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中国通史第五卷－中古时代－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上册)-第8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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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上奏。参与北齐编修的先后有录尚书事赵彦深、中书令魏收、散骑常侍崔昂、大理卿封述，尚书右仆射薛⑸惺檠粜葜⒐蛹谰坡砭吹隆⑸⑵锍Ｊ掏跛赡辍⒌钪惺逃反蕖龅取１逼肼晒彩怼Ｄ看挝好⒔馈⒒椤⑸眯恕⑽ブ啤⒄┪保ā短屏洹纷髌畚螅⒍匪稀⒃舻粒ㄒ蛔髟粑螅⒉抖稀⒒偎稹⒕悄痢⒃印６衫虐偎氖盘酢Ｍ裕侄ū逼肓钗迨恚ā端迨椤ぞ尽贰ⅰ短屏洹纷魉氖怼ⅰ锻ǖ洹纷魅恚缎戮商剖椤分咀靼司恚似陨惺榘瞬芪谌荽蠖疾勺晕航适隆Ｓ纸切┎豢闪⑽ǚǖ模肀唷度睢范怼�
北齐也有格。河清无年（562）平秦王高归彦谋反须定罪，但律无正文，于是另立“权格”，与律令并行。武成帝年间，由工部郭彦、太府高宾、司车路下大夫裴汉等修成齐格，卷数篇目无考。
北齐律是自晋泰始律以来又一个重要法典，对历朝法典进行了大刀阔斧的修改。“校正古今所增损者十有七八”。其特点是“法令明审”，“科条简要”。如贼、盗自战国以来一直为二律，北齐合为一律。又合捕律、断狱为捕断，因为贼、盗同类，捕、断狱相连，故这些合并都比较合理。在刑罚种类上，北齐律定死、流、耐、杖、笞为正刑，正确确立了封建五刑制，以后历朝的刑罚基本上没有超出这五刑的范围，仅是名称变动或刑罚轻重不同而已。在内容上，北齐律立十条重罪，即后来的十恶，一直沿用至封建社会晚年。在法律形式上，北齐律、令、格、式并行，奠定了封建法律四大形式的基础。因此，北齐律是一部承上启下的法典，在中国封建法典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成为隋律、唐律的蓝本。
北周在宇文泰辅政西魏时，令赵肃为廷尉卿，撰定法律，未竟而赵肃死。宇文觉称帝后，又令司宪大夫拓跋迪继续修律，至保定三年（563）修成上奏，称为大律，共二十五篇。目次为：刑名、法例、祀享、朝会、婚姻、户禁、水火、兴缮、卫宫、市廛、斗竞、劫盗、贼叛、毁亡、违制、关津、诸侯、厩牧、杂犯、诈伪、请赇、告言、逃亡、系讯、断狱，凡一千五百三十七条。建德六年（577），北周灭北齐时，颁《刑书要制》，内容主要是加重刑罚。又称刑经圣制。由于酷刑不适应社会的发展，大象元年（579）废《刑事要制》。北周律是仿周之大诰而修的。即仿周礼，又采晋律，古今混杂，礼律凌乱，兼之条流苛密、烦而不要，又失之于严，刑罚峻苛，在内容上，体例上，用刑上都存在许多弊病，故隋朝虽继北周而来，但隋律却弃北周律而采北齐律。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编纂了大量的法典。其中晋律和北齐律在法制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曹魏时期的科、东魏的格、西魏的式，丰富了封建的法律形式；历朝法典对体例篇章的厘正，对后代法典也产生深刻影响。
第二节刑法刑法是中国封建法律中最发达的部分。在古代，刑就是法，法就是刑，刑罚构成法律的基本内容。历代法典都详细地规定刑罚的种类、级别。秦以前，刑罚种类主要有墨刑（黥）、劓刑、膑刑（刖）、宫刑、大辟五种。前四种为肉刑，常附加于劳役刑，墨者守门，劓者守关，别者守囿，宫者守内。汉律承前五刑。汉文帝时废肉刑，用徒刑代替墨刑，用折左趾笞代劓刑。用折右趾代替大辟中的弃市。这是中国古代刑法史上的一个创举，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继续这种改革的趋势，逐渐形成和确立了笞、杖、徒、流、死这五种新的主要刑罚。此外，还有赎刑、肉刑也一定限度内存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主要刑罚有下述几种。
死刑（族刑附）
前五种刑中，死刑有弃市、腰斩、枭首、车裂、磔（zhé）、戮磬、阮、搏、焚、培等多种形式，有的十分残酷。至汉代大都废除，存弃市、腰斩、枭首。曹魏律、晋律规定死刑为三等：枭首、腰斩、弃市。古代以身首分离为重罚，故枭首是最重的死刑方式，“恶之长”；弃市为最低级的死刑，“死之下”。此外，曹魏对于谋反大逆的罪犯，也用“枭潴（zhū）”，“枭菹（zú）”的残酷方式，目的在于“严绝恶迹”，但不正式载入律令，仅作为临时之法。南朝废腰斩；梁律死刑为枭首，弃市二等。（《隋书·刑法志》引梁律文“其谋反，降叛大逆以上皆斩，从子同产男，无少长，皆弃市”。似梁仍有斩刑，但考宋、齐均无腰斩之例，梁律法定死刑方式又无腰斩，疑斩即为枭首。况隋志附注斩即殊身首）陈律沿梁制，死罪亦为二级，殊身首为重，全身首为轻。在《梁书》、《陈书》中，枭首有时也称为斩。从魏晋至南朝，死罪的行刑方式是趋向于越来越简化。
北朝的死刑方式较多。神■律令中死刑为四等：殊死、腰斩、绞、（ （《唐六典》载为（ 、腰斩、殊死、弃市），（ 为桀刑、加于害其亲者，太和律废（ 刑，定死刑为枭、斩、绞，以枭首为重。北齐律恢复（ 刑，又为四等。北齐的枭首为张尸三日，无市者列于乡亭显处，斩为殊身首。北周死刑为五等：磐（《唐六典》作磔）、绞、斩、枭、裂。一般说来，北朝的死刑方式较南朝残酷，尤以北周为甚。
除上述死刑方式外，这一时期还存在其他处死方式，如焚尸（见《北齐书·思好传》）、烹（《南史·杜暹传》、《北齐书·后妃纪》）、支解（《北史·崔暹传》）、劍杀（《魏书·昭成子孙列传》）、棒杀（《北史·房超传》）等。这些方式较为残酷，一用于民间私自施行的方法，多用于复仇；一是源于游牧部落原始的落后方法。也有官方临时采取的措施。如《隋书·刑法志》载，南朝梁元帝时“狱有死囚数千，令棒杀之”。这些方式都不是法律明文规定的死刑方式。
有人认为考竞也为一种处死方式。《释名》称，考竞为考其情而竞其命，故为狱死。考竞自汉魏至南北朝皆有，实为刑讯，即考其身而竞其情，因考竞而致死者有之，但并非所有考竞都致死，放不列入。
死刑之重者，又夷其族。汉有夷三族之令。魏“夷三族”不在律令，与汗潴、枭菹一样，用于惩罚谋反大逆的临时法。魏律虽不以夷三族为正条，但应用颇广。魏时因谋反而被夷三族的有曹爽、丁谧、邓飏、何晏、毕执、李胜、桓范、诸葛诞、毋丘俭，李丰、夏侯玄、张辑、乐敦、刘贤、王凌等（皆见《魏志》本传）。刘蜀、孙吴也有夷三族之制（见《孙皓传》、《马茂传》、《刘巴传》）。三国时，族刑除加于谋反罪外，也用于严肃法纪。如魏文帝黄初四年（223）诏：“今海内初定，敢有私复仇者皆族之。”刘备攻成都，欲得刘巴，传令军中“具有害刘巴者，诛及三族”（《刘巴传》注引《零陵先贤传》）。曹魏初年，族刑诛及已嫁出的女儿。正元年间，毋丘俭伏诛时，子妇荀氏应坐死，族兄荀f 通表魏帝，听义绝离婚，得免。荀氏的女儿毋丘芝亦坐死，时已出嫁为刘子元妻，有孕缓刑。荀氏请求自没为官奴婢以赎女儿之命。主簿程咸上议，认为女儿既嫁，即为异姓之妻，嫁后生儿育女，即为他族之母，父母有罪，迫刑已嫁之女，而夫党有罪，又随夫族受刑，一身二戮，不合理法，于是改律令，族诛不追及已出嫁的女儿。晋沿魏法，泰始律规定“除谋反适养母出嫁女皆不复还坐父母弃市”。惠帝年间，又议族诛不及妇人（孙秀之乱时，解结坐诛族，结女次日出嫁裴氏，因泰始律不追及出嫁女，裴氏要早迎以救其命，但结女愿自留解家随父刑，朝廷因而改律）。永嘉元年（307），东海王越表除三族刑。但实际上并没有完全废除，建兴三年（315）愍帝勃雍州修复被盗陵掩骼埋■，有犯者，诛及三族。至东晋太宁三年（325）又恢复三族刑，惟不及妇人。南朝基本上沿用晋制，族诛时只及父子同产男，妇人补奚官为奴婢（梁天监元年定弃市应从坐律）。北朝族刑应用较广泛。什翼健建国二年（S39）规定：“犯大逆者亲族男女无少长皆斩。”神■律改为“诛及其同籍，年十四以下腐刑，女子没县官。”减小了族诛的范围。北魏族刑有门诛、夷三族、夷五族三等级。五族之刑始于道武帝时，高霸、程固、崔浩等皆遭五族之诛。刘洁、宋爰、贾周等被夷三族。太和五年，诏改“其五族者降止同祖，三族止一门，门诛止身”。北齐族诛较少见（唯《祖珽传》载斛律光府参军封士让告光反，被灭族），限于门诛。但由于北朝同籍共产的大户普遍存在，故门诛所牵连的亲属也不少。肉刑肉刑是直接摧残身体的刑罚。汉以前有黥、劓、刖、宫等。汉文帝废肉刑，以髠钳代黥刑，以笞三百代劓刑。笞五百代囐左趾，弃市代囐右趾。关于肉刑之废，时论臧否各异，这一争论，一直持续至两晋。曹魏时期，有四次争论，第一次在建安十八年（213），御史中丞陈群议恢复肉刑，钟繇赞成，但王修反对，曹操感到难以藩国改汉朝之制，遂订甲子科，以木代铁囐左右趾。又因汉律太重，使减一半。第二次在魏文帝黄初元年，因当时战争尚未结束，故无定议。魏明帝太和元年和魏废帝正始中，又先后两次议论肉刑的废复问题，结果都不行。在这四次争论中，主复派有陈群、钟繇、傅干等人，陈群认为除肉刑名轻实重，加以弃市代囐右趾，增加杀生；钟繇主张允许死囚犯刖右趾以减死；傅干重复了“伤人者创”的报复主义。反对派有王修、王朗、夏侯玄等人。王修、王朗皆认为时机未成熟率复肉刑会失去民心；夏侯玄则提出要从根本上杜绝犯罪的根源，否则，恢复肉刑也无济于事。这一时期，主复派占上风，但由于客观形势的限制，未能恢复。实际上也间有施行，如曹魏时有黥人面（《毛玠传》）。西晋武帝年间，东晋元帝、安帝年间又有三次较大的争论，主复派代表为刘颂、卫展、蔡廓等。刘颂认为对逃亡者囐其足，盗窃者截其手，淫乱者割其势，是“去其为恶之具”，而且身体一经伤残，终生可为诫，他人见之也可畏而不犯。刘颂从除恶塞源的角度论证了肉刑作为刑罚手段的必要性。卫展、蔡廓则重复了曹魏时期名轻实重的理由。反对派有王敦、周f 、曹彦、桓彝、孔琳之等人。他们基本上是重复“不合时宜”的老调，认为北方未统一，不宜有惨酷之声。此外，提不出更充分的理由。由于反对派“不合时宜”的观点是以承认肉刑为前提的，而刘颂又提出深刻的理论依据，故主复派仍占上风，逐渐恢复了肉刑的法定地位。晋律规定：“奴婢亡，加铜青若墨黥，黥两眼，再亡，黥两颊上，三亡，横黥目下。”（《太平御览·刑法十四》）泰始四年，又定黥刖之制（《文献通考》）。至南朝，关于肉刑的争论基本停止，但肉刑却普遍恢复。刘宋时有黥、刖，为盗贼及害吏民者黥两颊并断两脚筋，徙付边远。齐沿宋法。梁有黥、劓，施于遇赦的死囚。至天监十四年才废劓、黥之刑。时也有见宫刑（《梁书·杜崱传》）。
北朝肉刑主要是宫刑。神■律令规定族诛坐死者年十四以下的处于腐刑。腐刑即宫刑，又称下蚕室。在北朝普遍存在。（《魏书·平季传》、《张宋传》、《抱嶷传》、《刘辉传》、《刘思逸传》、《崔玄伯传》、《贾粲传》、《王质传》）主要用于坐谋反罪，目的在绝其后；也有用于坐劫贼（《魏书·杨范传》）或敌国战俘（《魏书·段霸传》、《赵墨传》等）。这种刑罚虽属残酷、但比起夷族门诛终归还轻些。西魏十二年（547）废宫刑，改宫刑为没官（《册府元龟·刑法部·定律令三》）。但北齐初又复宫刑（《崔季舒传》）。
至天统五年（569）才下诏“应宫刑者，普免刑为官口”（《本纪》）。
北朝时也见黥刑。西魏大统十三年诏令“亡奴婢应黥者止科之罪。”肉刑的恢复是南北朝时期刑法的一个重要特点，但肉刑只为附加刑，与正刑并存，这是由以肉刑为主体的前五刑（墨、刖、劓、宫、大辟）向废除肉刑的后五刑（鞭、杖、徙、流、死）转化的过渡状况。
扑刑扑刑也是一种身体刑，包括笞、鞭、杖。笞用竹，鞭用革，杖用荆。扑刑在古代为教刑，用来督责官吏，又称为官刑。汉文帝废肉刑时以笞代劓，扑刑始成为正式刑罚。曹魏扑刑不入律，多甲来惩戒官吏，“纠慢怠也”，属教刑性质（《三国志·魏志·何夔传》、《韩宣传》）。魏扑刑严峻，鞭杖往往致死（《三国志·魏志·满宠传》）。青龙二年（234）下诏减鞭杖之制，又改妇人加笞从鞭督之制。因为笞时脱裤笞臀，鞭则脱衣鞭背，为免妇人形体裸露，故以鞭代笞，著于令。刘蜀扑刑似为正刑，杖二十以上要交诸葛亮亲决（《太平御览·刑法》十六引《晋阳秋》）。
晋以扑刑入令。晋律“诸有所督，罚五十以下，鞭如令”。有杖、鞭。
鞭又称督。应受杖而体有疮者改为鞭。鞭是一种较常用的刑罚，有五十至二十各等，过五十以上稍行之，以督教为目的。晋鞭分法鞭和常鞭两种。法鞭用生革去四廉制成，常鞭用熟靻不去廉。作鹄头，纽长一尺一寸，鞘长二尺二寸，广三分，厚一分，柄皆长二尺五寸。受鞭时脱衣伏锧。
南朝依循晋制。永初二年（421）诏定杖罚之科，刑罚比晋为轻。吏四品以下府署所得辄罚者，听统府寺行四十杖。齐永明五年（487）制二品清官杖僮干不得超过四十。梁天监元年议定鞭杖之制，正式以扑刑入律。梁律所法定的扑刑有鞭杖二百、一百、五十、三十、二十、十共六等。用时以扑刑为附加刑，施于髡钳，免官，夺劳等。梁鞭分制鞭、法鞭、常鞭三种。制鞭用生革廉成，法鞭用生革去廉，常鞭用熟靻不去廉，皆作鹤头，纽长一尺一寸，梢长二尺七寸，广三分，靶长二尺五寸。杖有大杖、法杖、小杖三种，皆用生荆，长六尺。大杖的大头围一寸三分，小头围八分半；法杖的大头围一寸三分，小头围五分：小杖的大头围一寸一分，小头围极少。行刑一般用常鞭，小杖。制鞭、大杖、法鞭、法杖需有持诏才能用。老幼罪应鞭杖的减半，妇人和将吏以上可以罚金代之。当笞二百以上的，只笞一半，余一半后决，中分鞭杖。扑刑在京师皆行于云龙门。陈永定元年定上测行笞律，规定讯囚上测立，鞭二十，笞三十，七日一行鞭，凡经杖共一百五十的得度不承者免死。扑刑在魏晋及宋齐，多为教刑，用于督责官吏，至梁陈始入律，作为正式刑罚广泛施行。
北朝一直以扑刑入律，鞭、杖为二种法庭正刑。“自鞭杖以上至于死罪，皆谓之刑”（《魏书·高闾传》）。杖之大小，鞭之长短皆有条文规定。但有司行刑时，欲免之则用细锤，欲陷之则用大杖。献文帝时乃规定“其锤用荆，平其节、讯囚者其本大三分，杖背者二分，挞胫者一分。北魏扑刑既为正刑，也为附加刑，施于流刑、年刑等罪（见《魏书·赵修传》、《薛野■传》、《刘辉传》）。北齐河清律定鞭刑五等，分一百、八十、六十、五十、四十。鞭鞘皆用熟皮，削去廉稜，鞭疤长一尺。杖刑共三等，分三十、二十、十。大杖长四尺，大头围三分，小头围二分；小杖长三尺五寸，大头围二分半，小头围一分半。此外，犯流刑、耐刑者，也各加鞭笞。行鞭刑
