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中国通史第五卷－中古时代－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上册)-第7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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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引起极大震动。2。孝文帝其所以没有认真排抑武人，宣武帝其所以宣扬“文武号殊，佐治一也”，主要原因就在鲜卑武人实力强大。如果说在北镇地区还可勉强推行新制的话①，则在内地，尤其是京师，便不可能不有所顾忌，而不敢完全照搬南朝模式。张彝父子想进一步推行新制，落此可悲下场，是毫不奇怪的。3。据《资治通鉴》，张彝死后不久，因“依资入选”的人太多，吏部尚书崔亮被迫实行停年格。旧制“依资入选”虽不排抑武人，但还得考虑待选者的“贤愚”，而按新格，则专凭“年劳”用人。因而一个寒人、武人只要因军功进入九流，以后便可① 参见《北齐书·魏兰根传》。但最后仍爆发六镇起义。
熬年头，按步就班升迁，进入清官、高官行列②。当时战争较多，因军功甚至“窃冒军功”取得官位者甚多（参《魏书·卢同传》）。这些，便给寒人大量转为士族开了方便之门。
由于君主、鲜卑贵族全都重视军功，社会风气也就不能不相应受到极大影响：《魏书·李琰之传》：出身陇西李氏，从父李冲乃孝文帝时宰相。琰之“经史百家无所不览”，“虽以儒素自业，而每语人言，吾家世将种，自云犹有关西风气”。《北史·卢同附卢勇传》：出身范阳卢氏，叔父卢同曰：“白头（卢勇从兄景裕）必以交通，季礼（卢勇字）当以武达。兴吾门者，二子也。”《隋书·酷吏崔弘度传》：出身博陵崔氏，“祖楷，魏司空”。弘度专习武事，曾自四五丈高楼上“歘然掷下，至地无损伤”。仕周，屡以“战勋”升迁。《隋书·长孙最传》：“时周室尚武，贵游子弟咸以相矜”。可见，不但社会尚武，甚至第一流汉族高门也不轻视“武达”，不讳“将种”，和南朝有很大的不同。这种风气，也是适合寒人仕进、升迁，淡化士庶界限的。
除了军功，吏干在北朝也一直受重视。魏孝文帝改革时本来似乎想引导人们把吏千与儒术、文才、学识结合起来。所重用或重视的人，汉族中多属这一类型。如王肃、宋弁、郭祚、李彪、崔光、邢峦、崔休、甄琛等均是。其中如李彪，“家寒微”，只因“学博坟籍，。。兼优吏职”，便被孝文帝不断提拔，升任清官散骑常侍（从三品），兼度支尚书（三品），以至“等望清华”。这种做法，和随后南朝梁武帝信用范云、徐勉、周■、朱异等，指导思想，颇为相近。
但是，因为北朝社会鲜卑贵族政治上占优势，他们虽然受汉风薰陶，子弟渐趋文史经术之途，毕竟一时和汉族相比，还存在很大差距，参见《魏书·山伟传》。所以孝文帝把吏干与儒术、文才、学识结合起来的官吏选拔标准，后来实际上很少贯彻和实行。当权者真正重视的，除了军功，就是吏干。《魏书·羊深传》：魏末上疏称，孝文、宣武重视儒术，“自兹以降，世极道消。。进必吏能，升非学艺。是使刀笔小用，计日而期荣；专经大才，甘心于陋巷”。同上《文苑邢听传》：“自孝昌以后，天下多务，世人竞以吏工取达，文学大衰”。两文都把铨选重视吏干，忽略儒术、文学，归诸魏孝明帝以后。这不符合事实。其实，这种风气宣武帝之时就很厉害。“本无学识，动违礼度”的高肇，只因有吏干，“世咸谓之为能”，便被拔为宰相（尚书仆射、令），前后任职达十年之久。另一任职较久的宰相（尚书左仆射）源怀，也毫无学术。宣武帝十分信任的（对这种信任，梁武帝也为之叹服）处在与南朝斗争最前线的扬州刺史、都督李崇，其长处除了“深有将略”，便是“断狱精审”。至于不少毫无儒术、文学的恩倖，受重用，升高官，“参机要”，“关与政事”，几乎也多在宣武帝之时，参见《魏书·恩倖传》。这正是推动“进必吏能，并非学艺”风气的强大因素。总之，前述魏孝文帝在官吏选拔标准方面的努力，总的来看，收效并不大。其根本原因，与其说是宣武帝没有很好继续、坚持，倒不如说这是当时北魏社会特点决定的。因为从魏初以来，选官标准中儒术、文才、学识便处于很次要地位。孝文帝进一步汉化，大力倡② 参见《魏书·辛雄传》。又《北齐书·魏兰根传》提到，与北镇府户身份日益卑贱不同，其在内地的“本宗各类，各备荣显”，当即指这一类人。
导，如果随后得到一个长期稳定环境，鲜卑贵族在这些方面逐渐赶上汉族，或许孝文帝的目标可以实现①。无奈北朝后期动荡、战乱多，稳定、和平少，于是孝文帝的努力成果渐披搁置一边，基本上恢复了魏初以来除了军功，主要重视吏干的传统，“进必吏能，非升学艺”，便是很自然的。所以不是羊深所说，似乎魏孝明帝以后改变了孝文、宣武的用人标准，而是魏孝文帝时一度有所改变的、魏初以来的用人标准，宣武、孝明以后又逐渐恢复了。北齐、北周情况略同，如北齐寒人赵彦琛“始从文吏，终致台辅”（《北史》卷五五传论），其间还当过多年宰相，为其著例。另一寒人唐邕“以干济见知”。北齐文宣帝曾“亲执邕手，引至太后前，坐于丞相斛律金之上（时邕位仅给事中），启太后云‘唐邕强干，一人当千’。”或切责侍臣云：“观卿等举措，不中与唐邕作奴”（《北齐书》、《北史》本传）。这与南朝齐武帝夸奖善吏事之寒人刘系宗语气十分类似①。可是刘系宗最高官位仅宁朔将军、宣城太守，均非清官；而唐邕最后却当上了宰相（尚书右仆射、令、录尚书事）。这清楚地表明了吏干在南北不同的地位。
重吏干，就像重军功一样，也是有利于寒人仕进、升迁，从而淡化士庶界限的。
关于寒人因军功、吏干而转化为士族，最突出的事例莫过于北朝后期寒人大量兖任州郡中正。如恒州有王峻、齐州有赵彦琛、并州有唐邕、云州有张遵业、夏州有赫连子悦、冀州有高岳②、雍州有王仲兴、燕州有寇猛、肆州有茹皓、荆州有赵邕③、济州有张轨、华州有冀俊、西安州有宇文盛④。甚至于卑贱之宦官，也可充任州大中正。如平季、杨范、成轨、封津均是，见《魏书·阉官传》。其中如平季不但是幽州大中正，而且摄燕、安、平、营四州中正。
如所周知，州郡中正必须以士族，特别是高门充任。孝文帝时曾“高拟其人，妙尽兹选。皆须名位重于乡国，才德充于具瞻，然后可以品裁州郡，综核人物”，可是从宣武帝起，制度便已破坏，到孝明帝时，中正已是“所置多非其人”。无疑是指许多寒人混进去了。这和前述北魏社会重官位、权势，重军功、吏干，孝文帝一度强调门阀、儒术、文学，宣武帝以后逐渐又基本恢复旧状，也是一致的。针对这种现象，清河王怿于孝明帝时上表情重中正之选，可是积习已久，虽然“诏依表施行，而终不能用”①。
州郡中正尚且士庶不分，其他官吏可知。《隋书·卢恺传》称“自周氏以降，选无清浊”。这是大势所趋，毫不奇怪。
第四，北朝后期，由于门阀制度不够发展，通过考试用人、取士，范围也比南朝要宽。其主要原因有二：1 。 鲜卑贵族尚武，而骑射之类的高低，最① 《北齐书，邢邵传》：“自孝明之后，文雅大盛，邵。。每一文初出，京师为之纸贵”。这符合本文帝改革后正常发展规律。可是六镇起义后，此风即衰。即《魏书·文苑邢听传》所称“孝昌以后，天下多务。。文学大衰”。
① 参见《南史·恩倖刘系宗传》。
② 见《北齐书》各本传。
③ 见《魏书·恩倖传》。
④ 见《周书》各本传。
① 以上均见《通典·选举四、二》。
好的办法便是通过比赛、考试决定。对此，鲜卑贵族十分习惯②，将它推行于用人、取士上，是很自然的。2。北朝后期，由于种种原因，包括军功、吏干，应该得官者多，而且越来越多，可是官位有限③。崔亮所立停年格，只能解决一部分人，即已经出仕，数年后期满停官，等待另行任命时，官位少，待任命者多的矛盾；至于大量尚未取得出仕资格者争取出仕，以及已经取得出仕资格，任命时争取美官、要官等一系列问题，则无法解决。于是，在上述鲜卑贵族习惯比赛、考试风气的影响下，加上汉魏以来察举本行考试之法的作用，这一制度逐渐向多样化演变，便成为不可避免之趋势。
首先是学校和察举中的射策、对策制继续推行，由于种种原因，已由士族垄断逐渐转为容纳寒人。通过此途，寒人仕进的越来越多。
其次，有时有的官职可由白衣不经学校或察举，直接通过考试取得。如《魏书·文苑温子升传》：孝明帝时，御史中尉元匡，“博召辞人，以充御史。同时射策者八百余人，子升与卢仲宣、孙搴等二十四人为高第。。。遂补御史”。按温子升时为广阳王渊家“贱客”，本“在马坊教诸奴子书”，自无官职。据《北齐书·孙搴传》：第一任官是御史中官位最低的检校御史，当即此次与温子升同时射策所得，则射策前亦为白衣。《北史·卢仲宣传》虽不言考御史事，亦未言释褐何官，但据其称仲宣兄弟入仕前“俱以文章显”，这与元匡“博召辞人”之说正相吻合，似亦可推定射策前原为白衣。这种由白衣直接射策取得某种官职之制，无疑是北朝后期铨选上一个重要发展，对寒人仕进也是有利的。温子升“家世寒素”，只能在王府充“贱客”，“教诸奴子书”，却通过此制一跃当上御史，进入清流官行列，便是明证。
再次，某些美官、要官可由已有官职的人考试取得。《魏书·字文忠之传》：“忠之好荣利，自为中书郎六、七年矣，遇尚书省选右丞，预选者皆射策，忠之入试焉。既获丞职，大为忻满，志气嚣然”①。这一制度同样对寒人有利。因为它虽不能使无官职的寒人仕进，却可使已经仕进的寒人，由于种种原因宦途受阻时，借此取得较好官职。《北史·文苑樊逊传》：北齐天保八年，“减东西二省官，更定选，员不过三百，参者二、三千人。杨愔言于众曰：‘后生清俊，莫过卢思道；文章成就，莫过樊孝谦（即樊逊）；几案断割，莫过崔成之。’遂以思道长兼员外郎，三人并员外将军”。从杨愔评语推测，似乎既有笔试，又有口试。“文章成就，莫过樊孝谦”，自指笔试（《北齐书·文苑樊逊传》此事正记为“所司策问，逊为当时第一”）。“后生清俊，莫过卢思道”，似为口试观察“身、言”的结果。据《北齐书·杨愔传》：“典选二十余年，。。取士多以言貌，时致谤言”。杨愔把卢思道用为员外将军（从八品），长兼员外郎（从七品），高出另外两个人，正和他用人“多以言、貌”之说相吻合。至于“几案断割，莫过崔成之’，恐亦为口试。后来唐代吏部试中“身、言、书、判”四条标准，这时已有了三条（除“书”）的萌芽。不过唐代的“判”比较重视文采，是笔试，而此处称“几案断割”，似侧重吏干，口试的可能性大。杨愔所下评语，又叫对士人“题目”。《北齐书·辛术传》：位吏部尚书。“天保末，文宣（帝）尝令② 多见《魏书》卷十五《元祯传》、卷十六《元浑传》；《北齐书·元景安传》。③ 《魏书·崔亮传》称，早在孝明帝时已是“令十人共一官，犹无官可授”。① 阎步克博士学位论文：《察举制之变迁》，第五部第四章对当时考试任官之制，有详细考证。文存北京大学图书馆。
术选百员官，参选者二、三千人，术题目士子，人无谤 ”。此处虽未提到考试，但其经过与前一次十分相像，相隔时间也很近，参选者与入选者之比例更加悬殊，所作“题目”，恐怕也是通过了考试的。辛术用人，史称重视“才器”，“管库（指寒人）必摆，门阀不遗”，则天保末这次“题目”，自亦守此精神，其中包括拔摆一些有才干的小官（类似“管库”），所以才会“人无谤 ”。在这一方面，前面提到的樊逊，更为好例。他出身寒人，“门族寒陋”，但因为“学富才高”，曾多次被州举为秀才，证明当时察举确已容纳寒人。可是大概由于其他环节还存在着门第歧视，所以尽管对策高第，取得出仕资格，仍然长期得不到吏部铨叙实官，只能凭此资格辗转官府中承担一些临时杂务。幸亏有了东西二省官的更选，使他摆脱了困境，被用为流内官——员外将军。官位虽不高，但这种考试制度，同样有利于寒人仕进，却是可以肯定的。
最后，历来察举均需先经州、郡长官推荐，而至北朝后期却出现了自愿报考的萌芽，见《北齐书·儒林马敬德传》。这对有才学的寒人的仕进，无疑十分有利。
总之，北朝后期考试制的发展与多样化，是内在原因促成的。因为主要是凭个人才学竞争，便于武功、吏于之外，又为寒人开辟了一条仕进、升迁之路。士庶界限之淡化，门阀制之早衰，都和这一特点分不开。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北朝后期私人开学馆，教授生徒之风，远盛于南朝。“横（黉）经受业之侣，遍于乡邑；负笈从宦之徒，不远千里”（《北史·儒林传序》）。其中如经师张吾贵“每一讲唱，门徒千数”；大儒徐遵明“每精庐暂辟，杖策不远千里，束修受业，编录将逾万人”①。这些盛况，南朝私学是看不到的，从而为一些寒人学习儒术，在考试中夺标、出仕，准备了条件。
以上是北朝后期门阀制度的四个特点。正是这些特点的存在，决定了北朝后期门阀制度的不振，或者说早衰。
① 参见《魏书·儒林刘献之传、徐遵明传》。
第五节门阀制度出现和持续存在的原因为什么在三国两晋南北朝这段历史时期会出现门阀制度，并前后存续了数百年？
中国古代的门阀制度，整个看来，最主要特征在于按门第高下选拔与任用官吏。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主要当属于政治制度的范畴。根据这一理解，再进一步探讨其出现和持续存在的原因和规律。
一、大土地所有制、封建大家族与宗族、以及儒学三者相结合之统一体，其形成与发展，是门阀制度出现和持续存在的前提。
如所周知，自从春秋战国时期农村公社逐渐瓦解，奴隶制宗旌。氏族大量没落以后，到西汉初为止，社会上涌现出来的是无数个体小农，以及伴随土地兼并相继形成的一些中小地主。至于大土地所有者，虽然有，数量还很少，且因多与六国贵族、官僚、豪杰身份相结合，往往与封建皇朝发生矛盾、冲突，在秦及西汉前期不断受到压制、打击①，不能稳定地延续下去。另一面，封建皇朝的主要支柱是功臣、贵族、官僚。为了换取他们的全力支持，除了经济方面的优遇，西汉皇朝在政治方面也赋予不少特权，如其子弟可以“父兄任”出仕，公卿以“武力功臣”为之，形成“以列侯为丞相”的惯例等②。可是由于历史条件和文化素质的限制，这些功臣、贵族、官僚家族在政治上同样不能稳定地延续下去。子孙或者骄奢淫逸，“多陷法禁”，丢掉官爵；或者统治才干很差，在职“备员而已”③。
所以，从汉武帝开始，为了巩固统治，被迫适应上述社会条件，在全国范围内，主要按德、才标准，从“布衣”，包括富裕农民和中小地主出身的士人中，选拔人才，实行经由“乡举里选”的察举制度。从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