定其绝对数字，但绝不止三百、五百户是可以肯定的。其中大多数当为层次比较低的寒微士人。这些士人，据天监官制，需经历了流外七班，方能登流内一班。州从事属于哪一班呢？如按南兖州班次最低的文学从事和皇弟皇子北徐、北兖州班次最低的文学从事言，分别是流外六班和五班，略相当于刘宋官品八品。如按扬州、南徐州西曹祭酒从事、议曹从事言，则是流内一班，略相当于刘宋官品七品。把起码士族之标识定为出身州从事，则出身梁流外四班至一班，或刘宋官品九品的寒微士人，岂不被排斥于士族之外，成了役门了吗？这不可能，也不符历史事实。为了进一步证实这个问题，还需对唐先生据以论断的两条材料加以考证。一条即《宋书·索虏传》何尚之参议，上面已经指出它一个字也没有涉及起家官，其中免役资格与是否士族不是一回事。另一条材料为《南史·庾革传》，原文如下：“后为荆州别驾。。。初，梁州人益州刺史邓元起功勋甚著，名地卑琐，愿名挂士流。时始兴忠武王憺为州将，元起位已高，而解巾不先州官，则不为乡里所悉，元起乞上籍出身州从事，憺命荜用之，荜不从。。遂止。”
这段记载具体史实有误，见《廿二史考异》卷三七，但不影响我们讨论的问题。唐先生把“名挂士流”理解得太实，以为邓元起只想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